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陜北漢畫像石看儒學對邊塞地區的影響

劉向斌,李 芊

(延安大學 文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漢代是儒學昌達的時期,到處可見儒家思想的影響。漢畫像石作為漢代地下墓室、享堂、墓闕、廟闕等建筑上雕刻圖像的石質構件,同樣蘊含著豐富的儒家思想觀念。從產生年代看,漢畫像石大致產生于西漢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盛行于東漢,并在東漢末年逐漸走向衰落。

作為一種祭祀性喪葬藝術和石刻藝術,漢畫像石攜帶了大量的意義指標,體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它用一種特殊的語言傳達著漢代人對世界、生死等哲學母題的認識和思考,具有明顯的符號學功能。同時,這也是我們了解漢代民眾的社會生活狀況和精神風貌的重要窗口。而在陜北一帶所發現的漢畫像石,實際上組成了一部石頭上的漢代陜北乃至北方地區政治、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民風民俗的繡像史。[1]2從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思想的觸角已深入到上郡、西河郡等漢代邊塞地區。

一、上郡、西河郡等邊郡的文化概況

漢代的上郡、西河郡轄區基本上在今陜北地區。而這片區域也是陜北漢畫像石出土最為集中的區域。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來看,漢畫像石在全國的分布極不均衡,不同地區的漢畫像石在內容題材及藝術造型等方面各具特色。漢畫學界將全國漢畫像石的分布區域劃分為山東、河南、四川、陜北四大分區。其中,陜北地區的漢畫像石主要分布在綏德、米脂、神木、子洲等地,且數量居多。[2]178如前所述,這些地區在漢代隸屬于上郡、西河郡等邊郡轄區?？傮w看,上郡、西河郡等邊郡屬于多民族雜居區,自然也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區域。

在漢代以前,這些區域的民族構成比較復雜。商、周時期有鬼方、獫狁等部族在此活動。春秋時期,又是白翟、赤翟、林胡的活動區域。戰國時期,今陜北西南部為義渠戎所控制,東部受制于魏國,而北部地區先為林胡控制,后林胡被趙武靈王擊敗,便成為趙國的統治區。[3]70

秦漢時期,在今陜北地區設置了郡縣,民族構成又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主要包括中原地區遷往陜北地區定居或屯戍的居民、(1)這些人主要是因為災荒、戰爭或政府的邊郡政策等等緣故遷來的官吏、百姓和罪犯。匈奴人、龜茲人、羌人等。復雜的民族構成,造成了這一區域文化的多元性特征?！稘h書》中明確記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4]1644這說明該區域具有鮮明的“尚武”傳統,和游牧文化特征。而在此之前的《史記》,亦記載該區域的風俗文化特征:“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盵5]3262可見,在漢代史家司馬遷、班固等人的眼中,上郡、西河郡等漢代邊郡似乎不遵王化,崇尚孔武有力,具有濃郁的游牧文化氣息。

此后,陜北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歷了民族大融合,在隋唐、宋夏、金元及明代,基本上都是邊防要塞,是守護王朝的北大門。直到清代,陜北的邊塞地位才逐漸喪失。到了十九世紀末的晚清時期,陜北的文化地位依然被忽視。光緒皇帝曾派遣了一位巡視陜北的大員王沛棻,因此而作《七筆勾》。其中有“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的感慨,似乎也印證了當時人認為陜北地區不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歷史狀況。

或許正是因為上述緣故,以往學界對陜北漢畫像石的研究,更多關注邊塞地區受到的不同民族文明與文化的沖擊與碰撞,從而更突出它的邊郡特色。(2)參見王娟《畫像石藝術考據——陜北、晉西北地區畫像石藝術的傳播及區域特色》,《社會科學家》2010第12期;賀小娜《從漢畫像石墓看陜北地區的民族融合》,《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第4期;呂靜《陜北漢畫像石的文化考釋》,《榆林學院學報》2004第4期;高瑩《淺析陜北漢畫像石的地域特色》,《美術研究教育》2013年第1期;張俐《陜北漢畫像石與楚文化》,《文博》2005年第3期等。例如,陜北漢畫像石中的狩獵圖居多,便是受匈奴等游牧民族文化影響的結果;而對羊、鹿的圖騰信仰,可能與羌族有關;“訓象”圖、樂舞百戲圖,很有可能是通過內附的龜茲人傳過來的;“野駱駝”圖、“胡人牽駝”圖等則是習染胡風的體現等等。[3]72甚至陜北畫像石的邊飾,多以靈動的流云、卷草紋或幾何紋飾,靈獸祥瑞隱藏其中,有時又間采簡單的線條勾勒祥瑞數量,虛實結合,以增加畫面的藝術感的手法、意趣也頗似楚國漆器之裝飾風格,是其受到楚文化影響的例證。[6]59因此,這也就勢必淡化了學者們對其所蘊含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

我們知道,秦漢時期,地處陜北的上郡、西河郡等作為大一統帝國控制西北少數民族南下侵擾和拱衛關中京畿的軍事重地,明顯受到農耕文化、游牧文化等浸染,故而該區域出土的漢畫像石也確實體現了邊郡的特色文化。但不容忽視的是,陜北漢畫像石中也有明顯的儒文化色彩。

根據考古發現,陜北出土的漢畫像石,時間跨度主要在東漢和帝永元二年(90)至順帝永和四年(139)年西河郡治南遷至離石以前。從出土的一千余塊的數量來看,說明地處漢代上郡、西河郡的陜北地區,漢畫像石墓葬曾極為盛行,流行了大約半個世紀。而這一階段,恰好也是東漢政權對該區域有效管理的時期。隨著政局的逐步穩定,以及匈奴內部的分裂,漢朝再次恢復了對上郡、西河郡的統治。也正是這一階段,作為官方哲學的儒學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它深深地影響了上郡、西河郡等邊塞居民的宇宙觀、世界觀與生死信仰,使得當地百姓粗獷豪邁的性格中,又潛藏著儒文化的“溫潤有禮”,并一直遺傳至今。甚至可以說,當今陜北人善于與自然相處的蓬勃生命力中,就體現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陜北漢畫像石與儒學之間的關系,探討漢代邊塞地區的儒文化,是有價值的。

二、陜北漢畫像石中的儒文化凝結

誠然,與儒學發源地山東地區所出土的漢畫像石相比,山東漢畫像石中蘊含的儒家道德觀更為濃郁,但陜北漢畫像石同樣別具一格。在漢代,該區域雖然處在邊塞這樣的特殊地理位置,但是在我國古代社會發達的縱向傳播結構和漢朝大一統的時代背景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潮流,還是對其造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視死如生”的生死觀、“仁、義、禮、智、信”等美德、“入世”“務實”“中和”“節制”等思想,都在漢畫像石中有著明顯的體現。

(一)“視死如生”觀念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則和道德境界,它包含了“忠、孝、節、義”等核心內容。孝道是“仁”的根本,是維護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的精神內質?！墩撜Z·為政》提出,對待父母應該“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7]13《禮記》要求“事死如事生”。[8]89漢初,由于秦末大動亂,統治者采取“無為而治”的政治措施,極力提倡薄葬。至漢武帝時期,社會經濟得到全面恢復與發展。為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和統治者的需要,董仲舒對先秦儒學進行了改造,以“天人感應”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觀念,糅合黃老、法家、名家、雜家、術數、方技等各家思想,建立新儒學體系,形成了今文經學。漢朝統治者深諳儒家“家齊而國治”的道理,極力提倡“以‘孝’治天下”。這實際上就將以家庭為單位的道德規范升到了國家層面,形成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封建等級文化觀念。于是,傳統雙向化的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等人際關系被無限放大,逐漸演變為“三綱六紀”的單向道德要求,從而實現了倫理和政治上的大整合。至東漢,統治階級甚至親自作出表率,《白虎通·養老之義》中言:“天子臨辟雍,割親袒牲,尊三老,父象也?！盵9]248自此,文帝時期,賈誼、賈山、韓嬰等儒生提出“天子于學躬養三老五更”以表孝悌的儒家禮制構想,經王莽初行,得以完善,成為定制,完成了養老禮從中央到地方的轉移。儒家“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理想家庭模式示范,其文化象征意味更加明顯。[10]153同時,這一時期還推行“舉孝廉”的官吏選拔制度?？梢哉f,這些政策的實施,均與當時“孝悌”的文化思潮緊密相關。從而也進一步催生了社會上的厚葬之風?！靶⒆印眰兺ㄟ^妥善地安排墓地和建造精美祠堂,一方面得以履行公眾責任,另一方面以博得個人美名,獲取進入仕途和升遷的機會。這種“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11]51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漢末。

流行于東漢中晚期的陜北漢畫像石作為厚葬之風的產物,在體現孝道思想,表達漢代陜北人的生死信仰上,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作為一種媒介通道,它將活人與死者勾連起來,通過“祭”這一交往途徑,生者獲得了與祖先溝通、交流,接受祖先教誨的機會,血脈親情也就通過不斷的祭祀活動而得以延續。同時,漢代人對生命和死亡有著自己的認識和思維方式。因為留戀現世,恐懼死亡,于是產生了對生命延續和永恒的向往與追求。死亡對他們來說,是生的開端,是生命更高級、更飽滿的一種狀態,墓地則是到達另一“極樂世界”的法定轉換場所。所以,在我們看到的漢畫像石中,大多描繪的是一些踏歌起舞、庖廚宴飲、狩獵出行、紡織春耕等美好生活圖景,氤氳著一種歡樂祥和的氛圍,而鮮少有離愁別緒。這些圖像雖然使用非?，F實的手法進行刻畫,但其所要表達的意義卻不同于現實,而只是為了取悅亡者的靈魂。[12]226

到目前為止,陜北出土的千余塊的漢畫像石中,有大量的畫面,諸如生殖崇拜、神話故事、神獸祥瑞、升仙飛天等,都深刻反映了一種“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尤其在生殖崇拜方面,更能體現這一特點。李貴龍將這一類圖解分為直觀手法、象征手法和神話手法三種。[1]186其中,象征手法和神話手法運用較多,如綏德、米脂、神木等地出土的畫像石上刻有“鸛銜魚”?！胞X銜魚”圖像是一種通過魚和鳥結合的寓意式圖像,象征著男女交媾,陰陽互倚,表達了人們企盼子孫綿延、繁衍不息的美好愿望。顯然,這是一種通過“肉體死亡入墓,靈魂借助生殖更新生命”[1]186的方法,從而達到個體生命乃至整個家族生命的延續與永恒。

用神話手法表現圖像的,主要是伏羲女媧圖和西王母圖像系統。如米脂出土的“伏羲女媧與門吏”圖,[13]130伏羲女媧均為蛇尾,露手腳,腳有三趾。這是陜北漢畫像石中最精致的一幅伏羲女媧圖。雖然此圖伏羲女媧蛇尾未相交,但它卻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儒家所倡導的“視死如生”觀念。伏羲女媧原為傳說中的人類始祖,而對人類始祖的崇拜也是一種生殖崇拜。綏德至今還流傳著女媧在無定河邊和泥造人的故事。圖中伏羲左手持谷,右手持靈芝,寓意豐收吉瑞。下方是護衛門吏,持戈;女媧則右手持扇,左手持驅網,寓意住家舒適平安。下方則是擁彗的清掃門吏。這些寓意都表達了人們祈求死后能夠繼續享受(或享受生前沒有)的幸福生活的心愿。再如,陜西綏德王得元墓門左右立柱畫像,[14]73這是一幅典型的以西王母、東王公為對偶神像為核心的漢畫像。圖中畫像分兩層。上層內部描繪了一幅神仙世界:西王母、東王公坐于仙山神樹上,圖像配置包括跪奉的侍者、羽人、九尾狐、鹿,下邊刻繪一執彗的門吏,外部刻繪異獸托舉卷云。下層刻繪玄武,門楣上則刻繪著搗藥兔、羽人獻靈芝、朱雀、麒麟、異獸等,左右上角刻有日月。傳說西王母為仙境極樂之地昆侖山主神,掌握長生不老之藥。墓主通過拜謁西王母,服食仙藥以達到肉體不死,直接成仙的目的。這是漢代人延續生命的另一種方法?？梢?漢代陜北人雖處于邊疆地帶,但儒家的“事死如事生”觀念亦對他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除了圖像,我們注意到,在陜北漢畫像石中還有不少題記文字。不可否認,這些文字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它們可補史載之缺、可考墓主生平、亦可觀民俗風情,但其中所蘊含的思想文化價值同樣值得關注。透過題記文字中稱之墓葬為“室”“府舍”等,我們可窺見到,當時的人之所以用陽間活人居住的室宅稱呼埋葬死者的居所,是因為他們確信,死亡僅僅是換了一種生存環境和狀態,人們仙逝之后到了另一個世界,依然離不開衣食住行。這無外乎也是漢代民眾“奉死如奉生”觀念的明確表現。

此外,一些題刻文字中有教人遵守道德規范聯語或招魂詞,也有類似的表達。如,1997年在綏德四十里鋪田魴墓發掘出土的紀年石上所記載的招魂詞,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漢代的陜北人民雖身處戰爭頻發的邊塞之地,但他們對人生、對生命乃至對宇宙萬物都心懷敬畏,詞中凝結的是他們對“事死如事生”觀念的虔誠表達,體現了漢代包容一切,恢宏博大的時代精神與風貌。

(二)“五?！彼枷?/h3>

儒學經董仲舒改造之后,成為官方哲學。因之,儒學所推崇的以“仁、義、禮、智、信”五常為核心的道德思想觀念,也更加深入人心。漢代統治者倡導以儒家思想文化為根基,以繪畫為實踐手段教導百姓。政治的導向、教育的發展,亦延展到了上郡、西河郡等邊郡地區。再加上漢朝所采取的邊郡政策,使得陜北這片區域有了更為安定的環境,從而促進了漢畫像石的興盛?？梢哉f,“漢代祠堂中所有歷史故事畫像并不是雕造者或祠堂所有者自由選擇和創造出來的,而是嚴格按照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選擇和配置在祠堂中的?！盵15]118由此可見,漢畫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傳播功能。陜北漢畫像石中的歷史故事題材,相比于農耕、畜牧、狩獵等反映現實生活的題材和以表現西王母為主的神話故事題材,所占比例較少,但其亦是某種精神文化和諸多社會功能的載體,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信仰追求和社會風貌。

漢代陜北民眾表達儒家“忠”“義”思想的畫像,可見“荊軻刺秦”圖和“二桃殺三士”圖。其中,“荊軻刺秦”圖發現于綏德縣[16]142和神木大保當M6。[17]61該圖像記載了著名歷史事件——荊軻刺秦王的高潮部分,即“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5]2535整幅畫面選擇故事發展的后半部分,通過激烈沖突的矛盾場景,對正面人物荊軻大義凜然的神情狀態的描寫,與反面人物秦舞陽因恐懼而全身伏地的狀態,及“盡失其度”的侍衛、雄霸天下的始皇帝形成了鮮明對照,更藝術地再現了荊軻刺秦王這一場面的驚心動魄。畫像在表現荊軻之勇的同時,也凸顯出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美德,從而達到宣教的目的。顯然,荊軻在此已經變為了一個文化符號,他是忠信的化身,是道義的體現。而這種忠義精神,也被漢代儒家當作士人階層最高的道德標準而備受推崇。

再如,綏德四十里鋪發現的“二桃殺三士”圖,亦體現了儒家“忠信”“節義”的思想觀念,從而散發出震懾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該圖處于墓門橫額左幅。[18]114三士指的是齊景公時期的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齊相晏嬰因他們傲慢無禮,向景公獻毒計讓三士論功爭二桃。畫面仍然和“荊軻刺秦”圖一樣,將故事的主要情節展現出來:二桃和三士被置于畫面的中心位置,且三士的形象高大威猛,孔武有力,正是兩漢尚勇重義之風的直觀映射;而兩邊侍從形象塑造得明顯矮小,則體現了儒家的尊卑等級觀念。通過這種處理方式,抓住事件發生最精彩的瞬間:三人論功而食,古冶子因未搶到桃而自刎,公孫接、田開疆兩人清醒后羞愧難當,最終均棄桃自殺,反映了當時社會“崇尚名節”的價值取向。正是儒家所宣揚的君臣之“義”、朋友之“信”,成為漢代石刻藝術家熱忱刻繪的主題。

綜上所述,地處漢代北疆的上郡、西河郡人雖崇尚氣力,卻也崇尚儒家的“忠”“孝”“義”“信”等規范。除此之外,陜北出土的漢畫像石也不乏有表現儒家的“仁”“智”美德的遺痕,例如綏德縣出土的“完璧歸趙”圖。[19]19該圖像處于門楣位置,畫面中心中以曲柱為分界線,兩側分別為故事主體人物,左側為頭戴冠穿長袍,焦急緊張的秦始皇,右側手持和氏璧的則是藺相如。藺相如是戰國時期趙國上卿。他雖是文人出身,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挽國于水火,救王于困局。其智勇雙全、大仁大義的精神,堪稱士人之典范。正如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5]2451可見,“智”不僅僅囿于“智謀之力”,更體現著時代的道德觀念與價值取向。同樣訴說著“智性”故事的,還包括陜西省橫山縣黨岔鄉孫家園子墓室壁畫,右下柱最下方刻畫的“孫龐斗智”圖等。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以上所列三個歷史故事,共同體現了儒家“尚勇”的思想。此外,在陜北漢畫像石中,狩獵圖占據大多數,其中包括《天界狩獵圖》《牛君狩獵圖》《林地狩獵圖》《雙騎獵虎圖》《車騎狩獵圖》等,內容豐富多彩、氣勢壯觀、動感強烈。[13]3這也正與漢代邊塞區域的“尚武尚勇”風氣相契合。

在陜北漢畫像石中,儒家崇“禮”的思想也有所體現。如見于綏德軍劉家溝墓門右豎框的“孔子見老子”圖。[16]185整個畫面構圖簡潔明了,省略了孔子乘坐的車馬與隨從,僅保留了問禮過程中的主角,即右側的老子、中間手持蒲車的項橐以及左側謙虛問禮的孔子。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孔子手中站立的飛鳥形象,與山東平陰、山東嘉祥武氏祠“孔子見老子”畫中亦有雷同。圖中刻畫出身為士大夫的孔子執雁拜謁老子,表達了對老子的謙卑恭敬,體現了儒家的尊“禮”思想。同時,“禮”也被賦予了政治與倫理的雙重性。它作為兩者的綜合體現,并日漸發展成為一種等級制度和道德準則。

也有學者指出,孔子見老子圖的意義與價值遠不止于此。東漢時期,讖緯思想風靡一時,占據著人們生命與精神的核心地位?！肮适轮械睦献?、孔子皆已脫卻了肉胎凡質,升華為道教中的神仙。傳遞當時漢代民眾對極樂仙境的向往,祈求逝去的親人也如畫中人一般登仙而去,這種思想正是原始道教教義的重要體現。在墓葬這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孔子見老子的宗教意義遠大于歷史意義?！盵20]138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了儒家“視死如生”的觀念。

同樣表達儒家“禮”的思想觀念的,還有在子洲縣發掘出土的墓門右門柱畫像石最上端所刻的“周公輔成王”圖。此外,在目前陜北已發現的漢墓中,絕大多數在墓門或墓室口的豎石上刻有“門吏”圖。[13]173門吏一般為雙手執彗、執戟、捧笏和佩劍捧笏的形象,且身體前傾微躬或躬身俯首做迎迓狀。從這些圖像不難發現,在大門外迎接賓客,是當時迎來送往的基本準則,或者說是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的約定俗成。

由此可見,即使當時上郡、西河郡等漢代北部邊塞地區的人們受到游牧文明的沖擊與影響,但由于這種文明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在與其不可避免的頡頏中,他們的思想深處仍會自覺地傾向于本土的儒家禮儀文化,甚至于蘄向以此同化他者。

(三)“入世”“務實”精神

漢朝經歷七十余年休養生息后,土地兼并和財富集中的現象日益嚴重。漢初所推行的“無為而治”思想,顯然已不適應統治階級的需求。董仲舒的“新儒學”作為治國綱領,促使入世思想成為儒家哲學普世化的途徑之一。由此,漢畫像的題材在精神層面上多體現出濃郁的儒家思想文化。畫面中所洋溢著的歡樂祥和的氛圍,“是一種感官產生的直覺審美境界投射到精神上的映射……并成為漢代精神主旋律的主體部分”。[21]129陜北漢畫像石中的庖廚宴飲、農耕紡織、狩獵騎行等反映民眾日常生活、生產活動、娛樂活動等諸多方面的題材,就體現了這種入世思想。

由于地域的原因,陜北畫像石中的樂舞百戲圖相對較少,但是其靈動而富有美感的人物形象,極富生命力和表現力。這些百戲圖作為陜北地區一種獨特而深厚的精神文化資源,猶如用不同的樂器奏響了漢代邊塞人民對于生活的熱愛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例如,米脂官莊畫像石墓室壁的“四人戲”和“五人戲”兩圖,[13]164其表達手法直率、簡樸、熱烈,更像是一種民間娛樂,折射出了漢人一種積極進取、蓬勃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還有綏德四十里鋪出土的田魴墓后室口橫額石刻繪的龐大的歌舞雜耍場面,也是如此,整個畫面布局豐滿、對稱、均勻,人物造型生動形象,神態栩栩如生。從中我們可窺探到漢代氣魄宏大、勇于開拓的拼搏精神,豁達自信、對現實生活無限熱愛等時代風貌。此外,綏德出土的漢畫像石,在大量展示現實生活和生動形象的藝術刻畫方面,可謂獨樹一幟。例如,一些細致表現陜北人民農耕勞作的漢畫像,幾乎囊括了從牛耕、下種、鋤草、拾糞到收獲的全過程。[22]24整幅畫面生活氣息濃郁,也是儒家新的理性精神——“務實”思想的真切反映。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陜北地處漢代上郡、西河郡,當年雖是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相爭之地,但畫像石中卻鮮少有戰爭場面的描繪,更多流露出的是漢代北疆人民對于現實生活的熱愛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與向往。這一方面或與“反其道而行之”的藝術創作有關系,也就是說,越是有戰爭的地方,越是渴望和平,正因為如此,和平的生活才是該區域漢畫像石表現的重要題材。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儒家的積極樂觀的“入世”“務實”精神,對漢代北部邊塞地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中和”“節制”觀念

儒家的中庸之道最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實踐原則?！爸杏埂奔础爸泻汀?講究恰如其分,過猶不及。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節”,指的則是節制、節操與氣節,小到婦女的“名聲”“貞節”,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堅守與風骨。儒家倡導的這些思想觀念,在陜北漢畫像石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陜北漢畫像石特有的“邊欄紋飾”與分層配置法,就體現了儒家的“中和”思想?！霸陉儽睗h畫像石中,邊欄紋飾與主題畫面在面積上平分秋色,反映了漢代陜北人的藝術追求和審美觀念的特殊性?！盵1]202它們的存在既裝飾美化了主題,又使構圖更加完整。同時,“長生不老,成仙升天”的主題思想也得以升華并外化為實物狀態,成為溝通生死、連接天地的具有雙重意義的媒介通道。

陜北漢畫像石邊欄紋飾畫面,絕大部分由祥云瑞獸、嘉禾靈芝、人物神仙組成。據研究歸類,陜北漢畫像的邊欄紋飾代表性和使用頻率最多的為綬帶穿璧紋。它的典型代表是綏德縣延家岔漢墓和米脂縣官莊漢墓畫像石組合上的邊欄紋飾。[1]203眾所周知,璧為我國傳統的玉石禮器之一。在漢代,玉璧是富有、權力的象征,除此之外,它更主要的是辟邪,還有復活生命的象征。陜北漢畫像石此類邊欄紋最多,即反映了漢代人對生命的延續和永恒的追求。當然,以祥云組成的邊欄紋飾,[1]203以羽仙、瑞獸、嘉禾、云紋組成的邊欄紋飾[1]203在陜北漢畫像石中也不少見。這些邊欄紋飾基本貫通門楣和兩側門框,呈對稱分布,從而體現了儒家“中正平和”之美學追求。

漢畫像石的圖像配置,一般有兩種配置法:獨立配置法和分層配置法。而陜北漢畫像石常用的是分層配置法,且更加具體、詳細。宋莉將陜北地區墓門圖像的配置方式分為六種,[23]75即一塊石面或橫或豎被分為若干格,每格的內容相對獨立,畫面層次因之更加分明、內容也更加豐富。例如,神木縣大保當16號漢墓墓門左右豎石就是分段構圖的代表。[1]223兩石分層刻八組圖像,歌舞宴飲中的各個人物動態,被展現得淋漓盡致。陜北漢畫像石講究對稱與均衡、分層與分段、寫實與寫意,具有極強的地域特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固化模式。西王母大多時候與東王公相對,日中有三足烏,與之相應,月中就會出現蟾蜍或玉兔。這些圖像配置,也從側面反映了儒家“中不偏,庸不易”的美學原則。

儒家的“節制”觀念,在陜西綏德四十里鋪出土的“辯經”圖[13]100中表現得較為明顯。由于儒家經學有不同學派,于是出現了對儒家經典內容、版本不同視角的闡說與解釋。該畫像石就反映了不同學派討論儒家經義的一個畫面。觀察圖像,前兩組是跽坐扶膝一方與跽坐袖手一方相辯,第三組持幢節者代表上層發表意見。上層既已發表意見,于是前兩組的人各自找與自己動作一致的人,雙方開始總結心得。我們從“辯經”圖的局部可以看出,雙方辯到激烈處,兩者之間距離會縮短,鼻子頂住鼻子,但即使辯得唾沫星子飛濺,也要正襟危坐,不露雙手,展示君子風度,從中可見儒家的“節制”思想之一斑。

此外,目前陜北出土的漢畫像石中,也有孝子、列女圖像。這些圖像雖然無明確榜題,但亦不是無從考證。見微知著,每種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的價值與意義。如“一件有人物活動的畫面側有題刻‘覽樊姬觀列女崇禮讓尊大雅’?！盵24]27可以認定,圖像內容與孝子列女有關,明顯體現了儒家“節操”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

從先秦至明代,陜北一直是邊塞區域。自古以來,該區域就是多民族雜居共處的文化融合區,各民族之間的融合與交流從未間斷過,因此有著明顯的邊郡特色文化。兩漢時期,陜北北部為上郡、西河郡所在地,也是重要的邊防要塞,被稱為“秦漢名邦”。正因為這個緣故,《史記》《漢書》等漢代史書中,也著意強調了這一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尤其指出深受少數民族文化的侵襲與影響,而具有“高尚氣力”的“尚武”精神。然而,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論述,我們從陜北漢畫像石的生動描繪中,可以明確而真切地感受到,這塊地處北方的邊疆之地,依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與影響。所以“視死如生”觀念、崇尚“仁、義、禮、智、信”的美德、“入世”“務實”精神、“中和”“節制”的美學經驗,都凝結在了一幅幅陜北漢畫像石中。

當然,我們也知道,建造一所“萬歲宅室”,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因此,陜北漢畫像石墓并非普通民眾所能建,多為邊郡地區的官吏,或者是當地有地位、有身份的鄉紳才可建造。從這個意義上講,漢畫像石中所描繪的儒文化思想,似乎并不具有普適性。不過,在“儒學大興”的時代背景下,這一地域的普通民眾,難免會受到耳濡目染的影響,而絕不可能是一張白紙。陜北漢畫像石,就是從這片被認為是文化荒原之地上孕育出的藝術奇葩。這也證明,儒家文化的傳播并沒有遺漏這片邊塞區域。歷經兩漢四百多年的影響,儒家文化思想已在此地深深地扎下了根,陜北漢畫像石就是最有力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