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引《詩經》考述
——以君子之道的闡釋為例

范曉慶，左 紅

（1.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 南充 623300；2. 井岡山大學發展規劃處，江西 吉安 343009）

作為研究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中庸》從漢代開始就已被重視，在《漢書·藝文志》上便載有《中庸說》兩篇并開始進行單獨研究。其后南宋朱熹將《中庸》編選進“四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基礎教育的文化課本與政治課本”[1]?？梢姽湃藢Α吨杏埂返难芯總戎仄鋫惱斫逃τ梅矫?，以鞏固封建宗法制度。而現代學者對《中庸》的研究大多注重其蘊含的儒家哲學思想，卻少有針對其文本敘事結構與說理方法的研究?！吨杏埂吩跀⑹抡f理時大量引用《詩經》，文中直接引用《詩經》句子的便有十七處。毫無疑問，《詩經》在《中庸》內容與結構上具有重要作用。探究《中庸》引用《詩經》的動因，可從兩個角度予以詮釋，一是《詩經》本身的經典化；二是《詩經》所蘊含的中庸思想對儒家經典的啟示?？疾焖娋渌诘钠屡c指向的思想觀點可以發現，大部分與文中所言的“君子之道”有關。因此，本文以闡釋“君子之道”所引詩句為對象，具體分析比較文本各部分情感意旨與《詩經》的異同，嘗試觀照儒家經典引《詩經》之發展特點與其內在涵義。

一、《中庸》引《詩經》之動因

縱觀中國漫長的文學發展道路與深厚的文化淵源，《詩經》自身的經典性是毋庸置疑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編訂“詩三百”以傳道授業解惑，并創立了認識與運用《詩經》的詩學傳統，其后在文學與政治上也不斷地促進其經典化。此外，《詩經》作為原始人民的智慧結晶，蘊藏其間的中庸思想對儒家的處世哲學具有啟發作用。

（一）《詩經》的經典化

在中國文學與文化發展中，《詩經》毫無疑問具有源頭性質。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與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后代眾多學者或將其視為歷史史料或題材的源泉進行挖掘與再創作，或作為教育的范本進行多角度的研究，并用于文學或政治生活。在這一過程中，《詩經》其自身的文學經典性意義得到凸顯。除了作為文學經典這一身份外，它還凝聚著古代中國從底層人民到貴族階級廣泛的思想價值，如對于周遭世界基于印象與感性式的認知，對自身生存意義與生命的理解與感悟等等。因此，人們還將《詩經》視為更具普遍性意義的文化經典，其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中國文化與民族的生命源泉之一。

自孔子整理編訂六經開始，儒家經典中有大量援引《詩經》進行論證說理的重要證據與方法，即“引詩為證”。先秦時期的學者在論述自己的見解時常常引經典作為論據，一方面加強了自己論點的說服力，另一方面也使這些作為論據的經典權威性日益固化?？鬃又耙娬叨鄡A向于“春秋賦詩”，是對禮儀內容的表述或者作為輔助表述的方式，所以早期的詩是社會規范制度儀式內容之一，應用范圍十分廣泛。隨著周代禮崩樂壞，詩學下移，特別是孔子整理編訂《詩三百》在內的六經并作為教材進行私人講學，使之成為教育者修齊治平的文化素質教育的基礎科目之一，從而使《詩經》本身的權威性不斷增強，開始走向經典化。漢代設五經博士，將《詩經》作為“五經”之一，《詩經》自此成為入仕任職的重要考察內容。此后儒生對《詩經》的研究與闡釋繼續將《詩經》經典化、權威化?！对娊洝窛u漸被抽象為一種純粹的形式，具有符號化的特點，而《中庸》中對《詩經》的反復引用正體現了其經典性地位，并為其經典化推波助瀾。

（二）《詩經》所蘊含的中庸思想

《詩經》作為儒家哲學思想的源頭，對孔子及其后學中庸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吨杏埂芬环矫胬^承了《詩經》中崇尚中和的思想，鄭玄注中解釋《中庸》為“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3]1632“中和”即不走極端與穩定不變，在《詩經》中就已反復強調做事需要有準則，即執中守正的思想。如《中庸》第十一章中引《大雅·假樂》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盵3]1632原詩為群臣贊頌與祝福周天子之詩，稱頌周王美德顯著，一切合宜，端莊而又坦蕩，所以能享受無窮的福祿。這種贊美反映了古代人民對具有中庸之德的賢君明主的期待。除此之外，還體現在對先王治國處事中和的贊美，如所引的《大雅·皇矣》原文為：“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盵4]281詩句以天命教導周文王不要疾言厲色、自作主張，行事只需合乎上天的旨意，順其自然。

另一方面，《中庸》還繼承了《詩經》順時而變的變通思想?！爸杏埂敝械摹爸小辈⒎且怀刹蛔?，當現實情況出現偏頗、事態惡化之時，就要適時調劑加以變通。如《中庸》所引《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在面對無道之世時需要遁隱于外，并非一味強調“修身”以“教化”的現實目的?？傊?，《詩經》中所含有的原始中庸思想如散金碎玉一般分散在風雅頌的篇目中，而孔子及其后學通過對《詩經》的進一步研討，繼承了其中符合儒家思想的部分，并提煉成為代表其處世哲學的中庸思想。

二、《中庸》引《詩經》之特點

正如顧隨先生所言：“一部《禮記》皆講外在的禮，《中庸》篇講內在思想，然則《中庸》一篇為《禮記》一書之靈魂?！盵2]78為了更接近研究《中庸》的最初歷史語境，研討作品語句所反映的真實涵義與思想，本文選擇以《十三經注疏》中由鄭玄作注、孔穎達為之正義的《禮記正義》為底本，并借《毛詩正義》來考察《中庸》所引詩句的真正內涵，由于所引多為《詩經》中的《雅》《頌》篇，既有美贊先王之德行，也有部分諷刺其德行的詩句。而《中庸》所引證的觀點多為贊譽君子之道，即在情感傾向上兩者有差異，即使情感傾向相同，但究其具體意旨上部分章節也具有差異。大體上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為情感與意旨相同類。這一類在文本引用中所出現的次數最多，即在引述時考慮到《詩經》內容的原意，在情感意旨都相符的情況下加以闡釋?！对娊洝吩亩酁橘澝乐芡?、文王和宣王，如第九章中引《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盵3]1632原詩意在贊美文王，詩人以常棣之花比喻兄弟手足之情，重點凸顯了家庭和睦的溫馨場面。而文本借助此詩論述了君子行道是由近及遠，由下到上的過程，先行道于己身，先和其兄弟妻子，齊家而后治國。引詩內容正與《中庸》中一貫標榜的“行五道”高度契合，運用精妙。再如第八章引《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盵3]1632此詩為美周公之詩，形象簡明地列舉人在握著斧柄砍另一斧柄時對其長短的丈量有所偏頗的現象，用以說明君子以人道治有過之人，對于改過者多加寬容，不苛求他人行道之遠。此處沒有直接引用說理性文字，而是借助其隱喻義加以闡釋，恰當地運用了詩經的寓言性，使文本說理更加豐富形象。

其二為情感相同而意旨不同類。此類雖然在情感上都為對有善德之人的贊美，但論其具體語境下的內涵則與文本有所差異甚至相反。如第七章引《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痹撛姙轫灻牢耐醵?，其主旨在于褒揚先祖的美好德行。原詩意為由于大王與王季的德教與明察，其美德著于上下，所以天上的鳶與水下的魚都能各得其所，世間萬物和樂融融。而《中庸》所強調的是君子之道的廣大，其意明顯不同。再如第二十九章中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痹姾x為在祭祀成湯時，在宗廟中演奏大樂從而使人肅敬，不敢有喧嘩之聲。而在《中庸》中則是強調君子即使不言也能因其德而被百姓信服，兩者不言的對象正好相反，且其具體內涵也無聯系。

其三為情感與意旨皆不同類。這一類詩句引用只出現于五十三卷子思所創作有關“至誠”論的篇章中，第二十九章中引用《詩經》中用于諷刺先王不德行為的詩句，共有兩處。第一處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痹谠娬Z境下指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潛伏在底想要隱蔽卻逃無可逃，用魚兒的處境來比喻賢能之人在無道之世進退維谷的困境，從而揭示幽王統治時期的黑暗。而子思將此句抽離其語境并更換部分字句，字面意謂魚兒雖潛伏水中但還是能被明顯看到，借此比喻君子即使在無人之處也心懷畏懼，注意內省。第二處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痹娭x為王朝的小人對鬼神不加敬畏，不愧畏屋漏之神，借此諷刺厲王的統治。而在《中庸》中則意為君子在屋漏之室獨處亦能懷有愧懼。由此可見這兩處引用皆是脫離了原本詩句的語境，被斷章取義用于《中庸》文本中，結合新的語境賦予原文以新的含義與價值。

結合上面三種情況的分析，當《中庸》引證的情感意旨與《詩經》原文相符時，這種說理方式使文本觀點因經典辭章的詩句而更具有信服力；另一方面也使文章內容更加豐富，這一情況與現代引用修辭的作用相同。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后兩種情況中斷章取義式的引用方法。這種說理方式也常見于儒家的其他經典著作中，源自從春秋開始就有的“斷章賦詩”的傳統，即春秋引詩賦詩不注重詩的本義，而提取其延伸義，注重與當下情境的關聯。此后孔子的詩學便繼承了春秋時期的“斷章賦詩”的傳統，且賦予了新的內容?？鬃釉妼W并不追求詩在文獻上的學術性功用，而是關注詩學的德性內涵與社會功能，指向政治教化與經世致用。這種對詩的關注與運用，也正是《中庸》闡釋修道以教化的根本意旨，符合其對君子本身注重德行的培養與教化作用的思想。

三、《中庸》引《詩經》之思想內涵

《中庸》兩卷所包含的主體思想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引用孔子語錄來闡明天命人性論，而第二部分則更多為子思所闡釋的“誠意”觀。這兩部分都對《詩經》進行了引述，共引十七處，第一部分引用七處，第二部分則引用了十處。其中大部分引用《雅》《頌》篇，引用國風的只有兩處，也就是說所引詩句大多涉及對先王的美刺，這與《中庸》所追求的“內圣外王”的價值目標不無關系，而想要達到這一價值目標必先修道。正如《中庸》第一章所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盵3]1632這里的“天命”與孔子所理解的“天命”不同，孔子所謂之命十分嚴肅，是至高無上的主宰，是凡人力所不能的。而《中庸》將“人性”提高到“天命”的高度，人于是可通過發揮自身的能動性從而使德性與天地相合同?！靶薜馈本褪撬^的“教”，孔穎達對正義解釋為“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可見文本中強調人道之為用，即行中庸之道的君王需主動承擔教化諸侯與百姓的義務?！吨杏埂穱@著“修道”與“至誠”展開具體的敘事說理，其對修道之人的特有關注，集中表現在對作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君子所行之道的具體論述上，這些論述又借助所引《詩經》反映的先王德行以正面補充說明。

儒家與《詩經》中的君子有不同的內涵，前者是人格高尚且有道德并能盡一部分人道的人，而后者則具有更加明顯的階級性與貴族性，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具體分析《中庸》中與君子之道緊密相關的章節，我們可以大體將其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側重論述君子之“修身”；二是側重論述君子之“教化”作用。在闡述“修身”時，第七章中引《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盵3]1632君子之道如同天上的鳶與水中的魚一般遍乎天地；再如第二十九章引《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盵3]1633意謂君子之道在有道的國家體現為盡竭知謀以興其國，在無道之國則要韜光潛默自容其身，從而免于災禍，可見行中庸之道具有變通性。其他引文還有論及君子之道由近及遠，需勤勉克己來保持自己的美譽，需在獨處時懷有恭敬之心的“慎獨”思想等。此外，闡述其“教化”作用的句子則集中在第三十二章中，該章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說明君子通過自身道德榜樣作用來感化眾人。如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薄坝钁衙鞯?，不大聲以色?！盵3]1633論述了君子因有慎獨與謙恭的美德，不用君主的賞賜人民也會相互勸勉，不用君主厲聲厲色地教育，百姓也會感到敬畏?！吨杏埂愤€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盵3]1633以明君子道德顯著使諸侯效仿，從而使天下太平。

《中庸》通過引述《詩經》闡釋了君子之道這一重要內涵，從“修道”與“教化”兩方面多角度例證，“教民不是機械地支配、消極的防閉，而是人格的感化，以一人精神、人格感化主國?！盵2]119儒家借政治推行其道，教的前提是修道，最終所要指向的是“內圣外王”的價值理想。

四、結語

先秦儒家經典普遍有引用《詩經》來論證自己觀點的傳統?！吨杏埂氛抢^承了儒家這一詩學傳統，在文中大量引述《詩經》來闡釋其中庸之道，從“修道”與“至誠”兩方面展開詳細論述，以君子之道為主要觀照對象并引用《詩經》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論證?？傊?，《中庸》對于《詩經》或忠實地傳承其思想意旨，或斷章取義加以生發延伸出其特有的處世哲學。它在強化自身經典性的同時，反過來也推動了《詩經》的經典化，形成了新舊經典之間的良性互動，推動了古代經典與封建政治的完善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