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從文化先鋒到革命羅針

朱少偉

《新青年》是我國近現代一份內涵豐富深刻、影響廣大深遠的雜志，它開啟了民智，振奮了國魂。它最終得以由著名文化月刊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刊物、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并形成綜合性紅色出版機構，絕非偶然。

第一份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刊物

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在上海開會，決定籌建黨組織，并起草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確定通過勞農專政、生產合作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8月，組織正式成立，根據李大釗的意見定名“共產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為了開展宣傳工作，黨組織亟需一份機關刊物。李達曾回憶：“當時黨的上海小組的工作分兩部分：一是宣傳工作，一是工運工作。宣傳方面，決定把《新青年》作為公開宣傳的機關刊物，從八卷一號開始。另行出版《共產黨》月刊（報紙十六開本，約三十二面），作為秘密宣傳刊物?！?/p>

《新青年》（第一卷刊名為《青年雜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滬創刊，系月刊，由陳獨秀主編，上海群益書社發行；此時，陳獨秀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倉路119弄）21號，這里也即編輯部。以《新青年》問世為標志，對中國現代歷史進程具有重要影響的新文化運動興起。

《新青年》創刊伊始，就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1916年冬，陳獨秀赴北京，準備尋找朋友為出版工作籌集資金。恰逢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求賢若渴，經朋友介紹，他決定引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卻表示要返回上海，繼續主編《新青年》。蔡元培希望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去辦，并表示將全力給予支持。于是，陳獨秀接受誠邀，翌年初《新青年》編輯部北遷；1918年1月，成立了編委會。陳獨秀在李大釗、蔡元培、魯迅等的支持下，以《新青年》為重要陣地，為迎接“德先生”（取自英語“Democracy”譯音）和“賽先生”（取自英語“Science”譯音）的到來“狠打了幾次硬仗”（魯迅語）。魯迅在《〈守常全集〉題記》中寫道：“我最初看見守常（按即李大釗）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傊?，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碑斈?，魯迅的《狂人日記》、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等在《新青年》發表后，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時，正值李大釗編輯《新青年》。因而，《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表了顧兆熊的《馬克思學說》，淵泉的《馬克思的唯物論史觀》和《馬克思奮斗的生涯》，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等；尤其是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堪稱中國比較系統地介紹、分析馬克思學說的開山之作，全面闡釋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即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表明，《新青年》開始由主要宣傳民主與科學轉變為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春，陳獨秀在武漢作題為《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改造社會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階級制度。軍閥政府聞訊，準備在他回北京時對其進行逮捕。陳獨秀為了擺脫追捕，重返申城，寓居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路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此系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屋，底層客堂是《新青年》編輯部和開會之處。不久，陳望道、沈雁冰、李漢俊等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同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出版“勞動節紀念號”，篇幅比平時擴大一倍以上，登出孫中山“天下為公”和蔡元培“勞工神圣”的題詞，刊載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10余個城市和地區工人現狀和勞動狀況的調查報告和照片；陳獨秀發表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直陳時弊；李大釗發表的《May Day運動史》，介紹 “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來歷和意義，并向工人群眾呼吁：“起！起??！起?。?！劬勞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們覺醒的日子了！”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后，陳獨秀擔任書記?！缎虑嗄辍泛芸焱瓿筛陌?，從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號起，它實現了一個新的跨越，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第一份機關刊物，仍為月刊，由陳獨秀主編（至年底，他赴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雜志由陳望道負責）；該期封面正中有地球圖案，從東西兩半球伸出兩只強勁有力的手緊緊相握，沈雁冰曾回憶：“這一設計“暗示中國人民與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p>

此時，《新青年》增辟“俄羅斯研究”專欄，連續發表譯稿和原創文章30余篇，介紹蘇俄和共產國際的革命運動情況和建黨經驗，以及列寧的生平和著作等，讓民眾了解共產黨的性質、綱領和組織原則。陳望道曾回憶：“（《新青年》）改組后，我們的做法不是內容完全改，不是把舊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進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進來，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這樣原來寫稿的人也可以跟過來，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們搞點翻譯文章，開辟‘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帶有樹旗幟的作用?！?/p>

同年12月，《新青年》為了抨擊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開展大討論，發表陳獨秀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等，針鋒相對地指出：“中國工業發達雖不如歐美日本”，但“中國無產階級所受悲慘比歐美日本之無產階級更甚”，雖“社會實況與歐美略有不同，發達程度也不同，而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原則卻無有不同”，中國完全有可能“網羅全部勞動者”實行社會主義原則，謀求“政治的經濟的解放”。

第一個綜合性紅色出版機構

在進行改版之際，《新青年》正式脫離上海群益書社，自建單獨的新青年社，《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封面標明“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同時，設立總發行所，由蘇新甫負責。1920年8月9日，上?！稌r事新報》登載《新青年社啟事》，申明“八卷一號，準于九月一日出版”“以后關于投稿及交換告白報章等事與‘上海法界環龍路［老］漁陽里新青年社編輯部接洽，關于發行事件，請與‘上海法大馬路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總發行所接洽”。

新青年社是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紅色出版機構，除了出版《新青年》，也印行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創辦的工人周刊《勞動界》（創刊號封面標明“總經售處上海法［租］界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以及黨組織指導的店員周刊《上?；镉选罚ㄖ恋诹冢?；從1920年秋開始，還陸續推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叢書”，書目廣告列有近10種，實際付梓8種。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書籍為：李季譯、蔡元培寫序的《社會主義史》（“新青年叢書”第一種），陳獨秀、李達等撰的《社會主義討論集》（“新青年叢書”第二種），黃凌霜譯、張伯堅校的《哲學問題》（“新青年叢書”第三種），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新青年叢書”第八種）等。

還值得一提，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叢書”第六種《歐洲和議后之經濟》（“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今譯《和約的經濟后果》），由陶孟和、沈性仁譯，著者為坎斯（今譯凱恩斯），系20世紀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曾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凱恩斯的《和約的經濟后果》于1919年12月出版后，受到列寧的高度重視，他在1920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時，為了證明資本主義矛盾全面尖銳化，提到凱恩斯的名字20余次，也多次引用該書相關數據和觀點，并指出：“如果一方面，群眾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凱恩斯所證實的那樣，在極少數勢力極大的戰勝國中間，瓦解已經開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顯，世界革命的兩個條件都正在成熟?！碑斈?，新青年社出版凱恩斯這部成名作的第一個中譯本，給我國讀者理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本質屬性提供了新資料、新見解，在客觀上有助于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傳播。

當年，上海法大馬路法租界公董局大樓（今金陵東路174號，后拆除重建）頂部安裝有大自鳴鐘；新青年社總發行所在其對面（今金陵東路279號），這里常人頭攢動，大批學生和青年工人頻繁光顧，他們成為早期紅色書刊引領的兩大主要受眾群體，其中的許多先進分子后投身于革命事業。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在滬付排時，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傳過激”為由，到印刷廠將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總發行所，該社不得不遷往廣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

第一份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決議，重新出版《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6月15日，《新青年》在廣州復刊，并另行編號，從原先的月刊改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編。

《新青年》復刊時，瞿秋白發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本刊“當為社會科學的雜志”“當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當表現社會思想之淵源，興起革命情緒的觀感”“當開廣中國社會之世界觀，綜合分析世界的社會現象”“當為改造社會的真理而與社會思想的流派辯論”；并明確表示：“《新青年》的職志，要與中國社會思想以正確的指導，要與中國勞動平民以知識的武器?！缎虑嗄辍纺瞬坏貌怀蔀橹袊鵁o產階級革命的羅針?！?/p>

與此同時，瞿秋白還在《新青年》推出了自己翻譯的《國際歌》。這是《國際歌》首次在我國公開發表，他對“International”的音譯、歌詞的意譯、法文原稿情況等作出說明，并希望“內行的新音樂家，矯正譯者的誤點，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

《新青年》成為第一份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后，政治特色鮮明，文章主題集中，該季刊不設固定欄目，共出版了4期：第一期為“共產國際號”，側重于介紹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綱領文件和相關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經驗；第二、三期，側重于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成果；第四期，側重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幾期發稿50余篇，近半數為譯作，其中除了共產國際決議、會議紀要及赤色職工國際決議，還有不少列寧的文章，如蔣光赤譯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任弼時譯的《中國戰爭》及李仲武譯的《革命后的中國》《亞洲的覺醒》《落后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等。

1924年12月，《新青年》又暫時休刊。翌年4月再次復刊，原定出版月刊，因條件困難實際成為不定期刊，彭述之、羅亦農相繼擔任主編；不定期刊共出版5期，首期是“紀念列寧”專號，隨后推出過“世界革命”專號，還發表了瞿秋白的《列寧主義概論》《實驗主義與革命》等重要文章。1926年7月，《新青年》終刊。

在這一階段，《新青年》仍不負使命，承擔起了系統性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重任。

大革命后期，瞿秋白曾在武漢以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他主編的一套“新青年社叢書”，其中有《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勞動運動史》《共產主義的ABC》《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共產國際黨綱草案》《俄國革命運動史》《列寧主義概論》（今譯《論列寧主義基礎》）等書籍。至1936年，《新青年》還被重印。

綜上所述，可見《新青年》在中共黨史中擁有多個“第一”。它從文化先鋒到革命羅針，完全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作者為上海浦東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大學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責任編輯：林睿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