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楊佳，李紅梅，張俊，李盼盼，李苗，郝婷

乳腺癌是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雌激素代謝旺盛，導致腫瘤生長較快、轉移較早，預后不良[1-2]。由于其生理的特殊性和臨床療效、預后的不確定性，患者和配偶在疾病應對過程中可能更易出現心理、社會問題[3]。配偶作為患者的主要經濟、情感支持者和疾病照顧者，在患者適應疾病和優化照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夫妻疾病溝通指患者與配偶進行疾病有關信息、情感和其他問題的交流[4]，有效的夫妻溝通有利于患者心理調適和夫妻婚姻滿意度的提升，而低效的溝通易導致患者負性情緒產生，影響夫妻關系、家庭功能。美國癌癥協會指出，要鼓勵患者和配偶公開表達需求和感受，隱藏情緒會導致雙方更大的心理壓力和隔閡[4]。國外研究證實，配偶方面存在影響夫妻疾病溝通的因素[5-6]，但考慮中西方文化差異等，基于我國文化背景的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溝通狀況及影響因素尚缺乏實證。為此，本研究對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進行夫妻疾病溝通現狀調查及影響因素分析，旨在為臨床開展針對性配偶及夫妻相關護理干預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便利抽樣法選取2021年5月至2022年4月山西省汾陽醫院住院的中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的配偶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乳腺癌診斷標準的患者配偶；②患者18～59歲，且處于疾病治療或康復期；③配偶為患者住院期間的主要照顧者，夫妻共同生活，且具有良好的溝通理解能力。排除標準：并存嚴重精神障礙、心理疾病或嚴重視聽功能障礙的配偶。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批號2021019)，納入配偶均知情同意，自愿參與。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所含變量25個，樣本量取變量的5～10倍，考慮20%丟失量，計算樣本量為157～313人，最終納入278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81人，高中/中專118人，本科/大專61人，碩士及以上18人。醫療費用負擔：基本無負擔80人，有一定負擔106人，有嚴重負擔92人。對妻子疾病知曉程度：知曉62人，部分知曉167人，不知曉49人。

1.2調查工具

1.2.1一般資料問卷 由研究者自行設計，包括年齡、文化程度、醫療費用負擔、婚齡、照顧類型、自身健康狀況、對妻子疾病知曉程度(通過配偶對妻子病情的描述情況與主治醫師及病歷資料的描述進行比對判斷：描述一致為知曉、描述部分一致為部分知曉、描述大部分不一致為不知曉)、累計照顧時長。

1.2.2夫妻癌癥溝通問題量表(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Scale，CRCP) 由Kornblith等[8]編制，經Li等[9]引入國內，用來評估癌癥患者與配偶關于疾病相關溝通中是否存在問題，包括患者和配偶2個部分。本研究使用量表的配偶部分對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進行夫妻疾病溝通調查，包括保護性緩沖(3個條目)、治療特定問題(3個條目)、情緒支持(4個條目)、封閉溝通(3個條目)和避免溝通(2個條目)5個維度共15個條目。采用3級評分法，“不正確”評0分，“有時正確”評1分，“總是正確”評2分，總分0～30分，評分越高表示配偶的夫妻疾病溝通問題越嚴重。其中0～15分為輕度，16～22分為中度，23～30分為重度。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8。

1.2.3二元應對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 本研究采用Xu等[10]漢化的二元應對水平量表，包括壓力溝通(8個條目)、相互支持(10個條目)、共同應對(5個條目)、消極應對(8個條目)、代辦應對(4個條目)和應對評價(2個條目)6個維度共37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極少”至“非常頻繁”分別評1～5分?？偡?7～185分，評分111～145分為正常，37～110分為低水平，146～185分為高水平。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5。

1.2.4洛克-華萊氏婚姻調適量表(Locke-Wallace 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LWMAT) 由Locke等[11]編制，本研究采用漢化的量表[12]評估配偶對婚姻的滿意度，包括情感表達(2個條目)、夫妻凝聚力(6個條目)、夫妻一致性(6個條目)和婚姻滿意度(1個條目)4個維度共15個條目。量表各個條目賦值不同，最終相加計算總分，總分2～158分，評分越高配偶婚姻親密關系越好，對婚姻越滿意。其中2～90分為不滿意，91～110分為滿意度一般，111～130分為滿意，131～158分為非常滿意。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3。

1.2.5癌癥自我效能量表-配偶版(Cancer Self-Efficacy Scale-Spouse，CSES-S) 由華盛頓護理學院Lewis[13]開發，李智等[14]漢化，用來評價乳腺癌患者配偶應對患者疾病和提供患者支持的自信心，包括關注自我(5個條目)和關注妻子(14個條目)2個維度共19個條目。采用10級評分法，從“沒有”至“很多”分別評1～10分，總分19～190分，評分越高表示配偶自我效能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78。

1.3調查方法 調查前對3名調查員進行統一培訓，要求全員統一指導語，掌握調查工具的條目含義、計分方法及注意事項等?；颊咦≡?4 h內通過面對面方式對符合標準的配偶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前向配偶解釋本次調查目的、內容、問卷填寫的時間，承諾匿名，取得同意后發放問卷由配偶自行完成，因不識字無法親自填寫者，調查員需逐一陳述問題。問卷填寫完成后由調查員當場收回并檢查其完整性。本研究共發放278份問卷，收回278份，有效回收率為100%。

1.4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SPSS26.0軟件錄入并分析。計量資料中符合正態分布的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用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計數資料用頻數、百分比表示。采用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得分 見表1。

表1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得分(n=278)

2.2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的單因素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醫療費用負擔、對妻子疾病知曉程度的配偶夫妻疾病溝通得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見表2。

表2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的單因素分析

2.3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與各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二元應對、婚姻滿意度、自我效能總分分別為為87.23±12.03、91.97±7.90、119.36±10.33。夫妻疾病溝通與配偶二元應對、婚姻滿意度及自我效能呈負相關(r=-0.422、-0.149、-0.548，均P<0.05)。

2.4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夫妻疾病溝通為因變量，單因素分析結果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5項變量及二元應對、婚姻滿意度、自我效能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α入=0.05，α出=0.10)。逐步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自我效能(原值輸入)、二元應對(原值輸入)、婚齡(<8年=0，8～15年=1，>15年=2)及累計照顧時長(<6月=0，6～12月=1，>12月=2)是中青年乳腺癌夫妻疾病溝通的影響因素，可解釋總變異的40.1%。

表3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的多因素分析(n=278)

3 討論

3.1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的夫妻疾病溝通問題水平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的夫妻疾病溝通問題處于中等偏低水平，表明乳腺癌夫妻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溝通問題。分析原因：手術輔以放化療作為臨床乳腺癌治療的常見手段，術后部分配偶認為對方喪失了女性標志及性吸引力，內心對夫妻親密關系產生負面評價與認知；化療藥物引起的妻子發量稀少、面部皮膚色素沉積等外在形象改變進一步強化配偶的負性認知，使其喪失夫妻間溝通交流信心。癌癥本身會破壞機體細胞記憶，使患者產生惡意和消極的情緒反應[15]，影響夫妻間友好的溝通交流，加之配偶對治療不良反應、病情進展及夫妻關系等問題的擔憂及恐懼，更易導致夫妻雙方溝通交流問題的嚴重化。本研究結果略低于成香等[16]對結直腸癌造口患者的調查結果。分析原因可能為本研究從配偶角度對夫妻疾病溝通水平進行調查，不如患者自我評價更為主觀直接。本研究配偶在治療特定問題維度得分較其他維度偏高，可能與納入標準(處于疾病治療或康復期患者配偶)的選擇相關。既往研究顯示，圍繞疾病的應對是癌癥患者與家屬在疾病治療和康復期的主要溝通主題[17]，與本研究結果相一致。Martinez等[18]研究指出，46.5%的癌癥患者與配偶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溝通問題，夫妻對疾病話題的沉默或逃避，易導致雙方矛盾沖突和心理壓力的加重，對夫妻身心健康產生諸多不利影響。因此，醫護人員應重視治療及康復階段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關于疾病治療知識普及溝通問題的評估，盡早識別潛在危險因素，制訂針對性干預方案，從而減少夫妻溝通問題。

3.2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問題的影響因素分析

3.2.1自我效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配偶自我效能是影響夫妻疾病溝通問題的主要因素，自我效能越低的配偶其夫妻疾病溝通問題越嚴重。自我效能作為核心自我評價的一部分，指個體對實現特定領域的某一行為目標所需的信心或信念[19]。自我效能較高的配偶在妻子患病過程中將癌癥照護視為一項挑戰性工作，能夠積極主動配合醫護人員處理各種應激性復雜事件，而不是選擇逃避、退縮，因而其感受到的壓力負擔及情緒疲憊較少，更愿意與妻子共同抗癌，進行疾病相關問題的溝通交流。Rat等[20]研究發現，自我效能高的配偶更愿意和患者公開思想交流，不僅有助于緩解夫妻雙方負性情緒，還有助于加速妻子疾病康復進程。聶志紅等[21]研究指出，夫妻溝通技能的學習，有助于配偶耐心傾聽妻子對疾病相關的感受及想法，可幫助配偶轉變既往試圖阻斷妻子發泄不良情緒的溝通方式，從而有利于增強配偶應對疾病的自我效能。醫護人員需重視配偶自我效能的培養與發展，可通過講座、短視頻等形式強化配偶乳腺癌相關知識和疾病應對技能，充分調動配偶照護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增強其與妻子共同應對癌癥的信心及能力，進而改善夫妻疾病溝通問題。

3.2.2二元應對水平 本研究結果發現，配偶二元應對水平會明顯影響中青年乳腺癌夫妻疾病溝通問題，二元應對水平越低的配偶其夫妻疾病溝通問題越嚴重，與Magsamen-Conrad等[6]研究結果相似。二元應對是指夫妻雙方在面對壓力應激性事件時的共同決策過程[22]。乳腺癌本身及其治療不良反應作為夫妻共同壓力性事件，配偶與妻子的二元應對是其他關系無法代替的。二元疾病管理理論強調配偶雙方共同溝通和應對壓力，并在壓力應對過程中增強疾病應對能力和彼此支持，實現夫妻間良好的應對互惠[23]。Meyers等[7]研究指出，癌癥配偶的二元應對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夫妻在疾病管理中相互鼓勵、溝通和分擔，從而使癌癥患者配偶在壓力性事件應對后獲得積極的心理體驗。段素偉等[24]通過對48例乳腺癌配偶進行二元評估、二元關系強化及二元應對策略傳授等干預，提高夫妻二元應對水平及質量，有效降低了夫妻疾病溝通問題。醫護人員可以二元應對為切入點，及時動態評估及制訂適宜的健康宣教方式、內容，向夫妻雙方傳授開放性和適應性的溝通技巧策略，鼓勵配偶及患者雙方情感流露，使彼此理解對方的壓力及疲憊，增強雙方共同應對疾病的能力，從而減輕夫妻疾病治療及康復階段的溝通問題。

3.2.3婚齡、累計照顧時間 本研究結果顯示，婚齡、累計照顧時間短的配偶與患者更易出現夫妻疾病溝通問題。分析原因：乳腺癌本身、術后軀體形象改變、性功能缺陷及放化療不良反應等導致夫妻雙方更高水平的心理困擾，嚴重影響夫妻感情、婚姻滿意度及雙方疾病溝通。隨著婚齡的增長，夫妻表達感情水平的提高及配偶對疾病認知的提升，夫妻關于疾病溝通問題會相應減少。本研究發現，照護時間越短的配偶其夫妻疾病溝通問題越嚴重，隨累計照顧時間的延長，配偶感知的疾病溝通問題有所降低。分析可能原因：本次調查對象為處于疾病治療及康復階段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其妻子具備基本的溝通交流、生活自理及疾病護理能力，配偶在疾病照護中充當輔助角色。隨著照護時間的延長，醫護人員對疾病知識和心理護理的普及，配偶能夠正視癌癥及優化照護服務，適量增加與妻子對疾病和治療結局話題的溝通交流，使妻子理性接受癌癥疾病的事實，從而提高夫妻雙方疾病溝通效能。照護時長對夫妻疾病溝通的影響因病而異，尚無統一定論。建議醫護人員應關注婚齡、照護時間較短配偶，加強對其疾病溝通知識的健康宣教，鼓勵其多尋求身邊支持系統的幫助，減輕身心壓力及負擔。

4 小結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溝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配偶自我效能、二元應對、婚齡及累計照顧時長是夫妻疾病溝通的保護性因素。本次通過橫斷面調查了疾病治療和康復階段的中青年乳腺癌配偶，今后可開展疾病診斷期、治療及康復期、癌癥臨終期等不同階段的夫妻疾病溝通水平變化或各個階段的縱向變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