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泉書院與王、湛心學的合流

肖 嘯

［內容提要］新泉書院是湛若水官居南京期間最主要的講學場所，也是甘泉心學學理發揚和學脈傳承的基地?！坝赏跞胝俊?而“卒業于湛” 的甘泉門人史際以一己之資奠定了書院規模。湛若水主講新泉期間，為因應陽明學說對自身心學理念的沖擊，在講學中大力提倡“隨處體認天理” 說，終使新泉書院成為抗衡陽明學的一大據點。然湛氏致仕南歸后，書院逐漸被陽明后學占據，所倡導的學旨也由“天理” 轉變為“良知”。此種嬗變與湛若水本人強調王、湛二學共通性，忽略學派后續發展的書院講學取徑密切相關，更折射出湛門弟子疏于自身學派構建的問題癥結。在湛若水講學的影響下，新泉門人致力于王、湛二學的調和，卻導致了逆向的 “不守師說”。調和之心生而爭勝意識退，自身學說傳播與學派傳承環節處于缺失狀態，導致甘泉學的傳播廣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其學派辨識性也不斷喪失，最終被陽明學所同化。

明代中期，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形勢、道德風尚和思想潮流都開始顯露出復雜的變化，孕育著一個思想多元并存和文化高度沸騰的時代?？梢哉f，這些縱橫交錯的變革發軔于心學興起與書院復興。在此一進程中，王守仁（陽明，1472—1529）和湛若水（甘泉，1466—1560）利用書院大興講學，不僅促使了儒學自身的轉化，以及士大夫參與社會性事務的熱衷，又進一步推動了書院在明中期的繁盛局面。

“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是中晚明最為宏闊的思想圖景，“各立宗旨” 的王、湛心學從分庭抗禮到最終合流，則可謂整個宋明理學史上一“大事因緣”。由于學界長期存在以陽明心學統攝有明一代學脈、學理與學派的觀念，甘泉心學的主體性不斷被淡化與消解。既有研究中，對湛若水學術思想的關注依然聚焦于陽明心學的整體背景之中。如林繼平認為，甘泉學在指導人生、社會的發展上，不如王學“爽朗醒豁”；〔1〕林繼平《甘泉學探究與王湛比較》，《明學探微》，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版，第257-273 頁?；哪疽娢?、志賀一朗等也通過對湛若水與王陽明的學說進行比較，論述了甘泉學發展不如陽明學那般蔚為大觀的原因；〔2〕參見荒木見悟《湛甘泉と王陽明——なぜ甘泉學ほど發展しながったが》，《哲學年報》（九州大學）第27 輯；志賀一朗《王陽明と湛甘泉》，新塔社1976 年版。岡田武彥提出了“湛門派系統” 這一學派概念，并認為其建立之因在“矯正王學流弊”，而陽明身上“也許有甘泉的影子”?！?〕岡田武彥《王陽明與明末儒學》，吳光、錢明、屠承先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73 頁。其后，陳榮捷、錢明等學者也關注到了湛若水對王陽明甚至是陽明門人的影響，并對此作了周詳的論述?！?〕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Wing-tsit Chan，“Chan Jo-shui’ s Influence on Wang Yang-ming”，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3（Vol.23，No.1／2），pp.9-30.這些著述雖然立意各殊，但視角皆集中在對心學理念的辨析上，重在由內在學理脈絡比較王、湛學的異同。本文則不再局限于理學內部學理論辯模式，而是通過“見之于行事” 的具體史實勾勒，以湛若水在南直隸講學的新泉書院為例，發掘其書院營建歷程中所呈現的心學學說與學派的發展，從而揭示中晚明紛繁復雜的學理闡述與學派建構在社會思潮急劇動蕩下的流轉與演變。

一、“由王入湛” 的甘泉門人史際

湛若水開創甘泉心學一派，門下求學之輩絡繹不絕，與陽明心學并行天下，黃宗羲（1610—1695）稱：“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于湛者，或卒業于王，學于王者，或卒業于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薄?〕黃宗羲著、沈芝盈點?！睹魅鍖W案（修訂本）》 卷37 《甘泉學案一》，中華書局2013 年版，第875 頁。顯然，在明正德、嘉靖年間的士林中，陽明、甘泉的學理并競各有勝負。然而，因陽明心學始終居于學術史敘述的中心地位，學界對學于湛而卒業于王者的關注遠過于學于王而卒業于湛者。這種視野遮蔽難免造成不完整的思想史圖景。事實上，由王入湛者對中晚明學派格局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史際即為其中典型。

史際（1495—1571），字恭甫，號燕峰，溧陽人?！督贤ㄖ尽?載：

史際，字恭甫，溧陽人。少從王守仁、湛若水游。嘉靖壬辰舉進士，以文選主事，改春坊清紀郎，旋乞歸。置義莊、義塾，修明倫堂，浚躍龍關。捐田二百畝，資貧士誦讀。嘉靖甲午、乙未洊饑，發廩以濟，更捐粟墾治沙漲田。成，名曰救荒渰。募死士擊倭，太湖撫按上其功，晉秩蔭子?！?〕尹繼善修、黃之雋纂《江南通志》 卷158，《江蘇歷代方志全書》 省部第8 冊據乾隆元年（1736）刻本影印，鳳凰出版社2015 年版，第413 頁。

史際初從陽明游，于嘉靖初年拜入湛若水門下，并以甘泉弟子自居，“卒業甘泉先生之門”〔3〕湛若水著，鐘彩鈞、游騰達點?！度檀笕?卷67 《新泉問辯錄序》，“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年版，第1629 頁。。出身于東南巨富之家，其父史后迎娶明朝開國功勛徐達之后魏國莊靖公第三女徐氏為繼室，〔4〕徐氏于嘉靖十三年（1534）過世，湛若水為其撰墓道碑文，道：“徐氏孺人者，故南京光祿少卿進階朝列大夫知山史公遜仲后之繼室，進士觀政吏部稽勛際之繼母，魏國莊靖公之第三女，中山武寧王之七世孫，郕國莊簡朱公之外孫也?！?參見《泉翁大全集》 卷65 《明故史母徐氏孺人墓道碑文》，第1610-1611 頁?！拔簢c之資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何喬遠《名山藏》 卷101，《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 第124 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97 頁。嘉靖十一年（1532），史際考中進士，隨后以文選主事，改春坊清紀郎。史氏一族因與勛貴聯姻而富，卻并未由此而貴，試圖改變“富而不貴” 局面的史際熱衷于結交各類權貴與名士，卻又被責為“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因而失官?！?〕何喬遠《名山藏》 卷101，《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 第124 冊，第1497 頁。此外，關于史際被罷黜的詳情，參見支大綸《世穆兩朝編年信史》 卷3，《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 186 冊，第93 頁。仕途的頓挫或許使其意識到從“廟堂” 根本改變富商家族地位的不可為，史際在被罷官后以其雄厚的家財參與社會慈善事業，做了很多義舉，不僅在地方上賑災濟荒、治沙漲田，甚至招募民間死士協助朝廷抗擊倭寇，并且還持續了其早年資助儒士學術活動的士商互動歷程，置辦義莊、義塾，修建明倫堂，捐助貧士誦讀，等等，從中可見其書院營建活動之端緒。尤值一提的是，他在治理沙漲田、建成救荒淹之時，還于其中創建了一所書院。據錢德洪（1496—1574）所述：

書院在溧陽救荒淹。史際因歲眚，筑淹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谷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適、袁端化、王襞、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侄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婿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余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王守仁撰、吳光等編?！锻蹶柮魅?卷36 《年譜附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78 頁。

由此可見，史際修建的嘉義書院不僅僅是“四方同志” 的講會之所，其學田收入還有濟貧功用，“以備一邑饑荒”。另外，雖然書院由錢德洪主教，同時也刊刻了王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 和《山東甲子鄉試錄》，但書院同時奉祀王陽明和湛若水兩位心學大師，并且定期舉行的講會中也有史際、史繼源等甘泉門人參與，故而嘉義書院可以說是王、湛兩派學術的交融之所。嘉義書院融合王、湛學術的模式則肇端于史際早期所資助的新泉書院?！?〕史際雖求學于王、湛兩位心學名家，但并無文集留存，與湛若水的問學語錄亦少見，僅《新泉問辯續錄》 記有一條。史際問：“隨處體認天理，工夫固然，奈何習心遮蔽，念頭把持不定，用力操存，反復如故，又有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病。近日求尋此心，稍覺有主，所使必由中出，似亦近理，然而不見本體者何？” 湛若水答：“所謂把持用力求心，皆是助長之病，如何得見本體？子可存心于勿忘勿助之間，久當自見之?！?由此僅可看出，彼時的史際并未真正體悟到其師天理說的內涵。參見《泉翁大全集》 卷74 《新泉問辯續錄》，第1840 頁。

二、新泉書院的建立

新泉書院，初名新泉精舍，在南直隸應天府治長安街西，是湛若水在南京官居期間最重要的講學場所?！稇旄尽?在新泉書院條下亦記道：

新泉書院在長安街西。嘉靖初，湛若水為禮部侍郎（引者按，當為吏部侍郎之誤），史際以宅舍為之。因掘地得泉，乃名焉。有學田?！?〕程嗣功修，王一化纂《（萬歷）應天府志》 卷18，《金陵全書》 甲編方志類府志第9 冊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歷五年（1577）刻、萬歷二十年增修本影印，南京出版社2016 年版，第527 頁。引文中的“禮部侍郎” 當為吏部侍郎之誤。嘉靖七年（1528），湛若水由南京國子監祭酒轉南京吏部右侍郎。參見《泉翁大全集》 卷27 《新置南京少宰公宅記》，第727 頁。

新泉精舍在嘉靖十九年（1540）前后改為新泉書院，具體變更年歲不詳，湛若水在十九年以后的書文中已稱之為書院，而非精舍。從府志記載可知，精舍修建之時在園中挖出清泉，因此取名為“新泉”。此外，精舍還設有學田。

新泉書院的營建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嘉靖七年（1528）與十三年（1534）。嘉靖七年，湛若水以南京國子監祭酒之職轉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公宅未定之時，借住于門人史際園中，四方學者摳趨來學，遂而因地開設精舍，作為新的講學場所。對此，《新置南京少宰公宅記》 寫道：

公卿大夫士之宦于南都者，或多有公宅，否則好事者必或迎致而館焉。甘泉子嘉靖七年，以祭酒轉南京吏部右侍郎，公則無宅，私無所與館。求僦于河之東，河東之人三至而三辭焉。求于河之西，河西之宅與之前居而勿與之后室焉。乃權寓于門人史氏之圃，是為新泉精舍?！?〕《泉翁大全集》 卷27 《新置南京少宰公宅記》，第727 頁。

新泉精舍在初設之時，即建有講堂、嘉會所、玉井池和新泉亭，〔1〕參見《泉翁大全集》 卷67 《新泉問辯錄題辭》，第1631 頁；《泉翁大全集》 卷42 《送鄒山人歸錫山》，第1086 頁；《泉翁大全集》 卷33 《新泉亭銘》，第878 頁。并且刻有湛若水在西樵山大科書院所著訓規，由門人呂柟親手書于精舍壁間?！?〕《泉翁大全集》 卷34 《跋斗山書院所刻訓規》，第894 頁。另外，有關《大科訓規》 的詳細論述，可參見肖嘯、鄧洪波《明代書院與心學踐履：湛若水〈大科訓規〉 析論》，陳明、朱漢民主編《原道》 第38 輯，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69-82 頁。顯然，新泉在建立之初就打上了濃厚的甘泉學派烙印。

嘉靖八年（1529），湛若水因進獻《圣學格物通》 有功而轉任北京禮部右侍郎，直到十二年（1533）八月升任南京禮部尚書時才返回南京?！?〕參見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圣學格物通〉 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儒者思想與出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版，第129-176 頁。史際對新泉書院的擴建就是在湛若水再次南歸任職之時。

嘉靖十三年，史際為書院增建前堂，湛若水以陳白沙（獻章，1428—1500）“學以自然為宗” 之說而取名為“自然堂”，〔4〕《泉翁大全集》 卷33 《自然堂銘》，第875-876 頁。而后史際又捐資設立學田。次年，湛氏特意撰《新泉精舍贍田誓》 一文對其進行褒獎，曰：

嗚呼！諸子小子，有來志士，咸聽誓言。爾居乃居，食乃田；爾入乃門，由乃路。爾其知思乃居、乃田、乃門、乃路乎哉？惟乃居創于史子，乃門、乃路廓于史子。惟乃田創于史子知山子，厥嗣子恭甫乃繼厥志，推之館谷于諸子，乃開立教之門，乃建立教之基，學是用興?！?〕《泉翁大全集》 卷33 《新泉精舍贍田誓》，第885-886 頁。

湛若水在文中強調了史后、史際父子對新泉精舍的付出，對二人捐田創院的義舉進行歌功頌德以外，還告誡來此求學的士子，享受書院館谷的同時要致力于學業和德業的精進，“由乃路，進乃德，修乃業”，并在進德修業的基礎上“行天下之大道”?！?〕《泉翁大全集》 卷33 《新泉精舍贍田誓》，第885-886 頁。此外，湛若水在其他書文中也稱贊了史際的善舉，“矧昔際也不吝數百金，開新泉精舍，以與諸生從予而講學，今又撥田附郭二頃，以贍來學者，賢已！”〔7〕《泉翁大全集》 卷65 《明故史母徐氏孺人墓道碑文》，第1612 頁。由此可知，新泉書院的建立完全離不開史際的資助，其不僅贈送宅舍作為創辦基址，還耗費數百金多次修建，并捐獻家資兩百畝作為學田以館谷求學士子。

三、湛學流傳：以“天理” 抗“良知”

新泉書院既是湛若水官居南京期間最主要的講學場所，同時也是其以“隨處體認天理” 為宗旨的心學學說的宣揚基地。因此，書院最初就是圍繞湛氏講學而建，以傳播甘泉之學、擴大甘泉學派為目的。

新泉精舍開設一年左右，主教便即離開，四年以后才返回。從嘉靖七年到八年以及十二年到十九年這段時間，是湛氏親身主教新泉時期。而從八年到十二年這段時間，史際、周沖（字道通）、蔣信（1483—1559）等甘泉門人也堅持在新泉講學，并且還整理了湛若水此前一年在精舍的講學語錄并編成《新泉問辯錄》 一書，故而此四年的新泉依然是甘泉學說的傳播基地以及甘泉門人的聚集場所?？梢哉f，在嘉靖十九年（1540）湛若水致仕南歸之前，新泉書院都是甘泉一派的學術重鎮。

湛若水在新泉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蔣信、王崇慶（1484—1565）、周沖、葛澗（字子東）、史際、陳大林、程鎬、何遷（1501—1574）、呂懷（1492—1573）、洪垣（1507—1593）、方瓘（1507—1551）、施宗道、符治、潘子嘉等等，其中大部分是從南京國子監轉入新泉的。新泉弟子服膺甘泉學說，在《新泉問辯錄》 之后，又相繼整理編纂了《新泉問辯續錄》 《問疑錄》 《金陵答問》 《金臺答問錄》和《洪子問疑錄》，〔1〕參見《泉翁大全集》 卷67-70 《新泉問辯錄》，第1629-1706 頁；《泉翁大全集》 卷71-74 《新泉問辯續錄》，第1707-1858 頁；《泉翁大全集》 卷75 《問疑錄》，第1858-1894 頁；《泉翁大全集》卷76 《金陵答問》，第1895-1912 頁；《泉翁大全集》 卷77 《金臺答問錄》，第1913-1934；《泉翁大全集》 卷78 《洪子問疑錄》，第1935-1962 頁。皆是湛若水這一時期與門下弟子的講學語錄。另外，田汝成（1503—1557）、羅欽忠（1473—1529）等學者也時常造訪新泉精舍參與論學活動?！?〕《贈督學憲僉田君奉敕之嶺南序》 曰：“于是銓曹選諸眾彥，以儀制郎中田君叔禾汝成以聞……田君蓋嘗講合一之學于新泉矣?！?《惺翁亭記》 曰：“中丞泰和羅子與甘泉子雅也，一日造新泉精舍曰‘吾病之世之人昏昏懵懵，如醉如夢，緣是失其本心而莫之覺也’?！?參見《泉翁大全集》 卷22 《贈督學憲僉田君奉敕之嶺南序》，第631-632 頁；《泉翁大全集》 卷27 《惺翁亭記》，第725 頁。

湛若水在新泉精舍講學的嘉靖初年，正是王陽明“致良知” 學說盛行士林之時。因此，在給門人講學以及與各類學者論學的過程中，他除了一如既往地鞏固“隨處體認天理” 之說以外，也在暗暗對抗良知說對自身心學理念所帶來的沖擊。例如：

良知者何？天理是也，到見得天理，乃是良知，若不見得天理，只是空知，又安得良？這個天理之知，譬如一把火在心上，又如一面明鏡在手上，隨事隨處，即時能照。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待應不去、處不得，乃回頭求良知也。其有如此者，即是功夫疏脫處。所以吾每每勸諸君終日終身體認天理也，天理即是德性之知。

隨處體認天理，是圣學大頭腦，千圣千賢同此一個頭腦，堯、舜、禹、湯、文、武、孔子、周、程，千言萬語，無非這個物，豈有別物？同是這個中路，豈有別路？論語終食之間，造次顛沛必于是而不違；中庸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乎不行。動靜內外、隱顯常變，無不是隨處體認之功，盡之矣。

今之所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致良知者，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即是保四海，即是廣大高明之本體。

今說致良知，以為是是非非，人人皆有，知其是則極力行之，知其非則極力去之，而途中童子皆能致之，不須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豈不害道？子等慎之。若云致良知亦用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吾敢不服？〔1〕《泉翁大全集》 卷67-70 《新泉問辯錄》，第1642，1670-1671，1686-1687，1702 頁。按：本引文最后一條語錄的末句，原點校本為“則吾敢不服?！?今據文意將句號改為問號，以表反問，為“則吾敢不服？”

從這些語錄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湛若水將“隨處體認天理” 之說與儒學道統中的圣賢之言行勾連起來，為其心學理念尋求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致良知” 的諸多弊端，如良知在擴充之道上不及天理說，其踐行也需要依靠天理說，見得天理的才算良知，反之則為“空知”。最后，他指出良知說最大的弊端是忽視了學問思辨篤行的工夫，是為“害道”。

更直接地以“天理” 抗“良知” 的表述則出現在湛若水與新泉書院弟子周沖之的問答中。周沖之問：“儒釋之辨，是此非彼，終當有歸一處，如何？請詳?！闭咳羲鸬溃?/p>

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毕煞鸬脕怼?。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歧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厘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為障；圣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湛若水著，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鐘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 卷1 《語錄拾遺》，“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 年版，第2 頁。

此處答語隱隱在回應湛若水與王陽明曾經的儒佛論辨，〔2〕參見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版，第247-252 頁。據甘泉所撰陽明奠文“兄不謂然，?？毕煞?，天理二字，豈由此出”〔3〕《泉翁大全集》 卷57 《奠王陽明先生文》，第1385 頁。，可知這是二者學理分歧的一大結穴，而甘泉認為其區分點在于“天理”，并在新泉書院進行了闡發。

除了講學以外，新泉精舍還具備刻書的功能。前述諸多論學語錄皆于精舍付梓刊行。另外，湛若水所著《甘泉先生文集》 和《楊子折衷》 亦在此刊刻，分別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和十九年。

由此可知，在湛若水主教的這一階段，新泉精舍自始至終就由甘泉門下所占據，既是甘泉學說的宣揚場所，也是其與良知說相抗衡的基地。

四、王學滲入：從“天理” 到“良知”

嘉靖十九年（1540），湛若水致仕南歸，離開新泉書院。其后，甘泉門人呂懷、史際、何遷、王崇慶等繼續維持著書院運轉與講會開辦，同時又邀請龐嵩（1510—1587）、錢德洪、王畿（1498—1583）等陽明弟子進駐，新泉講學因而不斷融入陽明學說，書院也逐漸被陽明后學所占領。

龐嵩，字振卿，號弼唐，廣東南海人，嘉靖十三年（1534）舉人?！斗h志》 載：

嵩，南海人，字振卿。博通經籍，嘉靖甲午舉人。講學羅浮山中，執經士百有余人。釋褐判應天，遷治中，攝府尹事。后以刑曹郎出守曲靖，崇教化，浚滇池，理礦務，皆有成績，以老罷歸。嵩在留都新泉書院講王守仁之學，及歸，從湛若水游，聞隨處體認天理之旨。詣極精純，好學弗倦。若水謂，“北有呂涇野，南有龐弼唐，江門之緒不墜” 云?！?〕任果等修，檀萃、凌魚纂《（乾?。┓h志》 卷8，《中國地方志集成》 善本方志輯第二編第47冊據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影印，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1996 年版，第119 頁。

龐嵩早年游于王陽明門下，中舉之后在廣東羅浮山講學，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赴南京任應天府通判，其后又在南京刑部任職，致仕歸鄉后方拜入湛若水門下，其學以融會王、湛為主。因此，龐嵩在南京任職期間，是以陽明弟子的身份主講新泉書院，并且還是講授陽明學說。對于陽明學的介入，湛若水不僅沒有異議，還對龐氏十分贊賞，稱其“惓惓于新泉之教甚篤”?！?〕湛若水著，鐘彩鈞、游騰達點?！陡嗜壬m編大全》 卷9 《復龐弼唐秋官》，“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年版，第196 頁。

自龐嵩主教新泉以后，書院逐漸成為王、湛兩派弟子論學講道的交匯之地。嘉靖二十九年（1550），湛門弟子呂懷在南京任職，于新泉書院修建大同樓，并舉辦講會。對此，錢德洪在王陽明年譜中記道：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筑室買田為館谷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為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王守仁撰、吳光等編?！锻蹶柮魅?卷36 《年譜附錄一》，第1480-1481 頁。

在此，錢德洪稱呂懷為“門人”。呂懷，字汝德，號巾石，江西永豐人，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呂氏并未拜入王陽明門下，雖受學于湛若水，但是提出“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其中的通融樞要則在于變化氣質?！?〕黃宗羲著、沈芝盈點?！睹魅鍖W案（修訂本）》 卷38 《甘泉學案二》，中華書局2013 年版，第911 頁。呂懷在新泉書院所建之樓取名為“大同”，顯然就暗含有融合二說的目的，加之王陽明去世以后，陽明高弟有諸多因建構學派認同、壯大學派門墻之需而追認門人的事例存在，〔1〕參見吳振漢《羅洪先學行考實》，王成勉主編《明清文化新論》，文津出版社2000 年版，第409-418 頁；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吳震《陽明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庵思想之研究》，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版；劉勇《明儒李遂的講學活動及其與陽明學之關系》，《明史研究論叢》 第9 輯，2011年版，第197-213 頁。錢在年譜中認定呂為陽明門人就不足為奇了。大同樓建成之后，呂懷設王、湛二師之像于其內，又邀請各派學者進行會講，其中有陽明弟子錢德洪、龐嵩，湛門弟子余胤緒（1526 年進士），也有雖未拜入王陽明門下，卻被陽明高弟視作同門的李遂（1504—1566）〔2〕關于李遂的研究，參見劉勇《明儒李遂的講學活動及其與陽明學之關系》，第197-213 頁。等數十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湛若水在給史際六十壽辰的賀信中曾贊道：“新泉書院時加修整，贍米租如舊，足仞盛德?！薄?〕《甘泉先生續編大全》 卷9 《與史燕峰內翰》，第208 頁。由此可知，在湛若水離開新泉的十四年間，史際一直堅持資助書院，支持講學活動的日常開展。至于主講席者，在龐嵩南歸之后，以甘泉門人王崇慶與何遷為主。

王崇慶，字德征，號端溪，河南開州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何遷，字益之，號吉陽，湖北德安人，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彼時，王崇慶在南京歷官吏部、禮部尚書，而何遷則先后在吏部和刑部任職?！睹魇贰?認為，呂懷、何遷等甘泉弟子之學 “大約出入王、湛兩家之間，而別為一義……皆不盡守師說也”〔4〕《明史》 卷283 《湛若水傳》，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7267 頁。。然而，對于書院積極宣講王學、融合二家學說的行徑，湛若水十分支持，這在其與二人的書信中可見一斑：

復王端溪宗伯

前屢承手翰諸稿葛綢見混，諸龐子來者，一一拜領。預為墓志，尚太早計在。思欲為公作一生傳，然未可期必也，待偶成寄上。昨弼唐報公上疏慰留，已出視篆。吾喜答云：“此天留公大明新泉之學也?！?新泉每會，靜坐默成為第一義也，如何！新刻詩扇侑緘?！?〕《甘泉先生續編大全》 卷9 《復王端溪宗伯》，第207 頁。

與何吉陽考功

海內同志如吾吉陽、道林常在懷，老而益切。昨弼唐書來，新泉之教賴以不墜者，今吉陽也。幸甚！幸甚！其余諸同志不能一一，為我多致意焉。余不悉?！?〕《甘泉先生續編大全》 卷8 《與何吉陽考功》，第189 頁。

從對王氏“大明新泉之學” 的期許，以及將“新泉之教賴以不墜” 歸功于何氏的褒獎中可以發現，湛若水頗為關注新泉講學的開展，但是至于書院到底是倡“天理” 還是“良知”，卻并未著意過多。

嘉靖四十四年（1565），陽明高弟王畿在李遂的邀請下，于新泉書院召開講會，并著有《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于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于新泉之為仁堂。上下古今，三五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王畿著、吳震編校整理《王畿集》 卷4 《留都會紀》，鳳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88-89 頁。

除王、李二人以外，與會者還有陽明學派的耿定向（1524—1596）、張緒（1520—1593）、殷邁，以及甘泉學派的蔡汝楠（1514—1565）和許孚遠（1535—1604）。顯然，從這場由陽明門人所記載的講會來看，新泉書院后期已逐漸被陽明學所滲透，成為王、湛兩派弟子的學術交融之所。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良知說被陽明后學不斷闡發解讀的情況，以新泉書院為據點的甘泉門人卻基本不提天理說，〔3〕蔡汝楠、何遷的文集中都看不出對湛若水“天理” 說的繼承和發展。參見蔡汝楠《自知堂集》，《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 第772 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第913-1245 頁；何遷《吉陽山房摘稿》，《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 第779 冊據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張元沖等刻本影印，第845-955 頁；何遷《吉陽先生文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集部第5 輯第21 冊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萬歷刊本影印，人民出版社／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9-416 頁。在面臨王學的“強勢入侵” 時，也主張調和兩家，疏于自身學派建構。究其緣由，這與湛若水個人的治學取徑頗為相關。其一，他在論學中反復提及“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4〕《泉翁大全集》 卷13 《天關精舍語錄》，第413 頁；《泉翁大全集》 卷22 《贈掌教錢君之姑蘇序》，第633 頁；《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 卷2 《與何吉陽啟》，第96 頁。，強調二者的共通性而非差異性。其二，他雖師承陳白沙，但其治學宗旨與路徑卻與陳白沙有著極大的差異性，〔5〕參見侯外廬、邱漢生編《宋明理學史（下）》，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72-196 頁。而且也教導弟子無須篤信師說：“聞彼間有同志作會甚好，若得志氣常相通，如血脈常相貫，乃見懇切。若終死不忍叛其師之說，視同門如親弟兄骨肉而不可解焉，則此恐終不及陽明之門矣?！薄?〕《泉翁大全集》 卷10 《與謝惟仁顯》，第319 頁。其三，這一問題還涉及湛若水本人對于學派建構的關注點。在甘泉學派的建構過程中，他極為重視對陳白沙江門心學的傳承問題，但同時卻忽略了學派的后續發展，〔2〕參見肖嘯《江湖與廟堂：湛若水的書院營建（1466-1560）》，湖南大學2021 年博士學位論文。即便門下弟子數千人，他也并未著力培養學說的繼承者。因此，甘泉門人在與陽明后學交流的過程中，尤為注重融合二家之學，“皆不盡守師說”〔3〕《明史》 卷283 《湛若水傳》，第7267 頁。，導致甘泉心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其辨識度。

結論

民國學者劉伯驥指出：“明代書院之興起與理學之發達，是互為表里。當中倡發書院風氣最大功績者，在嶺北為王陽明，在嶺南為湛若水?！薄?〕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商務印書館1939 年版，第25 頁。新泉精舍是湛若水官居期間在南京最主要的講學場所，長期作為與良知說相抗衡的甘泉心學學術據點，其講學活動卻在湛氏致仕以后逐漸被王門弟子所掌控，所倡導的學旨也由“天理” 變為“良知”。此種講學風向的嬗變折射出湛門弟子疏于自身學派構建的問題，這又與湛本人強調二學的共通性、忽略學派的后續發展等講學取徑密切相關。因此，當錢德洪等陽明高弟不斷尋求各種方式壯大師門學說的同時，甘泉弟子在湛若水的影響下，卻僅僅致力于王、湛二學的調和。史際、呂懷都乃甘泉嫡系門人，但史所建的嘉義書院與呂在新泉書院所建的大同樓卻都在祭祀中設陽明像，與甘泉像并列，并且主動邀請陽明學人共同講學。這對甘泉學派的發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調和之心生而爭勝意識退，自身學說傳播與學派傳承環節的缺失，導致甘泉學的傳播廣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同時，學理的薄弱也使得湛若水之后，其學派辨識性不斷喪失，最終逐漸被陽明學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