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全景式勾勒
——《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研究》介評

皮偉男

1. 引言

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匯通和融合,完成中國文化‘走出去’時代重大使命的途徑之一”(黃友義,2008)。從新中國成立起,國家就對中國文學走出國門相當重視,“熊貓叢書”的推出即是一例。不過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和傳播的效果卻不甚理想,目前學界對這一點已達成共識。因此,翻譯學界、傳播學界等都圍繞如何有效推動文學外譯展開相關研究。

王穎沖的新作《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研究》(于2022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是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推出的“中華翻譯研究文庫”系列叢書中的一部)便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推出的。就譯作出版研究而言,大多學者或以某位重要作家作品的對外出版為研究對象,如毛澤東的著作(何明星,2020),或以某一較短時期的書籍外譯為研究對象,如五四運動時期的書籍(石慧,2022)。該作則對1949—2019年間出版的所有中國當代小說英譯書目進行搜集、統計和研究,為我們呈現了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全景圖,這一全景圖能使我們對中國當代小說的翻譯出版史有一個直觀且全面的認識,是從出版的角度對中國當代小說譯介史進行的補充。此外,圍繞中國當代小說英譯主題進行譯者、譯本以及譯介與傳播模式等研究需要可靠的書目支撐,該作能為之提供支撐,為翻譯學界的研究提供了資源?？傊?該作不僅在研究對象上有所突破,為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研究開辟道路,而且具體回應了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的學術期待,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本文在簡要介紹其內容的基礎上,圍繞其研究特色與學術意義進行探討。

2.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研究》全書共分6章,還有“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單行本(1949—2019)”和“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小說集(1949—2019)”2個附錄。第一章為緒論,作者對著作的整體框架以及各章內容進行了簡單說明。第二章在將前人關于中國文學英譯的研究分為5類進行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指出目前的研究空白;概念闡釋是研究的邏輯起點,作者就著作標題中的“小說”“當代”和“出版”等詞進行定義以便清晰地框定研究對象的范圍;最后向讀者交代了整理附錄的3類資料來源。第三章和第四章為著作的主體部分,第三章在數據統計的基礎上將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分為4個時期,從譯介出版的數量、主題以及出版社群體等方面歸納每一時期的特征,并透過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等因素歷史語境化地分析背后的原因;第四章作者另辟蹊徑,進一步從空間的角度進行分析,既包括現實的空間(中國當代小說英譯的作品來源和出版地分布),又包括虛擬的空間(翻譯方向的演變和媒介發展)。在第五章作者就目前英譯出版的相關問題提供恰當的策略,體現了該書的實踐應用價值。第六章為結語,作者對著作的主體部分進行了概括,最后指出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傳播這一環節是重中之重,并就如何提升譯介傳播能力給出了幾點建議?？偟膩碚f,全書視野開闊,解答了作者在序言部分提出的關于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傳播的6個研究問題。

3. 研究特色

作者在鉤沉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情況的過程中,既有時間層面的梳理,又有空間層面的呈現,兩者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為我們勾勒了一幅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全景圖,這既是該著的研究特色,又是該書的學術意義。

3.1 時間層面的梳理

作者從歷時線性的角度觀察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發展演變過程,把握其發展規律,同時以不同歷史分期為標準來探究不同歷史階段內社會背景、外交環境和意識形態與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互動關系。

作者將中國當代英譯小說出版置于1949—1965年、1966—1976年、1977—1999年、2000—2019年4個階段進行考察,簡單勾勒出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興起、低潮、高潮和新發展的歷史進程。在1949年至1966年這一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興起期,中國大陸的文學外譯濫觴于《中國文學》這一雜志,后來外文出版社將《中國文學》上刊載的譯文輯錄成冊出版,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雛形,是典型的國家翻譯實踐。這一階段譯介的小說主要包括“憶苦”和“歌頌”2類。

在1966年至1976年這一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低潮期,年均出版量從上一階段的4部左右下降至1.7部。作者結合歷史事實對此進行分析,原因如下:審查制度緊縮,符合出版要求的作品數量有限,稿源嚴重匱乏;當時的譯者因為要翻譯大量用于政治宣傳的材料而自顧不暇,且當時制度嚴苛,只好選擇直譯以應付文學翻譯;撤出進行境外聯絡出版的機構導致境外出版小說也有所減少。在1977年到1999年這一高潮期,得益于“熊貓叢書”這一項目的推出,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蓬勃發展?！靶茇垍矔敝饕g介當代作品,反映“文革”期間和改革開放初期人民的現實生活、具有現代西方特色以及女性小說都被譯介出版。相較前一時期,譯介出版小說題材更多樣,但是選材要求是“適合對外”,多樣化也有其限度。不過在同一時期,香港中文大學推出的“《譯叢》文庫”對前者進行補充,其選材拓展到了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的作品,其描繪的“都市場景”也是前者未曾涉及的,同時更加注重小說的藝術性。此外,美國的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和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分別推出“中國文學譯叢”和“現代中國小說叢書”,主要譯介中國臺灣文學,是對“熊貓叢書”和“《譯叢》文庫”的補充。2000年至2019年是新發展階段。作者總結了這一時期英譯出版的2個特征。第一是從“贈予”到“采擷”的譯介流向,主要是指海外出版社出版的英譯小說占英譯小說的大多數,這主要與時代背景以及中國采取合作交流方式推廣文學作品有關。第二是出版社的多元化。之前,海外出版中國英譯小說的主體主要是大學出版社,具有濃厚的學術色彩;到了新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商業出版社開始出版英譯小說,譯介選材豐富多樣,注重市場需求,迎合讀者趣味。

3.2 空間層面的呈現

該書第三部分“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歷時發展”和第四部分“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空間流動”是其主體部分,2條線索和脈絡相結合對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狀況進行呈現。時間層面的梳理前文已詳細闡述,此處不再贅述。就空間流動而言,作者從中國當代小說英譯的作品來源、出版地分布、翻譯方向演變以及出版媒介發展4個層面來呈現。書中以數字直觀呈現出中國當代小說英譯作品有73%來自中國大陸(內地),13%來自中國臺灣,8%來自海外,6%來自中國香港。第二部分作者依舊通過餅狀圖和數字清晰呈現出版地的分布狀況,并指出各出版地喜好出版的作品,例如中國大陸(內地)和中國臺灣有地方保護政策,而中國香港則沒有地方保護政策,譯介的小說題材和來源更加多樣。就翻譯方向演變而言,一開始由于各種原因,中國大陸(內地)、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文學外譯大多是由中國人完成的,20世紀70年代起,越來越多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開始從事中國文學翻譯工作,而現在譯者群體多樣化,合作翻譯越來越多,作者和編輯等人也會參與譯文編校,翻譯方向開始變得模糊起來。多樣出版媒介的發展主要是指中國當代小說英譯經歷了從文學期刊英譯(如中國大陸[內地]的《中國文學》、中國香港的《譯叢》和中國臺灣的《當代臺灣文學英譯》)到圖書譯介出版、從紙面到熒幕(如張藝謀的《紅高粱》)、從“線下”到“線上”(如Kindle電子書和有聲書)的譯介發展歷程。

4. 學術價值

作為第一部網羅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書目的著作,該書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指導意義。此外,作者在數據搜集的基礎上對現階段中國文學“走出去”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也表明該書具有實踐指導意義。

4.1 對個體翻譯研究的借鑒意義

首先,作者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出版過的中國當代英譯小說為研究對象,其他語種的研究者也可以以相應語種的所有出版過的中國外譯小說為研究對象。例如,作者在著作中指出“新中國文學外譯發軔于《中國文學》雜志的創辦”(王穎沖,2022)27。何明星(2013)回顧了新中國圖書在希臘的翻譯以及出版歷史,不過研究時段只局限于20世紀60至70年代,所以就研究對象而言,這部著作十分具有借鑒意義。筆者相信如果各語種都有研究人員從事這項工作,那么一定能繪制出一副中國當代小說外譯出版的全景圖,有助于了解各語種小說外譯出版表現出的一致性特征,同時也有助于探索中國文學走出去精準化和差異化的模式。

此外,上文已經呈現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思路與特色,也值得學習和借鑒,尤其是作者在對1949年至2019年間出版的中國當代英譯小說進行歷史分期時不同于以往研究直接以重大歷史事件為分界線,而是在全面統計過去70年出版的中國當代英譯小說的基礎上根據數量變化趨勢進行階段劃分。作者在著作第二章分享了其搜集數據資料的3個來源,分別是:現有的中國文學出版、英譯和研究書目、相關專著或論文的附錄部分以及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發布的網上書目和數據庫,作者還在注釋部分對如何使用這些網上的數據庫進行了詳細說明。這些數據的來源也可供其他研究者合理利用,對研究大有裨益。最后,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亦值得稱道和學習。作者通過各種渠道獲取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信息,對這些信息作者并未采取“照搬主義”的策略,而是通過購買紙質圖書、借閱圖書館館藏書目以及查閱影印書目等方式對上述信息查漏補缺和糾正錯誤,最后才編纂了著作的2個附錄。

4.2 對助推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具體建議

“學界形成的普遍共識是英譯中國新時期文學在英美世界的接受狀況并不理想”(梁紅濤,2021),為了改進這一現狀,使中國文學真正“走出去”,需要學者的研究作為指導。學界目前對其給予廣泛關注,2021年和2022年《外語學刊》組織多期專欄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學者需要對涉及文學外譯方方面面的問題進行回答,具體包括譯介對象(譯什么)、譯介主體(誰來譯)、翻譯策略(怎么譯)以及傳播等。目前對這些問題,學界尚未達成共識,且許多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問題,“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研究的方法比較單一,很多個案的研究出現了程式化的重復現象,缺乏理論思考的厚度。同時,對于具體作家作品譯介的分析,缺乏對整個譯介環境與整體狀況的把握,分析的結果往往見樹不見林,少見具有普遍參考價值的探索與思考,得出的結論也可能失于片面”(許鈞,2018)。此外,社會各界人士也加入討論,不過“某些觀點未經深思熟慮就已發表,隨即很快在人云亦云間擴散,導致形成了諸多認識誤區”(曹丹紅 等,2016)。該書在考察出版的582部中國當代英譯小說單行本和175部英譯小說集的基礎上從英譯出版的對象、英譯出版的主體以及英譯出版的過程3個方面對助推中國文學“走出去”提出建議,相較前人研究得出的結論更具說服力。

關于譯什么,作者在統計了有5部以上小說獲英譯出版的作家以及呈現出增長趨勢的3類譯作后給出具體建議。筆者將作者的觀點總結為以下5點:第一,出版的中國當代小說英譯主題呈現出風格多樣化的趨勢,可以有意識地推介武俠小說、罪案小說、科幻小說、青春小說、懸疑探險小說以及諜戰小說中的佳作;第二,主推優秀作品和當前較少被譯介的主題類型,尤其是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的作品,以此作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載體;第三,將譯介作品拓展至未獲譯介作家的作品,例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等優秀作品,能為不同類型讀者提供多元化選擇;第四,將目光放在少數民族文學上,能幫助海外讀者全面了解中國各民族的風土人情;第五,語言在不斷更新變化,適時復譯一些優秀作品,使原作再獲新生。

關于譯者,大多學者關注誰來譯,爭論不休。有學者推崇漢學家譯者模式(胡安江,2010),也有學者支持中國本土譯者與漢學家合作翻譯的模式(黃友義,2010)。不過作者并未關注這一點,而是另辟蹊徑討論了參與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的幾類譯者,即學術性譯者、早期的職業譯者和2000年后的職業譯者以及過客型譯者,并就他們各自的翻譯特點進行探討后,對如何加強譯者資源建設提出自己的見解。見解主要包括以下3點:第一,機構應提供相匹配的報酬,充分保障譯者權利;第二,應向德國、愛爾蘭等歐洲國家學習,建立駐地翻譯基金以扶持譯者,幫助譯者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第三,應充分利用各種翻譯賽事挖掘優秀譯者,尤其是尚未出版過譯作的譯者。

作者主要關注的是英譯小說出版的過程,也在著作結尾部分明確指出“中國文學‘走出去’不必拘泥于‘中國人譯’還是‘外國人譯’的兩難窘境,而應該在譯介傳播的其他環節多下功夫”(王穎沖,2022)126。在這個過程如何下功夫,作者也就發起人和贊助人、文學中介以及作家等幾大主體給出了具體的建議。筆者總結為以下6點:第一,要開拓譯介傳播渠道,將文學翻譯納入扶持項目中,例如上海和陜西提供資金并利用海外翻譯人才和出版社推介當地作家的作品,已產出了一系列成果;第二,簡化譯者申請資助的流程;第三,文學中介在促成譯介項目中能發揮重要作用,需要培養這一方面的人才,推動相關行業走向成熟;第四,舉辦各類交流活動,方便各類人員形成互動機制,對翻譯出版工作大有裨益,例如企鵝出版社舉辦的中英文學翻譯培訓研討班;第五,向國外出版社學習,拓寬傳播渠道,即便是中國出版的譯本也可以通過海外公司進行銷售,以便更好進入海外圖書市場;最后,作家可以向莫言、余華等被譯介次數較多的作家學習,自己主動“走出去”,通過各種方式提升自己在海外的影響力。

5. 結語

《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出版研究》是第一部全景式呈現中國當代小說英譯單行本和小說集出版狀況的著作。通過時間和空間相結合的方式對研究對象進行呈現,該書不僅對后人研究有借鑒意義,也從譯介出版對象、出版主體和出版過程3個方面具體回答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相關問題。不過,讀罷此書,筆者認為這部著作有一點不足之處。如前文所述,作者在著作第四章從4個層面探討了中國當代英譯小說出版的空間流動,其中2個層面分別是中國當代小說英譯的作品來源以及出版地分布。在筆者看來,作品來自何地以及由何地出版都是既定的事實,無法更改,不存在空間流動的特征,與第四章的大標題不符。此外,該著第四章第一節標題為“中國當代小說英譯的作品來源”。在這一節,作者通過數字和餅狀圖清晰呈現了英譯作品的來源。不過作者在這一節的后半部分指出“英譯小說的虛構空間在城鄉之間的分布也具有明顯的時代性,總體是由農村和小城鎮轉向都市”(王穎沖,2022)71,并花了一定篇幅對這個觀點進行了論證。小說的虛構空間與小說的來源并不等同,這一節前半部分內容與標題相吻合,但是后半部分文不對題。作為一部開拓性的著作,雖然部分內容有所欠缺,然瑕不掩瑜,其學術價值不容忽視,為后人的翻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