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屈詁·離騷經》管窺錢澄之對屈原形象的接受

郝 苗

（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錢澄之（1612—1693），原名秉鐙，字飲光，晚號田間，是明清之際著名的遺民學者。錢澄之一生為光復明朝而四處奔走，自明朝覆亡后，曾先后入仕南明三朝，其行跡遍布閩粵等地，致力于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復明失敗后，錢澄之出家為僧，后以僧裝返回故鄉安徽桐城。錢澄之晚年潛心學術，注經立說，將畢生學問、憂思孤憤悉數寓于注經之中，撰有《田間詩學》《田間易學》《莊屈合詁》等著述，錢澄之關于《楚辭》領域的學說主要錄于《屈詁》一書。

《莊屈合詁》成書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①關于《莊屈合詁》的成書時間，當前學界共有三說：其一為1685、1686年之交，陳欣《錢澄之〈屈詁〉研究》（貴州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第88頁）中較早提及，此后黃巧紅《錢澄之〈莊屈合詁〉研究》在陳文的基礎上，又對此說進行了相關的論證（閩南師范大學2013碩士論文，第19頁）；其二為1685年，此說見鈕則圳的《“以儒解莊”與“會通莊屈”——錢澄之〈莊屈合詁〉的注莊立場與遺民情結》（《中華文化論壇》,2018年第4期，第86頁）；其三為1686年，此說見于吳航的《錢澄之晚年信札系年考證》（《古籍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4頁）。本文姑從吳說。，即錢澄之七十五歲之時。就此而言，《屈詁》中對于屈原作品的解讀，實為錢澄之晚年對屈原及其作品接受的產物。錢澄之在《屈詁》中所詁“止于屈子諸作”[1]140，除了“精力向衰，未能遍及”[1]4的原因以外，還因為他認為《楚辭》中《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之外的諸篇，均為演繹屈原之作的產物，故不可作為其研究屈原的依據。其中，《離騷經》記載屈原“以忠被讒，志不忘君，心煩意亂，去住不寧”[1]141的遭際最為詳盡，錢澄之詁該篇時所表達的情感也最為典型。

目前學界對于《屈詁》中的遺民視角、思想傾向等問題已有關注②在現有的研究中，已有學者關注到錢澄之對屈原形象接受的問題。如施仲貞、周建忠的《論錢澄之〈屈詁〉中的儒道互補思想》（《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53頁）即通過分析錢澄之對屈原愛國精神的弘揚、對屈原的態度和評價等問題，闡明《屈詁》中的儒道互補思想；張琰的《論錢澄之〈楚辭屈詁〉中的遺民視角》（《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第22-25頁）從錢澄之的“屈子情節”和“麥秀悲歌”等方面，探究了錢澄之撰《屈詁》的遺民立場；謝?？摹跺X澄之〈屈詁〉的經學闡釋及其影響》（《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74-79頁）已關注到錢澄之《屈詁》的經世用意。此外，如陳欣的《錢澄之〈屈詁〉研究》（貴州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第48-57頁）在第二章第三節以《離騷總詁》為例探究了錢澄之對屈原形象的品評，但該文以解讀錢澄之的觀點為主，而關于錢澄之對屈原形象接受情況的成因等問題，仍存在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空間。，但此類研究仍多著意于錢澄之的個人體悟在其撰述過程中的直接反映，而對于錢澄之的經歷是如何對他的著書過程產生影響、他的遺民立場又是如何在書中發揮作用等問題，則缺少較為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擬以《屈詁·離騷經》為例，從錢澄之對屈原的評價、對屈原人格的闡釋以及對屈原形象接受的成因等方面，探究錢澄之對屈原形象的解讀。

一、對屈原“狂狷景行”的評說

錢澄之對屈原人格的闡釋與前儒“露才揚己”的說法存在本質的不同，故不可將二者等量齊觀；同時，錢澄之并不否認屈原怨刺太過與其自身悲劇之間的因果關系。以下具體言之。

班固是最早以“狂狷景行”評價屈原之人，其《離騷解序》稱：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2]9

可見，班固指出屈原“競乎危國群小之間”“狂狷景行”等自立于危墻之下的言行，也是導致其沉江的重要原因。而錢澄之在《離騷經·總詁》中也呼應了班固的說法，認為：“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原難免焉！若懷王則至死不知其誣，此原所痛心而不能已于一死也?！盵1]187錢澄之于此并未否定班固之說，而且“予以了相當程度的包容，甚至是理解”[3]53。此外，錢澄之分析屈原之所以“難免”，還在于“以原之褊急，不悅登高；以原之亢直，不能入下，原亦自知之矣。豈惟性之使然；負形如此，亦不能習此媚上諧俗之態，則惟有去此世，而容與以自適耳?！盵1]293

就班固的說法來看，如潘嘯龍先生所言，屈原的“露才揚己”“狂狷景行”正是“對于黑暗勢力的不屈抗爭精神”的一種表現，而班固之所以對屈原的這種精神采取比較激烈的排斥立場，恰恰是因為班固敏感地察覺到該精神“對封建統治階級有所妨礙”。[4]96據此而言，班固評價屈原“露才揚己”“狂狷景行”，皆是將屈原置于統治者的對立面，而后世呼應班固者，如顏之推、孟郊等人，也都是從屈原反叛溫柔敦厚禮教的角度，以“輕薄”“怨懟”等詞語評價他的過激言行。但是，反觀錢澄之所言，不難看出，錢澄之雖然認同屈原因“露才揚己”而致禍，但是他的觀點卻與班固的觀點有著本質的不同。自宋代之后，屈原身上的“忠君”精神被一再地放大、強調，至明清之際，士人甚至極端地將屈原視作忠貞的代表。在這種背景下，錢澄之對屈原人格的闡釋自然也離不開“忠君愛國”的基調。如上文所言，錢澄之雖然認為屈原“難免焉”，但是在錢氏的解讀中，屈原最意難平的并非個人的不得志，而是“懷王至死不知其誣”。在此前提下，所謂屈原的“怨懟”“狂狷”就不能簡單地視作對統治者的反抗，而應為在“忠”的前提下，屈原對溫柔敦厚風氣的突破。

錢澄之對屈原“怨刺”一面的解讀，還應結合錢澄之本人對于“溫柔敦厚”風氣的態度來看。雖然已有學者從“性情”和“真”的角度出發，指出錢澄之對“當時提倡溫柔敦厚的風氣不以為然”[5]154，但是從更深一層的意義而言，錢澄之對于“溫柔敦厚”風氣的批判，正是其經世精神的一種外化?！皽厝岫睾瘛钡亩Y教并非是教人一味順從、柔懦，如《禮記·經解》所言“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6]1368。此所謂“愚”，并非指直言進諫而獲罪，而是告誡為臣子者勿囿于恭順而缺少是非觀念，尤其在春秋時期所尊奉的“忠”的風氣下，“具有忠德的人必然會從對國家、百姓負責的角度，對君主進行直諫，甚至是尸諫，而不必恪守溫柔敦厚的諷諫之法”[7]139，而錢澄之對于“溫柔敦厚”風氣的指斥，無疑也秉持與之相同的立場。錢澄之在《葉井叔詩序》中稱：“若夫本諸忠愛孝友以為情，此禮義之情也，性情也；性情惟恐其不至，可謂宜得半而止乎？”[8]260可見錢澄之對“溫柔敦厚”風氣的反駁，源自他對于“性情”的推崇，但他所謂的“性情”皆出自忠孝禮義，仍不離禮教的范疇。在此基礎上，錢澄之反對以溫柔敦厚抹殺“性情”與“真”，其本意正在于警戒士人不可因柔懦、恭順而歪曲是非，要保持必要的剛正之性對君主直言進諫。

在錢澄之的解讀下，屈原怨刺的一面被有意地凸顯。在《屈詁·離騷經》中，屈原無疑是一個“愛君”“忠君”之臣①錢澄之對屈原“忠”的一面的突出，受到了時代思潮的影響。與前代學者弘揚屈原抗爭精神不同，明清時期學者的普遍做法是有意地回避屈原的這種精神，千方百計地將屈原塑造為一個忠君愛國、集忠孝于一體的形象。在這種學術氛圍下，很多學者為了替屈原擺脫“怨憤”“狂狷”的形象，不惜對班固等人的說法大加鞭撻，甚至對于朱熹對屈原的中和之論也加以批判。。，有著高度的“致主澤民”精神，同時也有著強烈的改革意識。因此，屈原在竭力改革楚國弊政時，往往因“法夫前修”，而“不周于今之人”[1]152，故而受到奸臣譖害，以至“見疏”于楚王。在此過程中，屈原固然有“露才揚己”、怨刺君上的言行，但屈原作出此類言行的前提無疑還是忠君愛國。就此而言，屈原的所謂“狂狷景行”并非是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而是以“怨刺”的方式對維護統治穩定所做的努力。因此，錢澄之雖然認為屈原沉江之禍“不可免”，但也肯定了怨刺精神的合理性。

另外，錢澄之還從“時”的角度為屈原的“狂狷景行”做出解釋。錢澄之在《莊屈合詁》的自序中指出：

吾謂《易》因乎時，《詩》本乎性情。凡莊子、屈子之所為，一處其潛，一處其亢，皆時為之也。莊子之性情，于父君之間，非不深至，特無所感發耳。詩也者，感之為也。若屈子則感之至極者矣。合詁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①此處所言《易學》《詩學》皆為《田間易學》《田間詩學》的簡稱，并非錢澄之所治《易》學、《詩》學。無二義也。[1]4

“潛”與“亢”分別出自《易經》的《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所謂“潛龍，勿用”，錢澄之認為：“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張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若漢高祖生于暴秦之世，惟隱居為泗上亭長，是勿用也。諸儒皆以為舜始漁于雷澤，舜當堯之世，堯君在上，不得謂小人道盛，此潛龍始起在建子之月，于義恐非?！盵9]164-165“初九”是陽氣處下之象，天下無道，即便圣人也無用武之地，“凡事不可為，而勞神苦形以為之，皆害生之道也”[1]52，故而應當隱居不仕。錢氏以“潛”指莊子，正意在說明莊子隱居不仕是順時而為。錢澄之解“亢龍，有悔”稱：“上九一爻，以氣候按之，近偪小滿，陰已在下，漸推陽出，推而益上，故有進無退，其勢不得不亢?！盵1]169“上九”是陽氣處上之象，“有進無退”正是喻指人當有所作為之時。錢澄之認為“當亢不宜存潛之心”[1]75,屈原當楚國存亡之秋，力圖革除弊政、推行“美政”，正是處“亢”時所應為之事，而不應在此時“為全軀保妻子之計”[1]75。因此，錢澄之也對屈原的“狂狷景行”進行維護：

以原之褊急，不悅登高；以原之亢直，不能入下，原亦自知之矣。豈惟性之使然；負形如此，亦不能習此媚上諧俗之態，則惟有去此世，而容與以自適耳。（《九章·思美人》）[1]293所謂“褊急”，即指屈原“見楚國種種多可改之度，宜乘己壯年以速改也”[1]146，上為“望君造其極，而有千秋之遠聞”[1]278，下為自身能及時效用、早立修名，故“其求進亦太急矣”[1]145，為此，其在作品中多“每以遲暮為恐”[1]164；所謂“亢直”是指，屈原“之所為，一遵規矩繩墨，為時俗所不便”[1]185，由于其“只知直不知曲”[1]280，故“畢竟以婞直得罪也”[1]262，即使有機會隱退以“從吾所好，修吾初服”[1]156，但終因“有失其故吾”[1]156而自沉以死。

值得一提的是，錢澄之解讀“上九：亢龍，有悔”還借郭子和之言指出：“三過中而惕，上過中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于惕，莫不善于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正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盵9]169不論是堯、舜、禹，抑或是伊尹、周公，這些圣賢均持“中”、有知退的覺悟，反觀屈原自認為“歲時已過，精華已銷，雖不死，無能為也”[1]306，所以“明知死之無益而必欲死”[1]312,這不免過于亢直而失于“中”，這也就無怪于唐甄在《莊屈合詁序》中認為屈原這類“知進而不知退者”，“當以莊子之意濟之，則忠而不至于愚”[1]1-2。

總之，《離騷》中屈原因“法前修”而“不周于今之人”的種種做法，在以班固為代表的學者眼中，固然是對統治者、統治秩序的反抗，但是在《屈詁·離騷經》的解讀下，屈原怨刺上政反而被視作對君、對國負責的一種表現，究其根本，是因為屈原的怨刺精神與錢澄之本人對溫柔敦厚風氣的指斥暗合。然而，錢澄之并未因此全盤否定前儒對屈原“露才揚己”“狂狷景行”等評價，反而認為“原難免焉”。這并非是錢澄之態度的矛盾，而是錢澄之看到了屈原正處“亢”時卻又失于“中”，其悲劇自然難以避免。

二、君子小人之辨與“自矜”之說

錢澄之在《離騷經》中對屈原怨刺的回護，不免涉及到對于他對屈原“自矜”問題的態度。錢澄之對于該問題的闡述，不僅植根于屈原的經歷，也包含其個人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的個人的考量與體悟。

（一）“自矜”之說的經世意義

錢澄之在《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中曾言：“觀公于難初發之時，其所以規楊忠烈、魏忠節者，憂深慮遠，凡期于國事有濟，不欲其徒以名節自矜。既已自矜，而復不留余地以待小人，使甘自棄其名節，此禍之所由烈也?！盵8]196錢澄之生平多次受到小人構陷，固然深知黨爭中過度自矜必然禍及自身的道理，因此學者往往將該文視作錢澄之在處世時存身自保的智慧①如張曉芬認為錢澄之在該文中借《夬》卦與《姤》卦呼應黃尊素之言，即用以說明君子在與小人相處時應予以包容與忍耐，處亂世時要有所忍耐與等待。（《和而不流,別而不僻——論錢澄之〈田間詩學〉中“群”的意識》，《詩經研究叢刊》2015年第2期，第448-449頁）此外，施仲貞、周建忠則認為錢澄之此論，正是對其“以藏為用”思想的闡發。（《論錢澄之〈屈詁〉中的儒道互補思想》，《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53-54頁）。但是就引文來看，錢澄之的闡釋重點除了教君子如何處世以外，更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了士人自矜所造成的禍患——不僅自身難保，而且更危及家國社稷。將此思想帶入到錢澄之注《離騷經》中，也就不難發現，錢澄之對屈原“飲露餐英”“扈蘭紉芷”的態度是很值得玩味的。

一方面，錢澄之對屈原的芳潔品性是持肯定態度的。在《離騷經·總詁》中，錢澄之將屈原的品行概括為“獨行之芳”，即“扈蘭、紉芷者”[1]187。具體來看：錢澄之將屈原“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的裝扮解讀為“‘扈蘭紉芷’，所謂被服禮義，涵濡道德，學問之事也”[1]144；又將“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一句解讀為：“芳者外揚，澤者內浹，雜糅則表里皆香。自幸處茲濁世，能潔身以退，本來光明，宛然固在，使求周于今之人，則昭質虧矣?！盵1]157從中可見，錢澄之認為屈原的芳潔品性是一種植根于學問，合乎禮儀道德的品質。

另一方面，錢澄之尤其強調屈原為國圖謀的行為，正意在救“自矜”之弊。從上文所引《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內容不難發現，自矜名節者，往往徒以名節為重而容易置家國社稷于不顧，即所謂“君子為禍”。以此觀照《離騷》中的屈原形象則知：屈原之徒的芳潔品性固然是“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表現，但是在“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1]150的環境中，人皆“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10]11，難免會出現“各興心而嫉妒”[1]150的局面，于是造成了“眾芳不獲進用”的結果。如此看來，屈原自身“好修以為?！钡难孕胁幻庥幸蜃择娴滦卸鵀榈湹南右?，但是朱熹則不以為然，認為：

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楚辭集注》）[10]26朱熹并不認同所謂“黨錮諸賢之罪”的說法，更不認同“好修”之君子包容忍耐小人就能免禍的邏輯。錢澄之在對《離騷經》的解讀中也延續了這一觀點：

蓋時俗“競周容以為度”，眾女“興心而嫉妒”，豈獨一上官哉！上官之讒原曰：“自矜其功，以為非原不能為也！”觀原好自揄揚，則自矜誠亦有之，宜王之信而不復察也。原不知以此得罪，而自謂以謇謇致患，女媭亦詈其“婞直以亡身”，謬矣。[1]187

錢澄之此言可以說是對屈原“婞直”“好名”等評價的一個全面否定。錢澄之認為屈原之禍固然因自矜而起，然而，真正致禍的卻并非是其品性的卓然不群而是楚王對其“自矜其功”的不滿。而所謂“謇謇致患”“婞直以亡身”的說法，皆為無稽之談，小人為禍自當歸咎于小人，不當以君子性直為借口。

對比錢澄之對屈原的態度，以及其在《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對以名節自矜之人的態度，可見，錢澄之所否定的“自矜”，并非是針對有功之人，甚至不是針對愛惜名節、以名節自勵之人，而意在批判徒以名節自恃，囿于意氣之爭而耽誤國事之人。

（二）君子小人之辨的時代風氣

錢澄之對名節的敏感，除了受歷史經驗的影響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對明末君子小人之辨的深切體會。

君子是儒家禮教規范下的理想人格，小人作為君子的對立面，在道德方面與君子判然有別。錢澄之將此二者視作道德的兩極：

圣人深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治日少而亂日多，故于陰之長也，為君子危焉；于陽之長也，亦為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眾小人制一君子而有余，即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眾君子而有余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疏；君子之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制疏，毋怪乎小人之常勝，而君子常敗。（《周易緒言序》）[8]226可見，以陰陽之論來看，小人擅長以柔制剛、以密制疏，君子之行事、謀劃原不似小人一般不擇手段、無所顧忌，也就無怪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正因如此，即便陽盛于陰時，君子仍不得敵小人，更何況陰盛陽衰之時？這也正是圣人作《易》以扶陽抑陰的用意所在。辨明君子、小人，原本是為了“匡君而正國”，然而，受到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影響，君子小人之辨往往“會波及朝政，進而形成‘門戶’，甚或‘朋黨’?！盵11]181朋黨習氣在明末甚為嚴重，在此風氣下，門戶之見以及黨派的利益一再凌駕于正常的綱常倫理與公平正義之上，更有甚者，因為一時的意氣之爭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

明代之亡，固然源于小人當權，但是君子們的意氣之爭也與此難脫干系。因此，錢澄之在其著述中也多就君子之禍發表意見，如他對《鄘風·載馳》“眾稚且狂”一句的解讀：“從來國事本易挽回，以少年喜事者爭之過激，遂成不可挽回之勢，皆狂稚為之害也?！盵12]133該句原本意在批判橫加干涉許穆夫人救國的許國大夫們，被錢澄之解讀為少年以意氣之爭而耽誤國事。此處雖牽強附會，但仍可見錢澄之借《詩經》暗諷君子相爭之禍。然而，君子、小人的評價標準卻常常因時而變，如倪文煥罷歸時曾言：“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13]，正因如此，諸多君子為了保持名節，不與小人同流合污而拒絕入仕。對此，錢澄之在《小雅·雨無正》中指出：“此詩與《十月》篇所譏不同，此篇譏者，非皇父輩也。即所云自逸之我友，潔身遠引者。故曰正大夫，非指皇父一輩小人也。小人亂國，正人爭去，國事其誰賴乎？”[12]521由《毛詩序》可知，“《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盵14]854錢澄之認為《十月之交》是刺皇父專權，而《雨無正》一詩與此不同，意在諷刺君子只求愛惜名節而不知在危難之際為國盡忠。因此，君子雖然有好名節，但是仍然要為亡國負責。

錢澄之對于君子小人之辨問題的謹慎與敏感，并非是無來由的。從其自身經歷來看，意氣之爭的肆意發展往往是黨派之間互相迫害的先兆?！叭绻f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歷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盵15]416據《所知錄》載：

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粵東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未薙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類。久之，遂分為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陜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丁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沧院?、廣西隨駕至，出于督師、留守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16]96-97

從中不難發現，永歷朝的政局儼然成為了吳黨與楚黨的交鋒。此時，南明政府在清軍的攻擊下節節敗退，朝廷內部人才凋敝，但是仍然執著于內訌，將黨派之間的利益牽扯置于國家大義之上，如錢澄之等有識之士在兩黨派的斗爭中力圖自保已是難事，在夾縫中力圖光復明朝更是天方夜譚。金堡等五人因黨禍入獄，“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堡受刑獨酷”。[16]111錢澄之從中奮力斡旋，接連上疏，又借高必正之力方救得金堡，但也就此與諸多黨人結仇。[17]46-53正因其親身經歷黨爭之禍，故錢澄之對黨爭誤國有著深切的體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錢澄之在《屈詁·離騷經》中對屈原“婞直”的特征處理得格外審慎：一方面，錢澄之極力贊揚屈原堅守個人品質的可貴，稱其為“獨行之芳”；另一方面，錢澄之又竭力為屈原辯解，認為屈原雖然“好修”，但始終以國事為重，與一般自矜名節者不同。如此一來，闡明了屈原雖培植眾芳，極力引薦賢能，但卻不是結黨營私，而是朋而不黨。至于其“美政”理想終究因此破滅，正可見楚國黨禍之害，引史以鑒今，未為不可。

三、屈原形象接受的成因

錢澄之對屈原形象的闡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明清之際社會現實的影響。但如果再作進一步地探究，即可發現：錢澄之對屈原形象的接受，一方面，將個人的遭際與體悟融入其中；另一方面，又借屈原之死寄寓了自身在明亡之后對生死抉擇的思考。

（一）個人情感與屈原形象的融合

明末清初復雜的社會現實與錢澄之個人的坎坷遭遇，使錢澄之在面對同樣身處亡國之際的屈原時產生了深度的共鳴，并將個人的人生體悟融入到對屈原形象的接受之中。

一方面，就國家興衰的歷史背景來看，楚與明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屈原所要變革的楚國，在當時早已沒有了昔日問鼎中原時期的底氣，面對強盛的秦國，楚國甚至失去了與之抗衡的能力，國家上下均被秦國的君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反觀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同時，統治者動輒對臣下施以重刑的做法，更激起士人的對抗情緒，黃宗羲《子劉子學言》錄劉宗周之言，稱“上積疑其臣而蓄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則君臣之情離矣，此‘否’之象也?！盵18]277然而這些積弊并沒有隨著明亡而結束。從明亡之初阮大鋮對東林黨的迫害，一直到永歷朝的吳、楚之爭，明朝光復的希望在黨爭的陰影下逐漸湮滅。在這樣的背景下，錢澄之也認識到亡國的危機并不來自外部而是在內部，積弊不除，明朝光復則無從談起。他將這種體會帶入到《屈詁·離騷經》的注釋之中，由此認為屈原美政理想正在于革除楚國弊政，正因如此，“原所悲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1]187。但與此同時，錢澄之也認識到：社會風氣使然，亡國在所難免，國家積弊之重，非一君一臣可以扭轉，正所謂“天之巧于布置以亡人國，固非人所能計算也”[1]247。

另一方面，相似的社會環境造成了屈原與錢澄之相似的人生遭遇及政治經歷。在國家存亡之秋，無論是屈原還是錢澄之，都選擇竭盡所能地為國家效力，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屈原“博聞強識，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19]2481。錢澄之的個人情況正與史書所載屈原之特點共通。錢澄之自幼即有濟世報國之心，然而在明亡之前，錢氏屢試不第，直至明亡后，經黃道周的推薦，于永歷三年臨軒親試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遷為編修，掌管誥敕，當時之詔令大多出自錢氏之手。此外，錢氏雖入仕生涯較短，但仍然竭力以其才學為國效力。如1645 年潞王降清，貝勒博洛致書召降，錢澄之作《寓武水為家塞庵閣學復貝勒書》回應之：

來諭云：大清取天下，取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本朝也。誠哉斯言。某且據此以答明諭：伏以本朝二百八十年之德澤，先帝十七載之憂勤，一朝不戒，遂使金隄潰于蚍蟻，天柱摧于蜻蛉?！洞呵铩罚旱胰藴缧l，齊侯驅狄而存衛；吳師滅楚，秦伯破吳而興楚。君子義之。未聞狄遁而齊遂有衛，吳敗而秦遂據楚也。惜乎貴朝以義始，不以義終也。譬如大盜入室，戕其主人，竊踞其第。有干仆力恐不敵，求救于壯士，壯士毅然許為同仇，奮臂助斗，大盜授首，仇以報矣，而主人所有盡歸壯士。則是干仆有功而無功，壯士有義而無義也。[20]392

清政府本意是借取政權于李自成而非明王朝，來減少明遺民的反抗情緒進而維護社會統治。然而，錢澄之以大盜入室，義士相救之事為例否定了清廷之說，并且指出其中的利害關系，既捍衛了明王朝的體面，又有理有據地指出了清政府篡權的實質，稱其“嫻于辭令”而不過，贊其“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亦有之。此外，如其《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端州擬上第二疏》等皆為除弊獻策之疏，又如其所作《戰勝廟堂論》《正統論（上、下）》《官田議》《舉吏議》等政論，皆是凝聚其畢生治學之所得，且有補于世的經世之作。就此而言，錢氏稱屈原“所悲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1]187，或許正是錢澄之嘔心瀝血陳言獻策卻不被君主采用的切身體會。

仕途受挫之后，遠離是非紛爭的朝局大概是臣子的必然選擇。然而，為人臣者即使身不在此，也往往難以做到真正的釋懷，心系國事民生者仍有之。如屈原在經歷了“上征求女”等一系列尋求救國之策而不得的努力后，無可奈何地選擇了“遠逝自疏”。如果說屈原的“求女”尚且有驅使龍鳳、奔走四海八荒，“令鳳鳥飛騰”“令帝閽開關”“令豐隆乘云”等執著追求的意志，那么，反觀屈原“遠逝自疏”時，“駕八龍之蜿蜿兮，載云旗之委蛇”“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樂”[1]182等表述，“上征求女”過程中的緊迫感以及詩人積極進取的精神都在此蕩然無存。就連錢澄之在解讀屈原“遠逝自疏”時也認為，“浮游求女，隨其所遇，不似向者之汲汲于所求也。向者志在求女，而浮游皆屬有心；此則志在浮游，而求女聽諸無意。及年之未晏，飾之方壯，猶可以周游上下，蓋欲從靈氛遠逝之占也?！盵1]179由此不難看出，錢澄之也認為“‘遠逝自疏’部分從頭至尾，所寫的都是乘龍駕鳳的飛行以及飛行過程中的優游自在的心態，而沒有任何關于追求理想目標的內容?！盵21]61至于為何屈原此時“遠逝自疏”不復從前之心態，錢澄之認為“從前之游，上下求索；此直周流觀乎上下，無所復求，志在遠逝以自疏而已?！秱鳌贩Q‘王疏屈平’，然平終未忍疏王，以此益不見容于黨人。蓋至是始決志于遠逝以自疏，不復向之眷戀。其詞激，其情愈苦矣?！盵1]180可見，錢澄之認為屈原的“遠逝自疏”是不被現實所容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種遠游，屈原在其“遠逝自疏”的過程中看似悠游從容，達到了類似道家所言的絕對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實則只是一種暫時的、虛假的、逃避現實式的瀟灑。正因如此，錢澄之在注“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時，指出“本忘情于舊鄉矣，而忽臨而睨焉，己不悲而仆夫悲，己不懷而余馬懷?！w至此而知遠逝亦不能自疏也?！盵1]183和屈原類似，錢澄之在永歷朝潰敗之后僧裝返鄉，過上了自耕自足的隱居生活，如其《田園雜詩》所記：

仲春遘時雨……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荊。耒耜非素習，用力多不精。老農憫我拙，解軛為我耕。教以駕馭法，使我?？闲?。置酒謝老農，愿言俟秋成。（《田園雜詩·其二》）[22]157

鄰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榼，餉我于南皋。釋耒就草坐，斟出盡濁醪。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v談三國事，大罵孫與曹。呂蒙尤切齒，恨不揮以刀。惜哉諸葛亮，六出計猶高。身殞功不就，言之氣郁陶。嗟此易代憤，叟毋太牢騷。（《田園雜詩·其十》）[22]159

錢澄之自言“夙昔慕躬耕，所樂山澤居。憂患驅我遠，?？执酥咎摗盵22]157，就此看來，其因為局勢所迫回鄉務農隱居，似乎正合其意，但是就像錢氏對于屈原遠逝的解讀一般，錢氏此舉實則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錢澄之志在為明王朝圖光復，但是隨著南明王朝的潰敗，其經世之志也不得不暫告段落，錢氏懷揣著未竟的理想，即便在田園生活中暫得閑適，也并不能真正將亡國之恨置之腦后，如其《園居雜詩（其一）》所言：“小雨松窗里，孤兒夜讀聲。所期通大義，不用博科名”[22]24，這與其《亡兒法祖生卒紀略》所言“田要少，屋要小，書要讀，不要考”[8]573如出一轍。

（二）屈原之死與錢澄之的生死抉擇

屈原沉江的問題，同樣是錢澄之在《屈詁·離騷經》中討論的重點。錢澄之在解讀屈原之死時，擱置了屈原自身得志與否和沉江的聯系，而無限放大了亡國在其中的作用。在《屈詁·離騷經》的開篇，錢澄之即借“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句，指出：“開章訴陳氏族，見己為國宗臣，誼無可去”[1]143；又在《橘頌》開篇指出：“橘不肯逾淮以北，故但就其‘受命不遷’、‘深固難徙’，重復言之。亦自傷為楚宗臣，不能去國，與橘同命”[1]300。在錢澄之的解讀下，屈原扎根故國、深重難徙的忠貞特質，和同時代入仕異國的士人相比有著明顯的區別，即作為楚國宗臣與楚國之間有著天然的血脈紐帶。這種從宗族、血脈角度談忠君愛國的方式，很容易讓人聯系到明清之際士人們出于對漢族血脈的認同而不承認清政府合法性的做法。就此而言，錢澄之將屈原沉江解讀殉國的做法，無疑是意圖借此以談論明清之際漢臣的生死抉擇。

正是因為對明遺民生死問題有著切身的體悟，所以，錢澄之在評論屈原之死時考量頗多，形成了對屈原殉國的矛盾態度。一方面錢氏贊同這種殉國的行為，認為臣子竭忠盡瘁而“不見知于君，則死之”[1]297，既是“臣子之分，固應爾也”[1]254，且是“古固有此例”[1]297。而且面對“當今之世，非吾世也”[1]304、“歲時已過，精華已銷”[1]306的現實環境，“雖不死，無能為也”[1]306，也只能“早自決而已”[1]304。錢澄之的此種觀點，實際上與明亡之后遺民的殉國風潮有關。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之下，生死之事早已超出了本身的意義，而被套上了道德的枷鎖，成為衡量遺民名節的重要標尺?！八郎琊ⅰ薄八婪饨钡让^層出不窮，遺民的節義存否被簡單地以生死衡量，殉國也因此成為明遺民表達忠義、保持名節的最直接同時也是最悲壯的姿態。在此輿論的影響下，錢澄之也認為“天生志士，意氣與國運相關”[8]409，因而對于江南殉國之人，他尊之為“義”，說“自甲申國變以來，海內士大夫義不負國而死者，指不勝屈，而江以南尤盛”[8]406。然而，錢澄之本人卻因種種現實狀況欲殉國而不能。于是，在錢澄之的詩作中諸如“吁嗟亂離人，得死固為好”[22]27，抑或是“劫余未死是癡腸”[22]53等論調比比皆是。因此，錢澄之對屈原殉國合理性的說明，其實也是他個人執著于殉國的情感投射。

另一方面，錢澄之又認為屈原的殉國行為無益于國事，正所謂“明知死之無益而必欲死，身死而心仍絓結不解、蹇產不釋，則所謂不忍心之長愁者何謂也！”[1]312從錢澄之自身的體驗來看，亡國之后遺民的存身有著獨特而重要的意義，如他勸誡張同敞所言，“往時，朝廷以封疆付臣子，失者必死；今封疆非朝廷所有也，我存一日，即封疆一日存，死則竟失矣”[16]202?？梢?，在意圖恢復的用意之外，錢澄之的存身是意圖將遺民個體的存在作為故國封疆、道統的載體和象征，即以自身生命的存在作為故國延續的證據。此外，錢澄之對于以殉國來體現節義的方式也提出了質疑，他強調遺民存在的意義，在于其“心”而非其“跡”，認為“夫伯夷既已千古矣，后之守義者，如漢之薛方、蔣詡，東漢之管寧，晉之陶潛之類，亦惟伯夷之心，故不必為伯夷之所為也?！虿坏貌蝗恢?，即仁也；以之著于倫紀，則義也。后之希伯夷者，亦惟寧與潛等庶幾近之乎?！盵8]141伯夷等前代遺民之所以備受敬仰，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有多么特立獨行，而在于他們存續王朝、濟世報國的精神始終如一，如若一味殉國仿效遺民的行跡，無疑是只做表面功夫表明個人的忠義卻無益于復國，而致力于繼承遺民精神，心存“仁義”，那么行跡是否得體亦無傷大雅。

綜上所述，錢澄之在《離騷經》中對于屈原形象的接受帶有濃重的時代與個人的印記，換而言之，錢澄之解讀《離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將其個人的人生際遇、榮辱得失、離合悲歡，借學術的名頭宣泄出來的過程。在錢澄之的解讀下，屈原對追求“美政”理想的執著，也就是錢澄之對光復明朝的執念；屈原嫻于辭令，周旋各國之間的經歷，也呼應著錢澄之入仕南明一展宏圖的記憶；甚至屈原沉江殉國的人生選擇，也埋藏著錢澄之欲死不能，借存身以存故國的遺憾。因此說，通過對錢澄之《離騷經》的分析，亦可見錢氏在注經中所包含的個人遺民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