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對文明時代“流俗偽善”的批判及其啟示
——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文本分析

張文羽

(上海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240)

馬克思主義文明思想正確地揭示了人類文明發展規律及其趨勢,因其科學性在諸多文明思想中始終占據著理論高地?！都彝?、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較為集中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文明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明思想發展的最高成果”[1]。生活在文明時代內部對抗最明顯的資本主義階段的恩格斯親眼看見和經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由此,揭下資本主義文明偽善的外衣成了《起源》的一個隱匿任務。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資本儼然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普照之光”,“環境惡化、官場腐敗,無不留下資本作案的印記”[2],回到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一個最好的選擇。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如許啟賢、王峰明、李培棟等人都站在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內在矛盾進行了揭露,為我們更好地研究和把握馬克思主義文明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方法的啟示。但對于馬克思主義文明思想的研究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體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批判資本主義文明的相關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這對于今天的我們“走出資本強盛的時代”,正確認識人類文明實質及其發展規律將會大有裨益?；诖?本文以《起源》為抓手,探索恩格斯對文明時代尤其是資本主義文明“流俗偽善”的批判,以期為更好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文明助力。

一、恩格斯批判文明時代“流俗偽善”的歷史緣由

摩爾根經過研究將人類社會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這一重大理論創新改變了人類對原始社會階段的無知狀態。恩格斯在《起源》一文中肯定并借用了摩爾根所提出的關于人類社會的分期法。相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兩個階段而言,文明時代是更加文明的,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正像恩格斯所揭露的那樣,文明時代越是向“文明”更進一步,就越是習慣性地給“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實行流俗的偽善”[3]197。

在文明時代,嘴里喊著“公平、正義、博愛”口號的資產階級,宣稱自己付給工人工資,解決了工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在做“經世濟民”的善事,以此標榜自己為“救世主”,掩蓋自己行為的剝削本質。為了處理被榨干最后一滴血的工人勞動所得的大量產品,資本家們打著傳播文明的旗號對“半野蠻人”進行征服殖民,實際上是為了擴大剝削范圍,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滿足自己那鄙俗的貪欲。同時,面對著越來越多無產階級拿著與資本家“等價交換”得來的工資卻又無力購買自己勞動生產出來的產品維持生活而淪為乞丐,“有教養的”“善良的”資產階級紛紛“慷慨地”從自己的錢包里“扔出”一些錢來做慈善事業。但其最終目的只不過是不再忍受這些乞丐以一種“無恥”的方式引起他們注意,而打擾了他們的雅致。此外,在文明時代,資產階級宣稱以父權制為中心的專偶制的家庭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強調專偶制的永恒性,無視擺在眼前的母權制的遺跡,以此來為男權、父權作辯護,以便他們能夠在家庭中像使喚奴隸一樣使喚自己的妻子——這個他們眼中的“婢女的頭領”。而當共產黨人宣布要努力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時,一直以來視妻子為奴隸的資本家們紛紛以“公妻制”為由對共產黨人發起攻擊。但實際上,資本家們一直是“公妻制”的踐行者,“公妻制”對于把通奸作為婚姻補充的資本家而言早已成了事實,而不需要任何人去強調。

在這種情境下,揭露資本主義文明時代的“流俗偽善”,使工人階級明辨這些“慈善家”們的“花言巧語”,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任務必須馬上提上日程?；诖?恩格斯在《起源》中對文明時代的種種劣跡進行了尖銳透徹的批判,為工人階級提供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銳利的理論武器,打破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所抱有的幻想,燃起革命斗志,明確斗爭目標,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真正實現自身的解放。

二、恩格斯對文明時代“流俗偽善”的批判

(一)女性地位邊緣化,家庭內部的不平等

人類社會早期存在的母權制足以向我們證明,女性現今的社會地位是隨著社會發展逐漸演化而來的。恩格斯在《起源》中也通過講述家庭形式的演變來向我們清晰地展現了從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直至文明時代這一歷史進程中女性地位是如何邊緣化的?？梢哉f在野蠻時代,尤其是野蠻時代的低級和中級階段,在共產制家戶經濟中,勤勞靈活的女性是家庭財產的主要創造者,也因此是家庭的統治者,而不能為家庭財產作出突出貢獻的男性則面臨著隨時“卷鋪蓋走人”的下場,卻又不能作任何有用的反抗。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不斷發展,男性因其生理條件的優越,在生產工具的使用上更顯優勢,由此,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逐漸將女性擠出了生產勞動領域,擠到了一個邊緣地帶。而這一現象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更是不斷地加劇、加速。在文明時代表面光鮮亮麗、養尊處優的貴婦人,實際上與先前時代從事社會生產的勞動婦女相比,她們的社會地位是低下的。恩格斯在研究由對偶制向專偶制過渡時期的家庭形式時發現,“Familia”這個詞在其最初的意義上只是表示奴隸,這表明了在這種家庭形式中,妻子對于男性而言只是奴隸,并對其握有生殺之權。同時,恩格斯發現,在歐力彼得斯這位古希臘著名悲劇家的作品中,將妻子稱為“oikure-ma”,即只是一種特殊物件,而其特殊之處就在于可以用來照管家務。由此可以看出,文明時代女性地位的不堪。此外,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由群婚制那里繼承來的兩重遺產——專偶制和淫游制,使得先前的性自由繼續存在,這一權利在女性這一方被無情地剝奪,以此來維護父權。在文明時代,專偶制是一項僅僅對女性行為具有約束效力的制度,而男性卻可以不受其束縛,并根據自己的意愿納妾。對于男子而言,女子不過是必須為其保守貞潔并具有生育能力的“婢女的頭領”[3]178。

(二)寄生階級的存在,勞動出現了“異化”

文明時代的到來使得城市與鄉村的差距逐漸拉大,并通過加劇城市和鄉村的這種對立,不僅使先前發生的農業和畜牧業、農業和手工業這兩次社會大分工更加明顯,人們的生產不再是主要用于家庭的直接消費,而是更多地用來與其他勞動生產者進行某種交換,由此催生了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在這次分工中,首次出現了一個專門進行產品交換,獨立于生產環節而不進行任何生產勞動的階級——商人。這么一個被恩格斯稱作社會寄生蟲的階級——作為聯系兩個需要通過交換自己親身勞動所得來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生產者的中間人,不斷地對真正的勞動創造者進行剝削,在生產過程中按照自己的趨利性本質竭盡全力地榨取油水,從而做到遠離勞動,不勞而獲。而在另一端,真正從事勞動的生產者卻失去了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權,對于產品的結局將會怎樣更是一無所知。人們的勞動開始出現了“異化”,勞動者被一種異己的、鬼怪般的力量所支配著,并隨著文明時代的發展演化,私有制的深化,勞動“異化”的程度逐漸加深。而在文明時代以前,由于人口稀少,人們受著異己的自然力量所支配,生產力水平落后,不足以發生社會分工,以至于只有純粹的自然分工,即男人負責外出勞作打獵,來獲取食物原料,滿足家庭氏族內飲食方面的需要,是“森林中的主人”;女人負責在家打理,廚頭灶腦皆負總責,輔助家庭氏族成員生活起居,是“家里的主人”[3]178。也就是說,在氏族社會里,男女皆是自己產品的主人。并且,當時氏族社會里存在的是一種共產制經濟,即只要是大家一起制作的或者使用的公共的東西,如房屋、交通工具等,那就都屬于這一單位集體所共同擁有。由此,恩格斯尖銳地指出,只有在氏族社會中才真正存在著“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3]178。

(三)以卑劣的貪欲為動力,兩極分化日益嚴重

商人的產生使得金屬貨幣出現,它的出現,產生了一種使整個社會都為之著迷傾倒的神秘的力量。金屬貨幣的“自身的魔力”使得誰擁有了它,誰就等于統治了整個生產世界。緊接著,便有了與之相連的貨幣借貸和后來的高利貸。文明時代無疑是私有制時代,這使得對財富的鄙俗的貪欲成為在整個文明時代中起推動作用的“發電機”[4],仿佛只有不斷獲得個人財富,才能真正體會到自己的存在。對個人財富的永無止境的追求,“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3]196。正是這鄙俗的貪欲作為普遍規律驅使著文明時代的人們在為謀取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創造出社會財富急劇積累的繁榮景象。然而,貪欲是沒有止境的,在文明時代,由于對財富的追求,并且是對個人財富的追求,人們開始將欲望的“如意算盤”伸向氏族的共同財產,訴求氏族給予他們的、表現為公共財產的土地的所有權,這就使得土地改變了在氏族社會時期所具有的公有屬性,被賦予了私有屬性,成為私人財產,所有者掌握著對其進行轉讓和抵押的特權。正是因為貨幣、高利貸以及土地抵押的出現,社會上開始出現了財富向某個人數很少的階級集聚的現象,財產在兩個不平衡的階級中進行著相差懸殊的分化,部分人的財富急劇增長,而普羅大眾卻只能接受日益貧困的現實。隨著文明時代的不斷演化推進,極少數掌握財富的資本者與被迫接受貧困的生產者之間的分化對立日益明顯彰著,并在資本主義這片“沃土”中“肆意生長”。具體表現為,勞動生產者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與資本家進行“等價交換”得到的工資越來越滿足不了自己生活所需,進而陷入貧困的惡循環,而“等價交換”的另一端——資本家卻因榨取生產者的剩余勞動,使得私人財富得到指數式的積累。與之相適應的是,兩極分化這一社會現象也在日益加劇。

(四)以階級剝削為基礎,國家是進行階級壓迫和統治的工具

在氏族解體過程中誕生的文明時代,使得私有制的發展如虎添翼,并催生了奴隸制,一種在氏族社會中未曾有過的制度。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3]195。與此同時,這種分裂也隨著文明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演進,變換形態,并成為整個文明時代賴以發展的動力——階級剝削。有剝削就有斗爭,階級斗爭同樣也貫穿于整個文明時代,并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這種強烈的階級對立斗爭是氏族制度中的自我治理所不能容納解決的。為了緩和階級對立,解決依靠原有的自我治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國家這樣一種“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就應運而生了,并且在其誕生之初就使處于幼年時期的“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3]125,并固化了階級剝削和統治。在整個階級對立的文明時代中,作為調和緩解階級沖突的產物,工具性始終是國家的本質性特征。恩格斯在《起源》中列舉了與不同社會形態相適應的國家形式,以此來強調文明時代國家的剝削性質。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以此來維護奴隸主貴族高高在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地主用來壓迫農奴的機關,以此來保證封建地主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資本榨取工人的工具,以此來滿足資產階級對剩余價值的毫無止境的貪欲。

三、恩格斯對文明時代“流俗偽善”批判的當代啟示

(一)推動實現女性解放,統一道德評價標準

“某一歷史時代的發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盵5]7專偶制個體家庭的誕生,使公共社會活動與家庭的事務料理活動逐漸分離,使原本同樣具有公共性質的家務的料理喪失了本來具有的公共性質,演變成一種與社會生產無關的私事,原本作為家里的主人的女性也立即被宣判與公共社會生產無關。由此,女性在家庭中,相對于丈夫這一掙錢的資產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無產者身份,處于被壓迫的地位?；诖?恩格斯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當中去”[3]88。

隨著社會的進步,女性解放運動的爆發,“男女共擎一片天”已成為我們普遍的共識,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自己不僅僅屬于家庭,也應該到社會大生產中去開拓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但女性真正擺脫煩瑣的家庭事務的束縛,追求同男性平等地位的任務尚未完成?！?023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在被問及職場晉升最大障礙時,有25.5%的女性認為是性別歧視,是排名第二的障礙因素,遠高于男性的11.2%;有23.2%的女性認為是由于自身處于婚育階段而被動失去晉升資格,明顯高于男性的10.7%。此外,在婚后,女性相較男性而言,由于孩子、家務等原因導致女性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到家庭中,《報告》顯示有13.5%的女性認為是由于自己需要照顧家庭,職場精力分散不足而影響職場晉升,高于男性的11.2%。并且《報告》顯示,雖然女性和男性的工資待遇差距呈縮窄態勢,但從總體上來看,男性工資薪酬仍會比女性多12%。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女性解放的任務仍然任重道遠,而女性解放無疑是“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應有之意。當然,僅僅實現女性的社會經濟解放對于女性的真正解放而言,是遠遠不夠的。當代女性解放除了尚未完成的經濟解放任務,還面臨著更艱巨的精神意識上的解放,這就要求根除女性乃至全社會精神上的父權意識,統一男女社會道德評價標準。[6]76恩格斯揭露出的“在婦女方面被認為是犯罪”的一切,拿到男子一方則被美化成為“一種光榮”,再不濟也是社會上普遍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點”[3]88。這種現象,在21世紀的今天仍遺有殘痕。在家庭中,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傳統文化里,丈夫處于強勢地位,毆打妻子,通常被社會看作一種正常的家庭現象而被廣泛認可或默許,而如果妻子在家庭中處于強勢地位,則會被冠以“母老虎”這一帶有貶義色彩的稱號;在職場上,作為領導表現強勢,這一同樣的特質,放到男性領導身上,就是霸氣,而放到女性領導身上,卻是沒有女人味。這些都是社會對男女道德評價標準不一的生動表現,而統一道德評價標準是女性得到真正解放的必然前提。

(二)關注民生,共享發展

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推動力,是一切文明成果創造之根本。然而,在文明時代,勞動出現了異化,生產者失去了對自己勞動所得的支配權,而寄生階級不斷地從真正的生產者那里榨取利潤,不勞而獲,來填補自己欲望這個無底洞,從而使自己的私人財富得到不斷的積累,獨享發展成果。因而,在文明時代,勞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考查了人類社會具體的歷史中社會發展成果的分配狀況之后,對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并指出,未來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將會實現真正的徹底的發展成果共享。

始終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奉為革命導師的我們,一直以來也在不斷追尋共享,努力實現共享發展成果。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包括共享發展的新發展理念,強調發展應以人民為中心,發展要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關于共享發展成果的理念,我們有了許多新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探索,然而,我們也必須正視,目前我國共享存在著失衡的問題,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都存在著顯著的成果分享不平衡的問題。由此可以看出,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絕不是一件易事,它是需要黨和人民的長期奮斗,才能實現的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我們也應當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對未來共享發展成果設想的是只有在消滅了私有制這一不平等根源之后,再先后通過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才能真正實現共享。但馬克思主義絕不是教條,而是出于不斷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理論,對其的運用應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將時代特色注入其中。對于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們而言,要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正確利用而非否定私有制,通過堅持經實踐檢驗證明的適合我國國情的分配制度來逐步實現共享發展。

(三)防止公共權力異化,加強反腐倡廉建設

在講到國家與以往的氏族制度差異時,恩格斯指出,國家設立了在氏族制度里所沒有過的公共權力。在文明時代,公共權力是與大眾分離、與社會異化的力量[9]39,并通過征稅來加以維持。而官吏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通過法律享有了可以實現個人私利而不受制裁的特權,這些都是文明時代國家的本質特征。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同于以往一切剝削階級國家的新型國家制度,我們的公共權力“與大眾分離但不脫離”“始終處于社會力量的監督之下”“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大眾的利益”[9]38-39。理論上我們的公共權力應當如此,但在現實中,我國公共權力仍有異化現象的存在,腐敗問題已經演變成危害社會的一枚定時炸彈,黨員干部貪污腐敗現象層見疊出,嚴重影響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一起抓,不少“老虎”“蒼蠅”紛紛落馬。2020年人民網兩會調查顯示,“正風反腐”再度蟬聯榜首,連續三次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基于此,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大眾對于黨員干部貪污腐敗問題的強烈關注與不可容忍。而這些貪污腐敗的黨員干部無不是把手中的本應為人民謀取利益的權力當作自己謀取私利的利器,“在追求權力金錢的欲望中踐踏黨紀國法走上了不歸路”[6]76。反腐必須治權,必須對權力加以必要的約束,必須“以權治權”“建立協調的權力治理機制”[10],以防止公共權力的異化,將人民放心托付的權力用到實處,做到“物歸原主”。

(四)復活“美妙的制度”,推進社會自治

恩格斯把自我治理的氏族制度稱為“美妙的制度”,在這一美妙制度里人人自由平等(包括婦女),沒有壓迫,每個成年的成員都具有表決權,都可以參與到氏族內部的公共事務的管理中,氏族內部的一切事物也都由氏族成員來共同解決,充分體現了民主的原則。但氏族制度因遭受私有制的侵蝕,逐漸過時解體,走向衰敗,為國家制度所代替。如上文所講,國家不同于氏族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公共權力機關的設立,由此國家治理就取代了氏族社會時的公共治理。而在剝削階級國家里,公共權力機關是統治階級為實現其利益的工具,權力只屬于統治階級,而權力的另一極——義務就全部壓在了被剝削階級肩上,被剝削階級只有選擇服從的命運,存在著嚴重的權力不合理不對等與不均衡的現象。

我國是新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人也就是人民群眾處于統治地位,并且共同掌握著國家權力。當前我國面臨著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性艱巨任務,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方式由傳統管理到現代治理的全新變革”[11],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妙的制度”的一種更高級的復活。這就要求,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注重人民本位,把權力還給人民,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民主權利,擴大人民參與,實現多主體的協同治理,形成治理合力,調動社會活力,推進社會自治,在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層面上實現“美妙的制度”的復活。

恩格斯以摩爾根對文明時代的評斷作為《起源》的結語,實際上是指明了文明時代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其內在的矛盾使其必然要終結,必將被一個全新的文明所取代,而這個全新的文明將會使以往的一切文明都黯然失色?，F今,我們已經步入的社會主義文明無疑是對文明時代的否定,是一個更高的真正的新型的文明。雖然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不少難以消除的弊病,但學習恩格斯關于人類文明的思想對今天的我們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镀鹪础分械呐越夥爬碚?、工人解放理論、社會平等和國家治理的理論等寶貴的思想財富仍是引導我們認清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解決人類文明發展遇到的新難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文明的理論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