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學流變、政治文化對中國科舉史的影響

陳維昭

(復旦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提要: 中國古代科舉史在取士科目上經歷了從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到元、明、清的“有科無目”的變化過程,在考試文體上出現了從詩賦取士、經義取士發展到“專重四書文”的變化過程。在這過程中,王安石在其科舉改革中提出“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雖然僅僅推行數十年,但對當時及元、明、清三代的科舉制度產生深遠的影響。學界已經充分注意到王安石提出的罷詩賦而重經義,但是王安石的“罷明經、諸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科無目”的制度特點更應該引起重視。元代不但沿襲了王安石的“有科無目”的制度設計,而且首次將四書作為整體確立為明經科中的第一科目,從而將理學置于經學之上。這種理學試士的做法為明、清兩代所繼承。元代以來的這種科舉制度的變化與其政治文化上的“一學術”“一道德”的取向是緊密呼應的。

引 言

中國科舉史始于隋煬帝大業元年(605),終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前后經過了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等朝代,延續了1300年。在這過程中,不但各個朝代的科舉制度互有差異,而且每個朝代的科舉制度自身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影響科舉形態的形成及其變化的原因很多,政治、經濟、哲學、學術、教育等方面的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科舉諸科目中,對科舉制度的性質、結構和功能產生最主要影響的是經義科。20世紀90年代,美國漢學家艾爾曼開始研究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系,由此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維度。21世紀以來,科舉與經學的關系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唐、宋、元、明、清各代科舉與經學的關系都有專門的論著進行討論。這些研究大都將科舉史與經學史兩相對照,著重從經學流變對歷代科舉制度的影響展開討論,從而揭示了歷代科舉制度形成與變化的思想根源。

然而經學只是一種觀念形態,它仍然是被決定的,在影響經學形態的形成和發展變化的諸多因素中,政治文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政治文化與經學流變的錯綜復雜關系中考察科舉制度史,方能更貼近問題的實質。比如,朱元璋驅逐元代統治者、重建漢人政權之后,其科舉制度為什么不繼承宋代的多元取士制度,而是取法于元代?乾隆中后期清高宗開始表現出對程朱理學的質疑,為什么四書文在清代科舉中一直占據首要位置?僅從經學內部的漢學與宋學之爭、義理與考據之爭,或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之爭去考察,都很難觸及問題的實質。又如,對于王安石的貢舉改革,人們往往注意到了他的“罷詩賦、專試經義”,往往聚焦于“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之爭,當然,這的確也是宋代科舉的焦點問題,但是,王安石的“罷明經、諸科”同樣應該引起我們重視,它究竟是經學科內部的結構調整,還是有更為深遠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考慮?

自晚清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問世以來,經學的歷史流變被作過各種形式的梳理。從漢代的今文經學、漢唐的古文經學、宋代以及其后的理學和心學,其發展脈絡被梳理得越來越清晰,復雜性與系統性也越來越被彰顯。不過,對于科舉史來說,一般意義上的經學史認知已不足以描述科舉史的特殊性,我們對經學史的流變應該有一個獨特的觀察點,即對科目的設置、考試文體的選擇與定位等產生影響的經學因素有哪些?它們起于何時?又是如何受制于特定的政治文化的?當元代把四書作為一個整體設置為科舉科目時,經義從此便分為四書文與五經文,這對于科舉史觀察來說至為重要,籠統地描述經學與科舉的關系,顯然尚未觸及科舉文體的深層結構。

本文著眼于政治文化、經學流變與科舉制度三者的關系,展示中國科舉史的另一個面相。

一、通經致用與“文辭取士”

以經試士,始于漢代,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政治理論,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置五經博士。博士弟子通一經即可為官,經學成為考核人才的一個尺度。隋代創立科舉制度,它以筆試的形式選拔人才,即所謂以“文辭取士”。所設科目有明經、進士兩科。明經科即是以經學考核人才。

經學作為一種知識類型,與科舉的筆試形式產生了一種天然的矛盾。一方面,六經本為六藝,具有強烈的事功實用性?！妒酚洝せ袀鳌酚涊d:“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抖Y》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盵1]3197六經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實踐性,“致用”是“通經”的目的。董仲舒的今文經學即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向,他用天人感應、陰陽理論去論證西漢政權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經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其自身無論從字義的訓詁、思想的領悟來看,都具有強烈的專門性和特別的難度。西漢中期以后,隨著古文經的發現,今文經學逐漸衰微。東漢末年賈逵、馬融、鄭玄等人遍注古文群經,成為漢代經學集大成者,形成了古文經學。而恰恰是這種注疏經學影響了唐代經學,形成了漢唐連稱的古文經學。班固說,漢人章句說經,動輒萬言。如漢景帝時丁寬作《易說》三萬言;元帝時秦恭增飾其師夏侯建之說《尚書》至萬言;景帝時韓嬰作《詩》的《內傳》《外傳》數萬言;武帝時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宣帝時于大議殿中與群儒討論《公羊》《穀梁》的異同,議三十余事,尹更始據此作《左氏傳章句》。這種動輒萬言的解經方式一方面顯示了漢代經學的煩瑣,另一方面也說明五經之學是一種需要進行長期鉆研才能獲得通識的學問。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也?！盵2]1723宋代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可見通經如此艱難。唐、宋科舉的“文辭取士”性質決定“通經”之無法達成。唐代與宋初的明經科采用帖經和墨義的形式,考核的是士子對儒家經典的記誦能力,遠遠達不到通經致用的目的。

而更重要的是,科舉的目的并不是選拔經學人材,而是選拔官員。把候選官員定位在具有三四十年經學“學齡”的士子身上,顯然并不符合科舉的目的,也不符合現實政治的需要?？婆e所能考核的只是士子的經學常識。對于士子來說,科舉是任官之前的準備階段,用最短時間去順利通過各級考試,這是士子的普遍心理。宋代畢仲游曾指出:“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圣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圣人之道者哉?”[3]2這是站在經學的立場去表達對士子不通經現象的失望。但是,科舉考試的目的并不是要選拔、培養“通經”的專業人才,而是選擇既通曉經學大義,更具備理煩治眾能力的管理人才。只是由于經學在科舉制度中的立本性質,“通經”就一直成為苛求士子的制度要求。

考慮到科舉的時效性與通經的難度之間的矛盾,唐代有三經、二經、學究一經等?？?宋代王安石改革采用士子占治一經的制度,至元、明、清,士子各占一經應試成為常規的制度。但是,從理論上來說,只有通六經才能通一經,其結果是,應試的考生總難免于“徒事記誦”“空疏不學”之譏。

北宋王安石的科舉改革罷帖經、墨義的考試形式,改為大義,強調從義理上解經。元、明、清的經義沿襲這種考試形式,但考試以有限的字數去詮解經義,考官難以據此判定考生真正的經學水平。尤其是明、清的經義文,明初五經義每道300字以上,至隆慶、萬歷間開始限定經義文的字數上限,經義文不得超過500字;清乾隆四十三年(1704)始定為700字,永為定例。如此短小的篇幅相對于五經作為一種專門的學問而言,便易于寫成陳詞濫調。而字數的限制又是科舉作為一種標準化考試的性質所帶來的局限性。

如何在“文辭取士”的框架中真正實現通經致用的經學目的,這是歷代科舉制度設計者所殫精竭慮的。

二、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

盡管漢代以來即有“五經取士”的傳統,但在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中,在試士的諸科目中,經義并非唯一的或最主要的科目。唐、宋、遼、金時期即有進士科與明經科的并立,當然同時還有許多其他科目并存,而“詩賦取士”在很長時期內成為科舉考試中十分突出的現象。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的關系問題,體現了官方對官員素質的基本設定。

馮夢禎《歷代貢舉志》所載“至煬帝好文詞,始置進士科,專詩賦取士,不復閡行能”[4]2,雖不被今天的學者采信,但隋唐人才觀在一定程度上承南朝之舊,則是有跡可尋的。南朝的皇帝多有嗜好詩文者,至梁朝達致巔峰,昭明太子之《文選》成為人才文采風流的測試標桿。在南朝的人才選拔中,“以文取士”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世俗崇尚文詞,“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5]1544。唐代文章風尚承六朝而來。唐初科舉自高祖至高宗,雖然基本上沿五代之舊,進士科僅試策,但其策對的文風卻承襲六朝駢文的綺靡華麗。文采風流是人文修養到了相當程度之后才能達到的境界。唐高宗在談到其第六子章懷太子李賢時說:“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余篇……”[6]2831《舊唐書·后妃傳》記德宗朝的宋庭芬教育五位女兒都是“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6]2198,都將能詩賦視為人文修養的標志。倘能文質彬彬,則“詩賦取士”也屬于對人才的高層次期許。唐代以詩賦取士正是沿襲南朝的人才觀而作出的科舉科目設置。唐代幾位皇帝對文學的喜愛更強化了“以詩賦取士”制度的推行。

關于唐代科舉制度的特點,人們往往以“唐以詩賦取士”稱之。所謂“唐以詩賦取士”,不是說唐代的科舉僅僅用詩賦來考士子。唐代的科舉科目甚多,最主要的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只有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唐代進士科的考試內容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唐初的進士科僅試策,唐高宗調露二年(680),考功員外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始放入策。后因武則天當政,事復因循。太宗貞觀八年(634)以后進士科始帖經史[7]88。至中宗神龍元年(705)始行三場之試并開始以詩賦試士[8]20。玄宗天寶十三載(754),玄宗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6]229。說明唐代的進士科也不僅僅考詩賦,而是策、經史、雜文(即詩賦)數科并考。因進士科在唐代眾科目中最為矚目,“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貞觀、永徽之際?？N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9]433。而進士科中的詩賦之試也越來越受重視,故把“詩賦取士”作為唐代科舉的標簽。唐代科舉獨尊詩賦,這也與它對經學的科舉定位有關。

唐代是一個思想多元的時代,儒學雖為官方主要的意識形態,但皇帝崇尚道教,科舉中有“道舉”的科目,其帖經也包括《老子》,社會上佛學又大盛。唐代的政治體制為中央集權,但其思想領域并未著意于思想管制。故唐代科舉中經義采用帖經、墨義的形式,可見官方也僅是以經學知識要求考生。故唐人對“詩賦取士”并未產生爭議或反感?！端问贰みx舉一》記載蘇軾說:“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10]3617當文章辭采成為人文素質水平的體現而不是掩飾內心空虛的飾詞的時候,“以詩賦取士”也可以得名臣,這是不足為奇的。

如同真正通經者必是六經子史皆通一樣,真正善詩賦者也不會只識賣弄浮詞。宋代畢仲游說:“詩賦雖若無足為者,而題目或出于經,或出于史,或出于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盵3]3清代顧炎武也說:“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盵11]950高水平的詩賦是一個人實學充盈時向外迸發的思想火花而已。

至于不識義理、不懂治術而徒事文辭,則屬浮文虛詞?！缎绿茣みx舉志上》記載了宋代歐陽修的說法,中唐以后,進士科越來越重詩賦,“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12]1166。這種浮文少實者當然不屬于真正的人才。在每一科成百上千應試士子中出現部分徒事浮辭者,對于作為標準化考試制度的科舉來說,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唐代的詩賦取士與帖經試士,表達了文學才華與經學知識相融合的人才觀。在宋代,慶歷、熙寧年間的改革,開始強調經學義理,在義理訴求的背景下,詩賦取士就被視為一種崇尚浮華的制度,而理學家的“作文害道”的價值觀更使得“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的對峙關系空前緊張。宋代的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之爭,其本質是義理與辭華之爭。

在王安石之前,罷詩賦的呼聲已時有出現。至王安石科舉改革,始徹底罷詩賦。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新法盡廢,出現了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并峙的局面,進士科也分詩賦進士與經義進士。但哲宗親政之后,重新推行王安石新法,直至北宋滅亡。兩宋除了推行王安石新政的四十多年之外,詩賦與經義并試仍是主流。但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元祐之后,在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并峙時期,經義處于首要位置,而詩賦則退居于第二場。同時,《孟子》與《論語》一起作為兼經而與五經之試并列,這是王安石變法的成果。

在宋代“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的此消彼長、最終并峙共存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政治文化對科目設置的決定性影響。

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之利弊的判定,取決于政治理念與人才觀。將擅詩賦視為徒事雕飾,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據《新唐書·選舉志上》記載,唐肅宗寶應二年(763),針對朝中罷詩賦之議,李棲筠說:“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行。且謚號述行,莫美于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盵12]1167以辭觀行,最后仍是落實在德行上,則以文辭取士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詩賦也為文辭之一,它是士人內在境界的外現,是人文素質水平的體現。

在熙寧二年(1069)的應詔上疏中,蘇軾直擊問題的核心,他說:“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盵10]3616如果朝廷有知人之明,責實之政,那么人才到處都有。隋代以來文章取士制度之所以一直沒有被廢除,無非就是祖宗認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10]3617,不管是詩賦,還是論策,都不過是一種考試形式,真正能夠收天下之人才的,在于朝廷必須有“責實之政”,必須有核實被選者實際才能的制度,這才是關鍵。如果沒有這種制度,不管是考詩賦,還是考論策,都不能確保所選拔者是真正的人才。

三、“一學術”“一道德”與禁釋老

對元、明、清三代的科舉制度影響最大的是王安石的科舉制度改革。在王安石看來,唐代獨美進士科,專尚詩賦,其結果是專尚辭華,經學空疏。鑒于此,王安石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據《宋史·神宗本紀》,神宗熙寧四年(1071)“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10]278。人們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往往集中于“罷詩賦”,集中于王安石等人在“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之間的選擇,但是,王安石的“罷明經、諸科”舉措影響更為深遠,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王安石不但在科舉諸文體中罷去詩、賦,而且在科舉的科目上罷去進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使得科目變得“有科無目”,經義、論、策(尤其是經義)等文體成了士子由科舉出身的單一考核文體。在中國科舉史上,王安石首創“有科無目”的科舉制度,以單一的尺度收編天下人才。

王安石之所以要“罷明經、諸科”,實際上是他的封建專制政治理念的具體實施。當宋神宗認同蘇軾關于“責實”的觀點時,王安石說:“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盵10]3617-3618“一學術”“一道德”是王安石科舉制度改革的核心。程顥說:“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茍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盵13]164王安石的這一特點可以概括為“一政見”?！耙粚W術”“一道德”“一政見”,就是要把天下人的思想、道德統一在官方認可的框架里面,這才符合古代封建專制政體的需要。如果像唐代那樣,既崇儒術,又尚道、釋,當然是不能統一學術、統一道德的。學術不一,異論紛然,封建專制統治的根基就會動搖。

不管在義與利、王道與霸道方面,“二程”與王安石有何分歧,在“一道德”上,他們卻有相同的思路?！岸獭闭f:“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盵14]82“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至四海而準?！盵14]89程朱強調義、利之辨,強調“去人欲,存天理”。實際上,程朱理學所做的事情就是“一道德”。

王安石的新政雖然在元祐初年被廢,但其后不但又被實行了三十多年,而且老莊思想受到了明確的禁止。監察御史上官均于元祐元年(1086)建言,強調“經術以理為主”,“禁用釋典,不得專援《莊》《老》”[15]9061。哲宗元祐二年(1087),即規定科場文章不許引用申、韓、釋氏之書,考官則不許于《老子》《列子》《莊子》內出題。直至徽宗、孝宗,仍然在強調禁用釋老,并使之成為定制。禁佛老正是貫徹“一學術”“一道德”總方針的重要措施。

明代官方一直對八股文寫作中出現的偏離儒家思想的異端提出警戒,這與明代絕對專制的封建政治體制是相呼應的。弘治七年(1494),“令作文務要純雅通暢,不許用浮華險怪艱澀之辭,答策不許引用繆誤雜書”[16]1792。這恐怕就與考生的雜用子書有關。嘉靖十七年(1538)題準,會試校文,“其有似前駕虛翼偽鉤棘軋茁之文,必加黜落,仍聽考試官摘出,不寫經傳本旨,不循體制,及引用莊、列背道不經之言,悖謬尤甚者,將試卷送出,以憑本部指實奏請除名,不許再試”[16]1792。首次鮮明提出,科舉文不許引入《列子》《莊子》等書,這些非儒家思想屬于背道不經之言,所謂“駕虛翼偽、鉤棘軋茁”即是引入《列子》《莊子》之后的結果。陶望齡在《癸卯應天鄉試錄序》里說:

古羅士之科嘗眾,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詩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注專,其岐愈窒,軌愈端,而途亦加約。聚四方秀異,積數百年文治之盛,醞釀成就者,并騖于其中。一道同風,于斯為盛,而巧拙之數、能不能之故,亦畢呈而無遁矣。[17]138

陶望齡為萬歷三十一年(1603)應天鄉試主考官,其立場自然是立足于本朝制度,對明代經由“有科無目”制度而形成的“一道同風”大唱贊歌。陶望齡又說:“臣不敏,竊以為衡士莫善于格。上必懸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眾耦之勝負,必并就于格,而后可以角材。逾格而旁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難而巧。如此,則臣等尊令守法之指,與翹材之術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難易之路,可以曉然告于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17]139可見,科舉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人才“并就于格”。

嘉靖以來,在心學盛行的時代思潮影響下,一些會試的主考官如徐階、李春芳等也成為心學的倡導者,這使八股文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學術”“一道德”的封建專制政治受到嚴峻的挑戰。朝廷開始警惕,于是對八股文風的整肅可謂三令五申。至萬歷十五年(1587),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說:“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后以六經為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為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六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樸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敝,至是極矣……斷圣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敘,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盵18]1596實際上,沈鯉所意識到的問題就是考生在制義中引用《老子》《列子》《莊子》、佛經等書語句,使得經學思想不醇正。禮部的擔憂是有其現實基礎的。明崇禎年間魏禧說:“予觀近日文率意妄作,玩忽經傳,竊有生心害政之憂?！盵19]41A令明人困擾的是考生并不切實闡發經典,而是追求新奇?？梢钥闯?從嘉靖到萬歷,士子在八股文中不但引用六經,而且引用《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子、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之語。沈鯉出于維護儒家獨尊地位的考慮而對士子這種廣泛引用子史百家的狀況表示憂慮。晚明五十余年,陽明心學大行其道,程朱理學備受輕慢。這在恪守程朱理學立場的人看來,是一個文風佻巧、“猖狂自態”、橫議傾诐風氣的泛濫時期[20]1729。

由顧炎武等人所引發的清代學術轉向導致了諸子之學的興盛,《老子》《莊子》研究作為諸子之學成為學者的基本修養。曾經被艾南英、顧炎武所猛烈抨擊的佛光道影,大量出現于清初的八股文中。否定陽明心學與重建程朱理學信仰,是清初政治思想文化的一大特點。從官方立場來說,程朱理學在清代前期仍然是科舉的指導思想,程朱理學是確?！耙粚W術”“一道德”的思想武器。

到了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對八股文的徹底否定,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八股文試士制度無法選拔出真正的人才。這是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中國傳統人才觀的坍塌。除了策、論之外,無論是經義,還是詩賦、表判,統統都屬于不切實用的空言,懂洋務、經濟、聲光化石者才是真正的人才。于是《中庸》里“車同軌,書同文”中的“車”在光緒十四年(1888)浙江鄉試凌師皋的墨卷中變成了“汽車”,“車”“文”與“火車”“電報”相關聯。別說是詩賦取士,就是經學取士,也不能得真才,因為經學自身已不能適應近代中國的政治命運。

四、“罷明經、諸科”與“有科無目”

自隋代創立科舉制度以來,曾出現經義取士、詩賦取士、策論取士甚至表文取士等不同的取士傾向。這些傾向分別強調了不同的人才素質,但每一種取士方式都有其弊端,如空疏不學、不實用、專務辭章、徒事雕琢等。這一類指責或討伐其實只是涉及科舉弊端的后果,而實質上,造成這些后果的原因大多指向同一個制度——“有科無目”。顧炎武說:“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見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謂之‘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雹偌词乖谒宕婆e制度創立之初,也有明經、進士二科?？颇康亩喙岩馕吨孔舆M身途徑的寬窄,也意味著官方人才觀念的不同:究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還是通天河上獨木橋?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是如何從科目眾多一步步走向“有科無目”的結局的呢?這種漸趨獨科的趨勢與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走向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思想多元是不利于封建專制政治體制的。早在漢代,董仲舒在提出“罷黜百家”的理由時指出: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2]2523

旨在對“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2]2523現象進行統一。這應該是古代選舉制度中最早提出的“一思想”“一學術”“一道德”主張。盡管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并非禁止儒家之外的“百家”的存在,但他通過尊崇儒術,將儒家的經學納入選官機制中,通過仕進制度影響士子的思想。

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制度首先在王安石的改革中被改變了。王安石通過“罷明經、諸科”把隋唐以來多科目取士制度刪減成進士獨科,成了一種有科無目的制度。宋代的“君臣共治天下”體制被視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美談,但宋代終于被元代終結。一個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入主中原之后,管理更加嚴格,漢族文人也紛紛出謀獻策,將原來傳統的政治制度改造成更加專制的制度。通過對程朱理學的推崇,把程朱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相應地,在科舉制度上,把取士的科目萎縮成“有科無目”的獨木橋,并把這一獨木橋納入程朱理學的框架,這是元代的重大改變。宋代理學以四書為闡述思想的主要載體。程朱理學自元代立為官學,進入科舉,四書學就變成了經學,四書學也從宋代的學術文化轉變為政治文化,成為元代的封建政治專制性的工具。

“科目”一詞的涵義,在《元史·選舉志》里發生新的變化,在《唐書·選舉志》或《宋史·選舉志》里,科目指分科取士的名目,如秀才、明經、進士等。到了《元史·選舉志》,“科目”指的是進士科所考的經義、古賦、表、策等文體。因為從元代開始,科舉中只有“進士”一科,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有科無目”,故“科目”一詞降而指進士考試中的各文體。

這種“有科無目”的制度,對于官方來說,有利于把所有的士子統一到一定的思想框架里;但對于士子來說,“有科無目”形同構筑起一座獨木橋,所謂的“人才”變成了一個固定的單一模式。它在明清時期導致了一系列科舉弊端的出現,是諸多科舉弊端的總根源。

首先通過推重四書去推崇程朱理學、通過推崇理學去實現“一學術”“一道德”“一政見”政治意圖的,是元代的儒者。元太宗窩闊臺于1234年滅金之后,始得中原,便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其制基本沿宋、金之舊,以論、經義、詞賦三科試士,后因廷議而終止。元世祖一統中國之后,雖未實行科舉制度,但學校的教育卻在大力推行儒學。至元初,許衡為國子監祭酒,仁宗皇慶元年(1312),吳澄任國子監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21]4012。在元初的儒者中,許衡、吳澄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儒家經典中,他們特別強調四書的重要性。至皇慶二年(1313)設定科舉定式,這些理學家的思想起著重要的作用。

由明人宋濂領銜執筆的《元史·選舉志》認為元代的選舉任官制度的弊端在于“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21]2016。宋濂是明初諸多國策的制定者,“一時高文典冊,皆出其手”[22]93,他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明初官方意識形態?！笆诉M多岐”既有制度腐敗方面的原因,也可說明,元代雖然在科舉上采用“有科無目”的制度,但仕進的途徑仍然并不單一。

朱元璋以驅逐元朝、重建漢人政權而被后世所稱頌,明初的高啟在《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中說:“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盵23]451但朱元璋卻選擇了與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體制背道而馳的制度,繼承的是元代的絕對專制主義,廢除宰相制度即是一個標志性的政治舉措。相應地,將程朱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在科舉制度的設定上,明代不是繼承唐、宋的多科目、詩賦與經義并考的制度,而是采用了元代的“有科無目”、首重四書文模式。不僅如此,明初的制度設計者把四書文精致化,定下了理據程朱、代圣人口氣、體用排偶等格式要求。這一基本格式在洪武二十年(1387)就已經基本定型,而不是顧炎武所說的至成化才定型。這種文體后來被稱為“八股文”?？婆e的科目和文體的限制都與明代政治文化相呼應。成化間丘濬說:“至于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后經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圣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24]575旗幟鮮明地回應王安石的“一道德”主張。清初理學家陸隴其說:“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效也。每論啟、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姚江。故斷然以為今之學非尊程朱而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為怪?！盵25]7A-7B強調了“一學術”與“尊程朱”之間的內在關聯。

在經義文中“自攄己見”,這是宋代以來科舉經義文體的一貫要求,在明代制義中則以“大結”的結構形式固定下來?！昂?、永、成、弘間,先輩大結,其長幾與八股埒,于道理卻合。述圣賢說話,不過數言可了,正須以我意論斷耳?！盵26]877但康熙十六年(1677)議準,取消八股文大結,其理由是為了防止考生在大結部分作弊,但實質上,它更徹底地消除了八股文體中表達個人見解的空間。同時,“犯下”“禁用后世書暨人名”等文章修辭慣例到了嘉慶朝轉變成了科場厲禁。于是,在“有科無目”的進身獨木橋上,八股文這一獨尊文體越來越變成思想與情感表達的枷鎖,真正成了錮蔽性靈的庸腐套子。從科目的萎縮到文體的限定,所謂“科目取士”制度一步步地單一化,這正與政治文化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逐步強化相呼應。

由“有科無目”單一形式而選拔的舉子,究竟能否勝任臨民治眾之實務,這個問題在明、清兩代尤為突出?？婆e是選舉制度中重要的一環,士子在科舉中獲得出身之后,究竟采用何種形式授官,這同樣需要建立切實有效的制度。唐代進士科采用所謂的“以詩賦取士”,但士子及第之后未便解褐,還必須通過吏部之試,韓愈三試吏部無成,及第十年后猶是布衣。試吏部是一個“責實”的考核環節,它確保以詩賦中試者確實具有實務之才。宋太宗于太平興國二年(977)不但賜進士、諸科出身者多至五百余人,而且第一、二等進士均立即授官,余者也皆優等注擬。從此,出身與授官之間沒有了考核環節。至明代,一旦中了一甲,即入詞林,“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后,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11]1016。元、明以來,一方面,出于封建專制主義政治需要而使“設科取士”變成“有科無目”,又在三場試士的諸文體中獨重首場甚至獨重首藝,使得空疏不學、人品低下者也可以僥幸獲售;另一方面,一旦在鄉、會試上中試,即予授官,于是幸獲者臨民治眾時陋態百出,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就是明代以來科舉制度最大的弊端。

五、獨重四書文與理學試士

為了強化政治文化上的封建專制主義,元代不但沿襲了王安石的“有科無目”制度,而且首重四書文,把理學試士推到了經義科的首重地位。

隋代以來,經學成為科舉考試中必不可少的科目。但經學在歷代科舉諸科目和諸文體中的地位是各不相同的。唐代的明經科、宋代的諸科(宋代的諸科即是唐代的明經科)的考試方式采用的是帖經、墨義,宋代明經科則采用大義,雖同是選擇以五經為核心的經學為考試內容,但帖經、墨義的考試形式是把五經當成知識來考核,而大義則把五經視為義理進行考核。元代科舉的經學考試仍稱明經科,由經疑與經義組成。至此,科舉中的明經科由四書文與五經義組成。五經義考核的是士子的經學知識,而四書疑實質上即是理學考核。四書疑置于五經義之前,表明了元代理學試士的嶄新的科舉理念。在中國科舉史上,元代第一次把四書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四書本來就是宋代道學的產物,四書以道學為宗旨,以義理、性理為宗旨,談的是“修己治人之道”,當然也可以稱之為“經術”,而五經則是“經學”,四書學重在義理,五經學重在學術。在元代的學校教育中,同樣是先四書,后五經:“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盵21]2029義理與經學(學問)就此分隔。元代獨重四書文的科舉理念為明、清二代所繼承并獨步強化,獨重四書文即是置理學于經學之上,這進一步強化“有科無目”的制度設計,強化政治文化上的封建專制主義。

元、明、清三代的“首重四書文”是有其政治文化上的考慮的,重四書,即是強調“為學當先立本”?！墩撜Z·學而》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盵27]48而四書正是立本的關鍵。四書之成為經典,是與理學的興起密切相關的。四書文在科舉諸文體中一步步走向獨尊地位,則與元代以來官方將程朱理學定于一尊的政治文化相表里,而這種政治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一思想”“一學術”“一道德”。這是宋代王安石在熙寧新政中所提出來的。

宋代理學家又把四書作為通往五經的門徑。程頤認為:“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墩撜Z》、《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與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圣人之意見矣?！盵14]379程頤說:“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盵14]63在此基礎上,朱熹從《禮記》中選出《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合而為四書。朱熹說:“四子,六經之階梯?！盵28]2604后來之強調四書獨尊地位者,往往繼承這一觀點,如清代康熙皇帝說:“有四子之書而后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盵29]340既然四書已得五經之精意,掌握了四書的基本精神,也就可以提綱挈領地駕馭五經了,而四書學正是宋、明程朱理學的最主要載體。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科舉中重四書文與當時政治文化之間的關聯了。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明清科舉“只重首場”現象為何屢禁不止。元、明、清各代鄉、會試的三場取士制度本是以首場的四書五經義、第二場的論、古賦(元)、論、表、判(明、清)和第三場的策等多種文體試士,但這種制度在推行的過程中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如考官懶政瀆職、考官閱卷時三場的時間分配不合理等)而出現了“三場止重首場”甚至“七義專重首藝”的現象。在晚明時,黃淳耀就指出:“三場之所重者止于七義,七義之所重者止于三義?！盵30]1B所謂“三義”就是首場前三篇八股文,即四書文(后四篇八股文為五經文)。黃宗羲更進一步指出:“二場三場,置之高閣,去取止在頭場;頭場之六義,亦皆衍文,去取定于首義?！盵31]502至清代,四書文的獨尊地位越來越明顯。乾隆間吳蘭陔指出當時“三場專重首場,首場尤重首篇”[32]1A的現象。咸豐間,福格指出當時科場僅以首義定去取的情形,他說:“五策果能條對切實,亦可征其學問。所惜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場四書文為鵠。他藝概置之不論?！盵33]68這些對重四書文、重首義現象的批評,主要還是著眼于考官的瀆職懶政。

但是,推重四書文是有其義理上的必要性的,有其思想控制上的必要性的。從康熙三年(1664)起,移原來的第三場五道策于首場,廢八股文體,表現出重時務而輕經義。但只推行三科,于康熙八年(1669)又恢復舊制,仍然首重經義文。為什么康熙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復他極不喜歡的八股文?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盡管時賢已有專文指出,“止閱首場”并非元、明、清科舉的常態,更多的時候仍是三場綜合考量。筆者也可以進一步指出,明、清時期歷科《鄉試錄》《會試錄》中的“中式舉人”名單,就是三場綜合考量的結果。但是,在元、明、清的科舉文化中,從“三場專重首場”走向“七義專重前三義”、從“專重經義”到“首重四書”,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爸厥讏觥?尤其是“首重四書文”是有其政治文化上的深層原因的。

六、結語

中國古代科舉史經歷了從多科目取士到“有科無目”的變化過程;在取士文體上出現過“詩賦取士”與“經義取士”的不同傾向;在經義科目中又經歷了從五經取士到四書文取士的不同側重;所有這些,既是歷代人才觀念的反映,也都與經學的流變(尤其是四書的進入經學系統)、與“一學術”“一道德”的政治文化緊密呼應。在這過程中,王安石的“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對當時及元、明、清三代的科舉制度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有科無目”到“專重四書文”,封建專制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烈,而科舉的路徑也越來越狹窄,最終也因凋敝人才、不能適應近代世界劇變而被歷史所拋棄。

注 釋:

①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欒保群校注:《日知錄集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40-941頁。欒注的標點有誤,“學究一經”是唐宋經學?？瓶荚囍械囊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