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詩歌”論爭背景下中國現代詩境遇探析*

李雪鳳

(北京外國語大學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包含著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打破和對“民族國家文學”的反思。首次明確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的歌德曾滿懷信心地表示:“我相信,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對此表示歡迎,并且都邁出了令人高興的步子?！盵1](P4)在歌德的構想之中,“世界文學”“是由所有文學共和國的居民構成的”[1](P115),它破除了單一民族國家文學的壁壘,構筑出一個跨時代、跨地域和跨民族的普適性文學空間,為一種“世界文學產生的永無止境的螺旋式的霸權和抵抗”[2](P249)提供了可能。在世界聯系更加緊密的今天,歌德的理想逐漸成為現實,盡管“世界文學”作為一個至今未被明確定義的概念仍在引發世界范圍內的探討乃至爭論,但總體而言是一個可被接受的中性詞匯,對當代跨文化研究、翻譯研究、后殖民研究等影響深遠?？ㄋ_諾瓦(Pascale Casanova)、莫萊蒂(Franco Moretti)、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巴斯奈特(Hutcheson Posnett)等西方學者亦在不斷為“世界文學”賦予著更多內涵,共同推進著“世界文學”概念的延展,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今天努力探究著“世界文學”所處的地位和肩負的意義。

20世紀90年代,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發表了一篇題為《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的文章①,并于文中提出了“世界詩歌(World poetry)”這一概念?！笆澜缭姼琛迸c“世界文學”表面上看似乎一脈相承,然而從根本而言,“世界詩歌”并非像“世界文學”那樣是一個充滿包容色彩的文化理想,而更多是對以北島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現代詩歌西方化的批評。在宇文所安看來,“世界詩歌”是一種寫給國際讀者看、為翻譯而生、模仿西方的所謂“詩歌”,它披著政治正確的外衣討好西方讀者,以謀求“諾貝爾文學獎”等國際獎項的認同。這一不無尖刻的概念一經提出,即在海外漢學界掀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而其所探討的詩歌“世界化”特征及少數族裔詩歌在“世界文學”中的定位問題,在今天仍然具有較大的探討空間。

一、西方視野下的文化政治:宇文所安和他的“世界詩歌”

西方漢學家隊伍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了解中國文化后產生興趣并著手翻譯中國典籍的商人和早期傳教士,另一類則是系統接受過中國文學教育的知識分子——宇文所安即屬于第二種類型。本科畢業于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宇文所安,師從著名漢學家傅漢思(Hans Hermannt Frankel)取得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系統而優良的教育,使其具備了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底蘊與漢學專業素養。在漫長的職業生涯當中,宇文所安譯介了大量中國古典詩詞并以選集形式出版,無論是“唐詩系列”、《杜甫詩》全集抑或《中國文學選集》,其“重塑中國經典”的目的都十分明顯——宇文所安編選的詩歌并不以中國讀者及研究者的喜好與選擇為標準,而是憑借個人視野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體系來對中國經典加以編排整合,以圖完成“重寫中國史”的目標。如此體例與野心,非對中國經典足夠熟稔且對自身知識水平足夠自信不可完成。

在這樣的理路之下,宇文所安對打破中國傳統詩歌樣貌的中國現代詩心懷不滿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現代詩誕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更加開放的社會環境之中,詩歌語言方面的試驗與出新及至當代則更加具有“先鋒”色彩,甚至有意要與古詩的節奏韻律和文化內涵割裂開來。這種富有反叛意味的創新,為中國詩壇帶來了近乎全新的挑戰,而這正是宇文所安通過北島詩歌英譯這一案例得以管窺到的潛在危機。在《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及十余年后所做的補充文章②之中,宇文所安所提出的中國文學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過分重視、中國現代詩是否具備系統的理論建構之探討,以及中國現代詩未來的價值走向等,實際上均是中國學者自身亦在不斷反思和探索的問題;而作為“第三世界”非英語國家的詩歌寫作者,既希望被英語世界接納又希望保存自身文化價值的種種矛盾在詩歌中體現了出來,宇文所安實際上也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并對此表示出了合情的警惕?？陀^而言,深諳中國古典文化精髓的宇文所安并非沒有意識到中國古詩所面臨的危機,在他看來,中國古詩“措辭巧妙、充滿智慧、典故迭出”[3](P52),但同時也“承載著長久的歷史重負,已經瀕臨絕境,缺乏生機”[3](P52)。對于中國現代詩所進行的文化革新,宇文所安將其看作西方以浪漫主義詩歌為首的“新鮮空氣”“滲透到這些亞洲國家的文化傳統中”[3](P52)產生的結果,而對西方詩歌的譯介使得漢語的固有文化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西化而易于被翻譯的詩歌語言。正因如此,宇文所安主要的不滿在于北島等人詩歌的西化,這是整個中國現代詩需要共同面對且涉及面十分廣泛的問題;而與此同時,宇文所安認為少數民族和國家的詩歌要想被世界接受,則需要翻譯成英語并獲得為英語世界讀者所認可的獎項,正是這一違背“詩歌民族性”的矛盾導致了中國經驗的倒退。宇文所安為此感到的痛心不僅與其所受到的古典文學教育密不可分,更“顯示出他對中國詩歌的豐富知識和熱愛以及對世界文學動態的高度敏感”[4](P72)。

然而,中國現代詩自誕生之初即帶著打破傳統詩歌藩籬、擺脫舊有文化束縛的目的,需要以新的標準來判斷現代詩的審美合法性與藝術內涵。盡管宇文所安對中國傳統詩歌的維護飽含深情,但其對整個中國現代詩生態的否定未免因涉及面過廣而流于偏激。一方面,宇文所安認為中國現代詩是目的性強烈的對西方的討好與模仿,故而在否定了現代詩的獨立價值的同時難免陷入西方話語的邏輯之中——通過設定一個一成不變的優秀中國詩歌典范模式而據此批判所有“不合規”的現代詩,這實際上亦是一種“西方的目光”——宇文所安以其西方漢學家的視角為中國詩歌劃定評判標準,便將自身也推至了“中國文化維護者”的地位,這并沒有改變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看待少數族裔文學的固有邏輯,即使其原本的出發點恰恰是維護少數族裔文學。另一方面,宇文所安對北島詩歌的評價實際上是基于翻譯版本,那么就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翻譯和原文在此條件下能否等同。在《環球影響的憂慮:什么是世界詩?》中,宇文所安批駁北島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是其詩歌缺少民族性:“這些‘新詩歌’——中國新詩、印地語新詩、日本新詩——也總是閱讀已經翻譯的西方詩歌而寫成的?！盵3](P51)因而這些詩歌不自覺地帶有西方語言色彩,當它們被譯進西方時會令西方讀者感到熟悉。但需要承認的是,即使翻譯成英語的中國現代詩看上去與西方詩歌無異,實際上也并非西方作者的創作,其核心更接近于對現代漢語的拓展與延伸。如今,“流散寫作”(Diaspora Writing)伴隨著通訊技術及跨國旅行的日益便捷而愈發常見,這些“不同國家的文化基因彼此‘雜合’(Hybridity),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質主義觀念,即不再將一國文化看作固有的本源”[5](P141),這種全球化的文學實踐以其流動特性而避免了一國一民族“閉門造車”的弊端,而文學的健康發展本應是流動而不斷豐富和出新的。宇文所安用固定的標準評判流動的中國文學,并認為中國文學應該像其認為的樣貌發展,難免有身處文化霸權中心的西方主義學者所常見的自大之嫌。

二、被遙望的他者:東方民族詩歌的今日困境

早在1772年,被稱為“東方學家”的威廉·瓊斯(Sir William Jones)出版了《詩歌,主要由亞洲語言翻譯而成》(Poems,ConsistingChieflyofTranslationsFromtheAsiatickLanguages)一書,探討詩歌在以亞洲各國為代表的東方的流變及演進情況。在附錄中名為《論東方民族的詩歌》(On the Poetry of the Eastern Nations)一文中,瓊斯以阿拉伯、波斯、印度及土耳其詩歌創作為例,論證了“他們的作品一定是同類中的佼佼者”[6](P174)的觀點,可以被看作西方學者對東方詩歌進行肯定乃至褒揚的先聲。彼時囿于語言不通,這些東方民族的詩歌精粹尚未被西方學界所重視,瓊斯對印度的《沙恭達羅》、波斯哈菲茲的詩歌、阿拉伯的《懸詩》和中國的《詩經》等的譯介可謂開創之舉,以歐洲為首的西方詩歌界得以通過其翻譯認識東方。然而,此種狀況下產生的問題直到兩個世紀之后的宇文所安一代仍然未能得到妥善解決:我們至今依然不得不對詩歌的翻譯版本產生懷疑——瓊斯等人的西方學者身份使得他難以擺脫自身既有的西方目光,因而被其選擇并大加贊揚的詩,是否的確如其所言是東方民族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而這樣的“優秀”如何界定(是否能夠獲得量化標準),以及由誰來界定的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

這便是宇文所安對“世界詩歌”的又一重警惕:西方學者對東方民族詩歌的揀選與認可反過來會影響東方民族的判斷。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往往順理成章地成為優秀文學的公認典范,而設立這套評價體系和篩選標準的依然是西方。西方話語的優越性如此根深蒂固以至獲得東方學者自身的認可,如國內學者李清泉即在《世界詩歌:自由體詩發展過程中的一次精神倒退》一文中把北島的詩歌當作一種文化工具③,認為它是背叛了中文的一場精神倒退。不難看出,該論文的話語模式和中心思想都存在對宇文所安的效仿甚至迎合。當然,眾多國內學者更加認同奚密、周蕾等海外華人學者的觀點,并對宇文所安和他的“世界詩歌”概念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駁,然而,當批駁的出發點在于維護本民族文學創作而未能對種種質疑背后的文化動因進行反思時,一種新的困境正在悄然而生:對西方話語權力的駁斥正在帶來一種反向歧視,以致以東方民族為代表的少數族裔文學被夾在一個左右為難的矛盾困境之中。

第一重困境便是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的東方各民族詩歌,亦即被翻譯的詩歌在英語詩歌環境下面臨的困境。艾米麗·阿普特(Emily Apter)在《反對世界文學》(AgainstWorldLiterature)一書中對基于“可譯性假定”(translatability assumption)[7](P3)的世界文學表示了懷疑,而詩歌因其形式與內容的不可分割性而更傾向于“不可譯”,這實際上為無論理論還是實踐層面上都在為“文學之可譯”做出努力的翻譯界潑了一盆冷水。由于語言不通,東方民族詩歌大多需要經由翻譯的媒介進入西方,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西方讀者不得不從自身經驗出發,試圖為這些翻譯文本尋找合理的解讀。這樣一來,語言與文化的雙重隔膜使得西方讀者離詩歌原文本更加遙遠,正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指出的“世界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之間存在巨大的隔膜”[8](P1),身處東方民族的中國詩人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困惑:“西方讀者讀不懂,是否就可以成為拒絕的理由?假如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以及文論在寫法上與西方讀者的期待視野完全一致,又怎能體現出中國詩學理論的‘獨創性’?”[9](P194)在此之下,中國詩人不得不在“被理解”與“多元性”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北島及其詩歌便成為這種矛盾之下的“犧牲品”——西方讀者將被翻譯為英文的北島詩歌看作對自身的模仿,因而并非中國詩歌,只能被看作拙劣而功利的“世界詩歌”;而詩人北島因其“中國經驗”被稱作“中國詩人”,卻因詩歌寫作面向西方讀者而被認為“背叛了中文”。斯坦納在他的《巴別塔之后》(AfterBabel)中提到了納博科夫在提及普希金英譯本時所宣稱的“在詩歌翻譯中,除了‘最笨拙的直譯主義’之外,任何翻譯都是一種欺騙”[10](P254),詩歌譯文所具有的主體性是否能夠獨立于原詩尚有爭論,但翻譯導致涵義流失故而帶有的“欺騙性”的確容易帶來先入為主的種種偏見與遮蔽。與此同時,盡管上述定論均由西方做出,但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對作家的肯定具有世界性意義那樣,西方學術話語權的有效性使得這些定論從誕生之日起就戴上了“權威”的光環,任何一種對它的駁斥都像是狹隘民族主義觀念下的自說自話和無力自證。

由此,第二重困境亦即與之相伴的文化批評困境隨之產生。宇文所安的文章發表后,最激烈的批評聲音幾乎都來自華裔學者及旅居西方的離散學者,他們的文化身份促使他們對此行動,以維護自己的場域。然而,這樣的批評聲音盡管尖銳,但在西方學術環境之下卻難免仍然身處邊緣。奚密對全球化時代下民族詩歌與世界詩歌(奚密稱為“‘國際’詩歌”)間界線如何劃定、是否需要劃定的追問[11](P63)實際上并未消弭二者間本質上必然存在的對立;周蕾借以分析宇文所安的“東方主義式偏見和憂郁癥候”[12](P167)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仍然是西方的學說。以奚密、周蕾等為代表的批評者長期旅居西方而仍然關注著中國文壇動向,這本是動搖西方中心主義、重置西方文學批評話語權邊界的最好例證,然而,這些來自東方“第三世界”的學者因其離散身份而難免被邊緣化的結局。一如北島詩歌譯入西方后被西方讀者看作對其經驗的模仿,這些“東方學者”在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發出的聲音難免引發“模仿西方學者”的爭議;而與此同時,他們遠離中國故土,其“中國經驗”也因離散和疏遠而易被懷疑。在這種“雙重不可信”的語言文化困境之中,這些試圖抵抗西方話語權的努力顯得如此短暫而天真,甚至中國本土學者的聲援亦像是一場對西方“諾貝爾文學批評獎”的迎合與追隨。

三、中國現代詩的身份問題:在世界文學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目前仍然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東方民族的代表之一,中國現代詩所面臨的困境依然如東方各國一般,甚至因全球化升溫后西方世界的關注與期待而帶來更多挑戰。如同宇文所安這樣“文化上過分嚴厲的審視者”[13](P29)并不少見,他們都在注視并解讀著中國。

不可否認,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深受20世紀末的西方詩歌潮影響。無論是紅極一時卻影響持久的朦朧詩,抑或更具先鋒色彩的“第三代”詩,其形式與內容上對西方現代詩的借鑒都非常明顯。意象派、芝加哥派、黑山派、自白派等西方詩歌流派不斷譯介進國內,自由體詩風格影響了一大批試圖擺脫傳統桎梏、尋求新的表達方式的中國詩人,這些詩人里,就有北島這樣長期旅居西方的“異鄉詩人”,異國文化環境的浸染,使得他們受到西方的影響更深。與此同時,中國現代詩的詩律建構甚至要更早——20世紀20年代開始,即有聞一多、饒孟侃等人對新詩格律問題進行討論,此后亦有朱光潛、何其芳、卞之琳等學者和詩人提出自己的觀點,“新格律詩”倡導、詩歌形式問題論爭等中國新詩史上的“大事件”即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然而,詩歌的“格律”(meter)與“節奏”(rhythm)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中國學者所探討的詩歌格律,實際上更偏向于西方的節奏,亦即哈特曼(Charles O. Hartman)在《自由詩的韻律》(FreeVerse:AnEssayonProsody)一書中所提出的自由詩拋開格律后仍然具備的“韻律”(prosody)。這樣的“韻律”具有非固定、一次性的特征,中國學者的例證來源與實踐模仿對象大多來源于西方文本。例如,郭沫若使用泰戈爾、惠特曼等人的詩歌范例來論證自己的“內在韻律”理論,聞一多亦采用“音尺”等西方傳統詩歌理論來對自己的“新詩格律論”加以支撐。這些前輩學人的理論探討加之詩人借鑒西方詩歌后的創作實踐,使得中國現代詩看上去的確與西方詩歌密不可分。

但正因如此,中國現代詩并非徹底的對西方詩的復制。在接受影響的過程中,中國現代詩人亦不斷追求著屬于自身和自身所處群體的詩學觀念,這是一場基于中文本身的語言更新。每一種被用作日常交流與文學創作的“活語言”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翻譯文學、音譯外來詞匯等的進入,中文也在不斷地豐富自身。在今天,現代漢語依然是一門非常年輕的語言,它有著尚不成熟和仍未固定的評判標準。然而,正如國內學者王峰所言:“新詩因為過度模仿和過度無視傳統而導致與歐美詩的高度同質化,在某種成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文化自我,這才是宇文所安所不安或憂慮的?！盵14](P28)盡管中國現代詩正在隨著現代漢語的發展而繼續成長,現在就為其下定義和確立地位或許顯得倉促和為時過早,但卻是需要被考慮的事,因為這不僅關乎中國現代詩在世界詩壇的發展前景,更是中國現代文學乃至現代漢語具備獨立性、主體性和民族性的重要保障。如同莫瑞蒂的“樹枝與波浪”比喻:“民族文學是對那些看到樹的人而言的;世界文學是對那些看到波浪的人而言的”[15](P134-135)——即使占主導地位的英語“吞噬”著其他語言,這種“創新活躍的強勢文化對創新頹靡的弱勢文化所產生的覆蓋性或吞噬性的作用”[5](P143)也無法完全掩沒分化出差異來的文化“分支”,這正是民族性不會在世界文學中消亡的證據?；诖?我們應該對中國現代詩歌懷抱信心。

那么,作為“第三世界”東方民族詩歌典型代表的中國現代詩該如何在世界文學之林立足?這是一個值得后輩學人思考和探究的問題。詹姆遜認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盵16](P48)西方文學批評及學術體制長期影響著全球人文學科走向,身處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學及文學研究往往面臨被裹挾的局面,但在此之上尋找自身突破點,立足屬于自己的價值導向與批評視野,并不斷嘗試表達自我的新途徑,中國學人總會找到適合自身也適合時代的新路。而作為創作者的中國作家們,遵從內心聲音,以拋開功利主義概念的“純文學”幫助卸下民族責任感和為世界認可之心理的沉重負擔,或許能夠以更輕松的方式進行寫作。中國現代詩仍然處在成長階段,其中能夠經歷時間淘洗而留存下來的部分必定融合著民族與世界的雙重情感共鳴,為人類精神文明建設留下動人的篇章。

四、結 語

在《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中,葉維廉從古今與中西兩個側面對比評述了中國現代詩存在的問題,并指出在充滿動蕩與變遷的現代中國,詩人所面對的問題和焦慮的事物已與傳統不盡相同?；蛟S我們的確可以將中國現代詩人的創作傾向看作一種主動的“自我他者化”產物——內容上的明白曉暢與意象的錯綜繁復使得詩歌“西化”特征明顯,而這恰是擺脫“文化戀母情結”后催生出的新的表達系統的誕生。20世紀以來,“歐洲中心主義”神話被逐漸打破,政治與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越來越多的“雙語習得者”“多語習得者”促使各國各民族間的交流與互滲成為可能,中國現代詩的西方色彩正如同龐德等英美意象派詩人借鑒中國古詩意象而創作的“中式詩”一樣,都是民族詩歌在世界范圍內互通互鑒的體現;而中國現代詩人從邊緣向中心的努力,正是打破單一文化、通向“異質融合”的重要一環。傳達人類共通情感的詩歌作為現代文學不可或缺的體裁,有待后人繼續探索和創新,關于“世界詩歌”的論爭也始終警醒著致力于為本民族文學進入“世界文學”之林做出貢獻的詩歌創作者。因此,對于中國現代詩的境遇我們或許不必過度擔憂,文學發展規律將公正評判文學史長河中的每一首詩篇。

注釋

① 該文原載《新共和國》(New Republic)雜志,標題為編者所加。

② 2003年,宇文所安于Modern Philology雜志發表了《進與退:“世界詩歌”的問題和可能性》(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oetry”)一文,堅持為自身立場辯護。該文于2006年譯為中文,發表于《新詩評論》。

③ 在這篇發表于2008年的文章中,李清泉以北島《八月的夢游者》《我們》《重影》等詩為例,措辭不無激烈地指出北島的“世界詩歌”“是自由體詩發展過程中的一次精神倒退”,“摻雜了太多的非詩因素,因而沒有自由的情感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