中國現當代科幻小說英文譯介的回顧、反思與展望

王 楊

（蘭州財經大學 外國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中國科幻小說的發端可追溯至19世紀末的西學東漸，至今已逾百年。從梁啟超、魯迅的早期試筆，到2015年劉慈欣的《三體》斬獲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從誕生之初零星發散的嘗試，到如今無論是作家群體還是作品數量的規模形成，中國科幻小說走過了曲折發展的百年。而其間外譯的歷史卻僅有50余年，從譯介的空白期，到譯介作品的零星出現，直至在國際科幻文學舞臺亮出自己的形象，中國科幻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經歷了艱難的“破冰之旅”。究竟是哪些因素影響了中國科幻小說在英語世界的接受度，為何中國科幻小說尚未形成成熟穩定的海外譯介渠道，未來中國科幻小說如何能在世界上更響亮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本文將對中國現當代科幻小說英譯的過往進行梳理與回顧，以期在探索上述問題答案的同時為后續中國科幻小說的譯介提供一些參考。

一、中國科幻小說英譯的回顧與反思

為了能夠更加清晰地展現中國科幻小說英譯發展歷程，筆者將其分為以下五個階段，并從譯介概況、原因探究、促成因素等方面對每一階段進行分析。

（一）1904～1963年：真空期

1902年，梁啟超先生在自己主辦的雜志《新小說》上發表了名為《新中國未來紀》的小說。1903年，魯迅先生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長篇科幻小說《從地球到月球》，并開始撰寫科幻小說《月界旅行》。雖然前者更像是一部未來小說，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后者也僅完成了序言部分，但梁啟超與魯迅的嘗試開創了中國科幻小說的先河。自1904年中國第一部本土原創科幻小說《月球殖民地小說》誕生之日起，直至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科幻小說在探索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體作品情況見表1。遺憾的是，這16部作品中除了老舍先生的《貓城記》于1964年由詹姆斯·德魯（James Dew）翻譯成英文外[1]1，其余作品皆無譯介情況。這段“真空期”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表1 1904～1963年中國科幻小說作品統計

1.穩定的科幻文學創作環境尚未形成

20世紀初，剛起步的科幻文學創作由于內憂外患的動蕩而陷入低潮，發展之初的原動力受到不利外部環境的重創。新中國成立后，科幻創作再度興起。從新中國誕生到“文革”前的這17年，中國科幻小說在新領域中開疆擴土，然而向好的發展前景再度遭遇重創——“文革”使得我國科幻小說的創作又一次陷入沉寂。兩度中斷對于成長之路并不順暢的中國科幻小說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沒有穩定的創作環境，初具規模的中國科幻小說難以繼承和延續，沒有連貫和銜接，只有割裂的零星片段。

2.中國科幻小說尚未受到國際科幻文壇的關注

晚清之時，由西方譯入中國的科幻小說在當時被稱為“科學小說”，梁啟超將這類“哲理科學小說”歸為新小說的一種，魯迅則提出“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根據現有資料，“科幻小說”一詞首次出現在漢語中是在1952年，“科學幻想小說”一詞由當時的譯者譯介自蘇聯科幻文學。20世紀四五十年代蘇聯科幻文學理論對中國現當代科幻文學的創作產生了顯著影響，而1947年開始的冷戰又對國內、國際文學環境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政治權力場的角逐使尚處“成長期”的中國科幻文學在國際文壇遇冷，以當代英美科幻作品為主的國際科幻界在既有框架內很難接納中國科幻文學。

3.國內科幻小說定位尚不明確，科幻文學作家隊伍尚未形成

誕生自工業文明，且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學類型的科幻小說[2]28-30，從在中國出現便踏上了尋覓生存土壤之旅。民國時期科幻小說的創作逐漸遠離晚清時期的嚴肅文學，進入流行文學。此時，科幻小說的發表也由嚴肅的文學期刊轉至鴛鴦蝴蝶派小說刊物，代表作就是老舍先生于1932年創作的《貓城記》。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幻小說逐漸退出流行文學，科普化的成分增多，開始進入兒童文學領域。歷經兩次轉向，科幻小說在既有類型文學領域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嘗試通過融合的方式確立自己的位置，但卻未能形成獨立的文學類型。

從科幻小說創作者層面分析，這一時期的12位作者中僅有2位有多部作品產出，其余10位都僅有一部作品問世，創作的整體連續性還未實現。其中不乏情節、內容皆可圈可點的優秀作品，但后續作品的空缺使原本有成長潛力的作家停留在了原處。此外，有幾位作家的科幻小說創作更多是出于興趣“練筆”，如著名翻譯家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清末“譴責小說巨子”吳趼人的《新石頭記》，以及老舍先生的《貓城記》?？苹眯≌f并非上述幾位大家致力于投身的領域，這就使得根基不穩的科幻文學作家隊伍更加勢單力薄。

（二）1964～1999年：起步期

自老舍先生的早期科幻作品《貓城記》于1964年被譯介到海外起，中國科幻小說的英譯終于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中國科幻小說的譯介數量開始逐漸增長，具體情況見表2。這段時期譯介至英語世界的科幻小說共有10部，雖然這一數量與中國科幻小說30多年的發展和整體創作總量并不相稱，但卻是中國科幻小說走向世界的開始。

表2 1964～1999年中國科幻小說英譯情況統計

1.中國科幻文學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科幻文學創作隊伍日益壯大

1976年以后，沉寂多年的科幻小說回歸文壇，葉永烈的《世界最高峰的奇跡》中孵化出的恐龍正象征著中國科幻文學以充足的想象力和雄偉的姿態，宣告了自己的回歸。在他的帶動下，不但許多老作家（如童恩正、鄭文光）重新提筆，而且科幻刊物不斷增多，專門刊登科幻文學的刊物超過10家，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科幻海洋》《科學文藝》《科學文藝譯叢》《智慧樹》和《世界科幻譯叢》等刊物。

從1978年開始，以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代表，我國的軟科幻迎來了一段高速發展期。在當時“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背景下，很多科幻文學作品都展現出濃烈的思想解放色彩。在軟科幻領域一片繁榮的同時，我國的硬科幻也獲得了長足發展，鄭文光發表于1979年的《飛向人馬座》講述的就是關于太陽系探險和黑洞逃生的故事。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大批富有時代氣息、作品風格各異的作家使科幻文學再度煥發生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有“當代中國科幻四大天王”之稱的韓松、何夕、王晉康和星河。

2.全球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為科幻文學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

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人類社會開始向信息時代邁進，跨入第三次浪潮文明。20世紀90年代，我國“科教興國”戰略逐步確立，科技的飛速發展為科幻文學提供了大量創作素材，新事物的出現、新領域的拓展，讓科幻文學擁有了無盡的創作空間。作為文學領域中與信息時代關系最為密切的文學形式，科幻文學從時代大背景汲取養分的同時亦給予當下時代深度的文學思考和關懷。硬科幻在科技的迭代和提升中找到自己的切入點，對未來科技進行推演；軟科幻則依托科技的大背景，對社會、人文、倫理在信息時代的變化和適應進行反思?？梢哉f，信息時代成就了科幻文學，科幻文學自此擁有了騰飛的平臺。

3.中國科幻文學開始為國際科幻文壇所接納

1982年，葉永烈當選世界科幻小說協會（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簡稱 WSFS） 理事，中國科幻作家及作品正式獲得國際同行的認可和接納。[3]207-215美國科幻作家弗雷德里克·波爾（Frederik Pohl）、伊麗莎白·赫爾（Elizabeth Anne Hull）、詹姆斯·岡恩（James E.Gunn）曾到訪中國，舉辦講座、參加會議，與中國科幻界人士進行交流[3]195-247，歸國后隨即撰文對中國科幻進行介紹，并將中國科幻作品收錄于選集中。作為世界科幻文學產出中心的美國是中國科幻英譯作品向其他英語國家傳播的重要中轉站，美國本土科幻創作在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的“黃金時代”、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新浪潮”運動、80年代中期的“賽博朋克”運動后，開始顯出一定的疲態，美國科幻界部分作家嘗試從非英語科幻中獲得靈感、汲取動力。[4]77

（三）2000～2010年：銜接期

進入21世紀，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譯介迎來了質的飛躍。表3所列這五部作品中，韓松的《噶贊寺的轉經筒》、楊平的《MUD—黑客事件》以及趙海虹的《蛻》均為作家自譯，吳巖的《鼠標墊》由韓松翻譯，《球狀閃電》節選是Joel Martinsen所譯。21世紀最初的這10年之所以是“銜接”，正是因為這一時期既延續了“起步期”的發展態勢，又為下一時期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1.中國科幻作家自發“走出去”助力中國科幻小說的海外傳播

與“起步期”相比，“銜接期”最明顯的特點是，中國科幻作品一改以往等待市場選擇的被動，而是積極主動的發聲。這一時期，作家個人出于興趣，積極尋找適合的途徑、可能的平臺，努力將自己的作品推向英語世界。與等待“被譯介”的被動處境不同，主動“譯出去”不僅為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將作者從“幕后”推到了“臺前”，原先不參與作品傳播環節的作者也以全新的身份來接受市場的檢驗。如此一來，市場對作品的反饋及讀者對作品的反響能更直接地傳達給作者，這對作者未來作品的定位與調整大有裨益。

2.中國科技實力的不斷提升為中國科幻小說“走出去”注入了自信與底氣

作為工業文明產物的科幻小說，自誕生之初就與科技的發展密不可分。進入21世紀，人類世界與科技的聯系變得緊密且復雜，這一時期，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以及多個領域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為中國科幻小說的成長提供了強大的背景支撐。表3中五部科幻作品聚焦的都是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科技元素，而只有深入接觸最新科技，才能在科幻作品中對科技進行生動反饋和深入反思，對新環境下的人類命運進行關照。中國成為全球科技浪潮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恰為科幻作家提供了便利。

表3 2000～2010年中國科幻小說英譯情況統計

（四）2011～2014年：開拓期

2011～2014年，共有59部科幻作品譯介至英語世界，其中長篇小說1部，另外58部作品皆為中短篇小說。表4中所列為這一時期登載英譯中國科幻作品數量較多的出版社。此外，還有如《頂尖》（Apex）、《銀河邊緣》（Galaxy’s Edge）、《不可思議》（Uncanny）、托爾在線（Tor.com）等美國科幻雜志或網站，在2011～2014年間分別刊登了1篇中國科幻作品，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作品。2013年1月，CreateSpace出版社出版了劉慈欣個人作品集《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Classic Science Fiction Collection）；2014年11月11日，經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的翻譯推廣，《三體》英文版正式出版發行，也是這一階段唯一的一部英譯長篇小說。從作品譯介數量上看，“開拓期”遠遠超過了之前三個時期的總和；從海外推廣效果和國際認可度上看，“開拓期”的變化也十分突出。

表4 2011～2014年中國科幻小說英譯情況統計

1.中國出版界開始主動向外譯介本土科幻小說

2012年，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公司攜手美國托爾出版社（Tor Books），啟動了《三體》系列項目，從圖書選題、翻譯、出版發行到海外營銷，對圖書生產至流通的完整鏈條進行把控[5]57-58，為中國科幻“走出去”辟出了一條可行之路。同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譯叢》（Ren?ditions）于11月30日全球發行中國科幻?？?；2013年，人民文學雜志社的《路燈》（Path light）雜志推出中國科幻專題“未來”專欄，翻譯介紹了王晉康、劉慈欣、郝景芳、陳楸帆、凌晨、星河等近10位中國最優秀的中青年科幻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并配以科幻研究專家吳巖教授的導讀文章，全面評價了中國當代科幻文學作家群體。中國出版界開始認識到并逐漸認可科幻文學的價值，主動對外譯介體現出參與市場競爭的積極態度。

2.國際科幻界及海外學界對中國科幻文學的關注度明顯提升

2013年，美國科幻研究領域的權威雜志《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于2月推出“中國科幻研究專號”，集中刊發了吳巖、宋明煒、劉慈欣、飛氘、韓松等10位作家的文章，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紹了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這對中國科幻文學而言意義深遠，海外學界對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不再是零星分散的狀態，開始朝著體系化的方向過渡。對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從之前僅是研究者的個人興趣，發展成為海外學界普遍認為值得研究的領域，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推廣之路也愈加堅定。

3.譯文質量提高，讀者認可度增加

這一時期，作家自譯的情況明顯減少，譯者多為英語母語者或雙語者，其中劉宇昆的譯作頗豐且質量較高，他翻譯了陳楸帆、夏笳、劉慈欣、郝景芳、馬伯庸、糖匪等作家的眾多科幻作品，且譯作多次獲得或入圍翻譯獎項，在讀者中有較高的認可度。英語母語譯者有《三體2》的譯者Joel Martinsen，以及紙托邦（Paper Republic）網站創建者之一的Eric Abrahamsen。2011年《人民文學》在海外推出了譯介中國文學的季刊，英文版《路燈》（Path light），合作者便是紙托邦。由于譯者對譯入語語境的熟悉及語言層面的準確把握，譯文在譯入語讀者中的接受度較高，盡管在對原作細處的解讀上仍存在些許偏差，但在提升中國科幻文學作品影響力方面功不可沒。

（五）2015年以后：成熟期

2015～2020年是中國科幻文學整體“發力”的六年，從作品譯介數量看，英譯長篇小說9部，中短篇小說141篇；從發表渠道看，既有國內出版機構與國外出版機構的通力合作，也有國外科幻雜志的重點推介，還有國際科幻文學網站的積極配合；從獲獎情況看，2015年劉慈欣的《三體》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疊》（Folding Beijing）又摘得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2017年劉慈欣的《三體3：死神永生》獲軌跡獎最佳長篇科幻小說獎。這一時期中國科幻小說的譯介情況見表5。

表5 2015～2020年中國科幻小說英譯情況統計

中國科幻文學開始以自信的姿態積極參與到國際科幻文壇的競爭中，自我定位逐漸清晰、行業環境日趨成熟、海外影響日漸擴大，中國科幻文學正在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發展之路。

1.穩定作家隊伍的形成與優秀譯者的加盟

這一時期的科幻作家隊伍中既有繼承和發揚了童恩正等人科幻理念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如王晉康、劉慈欣、韓松、潘海天、楊鵬、柳文揚、趙海虹、凌晨、楊平等，他們突破了科普型科幻對科幻文學的局限，使得科幻小說的文學地位得以確立。[6]49還有在21世紀嶄露頭角的更新代科幻作家，比較突出的有陳楸帆、程婧波、江波、夏笳、郝景芳、遲卉、飛氘、羅隆翔等，更為寬松的創作環境和氛圍為他們獨特風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科幻文學的創作視野更為開闊，在與其他領域的交流中不斷豐富著自身。新生代與更新代作家組成的科幻文學隊伍是銀河獎、華語科幻星云獎等國內重量級科幻文學獎項的實力得主，為中國科幻文學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7]75-76

科幻作品過硬的質量及認可度的提升引發了翻譯界的積極回應，譯者群體也已初具規模，根據華語科幻奇幻對外翻譯資料站的最新數據，僅英語譯者就有39位。專注于科幻作品英譯的譯者中，除了劉宇昆、周華（Joel Martinsen）外，還有具備雙語優勢及相關經歷的多位譯者，如金雪妮（Emily Xueni Jin）等在美留學生、朱中宜（John Chu）等華裔科幻奇幻作家以及杜安柱（Andy Dudak）等精通中文的美國科幻作家。優秀的譯者是作者、讀者、出版業者之間的聯絡人，他們不僅是語言專家，更是善于協調這三方關系的“關系專家”。一部作品的成功譯介正是在“作者—譯者—出版業者—讀者”這四方需求的權衡中達到的穩定制高點。

2.國際影響擴大帶動了海外中國科幻文學研究

隨著更多的中國科幻文學作品以單行本、個人作品集、多人作品合集、期刊、電子出版物等多種形式被譯介至海外，海外學界對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在數量上明顯增加、質量上明顯提高、全面性上明顯增強。這一時期，海外學界的中國科幻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科幻文學史的研究，如洛倫佐·安多爾法托的《晚清小說中的科幻未來性語境》[8]，探討了以晚清時期為背景，科幻文學對時代的引領性作用；李樺的《“來自地球的人這么可怕嗎？”：論鄭文光〈戰神的后裔〉中的大氣危機》[9]提出，中國科幻小說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氣候變化和星球改造這類話題；卡拉·希利的《狂人與鐵屋：魯迅、信息劣化和當代中國科幻的文類混雜性》[10]將《狂人日記》與當代中國科幻小說進行了對比與解讀。

（2）對中國當代科幻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如維羅妮卡·霍林格的《長城星球：中國科幻的陌生化》[11]論述了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科幻開始成為世界科幻文學中極為重要的構成；卡拉·希利的《中國科幻小說中的陌生化現實主義：陳楸帆〈荒潮〉中的混雜性與環境主義》[12]認為，小說《荒潮》結合了現實主義文學主題和電子朋克的陌生化元素，對人與環境的復雜關系提出了思考。

（3）對科幻小說翻譯的研究，尼科萊塔·佩薩羅的《當代中國科幻：對翻譯類型文學的初步反思》[13]在對比近20年來中國科幻和20世紀美國科幻的基礎上，探究二者間的相似之處；洛伊奇·阿洛伊西奧的《翻譯中國科幻：論新詞匯、自造詞匯和范式的重要性》從詞匯創制的層面探討了科幻作品給翻譯帶來的新挑戰。

3.中國科幻文學英譯出版模式趨于系統和成熟

這一時期，出版中國科幻長篇小說及小說集的國外出版社主要有7家，其中有六大出版商旗下專營科幻奇幻類型的子品牌，如麥克米倫出版公司旗下的托爾出版社；有專注于類型小說的獨立出版社，如宙斯之首（Head of Zeus）出版社；也有綜合性的出版機構，如亞馬遜跨文化出版社（Amazon Crossing）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以及薩加出版社（Saga Press）、懷姆出版社（Wyrm Publishing）、暗月出版社（Dark Moon Books）等出版機構。

中短篇科幻小說的出版平臺主要是各類科幻雜志，2015～2020年的90篇科幻作品中發表在科幻雜志的占92%，其中57篇都發表在《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作為世界科幻文學領域唯一長期致力于翻譯和傳播中國科幻作品的平臺，《克拉克世界》于2015年開始推出中國科幻作品翻譯計劃。同時，《奇幻與科幻雜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Science Fiction）、《阿西莫夫科幻雜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和《類似——科幻與事實》（Analog Science Fiction and Fact）這三大傳統科幻雜志也開始刊登中國科幻作品。這些科幻雜志成為中國科幻小說與國外讀者接觸的有效平臺。

此外，國內、國外出版機構的積極合作也是這一時期卓有成效的推介途徑。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與托爾出版社的合作、微像文化與《克拉克世界》的合作，對于擴大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影響力，以及通過良好的商業運作與推廣增加讀者對中國科幻的接受度，都是有益的嘗試。

二、中國科幻小說英譯的未來發展與應對之策

作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組成，中國科幻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經歷了真空期、起步期、銜接期、開拓期和成熟期，已逐漸走出了屬于自己的前行之路。未來，中國科幻小說仍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爭取將中國科幻文學推向更廣闊的空間。

（一）加強海內外溝通和對話

加強海內外溝通和對話將為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發展營造良好氛圍，疏通學理渠道。溝通和對話可在多個不同層面展開，包括政府間的會見溝通、民間的交流互訪、學術界的合作研討等。文明互鑒離不開溝通和對話，持續不斷地推動中國科幻文學在海外的發展正是實現文明互鑒的重要途徑之一。通過開展多層面、多渠道的雙向溝通與對話，營造利于中國科幻海外接受的友善氛圍，疏浚中國科幻海外接受的學理渠道，為中國科幻的海外譯介構建適宜的大背景，在平等、互鑒、自由的氛圍中找到表達自我和傾聽他者之間的平衡點，推動中國科幻在不同文化中的傳播。

（二）建立作家、譯者、出版機構或刊載平臺間的穩定合作關系

建立作家、譯者、出版機構或刊載平臺間的穩定合作關系，可以促進對譯介作品、翻譯策略以及宣傳推廣方式的深入研究和準確選擇。我們既要加強對不同文化國家或地區科幻圖書市場的了解，又要重視對讀者審美期待的把握，從而實現定位準確、目標明確的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譯介和傳播。要進行目標市場的精準定位，就需要了解海外學界對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在促進國內外學者合作研究的基礎上，對優秀科幻作品開展深層次研究，同時也要注意譯介作品的均衡性，向國際科幻文壇展現中國科幻多元化的面貌。

（三）利用各種新科技手段和新媒介平臺

新媒體時代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方式已呈現全新特點，閱讀方式多元化、閱讀習慣快捷化，給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傳播提出了新要求。要積極主動地“走向”讀者，開發并提供可供當地讀者在不同操作系統、各類移動終端下載并閱讀中國科幻文學作品的電子書及音頻，有效改變依賴紙質媒體和傳統音像制品傳播的單一局面，通過傳播手段的豐富化、多樣化和立體化，擴大傳播范圍，增強傳播效果。

（四）重視專業網站、專業網絡刊物的推廣效應和影響力

專業網站、專業網絡刊物在中國科幻文學的譯介和傳播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自2015年與微像文化合作開設“中國作家專欄”以來，《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已刊登20多位中國優秀科幻作家的50余篇短篇作品?！犊死耸澜纭泛屯袪栐诰€（Tor.com）在“英語科幻奇幻雜志十年（2005～2014）影響力排行榜”上位列前五，在讀者中擁有相當高的關注度和認可度。它們作為推介中國科幻作品最主要的海外平臺，能夠使中國科幻作品更為順暢地進入海外讀者的關注、品鑒及接受視野，提升中國科幻文學在更大范圍的可見度、認知度和影響力。

（五）積極推動版權代理人制度的建立

版權代理人是作者和出版商之間的連接者，通過與作者簽署版權經紀合同，幫助作者尋找作品發表和出版的機會。作家經紀人是英美現代出版生產機制中的重要角色，是作家與出版商之間的潤滑劑與緩沖器。有了經紀人的打理，作家可以騰出更多時間來構思、體驗和創作。但國內大部分知名作家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紀人。優質的翻譯、高效的版權代理人制度和專業的作家經紀人隊伍，是影響未來中國科幻文學譯介、傳播與發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大部分中國當代作家對經紀人的態度卻較為猶豫，原因有三：其一，觀念上存在抵觸。對大多數當代作家而言，將作品委托經紀人打理無異于將作品交給市場去檢驗，作家歷來看重的是由專業批評家及學者構成的文學評論體系對作品價值的評判，如今要轉交給市場和利潤去衡量，這是大多數作家一時難以接受的。其二，中國當代作家版稅收入普遍較低，大部分作家從出版社獲得的版稅并不理想，難以雇用專業的經紀人。其三，中國是出版大國，但還談不上出版強國，出版產業還未成熟，版權代理人制度尚未確立。

2014年，麥家的長篇小說《解密》成功譯介至海外，英國企鵝藍登集團和美國FSG出版公司分別推出英文版《解密》，前者是英語文學界最大的出版商，后者則擁有22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版權。海外圖書市場刮起的“麥旋風”與版權經紀人譚光磊的成功運作密不可分。而在麥家之前，作家阿來也已親歷了經紀人對作家的助力及二者合作產生的效益，成書于1998年的《塵埃落定》如今已有近30個國家購其版權，版權經紀人起到的推廣作用和市場運作能力不容忽視。建立高效的版權代理人制度，培育專業化的作家經紀人，提升作家與經紀人之間的互動格局，對于提高中國科幻文學海外傳播力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