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型人工智能的生存論反思:人是理性的存在

孫岱瑄,趙 松

(1.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2;2. 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山東 曲阜 273165)

“人工智能”這一名稱本身就暗含了一種哲學理解,即把人的智能當作人的本質力量,認為復刻人的智能就能達到甚至超越人的能力。 因此,致力于打通哲學和人工智能之間壁壘的哲學家和人工智能科學家近乎全部著眼于認識論,“人類心智的本質已成為現代科學關注的第四大問題,與之相應的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隨之誕生……”[1](1)無論人工智能科學家和哲學家們從心靈哲學、分析哲學、現象學、科技哲學、認知心理學等哪一種哲學流派出發,認知科學一直處在哲學和人工智能跨學科研究的核心地位。 肖峰教授斷言:“人工智能就是認識論?！盵2]但認知科學屬于認識論范式,它始終帶有近代哲學“我思”的意識哲學和理性主義的痕跡,囿于認識論的二元對立框架,無法解決主觀的思維如何通達和切中思維之外的客觀存在的問題。 因此,把認知科學作為哲學和人工智能的內在聯系實質上是把人工智能建立在了一個并不牢靠的根基之上。 哲學在根底上作為關于對人之存在方式進行自覺反思的學說,其和人工智能的最根本的聯系是在生存論層面上,即對人的存在的認識。 人工智能諸范式的形成都依賴于如何理解智能,而人們對智能理解的偏差歸根結底在于對人的存在的認識的不同。

一些學者從無身認知、機械論、還原論、形式化、表征主義等不同角度對認知型人工智能和作為其認識論的心智計算理論展開了批判,但是,這些批判都在認識論層面,并沒有把握其理論缺陷形成之根源,認知型人工智能的缺陷之所以存在的根源,是其生存論上的錯誤。 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承襲了西方的理性主義傳統,把人視作理性的存在,這種在生存論上對人的認識不僅排斥人的感性、身體、情緒等非理性因素在理性中的作用,而且內含在理性中的追求確定性、必然性的“邏各斯”原則和追求超越性、目的性的“努斯”原則必然發生沖突,其所認為的理性只是近代以來以“邏各斯”為中心的認知理性,其所理解的人是一種抽象的、靜止的、無時間的、原子式的存在,這是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人工智能無法超越人的智能的根源所在。

一、學界對認知型人工智能及其認識論的批判

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行為主義這種分類方法最為常見,“這些研究綱領并不是由人工智能教科書或某一本單獨的人工智能理論著作所提出或定義的,而是在幾十年的發展中通過理論上的爭論、工程上的技術成就等逐漸體現出來”[3]。 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行為主義這三種研究綱領基本上涵蓋了人工智能發展的技術實踐和理論內核,因此我們仍然采用這種最常見的分類方式。 由于人工智能自身就是認知科學的核心學科,因此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行為主義這三種人工智能的研究綱領也分別對應著認知科學中的心智數字計算理論、心智聯結計算理論和具身認知理論三種研究路徑,其中心智數字計算理論和心智聯結計算理論可以統稱為心智計算理論,被稱作認知科學的第一代研究綱領,而具身認識理論則被稱作認知科學的第二代研究綱領。

雖然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有諸多不同,但是它們的歷史關系卻是清楚的,它們共同發端于神經生理學家麥卡洛和數學家皮茨的論文《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4]這篇論文把神經科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和哲學等學科聯系在了一起,對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的出現及認知科學的誕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麥卡洛和皮茨把圖靈的觀點、分析哲學人工語言學派的命題邏輯和神經突觸理論結合在一起。 他們接受了人工語言學派“語言在本質上歸結為邏輯是完全可以形式化”[4]的論斷,認為邏輯的真假值映射到神經元開關活動或心靈狀態0/1 中,因此心靈和大腦活動都是一種計算過程,任何東西只要能用命題邏輯表述,那就能用某種神經網絡和圖靈機來計算。符號主義研究者認為,心靈實際上是一個信息處理系統,這個信息處理系統就是某種形式的計算過程。 而聯結主義研究者則認為,大腦實際上是一個信息處理系統,神經元是微型信息處理器,思維過程就是神經元的激發或不激發的活動,也是一種計算機制。

我們可以看到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研究者所共享的理論前提,即認為心靈或大腦是獨立、封閉的實體,其實質是一個信息處理系統,而思維過程無非就是某種形式的計算過程。 這種智能即計算的理論被稱作“心智計算理論”。 “狹義理解的認知科學,是說它并不是一個研究領域,而只是一種理論假設(doctrine)。 這種理論假設的基礎是心智計算理論(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CTM)——心智/腦是某種類型的計算機?！盵5](3)換言之,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人工智能研究者所秉持的認識論是心智計算理論,狹義的認知科學就是指心智計算理論。 因此,我們可以統稱這兩種學派為認知型人工智能。 目前屬于研究熱點的Chat GPT 就屬于認知型人工智能。 心智計算理論為認知型人工智能提供了明確的認識論指導,為研究認知能力提供了一種極具影響力的和富有成果的理論框架。 但是,心智計算理論正確嗎?以此為認識論的認知型人工智能能達到強人工智能的目標嗎? 一些哲學家和人工智能科學家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對此表示了異議。 他們的觀點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類:

第一,對心智計算理論思維方式的批判。 錢學森把研究人認識客觀世界規律和方法的學科稱為思維科學。 他認為,“思維學又可以細分為抽象(邏輯)思維學、形象(直感)思維學和靈感(頓悟)思維學三個組成部分”[6](16)。 他在科學實踐中發現,具體問題的解決不完全依賴于抽象思維,人的思維過程不是單純的一種思維在起作用,每一個思維活動都是兩種甚至三種思維先后交錯在起作用。 在錢學森看來,抽象思維研究得比較深刻,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邏輯學,計算機就是依賴于抽象思維。 人的思維不能僅僅等同于抽象思維,抽象思維只是被用于解決科學問題,而形象思維遠比抽象思維更為廣泛,形象思維是把還沒有形成科學的前科學知識都利用起來。 錢學森明確地把思維科學和人工智能聯系起來,認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不僅僅是抽象思維,還應當包括形象思維甚至是創造思維。

第二,對心智計算理論中“計算”概念的批判。 符號主義人工智能是數字計算,而聯結主義人工智能是人工神經網絡的聯結計算,二者都是指信息的輸入、編碼、轉換、存儲和提取等,是機械論、還原論和形式化的。 針對心智計算理論中的“計算”概念,一些科學家和哲學家給予了批判。塞爾對符號主義的“中文屋論證”和對聯結主義的“健身館論證”應該是最廣為人知的。 塞爾論證了單獨的數字計算和聯結計算不能生成對事物意義的理解,這種理解本質上依然是一種關于心智的碎片化的理解方式,人的心智是不能被形式化的。[7]彭羅斯引用哥德爾定理來證明人類智能是不可以被形式化的。 哥德爾定理表明,一些數學真理是無法通過計算過程來證明的,但是人類數學家顯然可以掌握這些真理,因此彭羅斯斷定人類一定從事著非可計算的操作,因為思維包含著非可計算的因素,所以計算機無法從事人所進行的活動。此外,彭羅斯還引用量子理論來反對對心智的機械化理解。 他認為意識活動需要量子引力,因為量子引力和人的心智過程都是不可計算的,所以人的心智不是機械的和計算的。[8](120)

第三,對心智計算理論中“表征”概念的批判。 表征是心智計算理論的核心和基礎概念,是指可以反復指代某種東西的符號或符號集,即當某一事物缺席時它代表該事物。 我們在表征這一概念中可以看到傳統哲學的主客、心物二元對立的難題。 表征作為在頭腦中出現的信息是如何指稱外在事物的呢? 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作為封閉的信息系統,是如何與外在的客觀事物相對應的呢? 普特南提出了“缸中之腦”或“缽中之腦”的悖論來反駁表征。[9](6)德雷福斯也同樣否定了表征主體與世界之間的分離。 他認為,我們能在世界上行使功能是因為我們是在世存在的,我們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10](244)

第四,對心智計算理論的無身認知的批判。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心智計算理論認為,人的智能表現為計算、推理、邏輯的認知能力,只發生在頭腦或心靈之中,不關乎身體、知覺和情感。 德雷福斯在海德格爾和梅洛-龐蒂現象學的影響下,對符號主義、聯結主義和心智計算理論的無身認知進行了批判。 德雷福斯認為,人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涉及身體和知覺與世界進行連續而豐富的交互作用,我們能更為直接地了解這個世界,是因為我們的知覺器官與外在世界正好匹配,知覺信息不需要經過對表征進行計算就能直接輸送到大腦,我們的知覺和身體都參與構成我們與外部世界進行交互的能力,德雷福斯試圖證明“那種不可形式化的‘信息加工’形式,僅僅對于軀體化了的生物,才是可能的”[10](245)。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學者從思維方式、無身認知、機械論、還原論、形式化、表征主義等不同的角度對認知型人工智能和作為其認識論的心智計算理論展開了批判,客觀來看,這些批判都有道理。但是,這些批判都是發生在認識論層面,都是枝節性的,并沒有把握認知型人工智能和心智計算理論缺陷產生的根源。 認知型人工智能和心智計算理論的缺陷究其根源恰恰是因生存論上的錯誤而導致的,即對人的存在的認識。 只有在生存論上進行反思,才能揭示其真正的、根本的缺陷和不足。

二、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認識的人的存在:以“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的存在

通過對認知型人工智能的認識論和研究綱領的概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傳承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存在,人的智能表現為理性的思維能力,而理性的能力在本質上就是計算、推理、邏輯的認知能力。 人是理性的存在可謂人對自身認識的最古老的見解之一。 它發端于古希臘哲學,這一信念在近現代仍是關于人的存在的一種重要的見解,構成了近現代西方科技文明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礎,成為很多人所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自我認識。因此,認知型人工智能科學家們對人工智能的研究一開始就從人的意識、心靈和大腦入手,把人的認知的理性能力作為人的本質力量。 事實上,一些哲學家早已明確揭示了認知型人工智能傳承的是古希臘的理性主義傳統,比如德雷福斯,他明確指出:“哲學史的嘗試性研究,它表明認知主義對專家技能的偏見的根源,可以在柏拉圖對蘇格拉底哲學的描述中找到,盡管它的內涵只有在柏拉圖哲學那里才得到了全面展現?！盵11](12)雖然這些哲學家揭示了認知型人工智能的生存論,但是他們緊接著就忽略了它,并沒有對其進行論證和闡述,隨后就進入了對哲學史細節的考證中,試圖在其中挖掘出某些片段作為認知科學的歷史基礎,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對人是理性的存在的生存論認識恰恰是認知型人工智能出現缺陷的根源所在。

“認識你自己”這一德爾斐神廟上的神諭始終是哲學探究的重要主題。 哲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關于人自我認識和自我理解的歷史。 雖然哲學把認識和理解人的存在作為自我認識和自我理解的目標,但并不意味著它必然能找到通往真實的、具體的人的存在的道路。 哲學家往往以認識人的無限熱情為開端,卻以人的存在的失落為結局,無數哲學家殫精竭慮,企圖對人的存在給出一種確定的、本質性的說法,達到一種對人的存在的一勞永逸的理解,但卻總是使人的存在失去了活生生的、具體的生存性質,被抽象化為現成的存在者,引發了人自我認識的危機。

在傳統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而與之相聯系的便是將人視為理性的存在。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同對人的存在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只有把人看作理性的存在,才能擺脫感性世界和身體的束縛,進入抽象概念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層次。 因此,把人視為理性的存在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直接聯系在一起,理性思維在某種意義上就等同于形而上學思維。 傳統西方哲學在存在論上把人視為理性的存在,在思維方式上就表現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運用抽象概念把握事物,即從具體的對象中剝掉不同的特性,抽取其共同之處形成的概念,因此,抽象概念只是一種抽象的概括性,是脫離特殊性的抽象共同性,它必然無法把握現實的具體性和豐富性。 當這種思維方式用來把握人的存在時,也必然會泯滅人的具體性和豐富性。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把握人的存在采取的一般思維程序是:首先,這種思維方式去把握人的存在追求的是人的絕對的、統一的本質性存在,這種本質性存在是終極的、永恒的實體性本質;其次,這種思維方式要達到對人的絕對的本質性存在的把握,必然要把人的整個存在分解開來,把人與世界的普遍聯系割裂開來,抽象出一個永恒的、不變的、深層的實在本質,把人的其余的存在性質理解為假象予以拋棄;最后,這種思維方式為了達到人的永恒的、不變的、深層的本質性存在,所用的方法是通過人與他物的比較,從中抽取出與他物有著根本區別而為人所獨有的屬性,這一特征便作為人之為人的最為本質的規定,也是人自我認識最為關鍵的環節。

以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把人當作理性的存在,必然導致人的真實存在的遮蔽和瓦解。 傳統形而上學在確定了人是理性的存在之后,立即把目光投向了外在世界,把世界理解為超越感性的理性化實體,這種理性化實體正是人的理性本質的外在投射,所反映的是對人的理性本質的設定,這正說明了人如何理解人自身,他就會如何理解世界,他對世界的理解恰恰反映了他對自身的理解。 傳統的理性主義在根本上已經斷定人是理性的存在,因此它從來就不追問人是誰,如果它否定了人是理性的存在,那么它的基礎就必然受到了動搖。 因此我們看到,雖然笛卡爾、康德等人一再地對知識何以可能的前提進行追問和批判,但是他們所做的仍是確證理性主體的自我確信的事后追補而已,對于這個理性主體的生存論前提卻是深信不疑。 把人視為理性的存在不僅排斥人的感性、身體和情緒,而且理性內部代表必然性、規范性的“邏各斯”和代表超越性、價值性的“努斯”必然發生對立,即認知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對立。 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認為的人的存在僅是以“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的存在,其所認為的理性只是近代以來以“邏各斯”為中心的認知理性,人作為理性的存在的基本生存結構僅表現為人的邏輯、概念、判斷、推理等理性的認知能力,體現“努斯”原則的價值、理想等一概被認為是非理性?？偨Y來看,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理解的人的存在必然呈現出以“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的存在的具體特征:

第一,認為人對客觀真理的認識才是人的真正本質活動。 這種對人的存在的認識把人的完整的存在分解開來,在人的各種屬性中進行清理和排序,把人的心靈、頭腦的邏輯、推理、計算的認知活動認為是最本質的屬性和特征,而人的感性、情緒、身體、欲望、潛意識、價值等屬性一概被認為是假象而給予拋棄。 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便是持這樣一種對人的存在的認識,僅僅把人對客觀知識的把握能力作為人的唯一的、真正的本質,排斥人的感性、身體、情緒、價值等其他一切屬性。

第二,把人的認知理性當作人區別于他物的根本特性,以此作為人的本性。 這種人的本性是不動不變的、永恒的、無時間的,人沒有過去、現在、未來,人的本質早已在先驗本質里被決定了,這樣人也就被當成了一個現成的物,可以用形式邏輯的方法予以抽象和分解,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 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便是持這樣一種對人的存在的認識,作為人的本質的認知理性能力是永恒的、超歷史的、無時間的,哪怕外在感性世界千變萬化,哪怕人的身體有生有死,但人的認知理性本質是絕對不變、不死的。

第三,認為人的認知理性是永恒的、不變的、無時間的先驗本質,那么人的心靈、頭腦和意識就成了一個封閉的、孤立的、自給自足的、本質在先的實體,人的意識就成為永恒性的存在,以靜觀的態度把自然當成客體來考察,這就導致人的心靈、頭腦、意識和外在客觀世界的二元對立。 人的意識就先驗地同客體對立起來,世界成為一個與人無涉的、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間。 人同其他事物一樣是物理空間內的孤立的、沒有內在聯系的東西,近現代自然科學家對空間、自然和自然規律都是持這樣一種態度。 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便是持這樣一種對人的存在的認識,把人的意識視作封閉的、孤立的信息處理系統,其與外在世界的對應關系只是一種假設和獨斷,因此屬于表征主義。

第四,認為人的意識、心靈和頭腦是封閉的、孤立的、自給自足的實體,那么人的意識、心靈和頭腦就不再有改變和發展,不再有質變和創新,人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一個“全”,所有的一切都已經被規定好了,體現為徹底的必然性。 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便是持這樣一種對人的存在的認識,符號主義和聯結主義都是封閉、孤立的實體,體現為心智機械論,體現了嚴格的因果必然性,沒有人的創造力、超越性。

三、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體現的思維方式: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邏各斯”原則與“努斯”原則涵蓋了理性的基本精神,把人的本質視為理性的存在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其非此即彼的思維特點使得人們在邏輯上解決“邏各斯”和“努斯”關系的方式只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解決方式是以“邏各斯”為中心的思維方式。 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人的本性被認為是追求完滿、確定客觀真理,因此普遍性、必然性和規范性在這種思維方式中處于主導地位。 在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中,人的主體能動性體現為為了獲得必然的“邏各斯”而表現出來的意識原理的能動性,或者直接被排除掉。 因此,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人的自由只表現為對必然的認識,自由被直接歸結于認識必然的觀點實質上抹殺了人的自由。 在哲學史上,可以被歸入這種思維方式的有古希臘哲學、近代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舊唯物主義、黑格爾哲學和現代哲學中的實證主義等。

第二種解決方式是以“努斯”為中心的思維方式。 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人被認為是追求無限的價值和自由的存在,求索人之存在的價值、意義、根據、追求、理想、完滿是根本目的。 這種思維方式突出了人的無限性、超越性和目的性,但是由于缺乏“邏各斯”的支撐,這種思維方式往往缺乏現實性、客觀性,易陷入盲目性和神秘性。 在哲學史上,可以被歸入這種思維方式的有基督教神學、費希特哲學和存在主義。

第三種解決方式是“邏各斯”和“努斯”相互對立、互不相干的思維方式。 這種思維方式把人看作由“邏各斯”和“努斯”兩種完全相反的性質合成的存在,這種二元論的思維方式只是暴露了矛盾卻無力去解決矛盾,因此它在哲學史上往往只出現在認識的轉折點上,起一種承上啟下的作用,自身很難貫徹、持續下去,但是它在推動人們認識發展的作用仍是很重要的,在哲學史上屬于這種二元論思維方式的有笛卡爾哲學、康德哲學,是具有一種獨立意義的哲學思維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理解的理性是以“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其思維方式是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第一,形式性、抽象性的思維方式。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認識人的存在上認為人擁有終極的、永恒的實體性本質,而為了達到對人的終極的、永恒的實體性本質的把握,需要把人的整體存在分解開來,從中抽取出一個為人所獨有的特征和屬性作為人的最終本質。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主義認為人的這個最終本質就是人的認知理性,人的邏輯、推理、計算等認知能力是人才具有的高級稟賦,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性,而人的其他屬性則無關緊要,可以拋棄。 這是一種對人的抽象的、片面的認識。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認識事物上認為感性的現象背后必然有一個決定性的本質,而本質即是共相,是同類事物的共同性的抽象概念,它是不動不變的。 只有把握了這種抽象的共同性,才能更好地理解變化的現象的原因。 為了把握共相,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所追求的實際上是知識性的把握,共相作為真正的存在,可以像科學一樣用邏輯范疇去認識,存在論被轉換為知識論,存在被轉換為存在物。 為了把握存在,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采用的是抽象分析的方法,它所把握的存在,是分解對象后所剩下的那種存在,即去掉了差異性后的普遍性。 這種方法使人們在認識中把對象靜止化、凝固化,然后把本質與現象、主觀與客觀分裂開來,才能形成概念、規律。 這種抽象概念只是抽象的概括性,是脫離特殊性的抽象的共相,是缺乏具體內容的外在的思維形式,是一種知性邏輯。 這種思維方式無法把握現實的復雜性、矛盾性和發展性,無法把握現實的具體性和豐富性,它是用抽象的共相來抹殺現實的差異性,用犧牲個體的差異為代價以保證事物的普遍性,它不關心事物各個規定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各種知識只是彼此外在、相互隔絕的外在關系。 這種思維方式所認識的事物不是關于事物整體的,而只是事物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類型的抽象、片面的性質。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所依靠的程序和數據庫都是從復雜的、多變的、差異的現實中所抽象出來的、形式化的普遍性,它無法囊括現實的具體性和豐富性,并且其把握的知識也只是脫離環境的原子事實,是孤立的、彼此外在的。

第二,非時間、非歷史的思維方式。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認為,我們感官所觀察到的現象并非存在本身,而隱藏在現象背后的超感性實體才是真正的存在。 它支配著萬事萬物,是超時空的、不動不變的。 它是在時間之外的非時間、非歷史的存在。 這種思維方式所強調的“邏各斯”是世界的秩序和規則,是空間的有規律的展現,追求的是世界的確定性和可理解性,因而是非時間、非歷史的,因為時間是同變化關聯在一起的,體現了思維的凝固性。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把那個脫離真實環境的、抽象的、單一的數據世界看作真實的。 它們是完滿自足的、不動不變的,因而是非時間、非歷史的。

第三,實體本體論的思維方式。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認為,現實的、感性的世界是多變的、偶然的,因而是不真實的、表面的,而不變的、抽象的、凝固的、獨立存在的、自為因果的超感性實體世界才是真實的,是現實世界存在的最高根據和原理。 這就是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所批判的實體本體論的思維方式。 這種思維方式把多元豐富的世界瓦解為單一的抽象世界,把現實的、多元的人理解為孤立的、封閉的、靜止的、本質在先的實體,導致主客二元分裂。 以實體來理解的主體成為孤立的、封閉的自我,人的意識就成為永恒性的存在,就先驗地同客體對立起來,世界成為一個與人無涉的、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間。 近現代的自然科學家便是持這樣一種態度。 自笛卡爾以來,哲學家們為解決主客二元分裂而努力,但是用既成性的實體思維來理解人,根本就不可能把二者統一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都是封閉的、自足的實體,它同外在世界的聯系只建立在假設和獨斷的基礎之上。

第四,理論靜觀高于實踐的思維方式。 在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傳統中,對于超感性實體的把握依靠的是知性邏輯。 因此,理論的沉思是把握實體最好的路徑,這必然使得靜觀和思辨成為人的最本質的活動。 人只有從日常實踐中抽身出來,進行理論靜觀,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來面目,這是海德格爾所批判的傳統形而上學的重大特征:理論與實踐相分離。 這種思維方式還表現為一種認識論上的個人主義和觀察者心理。它通過把人為的標準加于自然,通過以觀念中的秩序替代事物中的秩序的方式,自然已經在人為方法中預先被決定,這種自然科學普遍采用的方法看似是客觀的,實則是主觀的。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只是意識主體,它無法實際地改變任何外在環境,它自身只是靜觀的。 當前的認知科學中占據主流的方法便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認知科學主要被視為一種實驗科學,它的發展被認為主要依賴于實驗心理學和依賴核磁掃描技術的神經科學的發展。

第五,表象性思維和控制論思維。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要求主體以知性概念去把握客體,獲得關于客觀對象的知識性把握。 認識的最終目的是對客體的操縱與控制,它內在地包含著一種控制對象的動機。 海德格爾將其概括為表象式思維和控制論思維。 這種思維方式表現為工具性和實用性的固有本性。 近代以來的以“邏各斯”為中心的理性主義不同于古代的理性主義。 古代的理性主義以求知為目的,并不注重實用性,而近代以來的理性主義則強調運用知識發明事物,對自然進行控制,知識不僅是因為自身,還因為它的功用和實際價值而被訴求。 這表明了近代以來的理性主義對科學的實際應用更感興趣,并抱有強烈的樂觀主義。 這種以“邏各斯”為中心的認知理性在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工具理性、技術理性。

第六,因果必然性的思維方式。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把人認為是求知的存在,人的最高目的就是對知識、規律、普遍性的追求,并從這一特征出發去揭示人和外部世界的關系,認識論自然在這種思維方式中處于中心位置。知識在古代具有倫理學和知識論的雙重屬性,而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數學—物理學體系的建構,人們開始把自然界視為一個物質體系的總和,是一個客觀的、必然的、確定性的系統,是一個機械論的世界,真理和知識逐漸喪失了倫理屬性,變成了對客觀事物的必然性認識。 這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人們能動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卻使人對人的理解僅限于認知主體,人的主體性被歸于他的認知能力,被定位在以歸納或演繹的方式去把握客觀必然性,這樣就把人的身體、意志、情感和自由都消弭掉了,這種認識體現為嚴格的因果必然性思維。 這種思維方式所理解的人是嚴格遵循客觀自然法則的存在,人的自由只體現為認識的能動性。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把人的智能認為是對物理符號的計算或者神經元的計算,因此它是機械論的,不存在人的創造力、超越性。

第七,還原論的思維方式。 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追求本體、實體,也是為了使事物還本歸真,一個事物由什么產生或者由什么構成,它就是什么性質,要了解一個事物,需要通過把高級形態的東西降低到低級形態、把復雜的事物分解為簡單要素、把質的差異歸結為量的區別、把異態事物分解為始源存在的方法來追尋它的原始構成,這體現為還原論的思維方式。 還原論式思維是指回到原初存在,把最先存在的東西看作最真實的、最實在的存在。 這是一種以“物”看人的思維,認為人的本質或本性已經被先在的實體所規定,只要確立了原初存在,那人的一切便可以從它抽引出來。 現代科學便是持這樣一種思維,人是宏觀世界的個體,但人的本質一定是由微觀世界決定的,然后微觀世界一定是由超微觀世界決定的。 但是人自身的存在更為復雜,它雖然以低級的事物為基礎,但是卻不能還原為低級事物。 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把人的智能還原為神經元的開關活動和人的心靈的0/1 狀態,認為這就是人的智能的本質,這正是本質在先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

第八,絕對性的思維方式。 近代以來,理性主義奠基于“我思”之上,自我意識逐漸具有絕對性,在這個具有絕對性的自我意識里,任何事物不管是已知的還是未知的,自我意識堅信自己能夠克服這種異己性和陌生性,使其成為為我的、確定的、明晰的。 自我意識這種狂妄的自信表現在能夠認識和把握絕對真理,相信自己有能力讓整個世界都是為我的,把自己當成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這體現為一種絕對性的思維方式。 這種絕對性的思維方式首先體現在近代以來數學同自然科學的“聯姻”。 數學自身具有的客觀性、明晰性和確定性正是理性主義所追求的,數學被當成了最高級的科學,這種思維方式發展到極點就是對人自身的量化,把人自身都當作可以被數字所度量的客觀的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計算,被數字所把握。 這種思維方式還體現在近代以來技術理性的興盛。 認知理性同生產勞動結合成為的技術理性,認為人可以通過把握世界的本質來控制和操縱自然,其核心是科學技術萬能論,企圖通過技術手段而征服自然,隨之解決人類迄今為止面臨的一切問題。 它實際上成為人意欲取代神的地位的工具,使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結束人之為人的歷史,強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意愿。 這體現了人可以最終征服自然、超越自然、成為完滿的和無限的存在的這樣一種狂妄自大的信念,這種思維體現了人企圖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從而進入人類歷史的終極完滿結局的絕對性思維方式。

第九,獨斷論的思維方式。 首先,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造成了主客二元對立,為了將思維和存在統一起來,哲學家們或者假設思維符合于存在,或者假設存在符合于思維,或者直接將二者對立起來,但是這幾種做法都只是一種獨斷,思維和存在仍然無法獲得真正的統一。 其次,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認為人可以憑借概念、范疇來把握絕對真理,但是對絕對真理的追求是所有人即使窮盡生命也不可能達到的,認為人可以把握絕對真理也是一種獨斷論。 最后,以“邏各斯”為中心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認為人是理性的存在,它從不對這一認識作前提的反思,這也體現為一種獨斷論。

四、結語

我們已然揭示了認知型人工智能的生存論和其體現的思維方式,那么它的根本缺陷也就呼之欲出了:首先,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所理解的人是瓦解了人的多重存在本性的抽象的、片面的人。在認知型人工智能中,認知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和規范性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拋棄了人的創造性、目的性和超越性,因此認知型人工智能根本不能被稱作主體,這可以說是認知型人工智能最根本的缺陷。 其次,認知型人工智能是既成的、自足的、無時間的實體,它們所面對的只是脫離現實世界的、靜止的、抽象的、單一的數據世界,而現實世界則是豐富的、差異的、發展的、復雜的。 認知型人工智能不能脫離簡單、固定的工作環境,一旦將其置于復雜的、變化的真實環境中,就會出現指數爆炸的問題。 最后,符號主義人工智能需要依賴人類來創建規則,從現實世界中總結和歸納規則。從這一點上來說,符號主義人工智能是一種唯理論傳統,其運作依靠的是存在于機器中的與事物本身的秩序相一致的規則。 這種規則有個不可忽視的觀點,即它們是不包含特殊性、差異性的抽象普遍性,不與事物的特殊性相聯系。 它們作為規則,只是人們把握和理解各種事物的抽象規律。因此,符號主義人工智能既不能產生關于各種特殊事物的正確觀念,也不能面臨新的情況,無法正確地概括和適應;而聯結主義人工智能可以從大量數據中總結和歸納規律。 從這一點上來說,聯結主義屬于經驗論傳統,其運作依靠的是自身綜合數據所產生的規則。 因此,它也具有經驗論自身所具有的弱點,那就是無法面對與舊有數據差距過大的新數據,任何“黑天鵝事件”都會導致聯結主義人工智能必不可免的脆弱性和錯誤。 綜上所述,認知型人工智能研究者在生存論層面對人的存在的抽象認識,是其無法達到強人工智能的根源。

現如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正在深刻地影響并改變著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其聚焦點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與當前流行的對人工智能持有的樂觀主義態度和悲觀主義態度相比,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人工智能的生存論前提反思更能切中現實的關切,更加全面、客觀地闡釋人的發展問題,更能幫助我們從深層本質把握智能時代的發展脈絡,為我們提供前進道路上的指引。 其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是實踐的存在”的觀點啟示我們,創造性、目的性、價值性是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特性,這是人工智能永遠無法企及,也是人工智能無法超越人的本質所在。 因此,我們要正視人工智能的工具特質,認清探索人工智能完全自主系統絕非最佳選擇。 在此前提下將人工智能的工具效用性發揮到極致,不能顛倒人與人工智能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系,要積極探索人機結合的最佳方式。 其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是總體性的存在”的觀點啟示我們,要拓寬人工智能模仿功能的界限。 要將研究視域從強人工智能轉向具體領域的拓展應用,讓人工智能不僅僅能夠從認識論上模擬人的理性功能,也能夠在生存論上模擬人的總體性存在方式。 其三,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下對待資本的態度,啟示我們要正確對待資本與人工智能的關系。 歷史事實證明,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的確離不開資本的力量。 資本的發展有其必然性,但是資本邏輯下的人工智能是陷于主客二元分裂、認知理性與價值理性分裂下的發展產物,人被當作“技術萬能論”中的一環,人工智能在技術理性的權威下逐漸發展成新的“神”,在此狀況下人依然不是自由的,是被物所役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生存論的角度上研究人工智能,最終的指向是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關注人的生存發展狀態是根本旨歸,資本只是作為要素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中,我們要注意利用資本激活生產要素,以此來帶動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將人工智能的發展限制在“人的邏輯”而不是“資本邏輯”。 總之,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認知型人工智能之所以只成為人的工具本質是它的認識論根基,對人是理性的存在的認識規范了其不能達到并超越人工智能的事實。 我們要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實現認知型人工智能向生存論轉型,推動人工智能走向為人類服務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