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農牧交錯帶與北疆文化研究

崔思朋

(內蒙古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中華文明世代相承、歷久彌新、不斷發揚光大,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指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盵1]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反復強調:要“聆聽時代的聲音”,進一步“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并最終“引領時代”。 在2016 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當下中國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時代環境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 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盵2]“北疆文化”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并結合內蒙古特殊性提出來的。

“北疆文化”作為一個現代概念,所指地域范圍以今內蒙古地區為主但又不止于此,在歷史上其涵蓋地域范圍隨著歷朝歷代疆域變遷呈現出波動性的地域分布特征,在這里我們可以將其籠統地概括為“北部邊疆”。

目前北部邊疆(以今內蒙古地區為考察范圍)已發掘的人類及人類文明歷史從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大窯遺址到青銅器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與朱開溝文化,跨越了數十萬年,同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一樣擁有著悠久的人類文明。 秦漢以后,伴隨著中國疆域不斷拓展及逐漸穩定,越來越多的民族融入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內,但中國邊界處多分布有高原、山地、沙漠及海洋等多種自然實體,使中國疆域呈現出相對封閉的空間特征。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中國文明之所以能綿延久遠一脈相承,一個很重的原因在于地理方面:中國文明與其他人類文明分布區相隔絕的程度堪稱舉世無雙。 在大部分時間里(除元朝外),中國疆域四周一直被山脈、沙漠和遼闊的太平洋所阻隔。 這種相對獨立的地域空間的意義在于,它使中國人能夠在極少面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獨立地發展起來了自己的文明。[3](359)中國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導致邊海與邊高原地區成為古人難以逾越的天然障礙,使中華文明得以一脈相承,發展至今。

中國疆域東南西北各不同的方位邊界地帶差異顯著,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北部邊疆作為一條狹長的草原帶橫亙于中國北方,這一地區出現了諸多以游牧見長的草原民族。 這些草原民族在歷史上與中原王朝之間產生了曠日持久的碰撞與交融的歷史,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極為深遠,故韓茂莉指出:在中國疆域發展變遷過程中,唯有北方農牧交錯帶的正北方、西北方,那些非農耕民族的生存地區成為大部分歷史時期中國疆域伸縮的主要地帶,以疆土為背景的武力爭雄與文化交融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這一地帶上演的歷史主劇目,[4]且深深地融入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

放置于全球視野來看,北部邊疆及其以北地區是歐亞草原帶。 歐亞草原帶十分遼闊,從東亞的中國東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歐的匈牙利。 這一地帶也是歷史上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在大航海時代之前,盡管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美洲地區的人類文明和商業經濟也都出現了繁榮發展現象,但基本上是處于所屬各自大陸地區的內部交流狀態,仍是區域性的商業模式。 但在歐亞大陸(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區)內部,由于草原絲綢之路的存在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補充,跨越洲際的聯系更加緊密,由此導致歐亞大陸內部的商品貿易交流相比于其他地區也更加發達。[5](34)此外,生活在歐亞大陸草原帶的游牧民族也與鄰近的農耕民族之間存在對立沖突,受到游牧不穩性的影響,那些“靠大草原養活的游牧民們總是趕著他們的牧群,到處遷徙,并隨時準備著,一有機會,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達和羅馬的財富。 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創造了歐亞大陸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則便利了這些文明之間的接觸和聯系”[6](59)。 這種草原游牧民族與鄰近地區農耕民族之間的對立沖突在北部邊疆最為顯著,各民族的碰撞與交融也直接體現在北方農牧交錯帶的發展變遷方面。

北方農牧交錯帶既是秦漢以后中國疆域向北方及西北方伸縮的歷史舞臺,也是中原王朝進行邊疆治理的重要區域。 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北方農牧交錯帶范圍因中原王朝與北方草原政權之間的勢力強弱變化而有所波動,由此也影響了北部邊疆的地域分布。 但中原王朝的北部邊疆始終能夠堅守在400mm 等降水量線決定的北方農牧交錯帶一線。 縱觀古代中國疆域變遷情況,即使是國力最弱時期的中原王朝,國家能夠堅守的北部地區的疆域底線不是軍事要塞與鎖鑰之地,而是農業生產能夠持續進行的最基本地帶——400mm等降水量線。 換句話說,400mm 等降水量線既是中原王朝能夠堅守北部疆土的底線,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長點,與這條界線相關的疆域伸縮變遷貫穿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4]400mm 等降水量線還是決定北方農牧交錯帶形成與歷史時期地域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 但在自然條件決定的北方農牧交錯帶分布范圍基礎上,農牧民族之間勢力消長又將農牧交錯帶范圍進行重新劃定,這是決定歷史時期農牧交錯帶實際范圍分布的關鍵。[7]

北方農牧交錯帶是秦漢以后各中原王朝與草原民族碰撞與交融的核心地帶,是雙方爭奪的焦點,中原王朝與草原民族在此區域進行了兩千余年的拉鋸戰。 在秦漢至明朝期間,北方邊疆多徘徊在400mm 等降水量線決定的北方農牧交錯帶沿線。 清朝建立以后,清前期統治者注重開發邊疆,大大改變了“重中原,輕邊疆” 的治國理念,[8](105)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在西北軍事行動的勝利,中國疆域成功地實現了跨越北方農牧交錯帶并持續向北及西北拓展,對其進行了有效控制。這對中國疆域的形成與發展有重要意義。 直到19 世紀40 年代西方列強開始通過不平等條約瓜分中國疆土之前,清朝疆域不僅遼闊而且完整。因而北方農牧交錯帶在歷史上不僅僅是中原王朝實際控制疆域的邊疆地帶,更是各中原王朝疆域拓展及與周邊民族碰撞與交融的核心區域。 這一過程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對中國遼闊疆域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意義重大。

以今天內蒙古地區為主體區域的北部邊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歷史上,生活在北部邊疆的各個民族在碰撞與交融過程中(既包括生活在北部邊疆的諸草原民族之間,也包括草原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之間)推動了中國遼闊疆域及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尤其是到了清以后,隨著漢、回等民族移民的大量遷入并與當地蒙古族及其他民族深度交融,逐漸形成以漢族為人口主體、以蒙古族占少數民族人口多數的多民族共存的社會狀態。 這是今天內蒙古地區多民族聚居的基礎。 而北方農牧交錯帶正是上演諸多民族之間碰撞與交融歷史的舞臺。 從地理方位上來看,北方農牧交錯帶與明長城大致處于相同位置;從社會景觀上看,農牧交錯帶是農耕與游牧兩種不同環境相結合的過渡地帶,也是農耕與游牧兩種經濟生活方式的結合部。 歷史上,發生在農牧交錯帶的戰事,屬于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軍事對峙與武力沖突,不同于農耕區內部的沖突。 民族的分異,首先表現在依賴不同自然環境而建立的經濟生產及生活方式,其后才是習俗與宗教上的差異。 由于農田與草原的自然環境分異,“農耕區的西北、東北先后成為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紇、鐵勒、薛延陀、沙陀、吐谷渾、黨項、蒙古以及濊貊、肅慎、挹婁、夫余、烏桓、鮮卑、室韋、庫莫奚、豆莫婁、烏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滿等非農業民族或部族的活動區域”[9](299)。

在中國遼闊的邊疆地帶,北部邊疆及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各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最為深遠。歷史上,在北方農牧交錯帶內同中原王朝之間出現碰撞與交融歷史的諸多草原民族中,有些已經消亡或是遷徙異地,但他們同樣也是構成中國遼闊疆域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了其他邊疆地區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北疆文化”品牌的構建離不開對北方農牧交錯帶的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