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歷史的“真義”
——《歷史的天空》的敘事策略和審美追求

陳紅梅

(皖西學院 文化與傳媒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作為一名軍旅作家,徐貴祥很早就關注抗日戰爭,他說:“我應該在這個領域中有所建樹,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睘榇?他創作了系列抗戰長篇小說?！稓v史的天空》是徐貴祥第一部反映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內容涵蓋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各個歷史階段,其中抗日戰爭部分占到了全書的三分之二(全書共二十六章,抗日戰爭占了十七章),完全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抗戰歷史的小說。著名評論家雷達曾這樣評價:“這部小說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處理歷史與人的關系上……這部小說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闡釋人在戰爭和政治中的命運,人與歷史的沖突,不但寫出‘歷史的人’,還要寫出‘人的歷史’?！盵1]之所以能如此,不僅是因為徐貴祥擁有兩次南線戰場戰火淬煉的獨特經歷,及對戰史、黨史等歷史知識的閱讀積累,更是源于他對戰爭的理性思考,及對軍事文藝“戰位”的準確把握:“要為實現強軍目標服務,要用文學藝術的力量去激活正能量,鼓蕩精氣神?！盵2]這使他得以站在新的歷史觀、文學觀和價值觀上觀照戰爭歷史,形成獨特而深刻的認識。不同他人的觀察視角和審美態度,決定了徐貴祥歷史敘事的起點和策略。

一、歷史真實的探尋:多元視角、多維空間與個人化書寫

《歷史的天空》與傳統抗戰歷史小說不同的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中心展開歷史敘事,以人性為基點而不拘囿于身份階層來突出矛盾沖突。敘事中通過設置多個視點多條線索,使歷史在敘事中呈現出更為多元立體的面貌。

小說由日寇入侵藍橋埠鎮,梁大牙為救韓秋云,與鬼子廝殺中偶遇陳墨涵朱一刀開始。四人準備投奔部隊抗日時,因選擇不同而分道揚鑣。小說由此戲劇性地派生出兩條平行線索,交叉并進,通過梁大牙和陳墨涵對分駐凹凸山南北兩側的國共兩黨軍隊進行介紹(后陳墨涵起義加入解放軍,兩條線索合而為一)。在分線敘述中,作者設置了多個主體,由主線再分支線,或移步換形勾勒全貌,或深入肌理洞幽燭微。目的是盡可能通過不同的個體視點,全面深入地呈現歷史事實,還原歷史現場,客觀表現全面抗戰形勢下國共兩黨軍隊的真實狀態,以及生命個體的人生際遇和生存體驗,并借此反思戰爭與人的關系,探究歷史發展趨勢背后的邏輯。

被迫留在國民黨軍隊的陳墨涵和韓秋云分別進入石云彪為首的原七十九團和女軍官高秋江領導的戰地服務隊。一條分線又分出兩條支線,向隱蔽的歷史深處延伸,逐步揭開了戰爭和謊言重重遮掩之下的國民黨內部殘酷復雜的派系斗爭黑幕,也讓我們看到了在歷史洪流的裹挾下生命個體的痛苦與焦灼,無助與茫然。作者秉持尊重歷史史實的態度,以人性的善惡為坐標,度量國民黨將領的精神品質和人格修養,塑造了石云彪莫干山等剛直忠勇大義凜然的民族英雄形象,揭露了權力斗爭派系傾軋之下,正義之師忠勇之士所遭受的構陷和殘害,暗寓了逆歷史潮流而行必然失敗的邏輯判斷。

一方面,在通過陳墨涵書寫七十九團屈辱悲壯命運的同時,作者巧借韓秋云掀開了為民族戰爭宏大敘事所忽略的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帷幕。韓秋云青春期生命意識的覺醒和面對死亡時的心靈悸動,高秋江超越一切外在束縛對愛情執著無怨的追求,都在作者筆下得到細膩的展開。作者站在人本主義立場,跨越民族界限,聚焦戰爭中個體生命的命運,寫出了他們在特定時空下的生命體驗,揭露了戰爭對人生命權利的剝奪,以及在人的心理上留下的巨大創傷,表達了對生命個體普遍命運的深切關懷。

另一方面,圍繞梁大牙的成長,敘事在各種關系中向多個方向展開。除了抗日戰斗的正面描寫,小說還開辟了兩個新的革命歷史書寫領域:一是革命隊伍的內部斗爭,二是革命者的日常生活(抗日戰爭結束后的敘事也基本如此)。

小說對革命隊伍的內部斗爭描寫得既驚心動魄又搖曳多姿。梁大牙與張普景、竇玉泉、李文彬、江古碑等人雖都存在著矛盾,但矛盾的性質并不一樣,很難簡單地用是與非、對與錯、善與惡、革命與反動進行評判。這里既有政治路線的斗爭,也有權力利益的爭奪,更有人性人格的較量。梁大牙的兩次生死劫難中,同一事件中不同人的不同表現,以及不同事件中同一個人的相同或不同的表現,將人內在心理以及人與人關系的微妙復雜曝曬在陽光之下。作者書寫時并沒有回避太陽之下的陰影,而是直面革命斗爭的復雜和嚴酷,從人性的角度透視政治與權力背后形形色色的精神人格,表現了革命斗爭的真實狀態、革命者必須面對的艱難處境以及人性的豐富駁雜。

人存在于生活之中,以人為基點的敘事策略必然使《歷史的天空》將日常生活納入歷史敘事,讓紛紜豐富的日常與嚴肅的政治斗爭和激烈的戰場搏殺一起建構起歷史的多維空間。勝利之后的慶功酒會,生產自助時的山歌對唱,戰斗之余的文化學習等,作者以一顆平常心打量歷史,再現了根據地朝氣蓬勃,生趣盎然的原生態的生活。革命者在人民之中,也在生活之中,這是生活的真實也是歷史的真實。

與傳統革命敘事相比,《歷史的天空》對于人物的情愛生活描寫最為突出。比如李文彬與崔二月的私情孽緣,朱預道與岳秀英瓜棚里的愛欲釋放,梁大牙(后更名為梁必達)與東方聞音的愛情長跑(另一條分線還有,高秋江與莫干山的愛情糾葛以及韓秋云對陳克訓的初戀情懷等)。作者在梁必達與東方聞音的感情發展上著筆最多。從始于感官的一見鐘情單方相思,到工作學習中的互幫互學漸生情愫,再到危難中的同舟共濟患難真情。一路走來,他們的感情在點滴中積累,在磨難中升華。兩人最后一次會面的描寫,充溢著浪漫主義的詩意和人性的光輝。在幸福的巔峰時刻就在眼前時,梁必達“堅決遏制了自己的沖動,鎮壓了欲望的咆哮……”“他是梁必達而不是梁大牙,他不僅是一個男人,更重要的他是她的愛人,是真正意義的愛人而不是同志意義的伴侶。他從她純凈的眸子里看見了自己的崇高……”[3](P395-396)蘇霍姆林斯基曾說:“真正的愛情能向感情注入道德力量,……只有感情和思想融合成人對人的道德責任感,愛情才會是高尚的?！盵4]從梁大牙到梁必達,世俗的欲望升華為圣潔的愛情,梁必達在追求自我完善中,實現了一般人性之上的超越,生命因之綻放出真純崇高的奪目光彩。這是作者筆下理想的愛情,也是作者的人格理想。相形之下,李文彬、朱預道的情愛雖不乏真情,但卻少了梁必達和東方聞音在曲折艱難過程中,培養起來的心靈契合和靈魂呼應。李朱二人在各自情愛中對民間倫理和組織紀律的突破,似乎也暗示了他們情感上的自我放縱和意志力的薄弱,折射出人格上的缺陷,為后續李文彬被捕叛變,朱預道在“文革”時期未能守住底線埋下了伏筆。而梁必達身上人性與神性的統一,可以看作是作者對傳統革命敘事中英雄被神化的一種校正,對新時期之后出現的英雄形象世俗化的一種反撥,表現了作者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對理想的堅守,以及重建英雄敘事和崇高美學的決心。

《歷史的天空》通過敘事創新,以人為中心,雙線交叉,內外視角兼顧,從軍事、政治、日常生活進行歷時性的掃描,表現了國共兩黨抗戰時期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復雜關系,以及兩黨內部矛盾紛爭的歷史存在。同時,采用分線挺進,人物聚焦,深入心靈深處,對個體的生命存在、生存體驗進行共時性的披露?；趯v史真實的理解,作者本著“不虛美,不隱惡”的態度,以個人化的敘事深刻揭示了“戰爭”的復雜內涵,表達了對“戰爭”的重新認知:“戰爭”不僅發生在國家民族立場上的敵我之間,還廣泛存在于不同的政黨、階級和思想路線之間;戰爭也不僅僅是正義與非正義的沖突,它還關涉義與利、善與惡、情與理、情與欲的對抗。從這個角度來說,作者顯示出一種可貴的人類立場和人性視角,突破了歷史的線性敘事,挑戰了歷史的先驗性、確定性和單一性,為我們還原了歷史本有的豐富,也提供了多元化的歷史闡釋的可能性。

二、歷史主體的進步:展示偶然與表現必然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呂西安·戈德曼曾提出個人主體與集體主體兩個理論范疇,他認為,無論是個體或集體都應具有主體性,它們是同質同構的關系。因為“我們沒有遇到過外在于個體意識的集體意識,也不存在任何與個體意識割裂開來的意識”[5](P108)。他進而強調:“個體的建構只有在與個體的社會化,與組成他之衍生(becoming)的諸集體范疇相聯系時,才能得到說明”,即“通過集體主體,歷史才成為可能”[5](P16-17)。戈德曼關于個人主體與集體主體辯證關系的理論,對解讀梁大牙何以成為梁必達頗有啟示意義。

梁大牙從最初對革命真義及政治信仰完全處于懵懂的狀態,“只能逞匹夫之勇”到成長為革命軍隊中智勇雙全戰功赫赫的高級將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梁大牙雖然一身毛病,但本質上是一個正直坦蕩古道熱腸的人。在藍橋埠的時候,他常對弱者出手相助。當年楊庭輝負傷被追,走投無路之時,就是為梁大牙所救,故而楊庭輝稱其“同情革命有正義感”[3](P27)。梁大牙雖然沒進過學堂,但鄉村民間倫理和傳統戲曲文化早將知恩圖報、俠肝義膽和英雄情結灌注到他的心中:“當兵吃糧得講究個義氣,咱們去為國家出力報效,也是為自己打天下……”連他的同鄉陳墨涵,也不能不承認他的“豪俠仗義”“無私無畏”[3](P20)。加之梁大牙還有一身好功夫,技高人膽大,戰場上他縱橫馳騁屢建奇功,自然脫穎而出。但僅有這些梁大牙未必會成為梁必達。梁大牙“從蒙昧走向覺醒,從憑直覺行事到自覺追求理想,不斷實現自我蛻變和自我超越”[6]的精神成長,是他身處的革命集體與他個人的主動追求,合力打造的結果。換句話說,梁必達這個英雄的產生與凹凸山根據地這個集聚了各類英雄各色人等的集體密切相關。

從草莽英雄梁大牙變成舉止文明熱愛學習的梁必達,東方聞音可以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為了她,梁大牙愿意成為更好的自己。東方聞音單純善良,至真至純,勇于犧牲的人格品質,如一股清流蕩滌了梁大牙身上的浮躁和匪氣,擴大了他狹隘的視野,使他粗糙的情感化為細膩,曾經的率性轉為理性。梁大牙的成長由愛情開始,是愛情的力量推動著他主動追求自我完善。

“‘成長’并不是生理學意義上的成熟,而是指個性如何獲得了理性的升華,能夠融入并認識他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他不再自以為是,對世界和環境不再感到陌生和不可把握?！盵7]過去,梁大牙曾為著當上相當于七品縣太爺的大隊長而沾沾自喜,可后來當他得知自己即將被任命為凹凸山軍分區的司令時,卻因為只認識四百二十六個字,自覺沒文化不配當司令而陷入痛苦之中:“我就難過一條,沒文化……沒有文化的司令就是草包司令……我過去為什么那么野,為什么做了那么多魯莽的事情?為什么愛講粗話臟話?說來說去就是一個道理,就是因為沒有文化啊?！盵3](P321)梁必達自我認知的進步,自我反省意識的自覺有時都讓東方聞音感到吃驚。就像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一樣,梁大牙的情感和人格力量也在改變著東方聞音,“改造和幫助梁大牙的過程,也是梁大牙改造和幫助她的過程,是她通過梁大牙向土生土長的農民抗爭者學習農民戰爭的過程?！盵3](P293)梁大牙和東方聞音正是在相互的改造和幫助中,各自成長出一個新的自己。

在梁大牙成長成熟的曲折歷程中,楊庭輝堪稱是他的人生導師。楊庭輝始終從大局出發,從一個人的整體出發,承認人的不完善性的同時看到人的發展性。針對梁大牙性格上的弱點,楊庭輝表現出堅定的原則性和靈活的策略性,給予梁大牙足夠多的信任,也給予他足夠重大的責任,讓他在復雜激烈的斗爭中逐漸克服性格缺陷和思想局限,快速地成長為一名既保有豐富人性又持有堅定黨性的共產黨的高級將領,真正的抗戰英雄。楊庭輝的信任、支持、保護令梁大牙深深感念,在他成長的初期,“士為知己者死”可以說是他唯楊庭輝馬首是瞻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隨著全面抗戰的展開,矛盾斗爭的激烈,楊庭輝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海納百川的胸懷氣度,不計得失的高風亮節,以及力挽狂瀾的組織魄力,形成一股強大的感召力,感染教育著梁大牙,“他是從楊庭輝、王蘭田那幾個人的身上認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3](P256)。楊庭輝、王蘭田等優秀的共產黨人,在梁大牙心里播下了信仰的種子,澆灌、培土、剪枝、修整,悉心照料,耐心培育,終使之長成頂天立地的參天大樹。

梁大牙成長為梁必達,除了來自東方聞音的情感激發,以楊庭輝、王蘭田為代表的支持培養,還有凹凸山根據地集體熔爐對他的冶煉鍛造。比如被梁大牙戲稱為“張克思”的張普景,始終手握原則真理,時刻準備念他的緊箍咒捋他的小辮子。用梁必達的話說“我就是被這個老頑固磨出來的”,因為跟他在一起,“你就得嚴格要求嚴格律己,你就不敢胡說八道胡作非為”[3](P532)。在梁必達心目中張普景是他最欽佩的人,而他最看不起的人則是被其稱為“小爬蟲”的江古碑。正是在江古碑李文彬等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梁大牙的生命意志和政治智慧被極大地激發出來,他深刻地認識到革命的艱巨性和人的復雜性?！案锩?沒有那么簡單?！薄拔乙蔀橐粋€有思想有策略的革命者,找準斗爭對象,把握斗爭策略,選準斗爭目標?！盵3](P322)“現在我有個很重要的體會,好人就是好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壞人?！瓍⒓邮裁唇M織可以選擇,選擇的過程中也有偶然性,但是要當好人和壞人就不是偶然的了……”[3](P534)。經受了戰爭和政治的洗禮,經歷了血與火的淬煉和各種考驗之后,粗俗淺薄的梁大牙,在戰斗中學會了作戰,在斗爭中學會了思考,對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透過現象看本質,經由偶然發現必然,梁必達建立在個人體驗上的感悟具有普泛的認知價值和哲學意義,顯示了作者對于人與歷史真實的深刻思考與不懈探問。

從梁大牙到梁必達,是一個人由自由自在的發展到自覺自為的轉變的成長歷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主體顯示了強大的能動性和明確的目的性。但倘使離開了他所身處的凹凸山根據地的革命集體的作用,他的成長不僅變得難以理解甚而很難實現。這個革命集體雖時有分歧不乏矛盾,甚至還糾結著復雜的人際關系和隱秘的個人欲望,但如楊庭輝所說:“這些分歧都是在維護革命利益的前提下的,是在團結的基礎上的?！盵3](P303)共同的政治信仰引領之下的強大集體意志,強悍有力而且指向明確。它凝聚起每一個個體的力量,使一個人“發揮十個人百個人的作用”,“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盵8](P697)梁大牙加入革命隊伍是偶然的,但梁大牙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則是必然的。在梁大牙何以成為梁必達的敘寫中,寄寓了作者關于歷史偶然性與必然性的思考。生活中確乎存在著無數個偶然性事件,但主體的選擇卻內藏著一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決定了客觀存在。最終,在主體歷時性的發展中,表現為一種趨勢,從而造就了主體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只有在歷時性考察和過程性思維中,才能舍棄偶然性,把握必然性?！盵9]對個體發展的認知如此,對歷史的發展認知也當如此。

三、結語

文學是生活的一種文本表達。無論是歷史生活還是現實生活,當它作為文學觀照的對象時,顯然已經成為一種過往的存在。因此,文學可以說也是關于歷史的敘事。文學家在歷史與現實的關聯中建構對歷史真實的想象,希望通過自己的言說方式去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這種“真實”不是以符實度為基準的真實,它的價值意旨“在于所謂的‘真義’,即對準生活的本質、規律、必然性”[10]。

然而,受解構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的影響,當下的敘事多“游離在有效的歷史書寫之外”。對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過度關注,使歷史本質和歷史規律“被徹底解構”,從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反歷史的虛無主義”?；诖?劉大先提出“必須保衛歷史”,“重新恢復那種蘊含著情感、公正、烏托邦指向的‘大義’歷史觀”。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文學藝術需要尋找到自己獨特的敘述維度,創造出帶有歷史責任、社會擔當、道德關懷、理想訴求的歷史書寫”[11]。

《歷史的天空》正是秉承“大義”的歷史觀,打破既有的敘事經驗,始終將個體的人作為關注的中心,在尊重歷史史實的基礎上,以個人化的生命經驗豐富歷史的內容,解除歷史宏大敘事對個體生命的遮蔽,賦予歷史以鮮活的生命力,也使個體生命的真實成就了歷史的真實。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小說揭示了歷史規律的邏輯必然性的同時,在歷史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交結中,投注于個體成長的人文關懷,顯示出對于人的主體性的肯定,對于人的超越性的自信和褒揚?！稓v史的天空》“基于過往實際、當下處境和未來理想”,展現了“作為創造性主體奮斗與建設的主動進程”[11],為“如何踏上發現歷史真實的正當路途”提供了一個可能方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