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安全犯罪的預防與治理研究

□覃志娜

互聯網金融安全犯罪作為一種犯罪形式不斷翻新的新型犯罪,嚴重危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沖擊了目前的金融市場法律體系與經濟秩序,給金融刑事法規帶來了新的挑戰。面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犯罪多發的態勢,本文以互聯網金融安全犯罪100個刑法案例作為分析樣本,立足于互聯網金融犯罪預防與治理的問題,全面、系統地深掘和掌握其犯罪的基本類型、犯罪特征,并提出綜合預防治理措施。

一、互聯網金融犯罪的現狀

“互聯網金融”一詞在2013年“推動互聯網金融創新,規范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首先出現于國家官方文件中，國家對其措辭的變化在2017、2018年“對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健全互聯網金融監管”。P2P網貸機構于2020年11月中旬完全歸零。在對第三方支付嚴管下，非法第四方支付案件量激增。

本文擬從五個主要互聯網金融犯罪罪名展開數據分析，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涉互聯網金融犯罪的主要犯罪案件數據(統計單位:件)

在互聯網金融主要犯罪罪名中,信用卡詐騙罪的案件量占比最大,其次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2021年的案件量較之2020年翻了八倍之多,2022年兩個季度的案件量已超2020全年案件量。

表2 涉互聯網金融犯罪熱點視角案件數據(統計單位:件)

截至2022年6月,以“刑事案件”“互聯網金融”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顯示結果有1,051起案件;以“刑事案件”“P2P”為關鍵詞,顯示結果有2,401起案件;以“刑事案件”“眾籌”為關鍵詞,顯示結果有1,089起案件。以“刑事案件”“第三方支付”為關鍵詞,顯示結果有4,158起案件;以“刑事案件”“第四方支付”為關鍵詞,顯示結果有135起案件?！盎ヂ摼W金融”“P2P”“眾籌”“第三方支付”的互聯網金融犯罪熱點視角案件在2020年達到巔峰,而“第四方支付”相關案件在互聯網金融犯罪打壓力度大的情況下于2021年較之2020年翻了一倍的案發量。

綜上所述，分析互聯網金融犯罪新變化：一是涉案的主體中從事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仍占較大比重[1]；二是犯罪組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三是侵犯個人信息犯罪上升。

二、互聯網金融犯罪的闡述及特點剖析

(一)概念闡述?；ヂ摼W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等犯罪主體利用互聯網平臺故意實施的違反法律法規、或者通過計算機技術等手段擾亂金融秩序的,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財產權等權利的犯罪行為[2]。

(二)特點剖析。

1.犯罪國際化?；ヂ摼W的開放性、及時性使得新型經濟犯罪在國家間的擴散輻射力度加大。因互聯網脫域性及虛擬性，國際犯罪通常不受地域范圍限制。如P2P犯罪最初起源于英國,2012年在我國得到爆發式發展,在2020年11月被取締；3M網絡詐騙犯罪,始發國為俄羅斯、而后在美國、印度、中國等國復制并快速發展。

2.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大幅上升。在互聯網金融中，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可能作為犯罪鏈的上游,其下游犯罪涉及掩飾信用卡詐騙罪、洗錢罪等。根據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起訴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同比上升64%;2021年人民法院各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同比上升60.2%。

3.信用卡詐騙罪案比重仍高。根據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21數據新聞實驗室顯示:2019年～2021年,在金融詐騙案中,信用卡詐騙罪案件量始終遙遙領先,合計達3,375件,占所有案件量的50.4%;其次為集資詐騙罪,占比為28.79%。

4.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暗涌?！胺欠ǖ谒姆街Ц丁笔侵肝传@得國家支付結算許可,違反國家支付結算制度,依托第三方支付平臺,通過大量注冊商戶或個人賬戶非法搭建的支付通道。與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互聯網詐騙、網絡賭博、洗錢、色情等黑灰產業掛鉤[3]。截至2021年12月31日,以“刑事案件”“第四方支付”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到的文書數量為132篇。且2019年占比總案件12.88%,2020年占比29.55%,2021占比53.03%。

三、互聯網金融安全犯罪刑事規制困境

(一)互聯網金融刑法規制擴大化。在治理互聯網金融犯罪中,刑法過度介入互聯網金融態勢過于明顯?！靶谭ㄔ缙诮槿牖ヂ摼W金融領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斷擴大,也帶來了諸如金融行政法律規范與刑法規范的結構性失衡,金融風險的不確定性與刑事立法的確定性之間發生價值沖突,司法解釋對刑法規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適用中對金融創新與金融犯罪的界限難以把握等難題?！盵4]

(二)刑事司法認定困境。

1.案件偵辦困境。由于互聯網金融犯罪脫域性和涉眾性引發管轄難題[5]。而犯罪活動管轄權的確定是開啟刑事追訴程序的基礎性條件。云南昆明泛亞案涉及全國31個省份、13.5萬人。未兌付權益410多億?；ヂ摼W的普及性已突破了空間界限，體現了互聯網金融犯罪跨區域、跨境的偵辦困境。

2.證據認定困境。從證據材料組成結構看,除了物證、書證和言詞證據外,電子數據是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辦理中的核心證據形態。海量電子證據其有效性占比較低,涉案證據形成證據鏈難度大，偵辦人員面對電子證據收集提取和分析處理無法進行有效的篩選。如洗錢罪入罪與出罪的線上電子證據難以確認。

3.涉案財產追繳實施甚微?；ヂ摼W金融犯罪手段的隱蔽性技術性極高,資金的交易往來在數據載體上層層流轉,其犯罪分子運用定期清理流轉數據、銷毀清除交易往來等手段。截至目前,追挽金額按比例發還，而不能悉數追還。挽損低比例的實踐困境增加了偵查機關對偵辦互聯網金融犯罪的難度。有承辦案件的受訪警察認為互聯網金融犯罪造成的損失95%以上都挽不回來,受訪的檢察官認為10%不到,受訪法官認為最多15%[6]。

(三)審理新型案件引發司法權威問題。審理互聯網金融新型案件中,因犯罪手段新穎，司法認定出罪入罪可能引起裁量風險。即刑法規制范圍模糊、解釋偏差、刑法與其他基本法銜接力度弱和司法人員知識局限會影響司法權威性。

四、互聯網金融安全犯罪的預防治理對策

互聯網金融安全犯罪作為一種新型犯罪,針對其類型和特點結合域外相關防治經驗,構建適應我國特色的防治一體機制。

(一)防預對策。

1.完善行業準入規范體系。在互聯網金融持續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應針對互聯網金融平臺、行業機構人員以及使用者，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手段,構建互聯網金融長效管理體制,嚴格互聯網金融市場準入標準。完善互聯網金融行業準入條件,有必要全面完善金融征信體系,加大互聯網金融平臺信息披露力度。

2.加強預警機制技術防范。各互聯網金融行業建立協作,從技術層面彌補涉互聯網金融監管漏洞,加強技術性聯動防范?；ヂ摼W金融行業以及各部門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防火墻等高新技術,對互聯網金融風險建立風險預警機制,為建立互聯網金融風險防控體系提供技術支撐。例如建立事中攔截勸阻的重要防線以及事后做好風險分析挖掘,填補漏洞管控;增強反詐App的性能,廣泛應用于群眾之中,保障民眾的信息安全。

3.落實培育民眾防范意識。培育民眾防范意識,加強民眾金融法律意識。各級公檢法基層機關可以就對社會影響大的互聯網金融案件通過多種渠道進行法制宣傳,將其犯罪手段、犯罪后果公開宣傳。讓人民群眾更為直觀地了解互聯網金融犯罪的犯罪行為,以提高預防犯罪能力。金融機構應普及金融法律知識,引導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正確地參與金融市場。

(二)治理對策。

1.優化偵查機制。一是加強各部門的聯動協作,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整合不同區域部門的數據信息,包括區塊鏈技術,[7]通過大數據平臺將相關部門的信息數據進行分類整合,確保偵查信息的可信性，以推動互聯網金融犯罪偵查體制機制變革[8]。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有利于偵查機制與金融執法信息的銜接。二是加強司法人員專業性,提高案件審理質量?；ヂ摼W金融領域的犯罪呈現出較強的專業化程度。加強辦案人員專業性，在刑事偵辦環節中,對電子數據正確認定和勘驗,以及保證涉案電子數據有效性，為海量電子證據審查提供應對策略。在案件審理環節中，相關司法人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要提升互聯網金融專業化水平,例如對事實審查以及管轄等程序問題的科學界定。三是倡導案例指導制度,提高法律解釋功能。建立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當刑法解釋資源對現行司法解釋需求未能達到有效供給時,則需要指導性案例在功能上彌合[9]。以案例指導制度彌補我國現有刑法的制定在互聯網金融新型犯罪呈現出的立法漏洞。為構建基層法院尤其是自治區基層法院司法權威提供有力支持。

2.完善法律法規。實現互聯網金融刑法規制的轉型,不得單一進行透視分析[10]。

(1)刑事立法應與基礎立法相協調。協調刑法與各基礎法之間的關系,構造法律規制的良性互補。明確刑法是最后的保障法地位。在構建對新型經濟行為規制的法律體系時,以其他基礎法于前,刑法為最后保障法介入，減少重合與缺陷等矛盾之處。

(2)刑事立法應注重刑罰結構的科學化。在刑罰配置的過程中,需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注重刑法規制的謙抑性[11]。固化的解釋思維,將會擴大入罪的行為規范[12]。對于新型犯罪的內涵解讀及外延劃定,要構造科學的解釋體系。在刑罰中適當運用非刑手段與刑事手段并用構建多元制裁體系,以構建立法與刑罰的科學聯系。

(3)重視刑事司法的理性克制,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一方面結合互聯網犯罪的基本特征,在完善法律法規機制上,堅持在刑法謙抑性基礎上的適當擴張,使犯罪治理的有效性和經濟體制創新協調并舉；另一方面，面對新型犯罪滋生，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根據犯罪本質與具體構成要件，定性準確，量刑適當。

(三)構建多元監管制度?，F行的互聯網金融治理監管模式當中,我國采用的是三位一體的監管模式,即政府監管為主、行業協會監管為輔同時結合互聯網金融企業自身監管的監管，已不能夠適應新型互聯網犯罪的監管要求。構建適應新型互聯網金融犯罪監管制度,需融入群眾監管和考慮法律法規橫縱十字架輻射影響。在主體上不僅要加強多部門聯動協作完善監管機制,明確監管主體,且在防治互聯網金融犯罪時,要有效利用群眾和社會資源。在規制互聯網金融監管制度過程中,需要借助對立法、執法、司法的綜合考慮,借助對犯罪成本分析,策略上通過“嚴堵”與“疏導”結合,[13]構建適應于當前新型犯罪寬嚴相濟的監管模式。

五、結語

綜上表明,構建適用于當前新型互聯網金融犯罪的綜合防治模式,國家相關部門要加強聯動,結合新型犯罪的特點,及時優化對犯罪行為的刑法規制范圍,提高互聯網金融平臺監管能力。增強互聯網金融犯罪的綜合防治能力,刑事機制要契合防范論與懲罰論,更要適應未來新型犯罪趨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