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思想家高一涵論(下)
——高一涵啟蒙思想述評

程東峰,程 曼

(皖西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無論中西,所有的啟蒙運動都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14世紀發端于意大利,15至16世紀盛行于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把這一時期的成果概括為‘人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兩大主題?！盵1](P184)

14世紀前夕的意大利在意識形態上同五四運動前的中國非常相似。當時中國的歷史和中國所處的世界,也被一層厚厚“紗幕”籠罩著,不僅僅是被厚厚的“紗幕”籠罩著,還被“三座大山”壓迫著,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

17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最大成功是實現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現代性是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理念和思想特征?，F代性的內核是爭取人的自由和確立人的“主體性”。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擔負起了反封建和反宗教兩大歷史使命,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它以“理性”為武器,“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神學這兩個當時最神圣的權威”[2](P401)。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啟蒙,也超脫不了意大利“文藝復興”和法國“啟蒙運動”的范疇。高一涵啟蒙思想的特點可概括為“人的解放是根本,制度創新是目的,方法手段是關鍵,通過教育提高公民素質,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五個方面。

一、人的解放是根本

把人從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境,過上溫飽、獨立、自由、和平的日子,是中國人民和五四啟蒙思想家們的首要訴求。高一涵認為平民革命的目的至少有二[3](P491):

(1)對內至少須要求一個立憲的、公開的和有計劃的民治政府,至少須要求定下廢督裁兵及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的政策。

(2)對外至少須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至少須要求中央政府絕對不受任何帝國主義的勢力暗中操縱。

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證實,中國從來不缺舍身報國的英雄,也從來少不了賣國求榮的漢奸;中國歷朝歷代都有廉潔奉公、一心為民的好官,也從來不缺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官場敗類。高一涵在《青島交涉失敗史》一文最后寫道:“中國外交失敗,無一處不是‘賣國賊’播弄成熟?！薄皩嵭袊裢饨?、平民主義的外交,是一刻不容遲緩的。愿國人快快地起來!——愿國人快快地起來!”[3](P146)啟蒙,就是要使國人快快地“覺悟”起來、“團結”起來!

梁啟超將國家之進步、民族之興旺、社會之文明昌盛,寄希望于青年:“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盵4](P191)梁啟超用詩一樣的語言贊美了青年,也將國家的富強寄希望于青年。作為啟蒙思想家的高一涵小梁啟超12歲,屬于同一時代人,所以高一涵也把啟蒙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白越褚酝?吾共和精神之能煥然發揚與否,全視民權之發揚程度為何如。澄清流水,必于其源。欲改造吾國民之德知,俾之脫胎換骨,滌蕩其染于專制時代之余毒,他者吾無望矣,惟在染毒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覺?！盵3](P14)

民權之發揚,指的是公民權利的張揚。公民權包括人身權、參政權、受教育權、勞動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婚姻自由、自主自立等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平等”?！鞍炎约寒斪魅?就有了自由,把別人也當作人,就有了平等,——有自由,有平等,于是才有民主?！盵5]公民自由平等意識的保障,維“法治”一途,別無他法。所以,政治上的啟蒙就是主張民主法治,而民主法治的實現要靠人民爭取。啟蒙,就是要喚醒人的“良知”,以爭取“自由”“平等”“民主”的公民權。這就牽出了高一涵的第二個重點:“青年之自覺”。啟蒙,讓人們覺解的是思想,讓人們提高的是覺悟,讓人們奮起的是行動。高一涵所說的“自覺”主要是指道德自覺。陳獨秀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盵6](P54)反過來說,道德自覺就是喚醒人的理性,確立人的主體性。主體性也就是人的自覺,也就是確立人的主體意識。人的個性解放既是用科學理性反對盲從迷信,也是把人從依附于神、依附于權貴或依附于物的依附性中解放出來,使人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要提出“科學”和“民主”兩大主題:就是要用“科學的方法”解決道德和信仰層面的意義危機,要用“民主的藍圖”重建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拔逅摹毙挛幕瘑⒚蛇\動的深層內容,就是找回人的尊嚴、喚醒人的主體性、確立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使人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所以高一涵說:“根本維何?即改造青年之道德是。道德之根據在天性,天性之發展恃自由,自由之表見為輿論?！盵3](P15)“今日吾輩青年,正當努力以與舊習俗相戰,以獨立自重之精神,發揚小己之能力。而自由、權利二者,即為發揚能力之梯階。務須互重權利,互愛自由,瀹靈啟智,各隨其特操異秉,而充發至盡?！盵3](P20)

道德自覺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為理性、覺悟、自由,自己充當自己的主人,做一個獨立自由的人;二為自己控制自己,自覺服從國家法律法規,自覺遵守約定俗成的公序良俗,懂得禮義廉恥,能克己合群。也可以說,自由的前提是“不自由”。自覺因理性而導致,自由為意志所驅使,把“自覺”和“自愿”相“結合”,就是道德自覺。道德自覺在個人身上的體現,就是通過自我約束以實現人格完善。

所謂人格者,乃節操之當然,倫理之本然。凡為人類,皆當自知愛護,自知尊重,以副其遠于禽獸之實,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者也?！参仪嗄?皆當用以自省者也[3](P21)。

高一涵說:“生在國家中的個人,皆從國家得到他們人格,這個人格就是國家的制度和精神的結果。個人的道德義務,就在盡那國家給予他的責任?！盵7](P40)所以,人格具有社會性,人格是時代精神和國家意志塑造出來的。正如黑格爾所言:“由于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盵8](P254)“正如這個最終目的對單個人具有最高權利一樣,成為國家成員是單個人的最高義務?！盵8](P253)所以,為國家服務,是每一個公民的神圣職責,也是每一個人完善人格的必要條件。

何謂人格?人格既是尊嚴、價值和品質在社會實踐中的統一,又是自我意識、自我控制和自我創造的統一;人格既是道德自覺的完成,也是人性修煉的定格和成型。簡言之,人格就是每個人人品的位次。凡為“人”者都有“人格”,只是層次不同而已。古之“君子”是“高尚人格”,“小人”是“卑鄙人格”。

人之所以可貴者,在有人格。日本浮田博士曰:“人格因勤勞而成立,因勤勞而實現……斯道德于凡屬有益于社會之勤勞,皆視為神圣,而尊之敬之,視為發育人類之品性、完全人類之人格所不可或缺者焉?！比粍t欲保全人人之人格,必令其藉服勞之結果以自遂其生[3](P22)。

“勤勞”乃塑造“獨立人格”之根本途徑,“自食其力”乃“獨立人格”形成之基礎,為自己盡責、為他人解憂、為社會造福、為國家進步效力,既是塑造“高尚人格”之途徑,也是成就“高尚人格”之標志。而高尚“人格”始終建立在“勤勞”——愛勞動、會勞動——和一直從事“正當”勞動基礎之上的。

高一涵認為: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練志,次在練膽,又次在練識。

練志、練膽、練識,三者互相為用,不可缺一。以志言,則膽與識所以定志者也;以膽言,則志與識所以壯膽者也;以識言,則志與膽所以致識于用者也。志何以不移?有膽有識以定之故不移。膽何以不怯?有志有識以壯之故不怯。識何以能行?有志有膽以致之于用則行。吾輩丁茲國運,第一戒在抱悲觀,第二戒在圖自了。一抱悲觀,則灰心頹氣,而不存猛勇奮進之心;一圖自了,則朝不謀夕,而不存任重道遠之念。境由心造,心神強壯,則雖殘山剩水,亦為我動心忍性之資;心志頹唐,即壯版雄圖,反增我感喟凄涼之恨。至欲圖自了,則今日更非其時。若吾身昨年已死,自了之愿固可告終。茍吾之死應在明年,則今年尚為吾奮斗之期,而非吾告終之日。非特明年然也,即吾之死在次月、次日、次時、次刻,而吾之奮斗尚當于此月、此日、此時、此刻行之。急起直追,至死乃止,則主人之責已盡,而吾懷乃可少安,吾心乃可明告于天下后世[3](P28)。

拳拳之心躍然紙上,殷殷期盼發自內心,充滿哲理,訴說辯證。啟蒙沒有終結之時,啟蒙思想具有永恒之價值。高一涵一百多年前說的話,今天仍然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特別是今天的在校大學生,更應該從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思想和事跡中受到啟發和激勵。

二、制度創新是目的

思想家是新制度的創設者,也是舊制度的破壞者。在所有制度中,國家的政治制度處于核心地位。高一涵把政治制度的啟蒙和創新作為他啟蒙思想的核心。

人類社會中間,所有一切的思想、學術、法律、制度,沒有一件不是因為遇到困難才發生的?！?、制度是因為遇著困難發生的,是為解決困難而設的。如果不遇著事實上有這種困難的情形,單去立下一種理想的法律、制度,或是抄寫別人的法律、制度,便是“無的放矢”,社會上也沒有人去注意的。所以社會問題是既已成了問題之后才能解決的,不是懸想將來或者看這種問題發生,就可以預先替它設下解決的法子的[3](P213)。

高一涵的意思很明確,新制度是為了解決現實社會出現的嚴重問題而產生的。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必須尋求建立一種新制度,方能挽救亡國亡種的危險。而這種新制度的創設,必須從解決我國實際問題的需要出發,而不是照抄照搬別國別地的經驗和制度。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能保護和實現人民權利的制度才是最適合的。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是為了保護人民的權利而存在的。制度建設,首先要有一部反映人民民主權利的憲法,《憲法》是反映國家制度的根本大法。

“少微研究過憲法的人,大概都知道憲法是人民的‘權利書’,因為憲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保障人民的權利?！瓪W洲幾百年的憲法戰爭,差不多都是為著這幾種自由權而起的?！薄耙驗榉缮系臈l文,只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結果?！薄皯椃ㄉ纤幎ǖ娜嗣駲嗬?只是那時自由思想發達的結果,并不是憑空結撰的規定幾條憲法,便能創造起來人民的自由?！盵3](P251)

人的第一需求是滿足生存、生產的基本需要,連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滿足,何談“自由”?“人民權利”的第一要義是“民生”權。而“民生”權利的實現,一靠爭取(比如各種政治運動),二靠憲法保障。權利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也不會一勞永逸地萬古不變。啟蒙思想家的作用就是喚醒民眾的自我意識,讓他們與時俱進地為實現自己的“正當”“權利”而艱苦奮斗,而勤勞勇敢。

十七、十八兩世紀中的政治運動,只是有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并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所以由這種政治運動得來的結果,也只有有產階級才能夠享受。就無產階級的經濟情形、政治地位和思想程度說,便一點光也沾不著了[3](P251)。

因此,侈談“政治”權和“自由”權,不談“經濟”權和“生存”權,這樣的“人民權利”便只能是“空中樓閣”式的“畫餅充饑”罷了。經濟是基礎,沒有經濟地位和固定的經濟收入,一切自由都只能是空談?！皳Q句話說,就是這些權利必定要有相當的財產、相當的職業、相當的技能的人才能享受——這就是非享受高等生活的人不能有的權利?！盵3](P253)高一涵的見解是深刻的,也是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實際情形的。幾乎處于赤貧狀態的工人階級和無立錐之地的農民階級,他們首先需要的是“活命”問題和“溫飽”問題。

從前憲法的缺點就在只知道注重政治基本權,不知道注重經濟基本權,結果便把一般不能夠維持生活的人排除在憲法保障的范圍之外。所以十八、十九世紀的憲法只是中產以上階級的憲法,十八、十九世紀的政治只是中產以上階級的政治。我們如果明白不能維持生活的人斷不能享受各種自由權的道理。

經濟基本權的內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全勞動收益權”,第二是“生存權”,第三是“勞動權”。全勞動收益權是在共產制度之下行使的,勞動權卻是在私產制度之下行使的,生存權也可以在共產制度之下行使,也可以在私產制度之下行使[3](P255)。

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土地”是農民生存、生產、生活的基本依靠。因而,高一涵非常關注中國的土地問題?！稗r民生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其人數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故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是農民革命?！薄稗r民的最重要的問題,當然就是這個土地問題?！盵3](P563)至于如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高一涵給出了自己的方案:“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土地法中,有幾個重要問題,不能不先提出研究:(1)收買土地的資金問題;(2)收買土地的機關問題;(3)收買土地的方法問題?！盵3](P344-345)

在研究中國、愛爾蘭、英國、丹麥的土地與農民的關系法后,高一涵提出自己的建議,并就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出了具體意見。但是,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提出“土地公有”的方案,只是提出改良性的“減租”和由國家“收買”土地分給無土地的農民。在貪腐成風而又積貧積弱的舊中國,高一涵的土地改革設想只能是一廂情愿的空想。

在經濟問題上,高一涵還沒有認識到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前提下的“按勞分配”的科學性,但他看到舊制度中“勞動成果”的“分配不公”,也是獨具慧眼的。經濟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制度的變革。高一涵認為現代政治制度啟蒙的第一要義是:廢除人治、實行法治。帝王和元首不是國家的最高權威,國家的“主權”應歸于人民。實現代議制的國家,最高權應屬于人民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最高權威是“國民會議”制定通過的“憲法”。

憲法為國家所創造,以國家為主,國民咸受治于其下者也;私約則為當事者所創造,以雙方之權利為主,而無關于國民權利者也?！脟矣诟髋蓹嗔χ?國家生命全視兩派權力之變動為轉移,以權力左右國家,適以導夫武人政治之先路,國不亡禍不已也[3](P60)。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長時期處于軍閥混戰的動蕩局勢中,為了爭權奪利和搶地盤,各路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分子瓜分中國領土、禍害中國民眾,使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使中華民族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危機之中。欲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必須將國家最高權力收歸全體人民,人民意志的實現只能依靠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廢除人治,實行法治,除此而外別無他途。高一涵結合袁世凱竊國復辟的實例,充分說明了人民政權喪失的危險。

所謂人民主權者,即主權質素由人民總意所凝集而成者也。人民所委托于政府者為權力而非意志,以權力可委托,而意志絕不能委托者也。故人民總意既離現政府而去,別建一正當集議團體,則新統治權由此而生,舊政府之統治權已完全消滅?！梁ブ?當我人民在南京集議之時,“中華民國”之統治權已由此而生,而清朝統治權即完全消失[3](P61)。

為了糾正當時一些人詆毀“共和”的謬論,高一涵引用盧梭等政治思想家的理論來證明“共和”乃現代政治體制之最佳方案。

數年以來,似聞有人恒言曰:共和不適!共和不適!夫欲辨共和之是否適宜于吾國,必先嚴辨共和之果為何制。共和一語,近人多與平民政治之Democracy同詮,實則二者固自有辨。以行平民政治者,不必國皆共和;國號共和,亦不必盡行平民政治。美儒曼狄生辨此甚詳,其言曰:“共和與民政之別有二:一是共和國之統治權常托諸少數被選之公民;二是共和之制較諸民政,可兼容多數人民,而推行于泱泱大國。平民政治,議制布政皆人民親身任之;共和政治,議制布政則委托代表行之?！盵3](P67)

高一涵一邊批評“共和”不適合中國的謬誤,一邊說明什么是“共和”。建立憲政共和國是高一涵一以貫之的政治理想。但丁(高一涵譯為亶特)是主張君主立憲的,設立國家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能過上和平的生活,只有和平的生活才能讓人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才能充分施展創造力,才能過上安寧健康的生活,人民的素質才能達到普遍的提高。這種思想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想家們的想法何其相似乃爾?不僅如此,但丁政治思想的現代性還在于,他很注重自由:

認定自由第一原則就是意志自由;最能夠自由的就是在君主政體之下的生活。因為國家的目的就在自由,在這種國家之中的人類都是為自己而生活。市民并不是為執政官的幸福存在的,國民并不是為君王的幸福存在的;執政官都是為市民的幸福存在的,君王都是為市民的幸福存在的。因為法律是為適應國家而造的,不是國家為適應法律而造的,所以在法律之下生活的人不是為立法者而生的,是立法者為他們而立的。就政治的方法說:執政官和君王雖然是人民之主;但是就政治的目的說:卻是人民之仆。因此便斷定君主是一切人民的公仆;因此便認定君主政體是為世界安寧幸福所必不可缺的政體[9](P207)。

但丁在這段話中有三個要點:一是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自由的第一要義就是意志自由;二是法律是為適應國家而創造的,而不是國家為適應法律而存在的,法律是為保護人民自由幸福而設立的;三是統治者雖然是人民之主,但就政治的目的上說“君主”是“一切人民的公仆”?！皝喞锸慷嗟乱栽鲞M人民共同的幸福,為政府善良的標準;亶特以普遍帝國制,保持正義的唯一的好方法,就是從他的原則中演繹出來的?！盵9](P208)

有鑒于此,高一涵在書中評論道:“從亶特的統一政府、君主公仆和容認地方政府等觀念上看來,簡直是近代的政治學者,很不像中古的經院學派的神學家?！盵9](P208)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現代國家制度同傳統的國家制度不同:

美國行政法學家古德諾(Goodnow)說:從前的問題在立法,現代的問題在行政?，F代的國家職務已經專門化,技術化,故執行國家職務的人必須具有專門的經驗和科學的知識,不像從前專門以指揮監督為事。換句話說:從前的行政靠權力,現代的行政靠技術[7](P149-150)。

在現代政治制度中,立法仍然是很重要的,法律代表國家的制度和性質,也表明了國家的價值取向,更是國家政府行政人員的基本遵循?！耙婪ㄖ螄笔乾F代政治的本質特征。當然現代政治離不開新技術,也離不了權力。不能顧此失彼。

克來布不但不承認國家在社會之上,并且不承認國家是政治的社會。他以為國家不是在法律之上的,也不是在法律之下的;只在法律之中,而與法律合體。故認定國家是法律的社會,國家的權力是法律的權力?！敲?法律的淵源究竟在哪里呢?在他看起來,法律的來源,不是議會,不是君主,只是從人類的正義的感情而來的[7](P48)。

所謂克來布的理論“不過是法理學家很平常的理論”。這正說明,克來布的理論是為大家習以為常的做法和說法。這正顯示了它的普適性。他進一步論證道:

凡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都是國家的權利;凡在國家所管轄區域內的一切人民和團體,都要受國家權力的支配。統一是國家和主權的特性,個人第一要對于國家忠順,他就是有權利,也是由國家依法賦予的;就是有自由,也是由國家的創造來的。國家做事的范圍由他自己決定,……絕不受外力的限制[7](P49)。

亞里士多德認為憲法是國家的精髓、是規定國家目的的。但是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最大不同是當代社會有了信息化、網絡化和大數據。僅僅靠“行政權力”已經不行了,權力也離不開網絡的傳播。所以,現在的政府官員除了要有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外,還要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否則寸步難行。

從前的官吏只負有指揮監督人家做事的責任,現在的官吏卻有自行做事的責任。故國家的文官之中,往往包括各種專門的技師或工程師在內?！瓏业氖聞毡悴坏貌粚ｉT化,官吏的職掌便不得不技術化。因此,憑權力管理的范圍便不得不減少,憑技術管理的范圍便不得不增加了[7](P150)。

現代政治中心在行政。行政可分為“財政、用人、材料供給、技術、事務組織”等五類。這些問題,還沒有引起當代一些領導者和管理者的高度重視,有些事是人人都能做的,但也有一些業務性很強的部門,是一個沒有專業知識的人難以領導的。

三、方法手段是關鍵

方法問題,說到底是一個路徑問題、手段問題。無論做什么工作,如果沒有方法的自覺,說明他對要做的工作還沒有入門,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經驗的重復,甚至是機械的模仿,不能算是“能做”或“會做”。正確道路的選擇是實現最終目標的關鍵,道路(方法)錯了,只能是緣木求魚或南轅北轍。

政治學的方法的科學化,……是政治學家造成他們政治主張的工具,建設他們政治計劃的規矩,和確定他們根本態度的準繩。每一個政治學家,對于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的解決法,大半是根據他所用的政治學的方法而來的。方法是他們的起點,從這個方法研究下去,便表現出來他們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的態度?！史椒ㄊ且?態度是果;方法是起點,態度是歸結;方法是模型,態度是鑄象。由此看來,政治學的方法,就是政治學家的邏輯,就是政治學家的思想的法則,故政治學的方法非常重要[7](P7)。

列寧說:“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里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并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盵10](P145)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都具有方法論的性質。立場決定觀點,方法制約觀點。

伯倫智理(Bluntschli)也分政治學的方法為四種:(1)純粹觀念論;(2)純粹實驗論;(3)歷史的方法;(4)哲學的方法。他以為第一個方法偏重理想,第二個方法偏重經驗,皆是錯誤的方法。只有這第三個的方法,把社會看作進化的,不看作停頓的,看作活的,不看作死的。第四個方法,把觀念和事實聯合起來,造成具體的思想。故這兩個方法,都是正當的方法。此外很普通的:還有有機體的方法,比較的方法,法理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唯物論的方法等等[7](P8)。

高一涵比較欣賞的方法是:歷史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和唯物論的方法。他在介紹歷史的方法時,有以下精彩的論述:

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政治:(1)在尋找政治制度變遷沿革的線索;(2)在尋找所以變遷沿革的原因?！蕷v史的方法在政治學的各種方法中,乃是第一個重要的方法。這個方法雖然有種種毛病:(1)搜求往事,容易受歷史現象的束縛;(2)從歷史上得來的智識,多是回顧的,不是向前的;(3)羨慕歷史太過,往往富于保守性,缺少冒險改進的精神。但是自受了進化論的影響之后,新的歷史家拋棄從前訓誨主義的歷史觀,抱著參考主義的歷史觀。這樣一來,可從歷史上找出進化的軌道,和創造的智慧,便把從前歷史家的循環觀念和因襲觀念一概打破了。所以現在用歷史方法來研究政治學,既不妨害社會的進化,又不助長激烈破壞的革命,當然是弊少而利多了[7](P13-14)。

在這一段論述中,顯示了高一涵政治學研究中的辯證法。這也是他在五四啟蒙思想家中不屬于特別偏激的“反傳統”一類人的原因。在介紹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時,高一涵指出:

政治學受心理學的影響,雖然是近代的事體,可是從前的政治學也老早就有了心理的根據?！绞攀兰o后半期,……民族的習慣,神話,言語,法律,都成為研究的資料,想從這些研究之中,發見民族的特征?！虼吮闶苟鄶祵W者注意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的心理背景又加以進化的理論,和歷史的方法,應用到政治學上來,使多數學者去研究古代社會的生長,并說明近代高等的組織都是從古代低等的組織發展進化而來的。他們找到本能習慣風俗等及于古代團體生活上的影響,因此便把本能習慣風俗等看作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根基?！瓘倪@個觀念推論下去,自然要說政治的服從是從心理的原動力而來的,政治的進行,性質上多半是心理的了[7](P15-16)。

高一涵把近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成果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中來,并介紹給學習中國政治學的學子們,可謂用心良苦。高一涵在介紹“唯物論的方法”時,特別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

馬克思(Karl Marx)把社會的經濟構造看作法律和政治等的基礎,以為經濟構造是地基,法律政治是在這個地基上的上層建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過程之普通性質。所以說:人類的意識不能決定人類的生活,人類的社會生活卻反能決定人類的意識?！ㄎ镎摰搅爽F在,受過科學方法的洗禮,有了許多具體的證明,當然不能看作一部分學者的偏見了。故這個方法的確可算作社會科學中一個最好的方法[7](P18-19)。

至于什么是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算不算科學?關于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等問題,高一涵有一段獨辟蹊徑的論述,值得參考,也值得思考。高一涵在《政治學綱要》第一章“導言”中說:

一切科學都是人類主觀的智識,對于客觀現象的精密的解釋,所解釋的是客觀的現象,能解釋的卻是主觀的智識。故不經主觀智識說明的客觀現象,不能成為科學;同時不根據客觀現象,而純為主觀的玄想,也不配稱為科學。

科學既然是人類主觀的智識對于客觀的事物的解釋,那么,當然不能說科學是純粹客觀的了。不過自然科學常常以事實(客觀)變理想(主觀),而社會科學卻常常以理想(主觀)變事實(客觀)。因此,便有人說自然科學是客觀的,社會科學是主觀的?？墒俏覀內绻屑毻魄笃饋?古今來凡是配稱為科學的政治學,絕沒有完全脫離客觀的政治事實,純粹憑著主觀的見解懸想的[7](P6)。

高一涵在《歐洲政治思想史》(上卷)序言中指出,研究社會科學和研究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只能以事實變理想,不能以理想變事實;社會科學卻能以理想變事實,不能以事實拘理想。就因為政治思想可以變更政治情狀,所以政治思想家對于同一個問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解決方法,后來便生出議論分歧的結果。高一涵認為,廣義的方法包括進路、措施、安排和手段等。

人人都知道,凡做事有手段無目的,便是瞎鬧;有目的無手段,便是夢想;有目的有手段,而手段與目的自相矛盾,便是自殺。這個淺薄的理論是盡人皆知的,可是一到實行起來,卻往往不免自相矛盾。在他們做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你要是從旁邊插嘴說他們不對,他們往往對你翻白眼罵你。甚至于說你是反革命[3](P491)。

這里的手段,是方法的總稱,是包括能力、見識和胸襟在內的方法?！澳康摹庇袩o是個問題,但“目的”正確與否難道不是問題?“方法”有無是個問題,但“方法”正確與否難道不是問題?可見,“目的”的選擇與確立,“方法”的選擇與確立,“目的”與“方法”是否統一,都與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相聯系,更與人的知識、情操、能力和個人經歷相聯系。一個理性人,總是把目的和手段一起考慮的。

批判舊制度、舊思想、舊習慣、舊風俗,是啟蒙的常規做法;介紹新制度、新思想、新習慣、新風俗,是為新社會新制度的建設提供借鑒,提供模板,既是新思想的立,也是新制度建設的開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憑空產生,新事物只能在舊基礎上生長。啟蒙和復興,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啟蒙既有對歷史上優良傳統的呼喚,也有對傳統中落后于時代的舊東西的批判和剔除;啟蒙既有對自己傳統的繼承和改革,也有對別國別地新東西、好東西的引進和接納?！凹嫒莶?融會貫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原理。所以,全盤西化是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是不可能的。建設新制度,就是建設一套符合時代需要、符合本國國情的規范體系。

啟蒙就是教育,就是用科學來破除迷信,用知識來逐出愚昧,用解放來解除枷鎖。

四、通過教育提高公民素質

人永遠是最高價值。所有的啟蒙最終都要落實在人身上。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國民素質,是一切啟蒙思想家和一切有遠見的政治家所特別關注、特別用心的問題。蘇格拉底說:“知識即美德?！敝袊膫鹘y文化經典《禮記·大學》篇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敝袊枷爰艺J為,不僅僅道德修煉要從學習知識開始,而且治國平天下也是要從學習知識開始的。所以,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都認為:教育公民,讓全體公民學習知識,是提高國民素質、建設理想國家的必由之路。

蘇氏(蘇格拉底)最痛恨思想界的紛亂,他以為知識即是道德,道德界紛亂,就因為知識界沒有是非善惡標準的緣故。所以柏氏畢生的精力,都用在從思想紊亂之中找出是非善惡標準一件事上。

蒲魯德高是一個大教育家。他極力反對希臘舊式的‘學堂教育’。他說‘人是萬物的準則’,這個準則不可不正確;若不正確,便不能度量萬物。因此便注重教育。他的教育的目的:在造出‘良好的公民’,在使人能夠分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他說人的道德不是天然生成的,是由知識得來的,是可以教育造成的。他的知識論有三種說法:第一式是‘誰見一物,以為怎樣便是怎樣’,第二式是‘我見物以為如此,便是如此;你見物以為如彼,便是如彼’,第三式最著名,是‘人是萬物的準則,有便是有,無便是無,都以人為準則’?！磺薪逃皇且巳サ舨缓玫闹R,得到好的知識[9](P18-20)。

柏拉圖的《共和篇》被認為是道德哲學,他主張國家是“人類精神的產物”,治理國家 “乃在謀被治的人的福利”。正義就是給每個人“一個公平的機會”。統治者是謀“弱者的利益”的,而不是謀“強者的利益”的。柏拉圖認為之所以要產生“國家”,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各方面生活的需要,因而把“國家構成的基礎建筑在各盡所能的社會互助上”。柏拉圖認為“因才定分,循分做事”,便是大分工的理想國家。

柏氏分工的理由有三種:(1)人類天性各有不同;(2)專門做一件事容易熟練;(3)節省時間。但他認為最大的利益便是發展人類的人格。為什么呢?因為各人如果專做一件事,便各認各的事為分內的事,安分守己地去做,因此便發達各人對于事業的責任心。這種責任心便是人格的基礎。倫理的國家便是為發達人格而設的機關;所以認定分工的事不但是經濟的原則,并且是決定分位、尊重責任和發展人格的倫理上的必要。

人類天性可分三種:(1)叫作“理”(Reason),(2)叫作“氣”(Spirit),(3)叫作“欲”(Appetite)。各種資質都有正當的職務:理居腦部,可以養成萬事的規則;氣居心部,可以給活動的精力;欲居腹部,可以應付必要的刺激。國家需要人民有四種道德:(1)智慧;(2)勇敢;(3)節制;(4)公正。智慧可以治國,勇敢可以護國,節制可以制止欲性的放縱,公正即是正義,是三種道德中的共通道德,所以引導各種天性,使它各盡各的職務的[9](P28)。

柏拉圖認為,辦好公共國民教育,豐富公民的知識,強化公民的生存、生產、生活技能,提高國民的道德素質,完善公民的人格,是公民的最根本最基礎的利益,也是建設理想國的基礎。如果國民人格不健全,即使有好的法律制度也沒有用。他還認為圣賢帝王是“教育造就的”,不是天生的。對所有人來說,只有教育才是他們“朝真理上走”“朝正義上走”的康莊大道。

教育責任由國家擔負。但是柏氏并不主張教育普及,不過主張教育治國護國兩個階級罷了。因為國家負教育的責任,所以國家便是教育的機關;因為國家是教育的機關,所以政府的責任便在以知識引導全國;因為只有哲學家有真正的知識,所以政府當局必定要是哲學家。理想國中官吏唯一的職務,便是教育;不但青年要受教育,便是成人也要受教育,教育青年必須身體與精神并重,到了二十歲之后,才偏重精神教育;到三十歲后,再檢查他的才能,看可以劃歸哪個階級。如果有可以研究高深哲學的,一直教到五十歲,再編入治國階級[9](P30)。

柏拉圖否定家庭教育,主張用國家“公共教育”包攬一切,還主張治國護國階級的精神是“理”與“氣”,“理”應該無私,“氣”應該無累;要想他們盡量發展“理”與“氣”的精神,必先隔絕“欲”的沖動;禁止財產室家便是使他們離開“欲”的生活,達到無私無累的境地,然后才可統一理想的國家。柏拉圖的教育思想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空想、妄想的成分。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目的有三:

(1)為將來市民在社會中得到地位的預備;(2)養成市民道德的生活,使他與社會相調和;(3)使市民得到一種技藝。故亞氏的教育便是政治的道德的技藝的教育。

亞氏的教育責任,也是不委托私人的。為什么呢?(1)因為教育制度與國家的憲法有關,教育是想發展市民的政治才能,使保存國家的憲法;(2)國家目的只有一個,凡是國家的市民必定要全體統一,所以教育不能讓私人去隨意發展個人的特性;(3)市民是屬于國家不能自主的,所以必定要受國家所定的教育。這就是亞氏的教育只有年齡的差異沒有階級的差異的原因[9](P75)。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是同他的理想國聯系在一起的,教育是為理想國服務的,“國家不單是人類生命財產的保險公司,乃是一個道德的社會,使人類求道德的生活。不僅僅是消極的禁止人民犯罪,并且是積極的使人民得到至善的生活?！盵9](P75-76)高一涵除了對西方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進行有選擇地介紹外,他自己也表達了對當時中國教育狀況的批判和建議。

就學校的學風來說:

中國自有學校到現在,以時期計算,總共不到三十年?？墒沁@三十年來的學風,真可以說是千變萬化的了!有時候一個學校鬧飯廳,因而使各省的學校都發生鬧飯廳的風潮;有時候一個學校抵制外貨,因而使全國的學校都發生抵制外貨的運動;有時候一個學校鬧校長,因而使個個學校都發生鬧校長的風氣[3](P321)。

這種盲從和膚淺的學風,斷乎培養不出來理性的時代新人來。

“盲從是教育界的大恥辱!……凡是自己耳朵所聽到的,必定要經過自己意識的作用思索一番,然后才可以決定取舍。群眾運動可以重感情,教育界的運動卻要重理智?！薄案\也是教育界的大恥辱!我們謀學校的進步,絕不可僅崇拜幾個偶像的名人。一個蔡元培絕不能撐住北京大學,一個章士釗也絕不能使農業學校變成他夢想的農村?！薄拔乙詾閷W校的風氣絕不是模仿人家的行動所能造得成的,應該更進一步,從學生自己身上起,打定主意,抱著一種精神,埋頭用功做下去。久而久之,方可建為一校特有的學風?！雱摿⒁恍Ｌ赜械膶W風,必先要免去盲從和膚淺的兩個毛病?！盵3](P321-322)

高一涵在《考試和情面》一文中,面對“北京入學考試,半靠學業,半靠人情。茍無人為之關照,即成績甚優,亦往往以額滿見遺”。甚至連“國務總理段祺瑞也有半說情半‘手諭’的性質的介紹信”。高一涵表達了另一種意見:

“在科舉時代有句俗話,叫作‘場中莫論文’。但是那時他們還有個道德的迷信隱藏在心中,叫作‘全憑陰騭’;或者聽其自然,叫作‘總由天命’。我以為抱這種觀念的人,還有幾分靠自己、靠天理的信心,比較現在的學生,不求自己,到臨時才去低頭乞憐,人格上還有點高低的分別?！薄拔乙偦卮鹬滦诺呐笥褌兊?是我個人不但無能力替他們幫忙,就是有能力也不干這樣沒出息的事?！盵3](P371-372)

盲從、膚淺、舞弊的學風,在今天仍然時隱時現地存在著?？梢姼咭缓慕逃枷朐诮裉烊匀挥嗅槍π?。

五、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

作為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高一涵除了在一些文章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待、研究、分析事物外,還寫有專門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比如他在1921年6月初發表的《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一文中,就用比較的方法,將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同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從倫理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和“從人道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區分開來,說明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是“從經濟的基礎上立論的共產主義”。這就從立論的基礎上將科學的共產主義同其他形形色色荒謬的“共產主義”區分開來。

從前想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經濟的問題,以為只要有勞動代表加入政界便可改良經濟的生活;現在卻想把政治放在勞動者管理之下,使政治問題同經濟問題由勞動者自己一同解決。所以從前勞動界只要求參政,現在的勞動者卻想直接來管理國家。如果把國家放在勞動者管理之下,如果國家之中沒有不勞而得的階級存在,共產主義就可以完全實現了[3](P247)。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革命獲得政權,才能擁有經濟解放和人身解放可能。高一涵在1924年8月發表的《唯物史觀的解釋》和1925年4月在題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演講中,著重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高一涵先批評資產階級理論家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歪曲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誤解。而且這種批評是與對自己以前的觀點的批評結合在一起的,既讓別人感到作者的真誠可信,又客觀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內涵。

高一涵在介紹和解釋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五個公式”后,談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解和看法。

“但是依我看來,馬氏的必然論只是表明他自己對于唯物史觀的信仰,卻不是表明他對于人類理智作用的反對?！薄榜R克思所謂社會組織的進化,并沒有一處看輕人為的勢力。他說由資本主義的組織變成社會主義的組織,這中間必要的關鍵就是‘階級戰爭’。故馬氏常常把那改造資本主義的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偉大的事業,放在勞動階級的雙肩之上?！盵3](P419)

當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高一涵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的理解是粗疏的膚淺的,甚至有的地方是錯誤的,但就總的方面來說,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把握住了的,并能結合歷史和中國現實宣傳馬克思主義,自有其重要的啟蒙作用。高一涵在《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的我見》一文中寫道:“歷史的變化是可以人力修補或改變他的趨向。換句話說,就是不從資本主義的時代經過也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時代。人類所以有創造的智慧,就是教人不要把古人的失敗史‘如法炮制’的重抄一遍。換句話說,就是歐美從前的經濟學只注重生產,所以造成貧窮的階級;我們現在注重生產,同時就應當注重分配,千萬不要把歐美的資本主義罪惡史重演一遍。以人力改變歷史的趨向,不要問他能不能,只要看他的方法善不善?！盵3](P250)高一涵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人民力量的重視,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一貫秉承的“人民主體”地位,主張“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否定了一切剝削階級所宣揚的“英雄史觀”。

可惜,由于革命形勢的急轉直下,更因為李大釗的犧牲、陳獨秀的“遠去”、胡適的疏離,“為了活著”,高一涵也只好另謀生路,棄文從政了。

高一涵在“啟蒙”的十六年,和其他新文化運動啟蒙思想家一道,為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做了思想啟蒙和輿論準備。作為著名政治學教授,不僅僅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具有近代政治法律觀念的人才,也為我國政治學理論的奠基貢獻了力量。他的《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中國言官制度史》和他十八年監察官的生涯留下的百余份監察文案,為新中國的監察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6月,經周新民和陳新敏介紹,高一涵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為其在新中國的政治活動搭建了新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