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九十年德格土司研究述略

余小洪，牛 樂

（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 陜西咸陽 712082）

德格土司是川藏交界地區轄區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大的土司之一，其轄區包括今四川德格、石渠、白玉和西藏江達全境，以及西藏貢覺、青?，敹嗖糠值貐^，是聯結川、青、藏的重要樞紐。20世紀初，國內外學術界對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就已經開始。近年來，隨著“邊疆學”研究的興起，德格土司地區的歷史與文化藝術研究產生了大批成果。本文通過回顧既往研究成果，對國內外德格土司地區研究現狀進行梳理，以期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一、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已近百年，成果較為豐富，可概括為三個階段：民國時期、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至20世紀末、21世紀以來。

（一）民國時期

1906 年，趙爾豐借德格土司兄弟爭襲事件，完成了川邊地區的改土歸流，推動了當地社會發展，促進了川邊史地學的興起。隨著川邊地區的開發，李安宅、任乃強、歐陽無畏等學者根據《德格土司傳》等藏文典籍、漢文志書、奏章、游記，結合民族學調查，奮發潛研，產生了大批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任乃強的《德格土司世譜》。任乃強根據德格土司次旺多吉仁增在道光八年（1828 年）編撰的《德格世德頌》（藏文版）[1]，在李安宅、楊質夫的幫助下訂正歐陽無畏的翻譯版本，后詢德格家臣、德格還俗喇嘛，并與謝國安、劉立千諸先生進行研討，撰成《德格土司世譜》[2]一文，該文較為全面地介紹了德格土司家族的興衰。

在這一時期，《康藏研究月刊》《川邊季刊》等刊物也刊登了大量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的文章。例如，范仲三《西康德格土司政治形態的近代研究》[3]論述了德格土司的政治演變和政治組織體系。范昌源《德格土司描寫》[4]從疆域、組織等多方面介紹了德格土司地區的具體情況，梳理了德格土司的發展脈絡。主題、內容與該文相似的有1938 年文階《德格土司的過去與現在》[5]和1943 年魏光文《德格土司之今昔》[6]。無畏《德格土司世傳譯記》[7]記述了德格土司的傳承譜系。李安宅《德格土司的歷史與人口》[8]敘述了德格土司的簡要歷史，指出土司和寺院間的因果關系。王子范《德格土司之歲入》[9]考察了德格土司復職后的歲入。任乃強《“藏三國”的初步介紹》《關于“藏三國”》和《關于格薩到中國的事》三篇文章，均論述了德格土司與格薩爾的關系。[10]

這一階段的研究，不僅包括德格土司的歷史沿革，還大量涉及德格土司地區的宗教、社會等風土民情，為德格土司地區研究奠定了基礎，參考意義較大。

（二）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至20世紀末

和平解放初期，為和平解放川西涉藏地區和西藏，許多學者積極獻言獻策，如任乃強通過對民國西康地區社會情況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議。為解決進軍西藏缺少地圖的問題，任乃強主持繪制地圖，為和平解放西藏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國家組織大規模的社會歷史調查，有關德格土司地區的內容詳見《德格地區社會調查報告》[11]等，這些調查報告較為全面地記錄了德格土司地區的相關資料，梳理和分析了德格土司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等各方面的情況，對德格土司地區研究具有深遠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取得諸多成果，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這一方面專文研究較少，多是文內涉及德格土司，如：都淦《四川藏族地區土司制度概述》[12]、徐銘《清末川邊藏區改土歸流初探》[13]、李茂郁《試論清末川邊改土歸流》[14]、程賢敏《改土歸流與康區社會》[15]等均涉及德格土司。二是德格印經院。谷川《德格印經院概述》[16]分別論述了德格印經院的歷史沿革、經營管理、印制過程和版本情況等。三是土司轄區的宗教與藝術。杜永彬《德格土司轄區的政教關系及其特點》[17]通過分析德格土司的宗教政策和土司與寺廟的結盟，證明德格地區的政教關系是政教同盟。通拉澤翁、楊健吾《八邦寺暨歷代司徒活佛》[18]簡要介紹了八邦寺的歷史和歷代司徒活佛。楊健吾《藏傳佛教寺廟經濟的變化——四川甘孜、德格兩縣寺廟經濟活動的調查》[19]論述了民主改革前甘孜、德格兩縣寺廟的經濟活動狀況及發展趨勢。崔炳元《德格印經院的三份樂譜》[20]簡單介紹了《查巴》《俄雍》《統欽》三份樂譜。李光德《德格印經院＜兵舞＞音樂及其他》[21]探討了兵舞的音樂及表演形式等。盧光《德格藏戲音樂》[22]分析了德格藏戲的背景與音樂。

此外，1990 年杜永彬在《德格土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23]中，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德格土司研究取得新進展，并涌現出一批水平較高的論著，并將其分為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土司轄區宗教與藝術、德格印經院、漢藏文獻整理出版、《格薩爾王傳》與德格土司的關系五個方面，內容較為詳細，本文不再贅述。

此后十年間，相關研究成果仍不斷涌現，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土司地區的政治與經濟。杜永彬《論德格土司的特點》[24]指出土司轄區內自然經濟和政治的特點，論述了轄區內政教關系是“政教聯盟”。楊嘉銘《甘孜藏區封建農奴制下的政教關系》[25]以德格土司為例，探討了甘孜地區封建農奴制下的“政教合一”體制。張江華《德格土司及其轄區的社會經濟結構》[26]以德格土司為背景，探討了轄區內的社會經濟結構。

二是土司地區的宗教與文化藝術，大致又可分為宗教文化、藝術文化、民俗文化等。第一，宗教文化方面：根旺《德格佛教文化中心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27]指出德格地區宗教事業發達與德格土司的培植、各教派的興旺密不可分，分析了德格佛教文化中心的特征。杜永彬《德格土司轄區獨特的宗教格局》[28]從地理、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論述了德格土司轄區獨特的宗教格局。劉先毅《藏傳佛教的特異區域》[29]探討了德格地區五大教派并存的宗教格局，并闡述了這種格局的形成原因及其對政治的特殊作用。朱麗霞《試述寧瑪派與西藏幾大政治勢力的關系》[30]和《淺析寧瑪派在西藏中世紀的活躍因素》[31]論述了寧瑪派與德格土司、五世達賴、頗羅鼐三股勢力間的緊密關系。第二，藝術文化方面：張松琴《藏族藝苑中的奇花——四川德格藏戲》[32]敘述了德格藏戲的歷史淵源和劇目、演出、劇團等內容。第三，民俗文化方面：噶瑪降林《德格地區的禁俗》[33]簡單介紹了德格地區的各種禁忌。除上述三類外，研究德格地區藏族文化的文章也有很多，如1993 年劉先毅《德格地區藏族文化的源流及特色》[34]從宗教文化、民間文化、土司文化、貴族文化和語言文字四個大類，全面認識德格地區藏族文化，它繼承和發展了西藏優秀文化，并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和特色。楊嘉銘《德格——雪域藏族文化中心論要》[35]論述了德格成為藏族文化中心之一，與《格薩爾史詩》的凝聚力、藏傳佛教高僧的影響力、《甘珠爾》和《丹珠爾》編撰過程中的聚慧及精品效應有著密切關系，并且對藏族文化作出貢獻。

三是德格印經院。索文清《德格印經院藏文典籍的印刷與出版》[36]對德格印經院的藏文典籍、印刷與出版進行了簡單介紹。噶瑪降村《淺談德格印經院及其印版》[37]論述了德格印經院的建筑與制版歷史、現存印版與畫版、資料的整理與利用和印經院的維護與管理?？傊?，20 世紀最后十年的研究成果仍主要集中在上述三個方面。

值得格外提及的是，大量論著和檔案的出版為德格土司地區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其中，《德格土司傳》（藏文版）的出版，使許多藏族學者撰寫出大量藏文論著，如慈成仁欽《德格丹珠爾目錄》（藏文版）[38]、噶瑪降村《德格史話》（藏文版）[39]、扎西、項秋曲批、頓堆等合著《德格文史》（藏文版）[40]，以及《國王修身論》[41]等藏文書籍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德格土司的研究。同時，《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42]《近代康區檔案資料選編》[43]《清代藏事奏牘》[44]《元以來西藏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45]《西藏檔案資料選編》[46]等大量檔案的整理出版，也有力促進了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

與民國時期相比，這一階段的研究更加深入，德格土司研究進一步發展，但研究的薄弱之處也較為明顯，研究者多利用二手漢文、藏文文獻，對于一手藏文文獻利用不足，并且對于歷代德格土司、德格地區文化名人、德格地區社會經濟情況，以及德格土司與周邊土司的比較研究較少。

（三）21世紀以來

21 世紀前十年，學術界提出了“康巴學”的概念，大量關于此方面的研究涉及德格土司地區。到第二個十年，由于邊疆治理的需要，包括德格土司在內的邊疆研究蓬勃發展。在這一階段，國內學術界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進入深化階段，通過對相關研究成果的梳理，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這一方面專文研究仍然較少，多是文內涉及德格土司，如：岳小國《清代鄂西與川邊改土歸流之比較研究——以容美土司與德格土司為例》[47]、賈霄峰《藏區土司制度研究》[48]、劉嬌艷《清嘉慶二十五年至二十世紀末四川藏區的政區變遷》[49]、達巴姆《1950年以前之康區土司制度綜述》[50]和陳潘《康區土司制度研究綜述》[51]等。此外徐君《固邊圖藏：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52]總結趙爾豐川邊經營的經驗，對現代建藏、治藏具有借鑒意義，是研究清末改土歸流的重要著作。

二是德格土司地區的政教關系。這一方面專文研究增多，文內涉及德格土司仍較多，如：陶昕《民主改革與四川德格土司轄區宗教變遷研究》[53]介紹了德格土司轄區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宗教格局，論述了民主改革前的政教關系特點，并闡述了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的變化與宗教變遷的關系。卓瑪青措《權威與聲望：康北地區土司制度下的社會機制考察》[54]從歷史人類學視角，探討林蔥土司與德格土司之間的聲望符號競爭，分析兩大土司的“政教關系”，解讀格薩爾文化內涵與這一區域聲望競爭的社會機制。李藝琳《剛柔并濟：德格土司內外策略的人類學分析》[55]從歷史人類學視角，通過“外部策略”和“內部策略”兩個維度，即對外與中央王朝、西藏地方政府的關系，對內德格土司通過更慶寺、印經院等名震一方，討論德格土司“剛柔并重”的動態生存策略。卓瑪青措《甲波的聲望：基于嶺·格薩爾王史詩與林蔥、德格兩土司關系的民族學研究》[56]介紹兩大土司家族的背景，論述嶺甲波的卡理斯瑪來源，分析兩大土司家族展開的聲望競爭關系。此外王獻軍《試論甘青川滇藏區政教合一制的特點》[57]、王永康《民國西康藏族土司與宗教論析》[58]和賈霄峰《民國時期西康地區政教合一社會管理模式下的社會管理機制研究》[59]等也有涉及。

三是德格印經院。澤爾多杰《木與紙構筑的不朽傳奇——德格印經院歷史與雕印技藝》[60]敘述了德格印經院的歷史和傳統印刷技藝。何文?！段幕z產空間的整體性——對德格印經院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調查》[61]從文化遺產保護視角將德格印經院與更慶寺、原德格土司新官寨等結合起來置于文化遺產保護下進行考察。白晗《甲波的不朽——德格印經院與德格土司的聲望競爭》[62]從人類學視角理解德格土司政權的強盛與印經院修建的關聯，并討論印經院在德格地區文化中發揮的作用。巴多《德格印經院創建及擴建過程考》[63]探討了德格印經院的創建歷程。麥賢敏《三維激光掃描在文物建筑保護中的應用——以德格印經院為例》[64]利用三維激光掃描技術，了解德格印經院的建筑特征，為德格印經院的數字化保護提供技術支持。

四是德格土司地區的宗教與藝術。這一方面專文研究較多，部分為文內涉及，如：胡昌升《藏傳佛教在甘孜州德格地區的歷史、現狀及對策——德格地區藏傳佛教的調查和分析》[65]通過對德格地區藏傳佛教的調查研究，指出其發展現狀并提出措施。楊嘉銘《四川藏區藏傳佛教的基本特點》[66]通過四川藏區的三個史證：德格土司轄區石渠“卓瑪拉康”的修建、毗盧遮那在四川藏區的弘法、10 世紀末在鄧柯一帶形成了一個康區佛法弘傳中心，得出四川藏區藏傳佛教的基本特點。公保才讓《寧瑪派在德格地區的傳播》[67]闡述了寧瑪派在德格地區傳播的緣由，分析了寧瑪派對構建德格地區和諧社會的積極影響。姚婧媛《19 世紀德格地區宗派無偏向之成因研究》[68]簡述了宗派無偏向的主要內容和宗教根源，探討了宗教精英人士和德格地區對宗派無偏向的影響，并指出格魯派對宗派無偏向的促進作用。施義《德格地區苯教寺院歷史與現狀研究》[69]從法會、供奉神系和組織管理等方面對德格地區苯教寺院歷史和現狀進行梳理，闡明德格苯教的基本情況和特征。楊環《噶舉派在甘孜德格八邦寺的重建和發展》[70]論述了18世紀初，司徒·曲吉迥乃在德格土司曲吉·登巴澤仁的支持下，重建八邦寺，噶舉派得以重振。范召全《藏傳佛教在康區傳播與發展歷史三段論》[71]論述了康區（含德格土司）藏傳佛教的發展史。王開隊《康區藏傳佛教歷史地理研究》[72]論述了康區（含德格土司）藏傳佛教的時空規律、主要特征及在藏傳佛教文化圈的歷史地位。王田《文化生態視野中的德格噶瑪嘎孜畫派》[73]從德格、八邦寺和現代環境三個層次討論了噶瑪嘎孜畫派的文化生態。于一《四川德格藏戲》[74]論述了德格藏戲的誕生以及演劇藝術、音樂和演出習俗。扎西措《康德格格薩爾文化研究》[75]運用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對德格格薩爾文化的概念、特點、形成原因、學術價值及社會功能進行分析。倫珠多吉《試析更慶寺格薩爾唐卡》[76]分析了更慶寺格薩爾唐卡所反映的格薩爾與蓮花生、赤松德贊、山神崇拜與煨桑節間的淵源關系。達瓦拉措《初探“德格卓且”的藝術文化特性》[77]通過對“德格卓且”的起源、表演形式、唱腔、舞蹈結構及唱詞、服飾等方面的考察，探析“德格卓且”的文化內涵。

五是德格土司地區的歷史人物。這一方面主要為專文研究，偶有文內涉及，如：黃全毅《甘孜名人：司徒·曲吉迥乃》[78]介紹了司徒·曲吉迥乃時期的德格土司，并敘述了司徒·曲吉迥乃的生平和文化功績。秦和平《從反對土司到接受民主改革——關于夏克刀登的研究》[79]闡述了夏克刀登的傳奇人生，認為夏克刀登在甘孜地區現代史上起著重要作用。德吉卓瑪《論貢珠·云丹嘉措的歷史功績》[80]介紹了貢珠·云丹嘉措的人物生平，分析了他對藏族傳統文化的貢獻。李晨升《工珠·云丹嘉措與19 世紀康區的政治、宗教和社會——以藏文傳記的記述為中心》[81]敘述了工珠·云丹嘉措的人生經歷，闡明了藏文傳記的價值。才讓先《絳陽欽則旺及其他的“宗派無偏向”思想研究》[82]敘述了絳陽欽則旺的生平，分析了他的“宗派無偏向”思想的產生背景和體現。桑吉杰《司徒班欽·曲吉迥乃其人其事》[83]記述了司徒班欽·曲吉迥乃的生平、事跡、成就、?？苯洉?、著書立說的情況以及學者們對他的評價。玉珠措姆《二十世紀康區政治強人夏克·刀登的崛起》[84]以夏克·刀登在政治中的崛起為例，探討了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康區出現的新精英階層。澤仁翁姆《康區末代女土司——降央伯姆》[85]論述了降央伯姆的生平、婚姻實質、與寺院的關系和歷史功績。萬代吉《權利、秩序與人生——民國時期德格頭人夏克刀登其人其事》[86]敘述了夏克刀登的人生經歷，探討了邊疆社會在民國時期制度重構的過程。加羊才讓《司徒班欽·卻吉迥乃的翻譯功績研究》[87]論述了司徒班欽·卻吉迥乃翻譯事業的發軔，及對譯本的譯文和特點進行分析。玉珠措姆《康區“三魔女”，還是“康區三度母”——近代康區婦女精英研究》[88]闡述了孔薩·央金堪珠、夏克·澤旺志瑪、甲日·其美志瑪三位女性的生平，指出在各土司統治區域割裂、分權的性質為女性領袖提供施展政治才能的空間。孫頔樹《工珠·云丹嘉措及其宗派無偏私思想研究》[89]介紹了工珠·云丹嘉措的生平，分析了工珠·云丹嘉措宗派無偏私思想的起源、發展和轉變，并回顧了西方建構的“利美運動”。洲塔、玖瑪草《吐蕃噶氏家族發展考述》[90]從吐蕃時期、入唐后、宋明時期和明代以后四個時期，分析噶氏家族的興起和沒落。洛絨濤格《居·彌旁“利美觀”研究》[91]介紹了居·彌旁的家族和生平，分析了居·彌旁的“利美”著作和“利美”觀。姚婧媛《司徒班欽文集解題目錄》[92]對著述內容及其歷史信息進行了梳理。馮智《雍正年間八世司徒云南之行及其文化交流——基于＜八世司徒傳＞史料研究》[93]通過對史料進行分析，論述八世司徒云南之行的意義。石碩《18世紀西南邊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以司徒班欽三赴麗江為例》[94]通過分析司徒班欽三赴麗江的歷史貢獻，探討西南邊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關系。木仕華《論司徒班欽·確吉炯乃的三次麗江之行》[95]論述了司徒班欽·確吉炯乃三次麗江之行產生的深遠影響。這些文章分別論述了司徒·曲吉迥乃、夏克刀登、貢珠·云丹嘉措、絳陽欽則旺、降央伯姆等歷史人物的生平、思想、歷史功績等內容。

六是德格土司地區的重大事件。這一方面主要為專文研究，偶有文內涉及，如：郭偉《淺析德格土司及“德格土司爭襲案”》[96]討論了德格土司的起源及承襲制度，剖析了“德格土司爭襲案”。余小洪《新見西藏江達朗貢巴草場確權文告的釋讀與研究》[97]通過對文告內容的分析，可知與康區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密切相關，反映出德格土司、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間的博弈和權利格局的變遷。余小洪《“德基”印文考釋——兼談康藏地區“德格基巧”的設置與變遷》[98]論述了“德基”的機構沿革和管轄范圍以及首任德基瓊讓，反映出近代康區發生的重大事件，同時“德基”印文的發現，為西藏及康區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物資料。張軍《清末民國多邊格局下康區精英的主體性研究——以康藏糾紛、土司復辟和康人自治為主線》[99]討論了在康藏糾紛、土司復辟和康人自治等歷史事件的背景下，康區精英群體的主體能動性對這些事件的影響。鄧秋琳《民國初期康區土司復辟及其原因探析》[100]分析了康區土司復辟的原因，全面地認識民國時期康區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

七是漢藏文獻的整理、出版與研究。近年來，陸續整理出版的漢藏文獻有：《康藏糾紛檔案選編》[101]《西藏文史資料選輯》[102]《康區藏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輯要》[103]《清末民初藏事資料選編》[104]《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105]《西藏地方近代史資料選輯》[106]《工珠·云丹嘉措傳》（藏文版）[107]《噶陀司徒班欽文集》[108]《清代西藏地方檔案文獻選編》[109]《西南地區土司法治文獻選編》[110]和《德格土司傳記匯編》（藏文版）[111]等，其中《德格土司傳記匯編》（藏文版）論述了歷代德格土司的社會地位和貢獻，講述了德格地區的民俗文化和風土人情等，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這些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為德格土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時，對于漢藏文獻的研究性論文也明顯增多。楊毛措《居米旁大師的王權學說——＜國王修身論＞釋讀》[112]論述了《國王修身論》的成書背景、年代、體例等，從中分析了國王的分類和權利關系的建構，解析了《國王修身論》所涉及的四大問題。噶瑪降村《淺析＜三體合璧般若波羅蜜多經八千頌＞版本特征》[113]分析了《三體合璧般若波羅蜜多經八千頌》的版式特點、歷史意義、內容與影響等。王瑜潔《歷史語境與文化意圖：勞蘭·露絲·哈特利英譯＜國王修身論＞研究》[114]介紹了譯者的基本信息，分析了譯文的特征與意義。多杰才旦《僧俗交往與地域交流：＜俄爾堪欽·班丹曲瓊自傳＞的史料價值》[115]論述了《俄爾堪欽·班丹曲瓊自傳》的版本、成書介紹、材料來源、內容結構和史料價值等。

八是其他方面。除上述內容外，關于德格土司的研究還體現在法律制度、聚落城鎮和人口發展、民間習俗、檔案保護等方面。第一，法律制度方面文章有：索南才讓《試談四川德格成文法與藏傳佛教及西藏地方傳統成文法之間的淵源關系》[116]論述了德格土司制定的十三條成文法與歷代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藏傳佛教戒律之間的內在聯系。旦珠扎?！兜赂癫貐^“賠命價”習慣法研究》[117]以德格地區“賠命價”習慣法為例，考察其歷史沿革和現實表現，對其存在的問題、成因、價值做出分析。第二，聚落、城鎮和人口發展方面文章有：楊炎為《“磁體”與“容器”：四川藏區德格城鎮空間形態的形成及演變探析》[118]以自然、社會環境為背景，按照歷史發展進程對德格地區城鎮的形成、演變及形態特征進行分析，從而對德格縣更慶鎮傳統聚落的保護與發展進行思考。王海港《西康德格藏族人口增長研究》[119]運用現代理論和方法，論述了20 世紀40 年代德格藏族人口的變化趨勢。第三，民間習俗方面的文章有：扎西措《文化人類學視野下探討“活鬼”文化現象——以德格縣中扎科鄉為例》[120]剖析了“活鬼”文化現象的內涵和產生原因。第四，檔案保護方面的文章有：宋欣《基于科技檢測的德格土司官府與民間文書制成材料對比分析》[121]利用顯微鏡、XRF、FTIR 等科技檢測，對比分析德格土司官府與民間文書的制成材料。此外，還有研究民國時期調查報告的文章，如田利軍《李安宅、于式玉對民國川西北及德格土司頭人的調查與特點》[122]梳理李安宅、于式玉在川西北等地的調查報告，指出他們對川西北及德格土司頭人調查的特點與局限。

綜上所述，21 世紀以來，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研究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深化發展，尤其是德格土司地區的宗教與藝術研究較前一階段更為深入。此外，有關德格土司地區研究也發生一些可喜的變化：一是研究思路的變化，流行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為視角，觀察晚清民國時期德格土司地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的動因；二是漢、藏各族學者大量使用一手藏文文獻、外文文獻，研究遠較前一階段深入；三是關于德格土司地區文物、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研究開始增多；四是關于歷代德格土司、頭人、德格地區歷史文化名人的研究開始增多；五是大量漢文、藏文歷史文獻結集出版，為德格土司地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六是許多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德格土司地區，或主要內容涉及德格土司地區，這些可喜的變化很好地填補了前一階段德格土司地區研究的薄弱之處。

二、國外研究現狀

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研究的外文成果也十分豐富，其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社會與歷史研究，及以德格印經院為代表的宗教與藝術研究等方面。

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社會與歷史研究，主要文章有：捷克藏學家Josf Kolmas《德格土司世系史》論述了德格土司家族的世系，把德格土司地區研究擴展到了國外。[10]Lauran Hartley《十九世紀晚期德格王國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利美”視野下的政治聯盟與宗教權威》[123]分析了德格土司的政治、經濟組織結構，指出德格地區的政教特征是對佛教宗派持平等對待態度，并且在康區普遍存在。Rinzin Thargyal《東部藏區的游牧民：德格王國的社會組織和游牧經濟》[124]全面描述了德格地區的游牧經濟和社會組織，論述了西藏社會關于封建主義或農奴制的人類學討論和政治主張。Leonard W.J.van der Kuijp《德格家族歷史的兩個早期資料》[125]指出清代大量官方文件自德格送至北京的史實，論述了德格在清朝對四川的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126]此外，在論及康區歷史與社會的論著中，也多直接或間接涉及德格土司。例如，Xiuyu Wang（王秀玉）《中華帝國最后的邊疆：晚清的四川藏邊地帶》[127]通過對鹿傳霖、趙爾豐等人的施政方針進行分析，關注四川地方政府與康區寺院間的武裝沖突，考察風雨飄搖之際清政府對康區的治理。Peter Schwieger《達賴喇嘛與中國皇帝：一部關于轉世的政治史》[128]論述了和碩特蒙古作為達賴喇嘛甘丹頗章政權的協同奠基者的功用。William M.I.V.Coleman《漢藏邊地的國家構建：1842-1939 年間的中國擴張與巴塘本土勢力》[129]通過關注地方土司、宗教領袖及駐藏官員發揮地方權威，重申清代駐藏官員對藏地基層的社會、宗教和行政組織產生影響。

關于德格印經院及德格地區宗教與藝術方面的論著也十分豐富，主要文章有：Rémi Chaix 的《18世紀德格印經院的建設與工人酬勞》[130]通過一系列的圖表對比，指出德格印刷業建筑與裝修工程的酬勞一般以貨物、茶葉和青稞結算。Kurtis R.Schaeffer 的《西藏書籍文化史》著眼于文化機構，論述了17、18 世紀崛起的德格與卓尼憑借發達的印刷業成為極具競爭力的文化中心，并在文化層面給拉薩造成了壓力。

同時，民國時期外國人在康區的游記類論著也值得重視，如法國傳教士古純仁的《川滇之藏邊》[132]和《旅居藏邊三十年》[133]，妮爾的《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134]，W.W.福格森的《青康藏區的冒險生涯》[135]，赫伯特·斯蒂文的《經深峽幽谷走進康藏》[136]等。

綜上所述，這些外文論著的特點是大量使用一手藏文文獻或實地田野調查資料，擅長使用諸如“星云社會”“佐米亞”“中間地”等理論來闡釋相關問題[137]，其視野獨特，論述較為深入。

三、展望

近九十年來，關于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經歷了從起步到發展再到不斷深化的過程，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德格土司地區研究也面臨著許多挑戰：一是許多重要文物、檔案資料長期藏于深閣，沒有得到發掘與公布，這制約了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因此要加強對重要文物、文獻、檔案資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彌補研究資料上的不足，這對德格土司地區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二是許多重要問題的研究仍停留在宏觀層面，細節難以深入，因此要擴展研究視角，不斷深入細節研究，展開專題研究，進行個案分析，使研究擴展到德格土司的方方面面。此外，加強國內外學者間的交流，對推進德格土司研究的不斷深化也具有重要意義。幸運的是，隨著西藏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以及西藏古籍等紙質文物普查工作的推進，有關文物資料逐漸面世，尤其是2017 年《清代西藏地方檔案文獻選編》[92]等的出版，為探討德格土司的歷史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