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識體系構建的“概念工具”
——以徐復觀對思想史方法的討論為中心

王 川

［內容提要］觀念史、概念史方法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中的應用促進了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更新。這種方法作為“概念工具” 實際上抓住了中國哲學知識體系構建中以觀念、概念、命題為中心的基礎意義單位。發掘本土觀念史研究的典范并闡發其關涉哲學思想史的方法意識，能夠促進觀念史研究的本土化。徐復觀對中國哲學基本觀念的研究及其在與毛子水、錢穆等人的思想史爭論中所體現的方法論在觀念史的譜系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們主要討論的問題包括考據、訓詁與義理之真，義理之學和現代學術意義上治思想史的區分，考據、訓詁的義理前提，字語、概念與特定觀念的思想脈絡、“體系義” 的關聯，字語、觀念的辨析與思想史重要問題的疏釋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討論不僅在方法論層面關涉中國哲學古典傳統的現代詮釋，而且對當代中國哲學知識體系構建的觀念路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近些年來，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中觀念史、概念史的方法得到大量應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研究范式的更新和思想方法的轉換?！?〕觀念史的研究方法不僅在哲學史、思想史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而且逐漸滲透到文學史等相關學科，如王齊洲先生就運用觀念史的方法來清理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參見王齊洲《中國古代小說觀念史論綱》，《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1 期。在構建中國哲學知識體系的過程中，這種以觀念、概念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確為我們梳理、反思中國傳統的哲學概念和思想命題提供了“概念工具”〔2〕王汎森先生在討論戊戌前后中國“思想資源” 及“概念工具” 之變化與日本的關系問題時提出了“概念工具” 這一概念，他將這一時期引入的新詞匯稱作“概念工具”，認為“新的詞匯、新的概念工具使得人們在理解及詮釋他們的經驗世界時，產生了深刻的改變”。參見王汎森《“思想資源” 與“概念工具” ——戊戌前后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211 頁。筆者借用“概念工具” 來指稱中國哲學知識體系構建中觀念史、概念史方法的運用以及中國哲學傳統的概念和思想命題本身。如果結合徐復觀的思想史詮釋來講的話，王汎森的“概念工具” 說討論的是新詞匯的引入問題，徐復觀則更多的是舊詞匯的現代疏釋，可以說徐復觀的思想疏釋主要是通過概念疏釋實現的。，也為重新激活固有的思想資源，從而促進傳統觀念的現代轉化創造了契機。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此種“概念工具” 如何與中國本土的思想資源相結合？前輩學者已有的典范性研究是否已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揭示了觀念、概念、范疇研究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筆者試圖在中國哲學知識體系構建的問題意識下，以徐復觀對思想史方法的討論為中心，探討他對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態度問題的看法以及相關爭論?！?〕新世紀初以來，中國哲學界出現關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 的大討論，這一問題所涉及的論域十分廣闊，包括中國傳統哲學及其現代發展，“哲學” 這一概念是否是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的恰當方式，“中國哲學” 知識系統和學科范式的確立及其危機，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區隔與聯系等?？蓞⒖监嵓覘潯丁昂戏ㄐ浴?概念及其他》，《哲學動態》 2004 年第6 期；桑兵《近代“中國哲學”發源》，《學術研究》 2010 年第11 期。關于哲學史與思想史的關系，徐復觀相對于西方哲學以知識為主的范式，提出“哲學思想史” 的名目來定義中國哲學的特點，“以表示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在這一方面的成就，雖然由于知識的處理、建構有所不足，但其本質依然是‘哲學的’ ”。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1 頁?？梢?，徐復觀的思想史研究其本質依然是“哲學的”，他對思想史研究方法和態度的討論同樣適用于哲學史研究，特別是他承認中國歷史文化中知識的處理、建構有所不足，他的“中國哲學思想史” 研究理當在中國哲學知識體系建構方面有所創獲。

目前學界對徐復觀思想史詮釋方法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向：一是從內向的角度揭示其思想史方法中所蘊含的對主體解釋結構的追問和對解釋的主體性強調。因此，這種研究路向側重對徐復觀解釋學構架中對心體與心的文化的理解，以及其思想史疏釋中“對語” 和“追體驗” 的方法進行闡發?！?〕參見丁四新《方法·態度·心的文化——徐復觀論治中國思想史的解釋學架構》，《學術月刊》1996 年第5 期；李維武《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楊國榮主編《思想與文化》 第6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二是在先秦人性論研究的語境中，檢討徐復觀對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 中考證“性” 字本義所使用的語源學方法的批評，由此闡明徐復觀注重觀念的發展、演進和歸納方法的運用等具體字語考釋以及文獻處理層面的方法論問題?！?〕參見丁四新《“生” “眚” “性” 之辨與先秦人性論研究之方法論的檢討：以阮元、傅斯年、徐復觀相關論述及郭店竹簡為中心》（上、下），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 第6、7 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010 年版；陳少明《由訓詁通義理：以戴震、章太炎等人為線索論清代漢學的哲學方法》，《中國社會科學》 2018 年第7 期。盡管先行研究已經注意到在徐復觀與他人的思想史方法論爭中展開對其思想史疏釋方法的論述，但并未抓住作為基本意義單元的“觀念” 這一核心，從觀念史的路徑探討徐復觀哲學思想史知識體系建構的方法路徑。因此，筆者以“概念工具” 為視角，在徐復觀與毛子水、錢穆等人的思想史爭論的比較情境中討論字語、觀念是如何成為哲學思想史知識體系建構中的重要意義單元的，尤其突出了徐復觀所特別強調的字語、觀念在不同思想系統和脈絡中的“體系義” “思想義” 的問題。

一、考據、訓詁與義理之真

在討論思想史方法問題時，漢宋之爭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脈絡在根本上主導著徐復觀的思想觀念和方法論意識?！?〕徐復觀對清代漢學的批評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第一，他主張厘正漢代學術與清代漢學的大疆界。漢代的訓詁、章句、義理實系三個階段，“訓故（詁）是字面上的工作，章句則是將字面的訓詁加以連貫演繹的工作，義理（大義）則是探討文字后面所含的意義”。因此，不能僅以訓詁、章句之儒代表兩漢學問。第二，他認為清代漢學家在完全不了解宋學的情況下排斥宋學。宋學系漢代漢學的發展，二者并不是兩相對立的。宋學相較清代漢學而言，在某些方面反而近于漢儒的漢學傳統。因此嚴格來講，漢宋之爭在徐復觀那里只是表現為清代漢學與宋學的對立。第三，他主張從近代的立場對宋學及清代漢學進行再評價。清代漢學家固守古典注釋和書本，缺乏思想性和實踐精神，把中國學術進到近代之路隔斷了。相對地，宋代理學家盡管也不曾以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古典，但他們由“實踐” 的觀念，“把古典上的道理，落實到現實的人生、社會、政治，以現實的人生、社會、政治，考驗古典的內容”。參見徐復觀《“清代漢學” 衡論》，《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編》，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611、616、618、629-630、635、638 頁。徐復觀對考據、訓詁與義理之真問題的探討可以說正是漢宋對立的延展與回響。他是在分別與毛子水和錢穆關于思想史方法的相關爭論中展開這一問題的。在與毛子水關于考據與義理的爭論中，徐復觀主張區分“義理之學” 和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治思想史，特別強調義理之學之“實踐” 的“歷程” 和“工夫”。錢穆提出義理、考據一以貫之的目標，重視字語在特定思想脈絡中的“特詁”，應該說是頗具洞見的。但在徐復觀看來，考據、訓詁應有義理前提，他所始終追問的是何謂義理之學，義理之學的根源及其主體性問題。

（一）義理之學和治思想史的區分

1956 年至1957 年，徐復觀和毛子水有一場關于考據與義理的爭論。毛子水批評徐復觀“揚義理而抑考據，以為考據是末是粗，而義理是本是精”。他提出三點理由：一是考據和義理各為學問的一途，“考據是屬于語言和歷史范圍以內的事情，義理則為哲學的一支流”；二是從治“國學” 者的觀點來講，“考據是指草木鳥獸和典章制度的探討言，義理是指圣賢修己治人方術的闡明言”，義理是打基礎在考據上的；三是做學問的目的未必在明義理，學術需要分工合作，“我們不能責治音韻訓詁的人去講義理，正和我們不能責講義理的人去治音韻訓詁一樣”?！?〕毛子水《論“考據” 和“義理”》，毛子水著，錢陽薇編《毛子水文存》，華齡出版社2011 年版，第5-6 頁。毛子水還舉宋明理學的例子以明考據和義理有時須仔細分別，他說：“研究宋明理學，在許多人心目中是義理的學問；但依我的見解，這是考據范圍以內的事情。什么是‘天’？什么是‘理’？什么是‘氣’？怎樣叫做‘敬’？怎樣叫做‘靜’？張載怎樣講？程顥程頤怎樣講？朱子以后那些理學家又是怎樣講？關于宋明理學的無數的這樣問題，我們如果能夠一一窮源竟委，辨析毫芒，以求得正確的解答，那我們便可算是研究宋明理學。這樣的做學問，不是考據是什么？”〔2〕毛子水《論“考據” 和“義理”》，第6 頁。毛子水亦承認世間有所謂“義理之學”，但認為“無論哪一種學問，真正不愧‘義理’ 的名字的，都應當以最精審的考據為基礎”〔3〕毛子水《論“考據” 和“義理”》，第6-7 頁。。

徐復觀的回應主要涉及義理之學是否一定要通過考據、考據與義理的本末之爭以及義理之學與治思想史的區分等問題。在徐復觀看來，“中國的學統幾乎無不是以知識為達到修己治人的手段”，中國學問的基本性格是要由治義理所得的知識對治義理者自身的人格發生啟發塑造的影響。因此，“從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可以說義理是本，考據是末”〔1〕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學術與政治之間》，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458-459 頁。。盡管毛子水從定義上區分了考據之學和義理之學，但徐復觀仍認為他是把義理之學和思想史混為一談了。在徐復觀看來，第一，義理之學可以直接從義理之學的本身去講，重點可以不放在史實的考證整理上面。第二，傳統的義理之學是要直接對自己人格的修養負責，對世道人心負責；其最后的根源是各個人的心、各個人的性；義理是要經過各人在生活中的認取證驗，生活中所認取證驗的即是最高的根據。第三，治思想史的目的是求得一種知識，應遵守知識所得以成立的基本規定，因此治中國思想史的人首先要注重文獻的搜集考訂，但若僅停留在文獻學階段，則不能稱之為思想史?！?〕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第460-461 頁。

徐復觀特別強調義理之學之“實踐” 的“歷程” 和“工夫”，認為義理之學不是走的思辨的路。治宋明思想史者最重要的工夫，首先是鑒別實踐中所說出的話和依樣葫蘆的話；其次對于實踐中所說出的話，了解其實踐的歷程，順此歷程以達其結論或中心點；再順其中心點按照嚴格的思辨經路將其表達出來，這才算是了解了一個人的思想?！?〕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第461 頁。關于治宋明思想史，徐復觀在《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和義理〉》 一文中針對毛子水“治宋明思想史不應當依用宋明儒者的方法” 的觀點，進一步申論道：“科學方法是要先順著研究對象自身的生成構造的程序而得出其一定的規律，以將其再構造。我們研究宋明理學，我們不依用宋儒所以得出某種結論的方法，你如何能了解它？” 參《學術與政治之間》，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491 頁。至于所謂“工夫”，他指出，“義理之學的命脈全在‘反躬以踐其實’ 的‘工夫’ ”，“把義理之學只當作思想史去研究，也要承認古人有這種工夫”，“這種反躬實踐的工夫以及考據的文字工夫全系兩件事”?！?〕徐復觀《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和義理〉》，第493 頁。

通過這場考據與義理的爭論，徐復觀澄清了“考據” 和“義理” 的定義、歧義，〔5〕參見徐復觀《考據與義理之爭的插曲》，《學術與政治之間》，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519-546 頁。并對義理之學在歷史上的特定內容和基本性格作了闡發。他對治思想史和義理之學的區分是頗具洞見的，可以說指出了中西思想史解釋傳統的一個根本差異。如果說西方的解釋學傳統無論是作為方法論的解釋學還是哲學解釋學，關注的重心在文本的解釋技藝或哲學思辨，那么徐復觀對“義理之學” 的強調恰突出了中國解釋學傳統注重實踐、工夫、體驗的特征。在徐復觀看來，“義理之學” 的思想性和實踐精神是區別于治思想史的本質特點，也是中國學術走向近代化過程中需要自覺的要點。這場爭論所體現的問題意識和思想史方法的探討進一步延續到徐復觀與錢穆關于思想史若干問題的討論中，并引出考據、訓詁的義理前提與考據、訓詁與義理之真的關系問題。

（二）考據、訓詁的義理前提

錢穆在《莊老通辨》 自序中對清儒“訓詁明而后義理明” 的觀點提出修正，認為求通古書訓詁，不應限于字書小學，《爾雅》 《說文》，音韻形體，轉注假借之范圍，因為“此屬文字通訓，非關作家特詁”。他特舉孔孟言仁之例，指出不能專據字書為說，“即遵古注，亦難愜當”。他又批評阮元《論語論仁篇》 《孟子論仁篇》 “遍集《論》、《孟》 ‘仁’ 字，章句縷析，加以總說，用意可謂微至。然所窺見，仍無當于孔孟論仁之精義”?！按吮赜诳酌纤枷氪篌w，求其會通，始可得當，而豈尋章摘句，專拈《論》、《孟》 有‘仁’ 字處用心，謂能勝任愉快乎？又況抱古注舊訓拘墟之見，挾漢、宋門戶之私，則宜其所失之益遠矣”?！?〕錢穆《莊老通辨自序》，《莊老通辨》，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1 頁?？梢钥吹?，錢穆重視字語的“特詁”，也就是在特定思想脈絡下的語境義，同時也注重從整體上求會通。他批評清儒“蹠實有余，蹈虛不足”，“其于古人學術大體、古今史跡演變，提挈綱宗，闡抉幽微，則猶有憾”。由此錢穆提出其新考據法，“此必具綜合之慧眼，有博通之深識，連類而引申之，殊途而同歸焉；此亦一種考據”?！?〕錢穆《莊老通辨自序》，第1-2 頁。應該說，錢穆對清儒輕忽于義理探求之病的批評是深刻的，但他又主張古書義理，不能舍訓詁考據而不務，希望能在繼承清儒訓詁考據成果基礎上，達到“通漢、宋之囿，而義理考據一以貫之” 的目標。正是這一點，引起了徐復觀的批評，并進而引發對“考據、訓詁與義理之真” 問題的探討。

徐復觀認為，“錢先生‘一以貫之’ 的方法卻是繼承清人‘以考據通義理’ 的老話，而將考據的范圍加以擴大，以打破‘宋儒重義理，清儒重考據’ 之‘各有所偏’ ”〔1〕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中國思想史論集》，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0 頁。。錢穆在《自序》 中主張“明古書義理” “治宋儒之義理” 均當對古書本身和宋儒書先做一番訓詁、考據工夫，并舉出陽明與朱元晦的《大學古本》之爭，及朱、王兩家訓釋“格物致知” 之例以證二者分別是有關考據和訓詁之爭辯?！?〕錢穆《莊老通辨自序》，第6 頁。徐復觀指出，“錢先生所說的‘治宋儒之義理’ 及‘欲明古書義理’，實際是指治思想史的工作而言”，這種治思想史的工作，并不否認訓詁、考據的必要性，但訓詁、考據并非每一思想史的文獻都須要，對治思想史而言，也只是起碼的初步工作，進一步的工作，便非清人“考據” 一詞所能概括?！爸劣阱X先生所說的‘宋儒偏重義理’，則并非如錢先生所意指的思想史的工作，而是探求道德的根源，及使道德如何能在一個人的身上實現，以完成一個人的人格的學問?！薄?〕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00-101 頁。徐復觀在這里如同他與毛子水的爭論一樣，再次重申了其區分義理之學和治思想史的立場。他在評價前述《大學古本》 之爭，及訓釋“格物致知” 之辨時，與錢穆的觀點針鋒相對，認為“此兩問題的發生，主要是來自兩家思想上的不同。先有思想上的不同，才發生對文獻解釋上的歧異；絕非由文獻上的歧異，才發生思想上的不同”〔4〕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03 頁。錢穆弟子余英時在處理訓詁、考據與義理之間關系，或者說處理宋明理學與清學關系時并不似錢、徐二人將兩者對立化，而是從重新解釋清代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的角度尋求貫穿于理學和清學間的共同的內在生命。參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三聯書店2000 年版，第322-356 頁。。就此而言，這兩場爭辯在徐復觀看來就不是單純的考據、訓詁問題，而是涉及思想前提和義理立場的差異?！?〕凌麗君在分析中國傳統典籍的注釋實踐和注釋觀念時，即指出注釋者對文本義理的前期預想影響和決定了具體語境下的字詞訓詁。參見凌麗君《論字詞訓詁與文本闡釋的互動關系》，《社會科學戰線》 2022 年第7 期。這就進一步提出了考據、訓詁的義理前提問題，并把考據、訓詁和義理在求取思想真理過程中各自的作用、界限和局限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總體而言，徐復觀批評的就是錢穆在《自序》 中對義理之學自身和后人對義理之學作的思想史研究混而不分，但又“擎著清代考據家反宋、明學的口號，而自謂超出于漢、宋門戶之爭以外”。徐復觀在考據和義理問題上所追問的是：何謂義理之學？義理之學的根源在書本還是人的心性、生活？如何能把握此根源而使其在自己身上實現？是否要由考據以通義理？清人的考據較宋、明人為精，是否清人講的義理比宋、明人精？在考據學未成立以前，是否即無義理之學？〔1〕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03-104 頁。徐復觀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和回答主要體現在他對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態度和方法的論述中。

二、字語、概念與思想脈絡

徐復觀在討論“治思想史的方法問題” 時提出了字語、概念與問題的區分。他認為在訓詁、考據的基礎上，還有進一步的工作。首先是處理整體和局部的關系，既要在從局部到整體的工作中歸納出若干可靠的概念，又要進一步由全體來衡定局部的意義。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徐復觀重視所謂抽象出概念的能力，即在字義、句義、章義、書義直至一家之思想義的理解過程中，需要運用抽象的能力“歸納出若干可靠的概念，亦即趙岐之所謂‘意’ ”。也就是說，從字語、文字本身到概念其間有一個飛躍。清人正是由于沒有自覺到這種抽象能力，所以只能歸納出文字本身的若干綜合性結論，而不能建立概念。他認為清人的訓詁、考據之學是以“實物” 為對象的活動，如字形、字音、版本上之文字異同、記載上之事實異同等都屬于“實物” 的范疇。而徐復觀所重視的是以實物活動為基礎，以建立概念為橋梁的以“意” 為對象的活動，亦即以概念為對象的思維活動。他注重抓住凡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中的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來自實踐、觀照或解析，“概念一經成立，則概念之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徐復觀即以概念的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作為衡斷一家思想的重要準繩?！?〕高瑞泉區分了語詞的“訓詁義” 和“思想義” “體系義”，類似徐復觀對字語和概念所作的區分。他并指出了“思想義” 在其系統內是否足夠自洽，即在同一個“學統” 內的內在理路問題，這實際上也就是徐復觀所探討的概念本身在某家思想系統內的合理性、自律性問題。參見高瑞泉《詞匯：中國觀念史研究的進路》，《學術月刊》 2021 年第5 期。另外，在訓詁學的視域中，孟琢提出自語言文字系統以求經典解釋的確定性，并以此作為中國訓詁學的闡釋原理。值得補充的是，此處所謂“系統” 依然局限在語言文字、語義以及經典語境的范疇內，而沒有進一步關注到徐復觀提出的思想、義理的系統，不同的思想、義理的系統及其脈絡是不可混淆的。參見孟琢《論中國訓詁學與經典闡釋的確定性》，《社會科學戰線》 2022 年第7 期。在以抽象的方法求得某書某家的概念以后，尚須順著某種概念的合理性、自律性對概念本身加以分析、推演和發展，辨析概念之間的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形異實同、形似實異等?！霸诖朔N精密的概念衡斷之下，于是對于含有許多解釋的字語，才能斷定它在此句、此章、此書、此家中，系表現許多解釋中的某一解釋，確乎而不可移?！薄?〕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29-131 頁。在這里，徐復觀實際上提出了一種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即如何在精密的概念衡斷下，斷定多義的字語在具體思想系統中的確定的“體系義”?！?〕劉笑敢在分析《老子》 “自然” 觀念的語義時提出概念考古、詮釋取向和體系義三個方法論概念。他區分了造詞義、語詞義和哲學概念的體系義，指出一個語詞必定有其造詞義和語詞義，但未必具有體系義。具有體系義的語詞或概念一定濃縮或代表了某位思想家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論。所以，同一個哲學概念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可能有體系義，也可能沒有體系義。注意分析一個思想概念的“體系義” 是準確理解一個思想體系的重要步驟。參見劉笑敢《〈老子〉 之自然的獨特性——多元視角的思考與發現》，《哲學研究》 2022 年第1 期。

應該說，徐復觀對字語在特定思想系統中的“體系義” 的強調并沒有走向忽視“訓詁義” 的極端。因此，一方面他批評阮元的《釋心》 《論語論仁論》 《孟子論仁論》 《性命古訓》 等訓詁、考據字語之作，認為它們缺乏“宗旨”、主帥，如沒有紀律訓練的烏合之眾。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字語和概念，“訓詁義” 和“體系義” 之間的相互限定關系。他認為對概念本身的推演是有限度的，“這種以概念為活動對象的工作，還應時時扣緊語文，反轉來要受語文的約束，要受語文的考驗，不可以語文去附會概念”〔4〕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32 頁。。

徐復觀重視錢穆所強調的會通的方法，即由群經以通一經，由諸子以通一子。但他認為這種方法的運用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在以群書互相參校之前，應切實研究各書之本身，以就本書求得本書之解釋和結論，如此“乃能使各書、各家的脈絡分明，異同自顯，不至有附會含混淆亂之弊”〔1〕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33 頁。?？梢?，徐復觀重視字語、觀念、名詞所處的語境和思想脈絡，這也是來自他對古人使用名詞的特點的觀察。他說：“古人無下定義之習慣，對名詞之使用，至欠嚴格。不僅各家所用之同一名詞，常各有其獨特之內容；即一人所用之同一名詞，其涵義先后亦常不一致。故僅持一二名詞以論古人之思想，實冒最大之危險?！薄?〕徐復觀《象山學述》，《中國思想史論集》，九州出版社2014 年版，第1 頁。

錢穆以字語考證思想線索的方法與徐復觀極為相似，可以說二者都是通過對字語、觀念的辨析來疏釋思想史上的重要問題和關鍵節點?！?〕錢穆指出：“先秦諸子著書，必各有其書所特創專用之新字與新語，此正為一家思想獨特精神所寄?！?錢氏正是通過對這些新字新語的思想源流的考察佐證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論斷。例如他對莊老先后問題和《易傳》 《中庸》 與莊老關系問題的看法，徐復觀就敏銳地注意到錢穆意圖建立一個“莊學的道統”。參見錢穆《莊老通辨自序》，第3 頁；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34 頁。但在徐復觀看來，錢穆的問題在于對字語、觀念所處的思想脈絡的混淆，這一點突出表現在錢穆對儒、道兩家學統的含混。針對錢穆以《莊子》 釋《中庸》 的問題，徐復觀認為此關涉思想史甚大。他舉出《中庸》 一書中與《論語》 上詞氣相同相合者為證，指出《中庸》 《易傳》 在文字上的格調詞氣顯然與《論語》 《孟子》 為同一類型，而《莊子》 之格調詞氣，則完全屬于另一類型和系統?！拔崛搜芯克枷胧?，應從一個人、一部書的全部思想結構、文字結構，以推論其淵源流變，斷不可截頭去尾，從中執著一二字以下斷語?！薄?〕徐復觀《〈中庸〉 的地位問題——謹就正于錢賓四先生》，《中國思想史論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82 頁。這表明徐復觀意識到運用字語、觀念考索思想史問題這一方法的前提是區分不同的思想脈絡和思想系統。尤其是儒、道兩家的分野問題對于字語考索法的限制和規范構成徐復觀與錢穆之間在系列思想史問題上爭論的焦點。

三、思想線索與思想系譜

錢穆指出，考論一書之著作年代有兩種方法：一是求其書之時代背景，一是論其書之思想線索。他認為其考論《老子》 書之思想線索體現了方法上的新創。他是這樣論述“思想線索” 和“思想條貫” 的：“以言先秦，其人其世其書，有確可考而無疑者……就于其人其世先后之序列，而知其書中彼此先后思想之條貫，此亦一種考據也。然先秦諸家著書，亦有不能確知其書之作者與其著作之年代者……然其人雖不可知，而其世則約略尚可推。此于考求其書時代背景之外，復有一法焉，即探尋其書中之思想線索是也。何謂‘思想線索’？每一家之思想，則必前有承而后有繼；其所承所繼，即其思想線索也?！薄?〕錢穆《莊老通辨自序》，第7-8 頁。其《老子書晚出補證》 一文，選取《老子》 書中所用主要字語，推究其時代背景，闡說其思想線索，可以說就是其新考據方法的具體運用。他說：“就思想史進程言，一新觀念之興起，必先有人提出其正面，然后始有人轉及其反面?！?此外，除正、反之別，尚有深、淺之異?！?〕錢穆《老子書晚出補證》，《莊老通辨》，九州出版社2011 年版，第359 頁。這都屬于廣義的思想上的承繼關系。

關于《易傳》 《大學》 《中庸》 與老莊的關系，錢穆運用其字語考索法，指出《中庸》 論“中和” 一節之用語全承老莊來，不從孔孟來?！按擞捎谀槌銎鋾兴米终Z，而推闡申述其觀點沿襲之線索，此一方法，即可證成各家思想之先后，必如此而不可紊也?！?他拈出字語“明” 字條對《中庸》 之“極高明而道中庸” “尊德性而道問學” 乃匯通孔孟老莊以為言做了論證，其中特別提出“然則莊老之學，又安可堅擯而嚴斥之，必使與孔孟劃為截然之兩流乎？” “正貞” 條言道：“就其所用之字語，推求其所涵之義蘊，《易系》 之與《中庸》，往往可以援《老子》 之書為解而得其相通者?！薄?〕錢穆《老子書晚出補證》，第365-366、370-371、383 頁。

徐復觀首先指出錢穆在治思想史中提出了考據的新方法。一是注意各家新字與新語之使用，二是由各家新字新語以探求一書及各書之思想線索。他認為錢穆用新的考據方法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證明莊子為先秦道家的始祖，老子則在莊、惠、公孫之后；二是證明《易傳》 《大學》 《中庸》 的思想皆出于老、莊，其思想屬于老、莊的系譜，而不屬于儒家系譜?！?〕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11-112 頁。對后一問題，徐復觀就錢穆的考據方法提出兩點質疑：“第一，老、莊所用的字語，都是幾經發展演變而來，無一字語具有‘語源’ 的資格”；第二，“ 《中庸》、《大學》 等所用字語，在各書中皆自有其解釋，以形成其‘特殊之涵義’，假定《中庸》、《大學》 所用之字語，真是沿自老、莊，亦只能由此以推斷各書成立時代之先后，并不能由此以斷定各書的思想線索”?！?〕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12-113 頁。徐復觀實際上已經提出思想系譜的問題，如果說錢穆的新考據法所重視的是字語所揭示的思想線索的縱向演變，那么徐復觀所謂思想系譜強調的則是橫向的思想系統和思想脈絡間的不可相亂。

以字語“中” 為例，錢穆以《莊子》 的“環中” “養中”，《老子》 的“守中” 作《中庸》 之“中” 字的思想線索。徐復觀就此批評道：“在《莊子》 一書中，既可由‘環中’ 的外在之‘中’ 以演進而為‘養中’ 的內在之‘中’，則《論語》 及其以前典籍上所說的外在之‘中’，何以不能順其自家思想線索而演進為《中庸》 的內在之‘中’？”〔3〕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16 頁。徐復觀在這里對儒、道兩家的思想系統和思想脈絡作了區分。錢穆在運用其思想線索法時將儒、道兩家的思想系譜串聯在一起，徐復觀則注意到相關字語含義在不同思想系譜內部演變的內在理路。在徐復觀看來，儒、道在根本原則上的區別決定了兩家的思想系譜不同。他指出，天地與人的關系是儒、道兩家的共同課題，“但儒家是站在人的立場去看自然，要由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要推擴自己的德性去成就自然”；“道家則是站在自然的立場來看人生，而要‘絕仁棄義’、‘絕圣棄智’，把人生消納于自然之中，把人生變成自然”。徐復觀分別以“道德的人文主義” 和“藝術的自然主義” 概括儒、道兩家的精神，認為“這是兩家思想的大脈絡，是兩家思想的大分水嶺。把握到這一點來讀兩家的書，即可隨處發現兩家在同一問題、同一字語之下，其精神面貌，皆厘然不可相亂”〔1〕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19-120 頁。。徐復觀要求把握儒、道兩家思想之“大脈絡” 和“大分水嶺”。他進一步要求把握思想大線索之所在，指出“兩家所同用的字語皆各以其文句表現此種思想線索，并在此種線索之下而各表現相同的字語之不同涵義。這是不可用單詞只語來輕相比附的”〔2〕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證〉 及〈莊老通辨自序〉 書后》，第121 頁。。徐復觀所舉出的育（化）、明、止、曲、強等字語，正是為了說明相同的字語在不同的思想系譜中各有其特殊的含義，不可比附相混。

四、結語

從徐復觀與毛子水、錢穆關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論爭中可以看到，他依然具有很強的宋學情懷與義理立場。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說明。

首先，漢宋之爭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脈絡主導了徐復觀對考據、訓詁與義理之真問題的認識和立場。他主張厘正漢代學術與清代漢學的“疆界”，并從近代的立場對宋學和清代漢學進行再評價，特別強調義理之學的“實踐” 與“工夫” 面相，在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層面明確區分了義理之學和現代意義上的治思想史。其次，他在批評清儒的訓詁、考據之學時，明確提出了字語和概念的區分，指出清儒考據所得僅是關于字語本身的若干結論，沒有從字語層面進入抽象的概念層次，而基本概念是凡能成一家之言的思想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徐復觀始終注意字語和概念，字詞、觀念的“訓詁義” 和“體系義” 間相互限定的張力關系。最后，徐復觀與錢穆雖都是通過字語、觀念的辨析來疏釋思想史上的重要問題和關鍵節點，但是比較而言，從徐氏對觀念所在的思想脈絡和思想系統的重視來看，其談論語義問題始終注意儒、道兩家思想系統的分野，認為儒、道兩家思想的“大脈絡” 之不同決定了相同字語在不同思想系譜中各有其特殊含義，不可比附相混。

徐復觀作為現代新儒家中自覺以哲學思想史研究范式對中國傳統思想資源進行現代轉化的學者，雖然并未致力于建立形而上的思想體系，而是通過下學上達的方式對中國哲學中的基本字語、觀念作現代疏釋，進而提出系列具有深遠啟示意義的人文命題。諸如憂患意識、周初人文精神的躍動、中國文化的性格等許多他所提出的有價值的人文命題和思想史論斷，主要是通過對先秦儒、道兩家性、命、道、德等觀念的討論揭示出來的?？梢哉f，徐復觀對中國古典傳統的現代詮釋聚焦于中國哲學傳統觀念和語匯的現代疏釋。中國哲學傳統中的字語、觀念與命題積淀著古典智慧，是中國哲學知識體系的基本觀念單元，而徐復觀對這些傳統語匯的現代詮釋恰為當代中國哲學知識體系構建的觀念路徑提供了重要啟示。當然，徐復觀的思想史詮釋也有其局限性，主要體現為他在新儒家道統意識下對儒、道兩家思想分野區分過嚴，而較為忽視不同思想系統和脈絡間的融通，錢穆先生在這方面則較為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