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世界“焦土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闡釋

孫 亮

(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241)

提要: 數字世界與美好生活不相容的觀點在數字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中頗為流行,依照這一看法,數字世界必然走向“焦土化”的困境,它意味著人的情感喪失與“背井離鄉”的“拔根狀態”。從焦土化的根源看,這是技術與資本聯姻的結果,線上數字生活世界一旦成為資本新的增殖空間,便會造成人們數字主體的喪失。但是,當倡導回歸線下生活時,不能忘記線下世界同樣在“食人資本主義”的魔咒之下。所以,“焦土化”的困境并不在于數字世界本身,而在于數字世界被置放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下。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看,需要堅持對數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瓦解數據資本主義私有權屬性的存在基礎,以數字生活與美好生活共存的理念推進數字中國的建設,從而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建構。

數字資本主義成為近些年的熱點問題之一,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數字資本主義通常被表述為一種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建立在數據的生產、提取和商品化的基礎之上,算法則在其中充當了加固這一運行的基本保障手段。針對這一經濟模式,從其制造社會不平等到“監視”人們日常生活,進而是關于算法技術部署對人的生存的無死角的“控制”與“調節”,這些問題在學術界已經得到嚴肅討論。不過,這些討論也帶來很多誤區,其中最為嚴重的看法是數字世界與美好生活不相容,數字世界必然走向廢墟,進入所謂“焦土化”數字世界,即在這種趨向下人們具有反社會者的無情、同情心缺失的特征。這一點在西方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那里得到了強化,無論是斯蒂格勒對人的認知與數字世界的“不相容”,還是像羅薩指出的“隨著生活的‘數字化’……我們知道越來越多的身體參數信息(像是體重指數、血壓、脈搏、血糖、血清素、褪黑素等等),也可以對相應的數值施加影響,但我們并不能真正掌控這些數值”[1],更為典型的是喬納森·克拉里,他認為:“我們要拒絕數字化所導致的自我封閉,把時間用在真正的生活上,重新挖掘集體需求,抵制不斷升級的野蠻行為,包括來自網絡的暴力和敵意?！盵2]7依照這些頗具影響力的看法,美好生活在非數字世界才能夠達成。對此,本文將著力論證的觀點是:美好生活是與數字世界相容的。人在數字世界中出現的問題——被看作是數字而非是賦予數字具有“惡性”的特定的資本關系——只是因為人們以拜物教的方式去審視數字所造成的,數字世界“焦土化”其實是現實生活“情感資本化”的投射。故而,我們不需要以“超越數字世界走向更好的世界”這樣的方式去設想未來,相反,可以完善數字世界建構美好生活,這一觀念的轉換有助于我們走出像西方學術界面對數字資本主義那樣僅僅只作單向度的批判維度。我們當務之急是以建構一種數字文明的新范式為時代任務,更好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構,從體制建設的視角做好數字生活與經濟這一事關發展大局的“頂層設計”。

一、焦土化的表征:情感喪失與“背井離鄉”

“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己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盵3]326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這一表述可以看出,他在論述異化現象中具有了情感的基調,關注到人作為受制約的存在時情感之于人的本質性的維度。但是,這種本質性卻在當代資本主義新的推進過程中被完全吸納了,情感被“馴化”成了資本所要求的樣子,相比于馬克思時代人的情感被異化的現象來說,這種“馴化”導致情感異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伊洛斯的判斷,“流行文化挪用甚至誤用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也主要是借用其情感內涵:現代性和資本主義使人異化,是因為它們帶來了情感的麻木,使人們陌異于彼此、社區乃至內心真實的自我”[4]。當然,如果從共同體生活來講,情感可以說是人們“共在”的聯結基礎,也可以仿照瓦格雷姆的句式,指明了“只有有了共同生活的幻覺,才能有身處人群之中的感覺。誠然,開始一種真正的集體生活的厚望,它存在于潛在狀態中”[5]。但是,對于情感應當做一種歷史性的解讀,在資本原則主導的現代社會中,情感發生的異化是一種現實抽象發生結構性顛倒而產生的結果,這一結構是通過貨幣作為中介來完成的,“貨幣也是作為這種顛倒黑白的力量出現的。它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愛變成恨,把恨變成愛”[3]364。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分析情感擁有價值形式,“有些東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的占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并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6]。這些看法是在資本與情感的關系中加以確認的,情感的商品化是在一般物的商品化之外確證了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物或通過物的關系表現出來這一特定的社會事實,人的情感喪失標志著人被物化的徹底化。

不過,對于情感的控制問題,馬克思只是給出了原則性的方向,至于如何具體地實現對情感的操控他沒有具體給予分析。但在今天這樣的大數據時代,人們理解這一點就不再困難了。資本主義通過控制技術對情感或者說人的欲望的象征性層面的具體運作方式,斯蒂格勒舉了一個例子,“在1940年代,為了吸收誰都不需要的過剩物品,美國工業啟動了市場營銷技術,并在整個世紀內不斷得到強化,……為了獲得這些大眾市場,工業發展了一種特別求助于視聽媒體的美學。這種美學根據工業發展的利益,通過重新運行個體的審美維度,促使個體采取消費行為。這樣就產生了象征的貧困,也是一種力比多和情感的貧困,它導致我所說的原始自戀(narcisisme primordial)的喪失”[7]9-10,這一喪失可以看作是情感被控制從而控制人的行動的基礎。象征的貧困是大眾傳媒技術發展的結果,導致了個體化的喪失,“這種喪失源自象征物生產中參與的喪失。這些象征物既包括知識活動的產物(概念、思想、定理、知識),也包括感性生活的產物(藝術、技能、風俗)”[7]17。這些到了20世紀之后成為可能,計算技術工程提升了記憶技術,“成為十足的工業生活支柱,而且完全服從于勞動的全球性機械分工的迫切需求,服從于財富與角色分配的迫切需求”[7]13,視聽和各類信息能夠借助記憶工程的工業化推動美學工業的繁榮,最終為市場營銷提供了便利,創造偏好,情感被廣告作為目標捕獲,將其作為一種可利用的資源,進而轉化為商品加以交易,這些是資本主義度量原則拓展的結果,技術化使得個體越來越成為“技術個體”,從肉身到心靈情感都成為資本主義意欲建構的“客體存在”,數字化時代為這樣的目的提供了技術手段。表面上看,數字生活在制造情感、創造各種“注意力”,例如,在“績效社會”中,人們不斷生產自我剝削的需求,激發內心之中“我能”的情感。而且,數字生活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通過可視、即時的通信設備使得人們強化了全球只是一個“村”的概念,但是,這類情感是一種被“中介”調節之后的“偽情感”,是自我喪失的明證,也是在數字時代個人生活進入全景監視的結果。

喬納森·克拉里對數字資本主義批判也是從情感這一根本特點展開,“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多地被納入數字網絡協議之中。但是,友誼、愛、歸屬感、同情心、自由施展的欲望、相互分擔憂慮和痛苦,所有這些和網絡運作互不兼容,這就是災難的根源所在”[2]113。這些在內心深處充盈著人生的情感與數字世界之間產生了沖突,一旦豐富性的情感被限制在單調的數字系統之中,情感會變得麻木、呆滯。鮑曼認為:“危險之處在于,關系模式的形式變了?！也粫l誓對一把椅子忠誠——為什么我要發誓將這把椅子當作我的椅子,至死不渝呢?”[8]同樣,在數字世界,按照喬納森·克拉里的看法,由于情感從人的內心被連根拔起,這一本質力量喪失之后,人在受到壓制、異化時不再對未來擁有希望信念,自然也就沒有改變當下的企圖,淪落為順應、妥協、毫無思辨能力的群體,這是一個比以往任何一次對社會群體控制都更加徹底化的謀劃,也可以認為是一次焦土化的過程,“焦土之地是指一個富有生機的地方退回到貧瘠的狀態,同時喪失了復蘇的能力”[2]46。

情感的喪失在數字世界愈發明顯。人類的思考需要時間為基礎,情感也需要時間的沉淀。但是,如今人們的生活時間被數字化時代各種軟件占據?！?4/7的世界晝夜通明,消除了陰影,是資本主義后歷史(post-history)的最后幻象,作為歷史發展動力的他者性被祛除了?！盵9]這其實就是將人綁定在一個數字構建的各類“機器”世界,“24/7的世界”甚至剝奪我們的睡眠,可以說,睡眠是對資本主義數字化世界的一種“中斷”,睡眠看起來是人類能夠抵抗資本主義的“時刻”,因為其他的生理性要求都可以被制造為某種商品。但不是說資本主義對待睡眠就沒有辦法,實質上,可以通過所謂的睡眠質量的提升(數字指標與藥物性結合)和時間的壓縮(數字產品的填充)實現對睡眠的資本主義化的建構。因而,人根本沒有停下來對自我的情感進行體驗的間歇,時間對人來說僅僅是一個“平日”(科西克),這樣一來,數字化的世界也就順理成章地吞噬了我們的“人生”,除了數字世界,再沒有其他的世界可供我們去體驗,現實的世界也是通過“數字世界”中介之后被加以認識的,人們與現實世界的“關系”被遮蔽了,我們熟悉的“地方”被抽象化為各類“空間”,“地方”主張的無可取代的情感體驗都被清空了,僅剩下同質化的各類抽象的空間。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正在走向這個白板,而對白板上焦土一般的現實,我們也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一個被蹂躪和搶劫一空的地球,越來越多的土地變得無法居住且無法恢復?！盵2]57克拉里說的是人從現實世界“背井離鄉”走向數字化的抽象世界,這一“背井離鄉”便是薇依的“拔根狀態”,“是各種人類社會之疾病中最危險的一種,因為它會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兩種表現:或者他們落入一種靈魂的惰性狀態中,幾乎無異于死亡,就像在羅馬帝國時期大部分奴隸那樣;或者他們總是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經被部分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動中”[10]。這種拔根隨著數字化世界的深入推進日益泛濫,人們在“計算主義”的信念下,靈魂、情感的惰性狀態越來越嚴重,所謂數字化形式支撐起來的個體主體其實只是一個假象,如在流量與關注下的“網紅”已經是被數字世界重新設定了的“形象”,個體靈魂“扎根”在流量的計算值上,可以被順暢地轉化為擁有價值形式的“數據資本”,這一充斥流量計算的數字世界著實如克拉里所說的那樣,是一片無生命的焦土世界。

二、焦土化的根源:技術與資本的聯姻

對數字世界拒斥的喬納森·克拉里得出如下結論:“如果還會有一個適合人類共同生活的未來,那么它應該是一個‘線下’(offline)的未來,這個未來必須擺脫那些正在荼毒世界的各種系統,以及7乘24小時全天候運作的資本主義?！盵2]3克拉里將“線下”世界看作是對數字世界“焦土化”的替代方案。這個看法奇怪的地方在于,一方面“線上”數字世界被高度資本化,另一方面“線下”世界就可以和資本主義“絕緣”了嗎?如果“線下”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建構起來的社會形態,如何能夠確保這個世界是“適合人類共同生活的未來”?

第一,數字世界改變不了資本增殖的本性,它必然加深社會發展的鴻溝。在喬納森·克拉里看來,通過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借助對AI、5G網絡和IOT(物聯網)等的研究,可以確定地表明人類社會正在進入數字化日趨加深的世界,加速主義引發了這個世界在各個層面的變遷,推動著資本主義在生產、消費和交換等層面的加快與提升。不過,喬納森·克拉里反對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一片光明,當然也反對整個社會都充斥著烏托邦的失落,而是與德國“價值批判小組”代表庫爾茨的觀點一致,即如果我們能夠停止乃至廢除當前價值形式化的勞動,那么,資本主義財富的來源則會被切斷[11],這是對資本主義批判比較激進的觀點。這種觀點在一些學者看來有可取之處,如約翰·霍洛威認為停止制造資本主義,號召人們在資本主義如此嚴重的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反對勞動,每時每刻都堅持自己的決心,反對所有預先決定的、所有有約束力的發展法則,因為這種預先存在的資本主義規定人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行事。對此,我們回答說:不,沒有預先存在的資本主義,只有我們今天制造或不制造的資本主義。我們選擇以一種無助于資本再生產的活動來重構我們的行動[12]。數字技術的發展能夠有助于人們在勞動上有徹底的變革并對資本主義帶來摧毀性的結果嗎?克拉里給出了反對的意見,在他看來,數字技術雖然延續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不斷進步的想象,但是,資本主義無法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內一直持續,“隨著資本主義進入最后的階段,新自由主義財政緊縮政策和環境破壞已經使這個星球變得面目全非?？茖W技術發展可以幫助人類實現和諧平等的社會目標,這個謊言已經不攻自破”[2]77。數字技術在資本社會中被發現,其真正目的在于有助于資本增殖,為此,技術更新進步的同時自然也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進步的一面。但是,它始終無法克服資本產生的社會分化問題,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性別、收入、地理限制、數字素養等問題必然會造成新的“鴻溝”形式,這不僅表現在經濟生活中,所謂的西方民主也免不了遭受到數字化社會的沖擊,例如,大數據投喂給投票者的信息被運用于糾正與引導其投票行為取向?！叭斯ぶ悄?、機器人和物聯網的不斷推廣,對人類而言是一種絕望的宣告。作為一個能夠工作的、鮮活的主體,人類處在技術系統的邊緣,而且對許多人來說,還因此陷入欠債、饑餓、疾病和貧困的窘境?！盵2]78在資本推動下數字技術的發展背棄了人類原初發展的需求。

第二,數字生活成為資本新的增殖空間的過程,也是人們數字主體喪失的過程。這是喬納森·克拉里引用雅克·卡馬特的觀點,這個觀點屬于馬克思的科學觀念傳統的延續,在馬克思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茖W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13]?？茖W是資本主義蠶食人類和自然的手段,但是,在當前科學被塑造的外在形象中,它是以一貫中立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樣的看法是在混淆視聽,“目的是不讓人認識到,西方科學和資本主義是緊密結合的”[2]86。譬如,合成化學物質、食品添加劑、塑料制品,“生產這些化合物的目的無非是提升制造和技術加工的水平,包括在軍事方面的應用,同時也是千方百計地為了加強日常生活和商業中那些不必要的‘便利’”[2]87。資本主義依賴于通過創新剝奪的領域追求資本的永續積累,在技術的加持下,讓人們自愿地以“我能行”的方式貢獻自身的勞動、以“我需要”的方式去不斷追求消費、以“我透明”的方式展示自身的麻木而便于全方面的監視等,這些資本主義原先以暴力去完成其積累的追求,今天以一種勞動者自我祭出的形式達成了。例如,可穿戴設備實時地收集人的心臟頻率,人們活動的范圍或者查詢、點擊的網址等數據將被再加工,再投放給我們,成為人們要做什么的統治機制,這些數據皆為人自己生產,一個人如果需要哲學類數據,就打開網絡獲得哲學類相關信息,這也是在輔助于需求的基礎上的算法。正因為如此,數據成了資本主義最為重要的新的資本積累的要素,這無疑需要技術的支撐。資本主義追逐的是推進數字技術,因為有助于資本獲得增殖的要求和資本的持存。但是,是不是如喬納森·克拉里所說的,為了防止數字生活被資本剝奪,人們只能不看任何數字產品并離開數字化的生活?這種浪漫主義的回頭路是不大可能了。作為主體,人們借助數字科技提升生活的同時與生活的關系也被改變了,在數字生活中,由于數據被采集且被用來分析和鎖定我們,在數據被再次加工之后市場可以準確地引導人的行為。數字生活是一個被算法準確計算過濾后的大網,人匍匐在網結點上,沒有可能逃出這張大網。當然,這樣的數字生活中不太會有自身的主體,有的只是被加工的“客體”。

第三,線下世界同樣在“食人資本主義”的魔咒之下,從線上逃離到線下——線上與線下就是通常所說的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并不能很快恢復人的情感。除現實的商品生產之外,情感等社會再生產是作為補充形式用來共同維護資本增殖的目的,作為建立共同體、共同價值、情感傾向和支撐社會合作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為在市場之外開展的,如家庭、學校,“然而,社會生產活動對于雇傭勞動的存在、剩余價值的積累以及資本主義運作是絕對必要的”[14]15,情感生產始終是以剩余價值積累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存在的。對此,南?！じダ诐烧J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情感等社會再生產勞動往往被看作是一個獨立于商品生產的領域,這樣就看不到情感作為剩余價值積累的“條件”,也掩蓋了其社會價值生產的秘密?！霸谶@個新的世界里,金錢是權力的主要媒介,社會再生產的無償勞動或低償勞動的事實決定了如下問題:那些從事這種勞動的人在結構上從屬于那些在‘生產’中賺取現金薪資的人,即使他們的‘再生產’勞動是有償勞動的必要前提?！盵14]16如果幻想離開線上進入線下世界就可以逃避掉資本對情感的奴役,這一想法既是對現實資本邏輯運行的無視也是直接斬斷了線上與線下的紐帶。虛擬的數字生活世界其實重點并不在數字,它依然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生存空間,無論虛擬與現實都是人類社會生存的方式,線下世界形成的“權力”“主體”“統治”“不平等”“非正義”等一系列問題都會衍生到線上數字世界。依照馬克思的看法,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具有了物性,是可以交易的對象物。在物化了的世界中,一切都具有了抽象的度量標準,貨幣成為物與物的“中介”,“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貨幣的特性就是我——貨幣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質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夠做什么,這絕不是由我的個性來決定的”[15]152。當喬納森·克拉里認為線下的未來是適合人類共同生活的時候,他也應該明白,“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從而是顛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質和人的性質的混淆和替換”[15]155。

三、焦土化的破解:籌劃數字生活的“未來”趨向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人類的動作、話語、行為、關系、情感和信念將越來越多地留下永久或是半永久的數字標記。除了記載人類生活的數據,自然界、機器行為和建筑環境等方面的有關數據也會被逐漸收集起來”[16]33。毫無疑問,數字生活世界不是一種主觀可以選擇逃避的社會空間,而是日益量化社會涌現的結果,是現實生活衍生出來的生存方式。如今,對生活世界“數據化”的比例已經超過98%,當然,這得益于數字平臺、數字收集成本、算力的爆炸式增長和數字信息的復制幾乎沒有邊際成本等因素的改善[16]34。以喬納森·克拉里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這樣的數字世界必然是情感的消失,“互聯網上沒有歡樂和悲傷,沒有美和活力。一個人可以找到詩歌,但卻找不到詩意。在孤寂荒蕪和單調乏味的數字系統中,如此徹底地限制人類潛能的豐富性和無限性”[2]113。當然,他也看到互聯網正是合乎資本主義對人類情感引導、塑造的需求,并指出焦土化的破解是一個后資本主義的世界,需要人們積極預設新的共同體和平等主義自治的建設能力。喬納森·克拉里的這個看法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針對現實生活,他僅僅從人類共同體的“政治形式”去理解后資本主義,沒有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革命意義上“后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因而現實生活中情感的物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被他以情感與商品交換的看法掩蓋了,這個做法在西方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學者那里十分流行,商品交換的視角與歷史唯物主義基于生產方式視角在理解物化形成的根源上存在一些不同。對現實生活世界的焦土化,《資本論》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本文不再討論這個層面的問題。二是著重討論數字生活世界注定只能是焦土化么,這個問題更直接的追問是數字生活只能是資本主義而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形態么。如果有,當前數字建設的基本方向原則應該是什么樣的。簡而言之,如何能夠拿回我們自己的數字生活的主導權。

可能有人會說,數字生活意味著人們隨時待命,情感喪失與焦土化只是人們追求加速生活帶來的惡果,不需要談論數字生活的后資本主義問題,但這種看法不現實。在這些人看來,人們最需要做的是嚴肅看待慢運算的“慢”,也就是通過減速來實現生活中的“時間主權”,讓人們的時間與注意力擺脫對人的注意力虎視眈眈的系統和裝置。但是,這需要大家都能夠同時慢下來,一旦我們不能夠慢,就需要依賴各種APP,應用程序提供服務的同時也要默認其對我們數據的監視并將數據泄露出去。但是,在加速生活中習慣了的人們不太有時間去對一些應用程序設定進行調整,“尤其是軟件經過更新時,身為富有戰斗精神的人會持續追蹤這些設定,軟件更新以后立即檢查是否狡詐地重新開啟連接到各種數據儲備”[17],這個時候就需要人們權衡提供服務與保護隱私之間的利弊,再決定是否授予權限等。但是,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無法實現主體從現實的數字生活中抽離出來,因為說我要慢一慢,或者當我發現某個軟件、應用程序讓我提供數據儲備,我立即否決,拒絕意味著無法使用,對于用戶來說根本沒辦法拒絕,用戶主體無法獲得數據主權。所以,主體方式的浪漫主義理解方式是不可行的,需要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式尋找出路。

其一,按照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分析,數據被資本競相爭奪的原因是它在資本主義的應用下轉變為資本增殖的動力與要素,為此,需要增進“社會主義的應用”這一基本原則。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資本會盡一切可能性掌控數據的主權,這當然包括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數據主權的占有。資本主義相信借助大數據可以達到之前資本想完成但又無法完成的任務,如對人們生活全方位的控制可以借助大數據來實現,進而達到重塑資本主義的目的。數據被稱為新時代的“石油”,表面上看,一個人瀏覽一個頁面似乎沒有什么價值,但是,當搜索的頻次不斷累積,這種搜索就提供了了解搜索群體信息的重要窗口。所以,有些軟件與應用程序其最大的價值就是從手機用戶那里獲得的數據,它即使提供給使用者優惠也是某種“謊言”。只要這些應用程序維持了收集數據的功能,它們便能夠贏得最大的利益,資本為了利益自然會想盡辦法占據數據的價值。但是這不意味著數據本身就是“惡”的,更不意味著數據生活必然是焦土化的,只是資本主義的運用導致焦土化問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討論機器時所說的那樣,“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實踐,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18]。同理,數據本身也可以為減輕人的負擔和社會發展提供各種便利。故此,當人們看到數字生活世界出現了各種矛盾,不能夠一味地反對數據,而應該將批判的矛盾指向資本主義應用,改變資本主義應用才能夠激活數據為提升生產力發展的支撐功能,這就需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轉變對其應用,運行共同參與、各取所需、共享紅利的發展模式,社會主義方式應用數據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追求資本的增殖,而是服務國家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其二,資本對數據的占有是數據生活被調控、操縱的前提條件,為此,需要改變數據被資本占有的情況,重新回歸到大眾對數據共有的方式上來。如何規范資本主義應用,或者說如何規范對數據的應用,這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特別注重對財富創造元素的所有權的考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該問題。數據價值的歸屬問題自然也就成為人們關系的問題,它是屬于個體還是屬于資本,答案是很明確的,如果歸屬于資本,資本自然會越過法律設限監視人們行為等各類數據。從現實來看,根據“We Are Social:2023年全球數字報告”,全球有51.6億人在各類數字平臺上活動,其中47.6億人是各類社交媒體用戶[19],如果這一類的平臺被個別的企業與資本控制,他們掌握了用戶的海量信息和數據,這將導致用戶出現“感知控制”、行為引導,特別是會形成算法的不公正。讓數字服務的控制權回歸到個人,同時,讓數字生活中的個體能夠共同參與公共服務的決策,使數字世界中的各類非正義、不平等以及權力失衡等得以消除,在總體方向上就是要將數據的所有權歸屬于我們每個個體,數據才有朝向社會主義方向被運用的條件,這就是要建立數據的公共所有權屬性,作為公共所有權的數據它不能夠用來交易,通過數據的公共所有權屬性可以建立一個共治、共享的數據制度體系,這一部分可以由國家、政府部門代為管理,最終收益全民共同享有。當然,政府和相應公共管理和服務性的事業單位在履行公共行政事務的過程中依照相關法律采集和使用數據,它是以整個社會發展與良性運行為目的的數據運用,旨在社會中的個體最終共享數據運用的受益。但是,對于數據私有化來說,采集與運用數據的目的是為了資本對市場的控制從而達到利益最大化。譬如,近年來,一些平臺壟斷數據并利用數據的優勢從中獲取不合理的利潤。如果政府部門能夠推動平臺的建設使其服務于大眾生活,將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從這里可以看到,維護數據安全與激活數據的價值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兩面。激活數據的價值就要發揮資本的作用,但這又會侵犯數據安全,造成數據生活中的極權化、情感喪失的焦土化等問題?？墒?創新、發展、激活數據的價值以此推動市場的繁榮是一條“無路可退”的道路,這需要對資本在何種層面上能夠使用什么樣的數據有明確的規定,給資本設置紅綠燈自然也就包括資本在使用數據方面的“紅綠燈”。另外,維護數據安全始終是一條底線原則,從法律的角度確保數據來源者合法、正當的權益,讓擁有數據主權的主體的相關權利能夠得到有效主張,這里最為重要的就是數據在被采集時的授權法規制定等。

其三,需要充分發揮數據融入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環節,提升經濟發展的數據優勢,更好發揮數據要素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也要同時注意對數字生活的引導。談論數字焦土化、數字生活中遭遇到的數據安全和數字鴻溝等是一個批判的維度,揭示了數字化發展中因為資本化所導致的現象。正如上文提到的,數字世界被置放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下,其呈現出來的“焦土化”只是一個淺在的人的生存狀態,更為深層的還是通過算法、大數據維護資本主義的持續性存在。但是,數據就像棉花一樣,只是生產的原材料,不能將其天然地看作是生產資料,就是說,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改變時,數據就不再具有價值的屬性,隨之,主體才能夠真正地找回符合人之生存需要的數字社會。為此,在中國式現代化建構的偉大征程中,不能夠像喬納森·克拉里等人持有的必須超越數字生活、反對數字化發展的觀點,而是要立足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建設好數字生活,以數字生活與美好生活共存的理念推進數字中國的建設,“充分實現數據要素價值、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20],在依靠數字創新驅動、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要注意數字生活的引導,規避一些數字風險。在這一過程中,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要堅持數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不斷建構完善的數據公共所有權屬性的確權制度,瓦解數據資本主義私有權屬性的存在基礎,運用好中國數據,通過建立“建設國家統一共享開放平臺”等措施,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提供支撐與動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盵21]

綜上所論,數字化生活中出現的“焦土化”并非是數字化導致的結果,它只是在資本主義應用下賦予了數字化生活成為資本增殖的新方式,利用數字化更便捷而深入地進行“情感吸納”,從而在情感被價值形式化的過程中實現資本對主體的操縱,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說的從“形式吸納”到“實質吸納”轉變的資本主義必然發展趨向。故而,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看,倡導逃避數字化生活的想法過于浪漫主義,因為線下世界是歸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操縱邏輯,主體的情感喪失依然存在,“焦土化”問題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無論在線上還是線下,皆會造成這一現象?！敖雇粱眴栴}對人的生存方式產生了很嚴重的影響,作為“被操縱的主體”如何能夠真正重新回到主體的位置上來,必然的方向是推進數字化的社會主義運用:一方面,充分發揮數據作為生產力發展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要規避因資本對數據的占有并且造成了對數據的任意監視、操縱、商品化等問題,讓關乎國計民生數據重新回歸到大眾對數據的共有,從而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