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與流播：韓國瀟湘八景詩中的“恨別思歸”

韓 燕，文偲荇

（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3）

一、韓國對瀟湘八景與“恨別思歸”情感的接受

“瀟湘八景”原指分布在湖南湘江至洞庭湖沿岸的八處勝景，后因其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夕照八個主題被歷代無數文人墨客用于文學與繪畫創作中，便逐漸成為融合人文精神及美學情感的文學主題。提及“瀟湘”，便使人聯想到其清幽、朦朧、浪漫、憂郁的文學色彩。我國的瀟湘八景詩畫在北宋晚期通過使團傳入朝鮮半島，此后，在繪畫創作和文學審美方面引起眾多韓國文人畫士的追捧和效仿，掀起一陣陣創作熱潮。

早期的瀟湘文學中的湘妃傳說和屈原的左遷流寓文學就十分契合地展現了“恨別思歸”思想情感的始源。而瀟湘文學中的離恨思鄉之情也不斷地被發展延續，最終形成了“恨別思歸”情感雛形。它脫離了地理空間的限制成為各種文學、藝術乃至情境的代名詞，隨著瀟湘八景文學藝術的東傳，其中蘊含的“恨別思歸”情感主題也開始通過具體的作品為實物載體被韓國文人接受。探究韓國文人對我國瀟湘八景文化與“恨別思歸”情感接受的原因，具體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中國文化與漢文學的盛行。中韓毗鄰而居，自古以來就關系密切，尤其是在七世紀后期新羅借助唐朝力量統一后，朝鮮半島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方面得以快速發展，中韓之間的交流聯系也空前密切。當時的親密關系不僅表現為唐宋時期兩國大量進行商品交易、物物交換，還表現為韓國對中國的禮制及文化的學習。如新羅時期，韓國“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將官制改為與中國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模式相似的制度，仿效唐制設立了國學和讀書三品科，將《論語》《孝經》《周易》《左傳》《禮記》《尚書》《毛詩》《文選》等漢學經典作為考試科目選拔官吏[1]849-1019，仿漢制，將漢學經典作為官方教材的政府行為，在當時的韓國社會掀起了狂熱追捧漢風漢學的新潮流。在這種“請章服從唐制”的濃郁氛圍下，韓國幾乎事事皆與漢風看齊，大至慶州黃龍寺、芬皇寺的建筑風格，小至新羅婦女的衣服頭飾等，無不仿自長安遺風，帶有深厚的唐風余韻[2]。而漢文學之風在韓國社會的影響同樣源遠流長，宋朝時，不僅有官方直接向高麗王室贈書的傳統，還存在著更為活躍的民間書籍交流現象。不少穿梭于兩國之間的民間商人通過挾帶走私的方式將題材更為多樣的漢文書籍私下運往高麗，狂熱的“慕陶”與“學蘇”等仿漢文學思潮也成了當時韓國文壇的新風尚標，由此創作而出的漢文作品一度成為兩班文人爭相追捧、熱烈討論的焦點話題。高麗時期傳入朝鮮半島的瀟湘八景詩畫也是當時韓國文人效仿與追捧的對象。由此，從君主到平民階層，從文學到藝術、建筑等各方題材和領域，中國的瀟湘八景文化在韓國盛行了約700 年之久。

其次是動蕩時局對文學思潮的影響。高麗毅宗年間，武臣發動政變罷黜毅宗，這是韓國歷史上著名的“武臣之亂”的開端?！拔涑贾畞y”的出現與高麗一直以來重文輕武的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這樣的制度下，武臣們常年積壓的不滿在某一個時刻就如同決堤的洪水一樣改變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在這次政變中，武臣們喊著“凡戴文冠者，雖胥吏，殺無遺種”[3]329的口號，使用武力清洗了當時的文官群體，改變了由韓國兩班貴族們所主導的社會階層結構，同時也徹底顛覆了原來以文臣為核心的“文尊武卑”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樣貌。于是，眾文臣受制于武臣統治的高壓，政治抱負無處施展，一度面臨著被打壓到需要遠遁于叢林之間來避禍的地步，進取仕途的遠大志向亦隨著社會動蕩而冷卻。此時，傳入的瀟湘八景文學就恰好點燃了韓國受迫害的文人們隱藏在心底最真實的“恨別”之意?！安菸莅胍来沽?，板橋橫斷白蘋汀。日斜愈覺江山勝，萬頃紅浮數點青?！盵4]397高麗時期詩人李仁老詩中描繪的美景映照下的自然山水，顯得比平時更加美麗動人，而天下江山在詩人的眼中便同于此情此景。一句“愈覺江山勝”暗自吐露出了詩人對國家的真摯熱愛，詩人潛藏在這份愛國之心下的“望歸”與“離恨”之情，通過“以樂景寫哀情”的方式呼之欲出。李仁老這首作于武臣之亂時的小詩飽含著詩人的不舍之情，低落而不舍，十分契合他作為“海左七賢派”被迫隱遁山水但仍舊不免思念家國、牽掛社稷的“恨別思歸”憂愁心緒。

最后是韓國本土文學中的“恨別”與“思歸”。韓國古時期的歌謠《黃鳥歌》和《箜篌引》是最早表達類似“恨別思歸”情感的詩詞作品，《黃鳥歌》講述了因王妃禾姬與稚姬爭寵，稚姬怒而返家，琉璃明王策馬而追，卻沒能追回愛妃，只能在樹下看著黃鳥，感嘆道：“翩翩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5]178故事中的琉璃明王身為一國之君，卻仍然未能平息妃妾之爭，最終導致心愛之人稚姬的離去。琉璃明王感受到與愛人分離痛苦，又看到黃鳥成雙成對，自己卻只能孤身一人。這分離和寂寥之恨的交織，便是韓國古代詩歌中最初展現出的“恨別”情。而另一篇《箜篌引》中“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6]講述船夫溺斃后和妻子天各一方的“死別”故事，與《黃鳥歌》中琉璃明王與稚姬的“生離”形成了互補的關系。它們都充盈著凄美哀傷的情緒，都敘述了愛人間不同的“恨別”方式。而高麗歌謠《鄭瓜亭曲》則表達了臣子對君主的忠誠與離恨?！陡啕愂贰分尽分杏涊d道：

《鄭瓜亭》，內侍郎中鄭敘所作也。敘，自號瓜亭，聯昏外戚，有寵于仁宗。及毅宗即位，放歸其鄉東萊，曰：“‘今日之行，迫于朝議也，不久當召還?！瘮⒃跂|萊日久，召命不至，乃撫琴而歌之，詞極凄婉?！盵7]

《鄭瓜亭曲》以第一人稱獨白體的抒情手法，表現了鄭敘迫于朝議被流放，苦等起復，卻久等不至的郁郁心情。所著歌謠中雖有“恨別”之意，卻未有恨的字眼，只流露出對“郎君”深沉的情意，是明顯的“戀君”情結。因此，《鄭瓜亭曲》看似是對夫妻間“恨別”情感的描寫，但實際上是借用了夫妻之間“恨別”的情感外衣揭示君臣關系中的“思歸”心情。被貶的文人想要君王重新信任自己，而不被奸人左右的想法，恰似閨閣女子在祈求已經移情別戀的情郎回心轉意。所以，將君主比作情郎，對君王的規勸就變為對情郎的不舍和“戀君”之意。因而以“恨別”為基底，在文學作品中再引出對丈夫、君王產生的戀君“思歸”的情感共鳴，不僅是中國古典文學中常見的主題之一，也是早期韓國古典文學中“思歸”情感的表現。

綜上所述，瀟湘八景與“恨別思歸”的情感之所以能夠被韓國文人所接受，一方面是由于本土文學中早早孕育出了類似“恨別”與“思歸”的情感，并受到了漢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源于在政局動蕩的歷史環境下，韓國文人由于仕途不順、境遇坎坷，恰好與瀟湘“恨別思歸”情感產生了共鳴從而受容了它。

二、韓國瀟湘八景詩歌中的“恨別思歸”情感內涵

我國的瀟湘八景與“恨別思歸”情感東傳朝鮮半島之后，在韓國瀟湘八景詩創作中一開始仍然保留了“二妃”與“屈原”的人物意象，用以表達與原始“恨別思歸”相同的思想情感。后來隨著“恨別思歸”逐漸融入與發展，韓國文人將羈旅思鄉之情與規勸統治者的愿望，化合為表達自身渴求賢君的“仕途之望”的象征含義，最終形成了“二妃情恨”、“屈子余怨”和“仕途遠望”三種具有韓國本土色彩的“恨別思歸”情感，來分別表達忠君、規訓和入仕的思想。

（一）二妃情恨與忠君思想

二妃思念虞舜，一路追隨至楚地卻只落得個與愛人陰陽相隔的結局。分離的思念與天人永別的痛苦都化作淚水，灑在路旁的竹子上，成為永恒的痕跡，“湘妃竹”由此得名。朝鮮前期詩人洪彥弼也不免發出“湘君一夜悲難勝，斑竹千年色不刊”[8]216的感嘆。不同于一般情況下將“湘君”對應為舜帝的解釋，此處的“湘君”指代的娥皇、女英二妃。這是由于韓國文人沿用漢代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中“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的歷史認知。而“湘君一夜悲難勝”寫出了二妃因一夜之間與丈夫的生離死別而引起的巨大心境變化，詩人洪彥弼也以“一夜”和“千年”的時間對照來形容，體現出短時間內物是人非的反差所造成的強烈悲涼感。但即使如此，斑竹的翠綠卻可以千年不改，正如二妃對舜不變的忠貞與愛意，能夠永存于“竹上斑痕”之中，也象征著作為臣子的作者對君王永恒的忠貞之心堅如磐石，讀來無不令人動容。

二妃失去摯愛夫君的痛苦和從此天人永隔的情與恨，與韓國古代詩人苦于賢君難覓、伯樂難求的境況一般，都蜿蜒著“綿綿無窮盡”的情義。因此，韓國瀟湘八景詩中引用“二妃”的人物意象時，多數情況下都會以“二妃”自比，以女性視角將對丈夫的忠貞思念之情比作文人對君主的“戀君”之心，委婉地表達自身永懷赤誠忠心的感情。因而韓國瀟湘八景詩中對二妃意象主題應用的發展也不只停留在歌頌或惋惜二妃與舜帝的凄美愛情上，而多有借用二妃對愛情的忠貞來表示臣子對君王的忠貞之意，從而順應當時韓國文人的實際需要。于是，“二妃”意象所象征著的忠貞、戀君之意，就形成了韓國瀟湘八景詩中的第一重“恨別思歸”之心。如朝鮮王朝后期詩人權相一的《瀟湘夜雨》寫“千古皇英離別淚，蒼梧山色望皆疑”[9]，明面上說的是二妃與舜帝的別離，實際上則是詩人將自己比作了皇英，離開君主后自憐自哀的暗喻。詩人所處的朝鮮王朝后期經過連續的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社會變得愈加動蕩不安，思想也開始向注重現實生活和向往道仙思想等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分化。因而權相一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了上古傳說中二妃和舜的故事來表達自己對于圣君的向往，詩人渴望遠離痛苦塵世但卻又心懷儒教式忠君思想，最終只能轉而寄托于道教仙境神話。這種利用富有感染力的抒情意象來對君主表忠心的方式，與我國的古代“閨怨詩”體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群在外力影響下抱負難施，渴望得到重用卻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們，通過對男女之情的借喻來抒發真實心聲，既有文學的含蓄美又具有明顯的效用性。

（二）屈子余怨與規訓思想

朝鮮前期詩人林憶齡認為屈原即使死去，化為一縷幽魂，也是“今古有沈魂，天陰鬼語紛”[10]126的英靈。其《瀟湘夜雨》詩作中的“屈原”，就往往象征著古往今來，許多與他一般郁郁不得志的貶謫文人，他們的怨情即使在鬼界也會引起紛紛議論。林憶齡同樣對遭受朝堂不公境遇表示不滿，因此借屈原之口來表達自身深切的文人之恨。詩人林憶齡另一首題為《瀟湘夜雨》的詩又寫屈原：“魚腹葬忠魂，千秋向國紛。江深招不得，天水合無痕?！盵10]126屈原投江，苦于江水深深而被后人招魂不得，忠君報國之人的魂靈只能夠沉寂在水底，不得安息，詩人的心中對于這一現狀也難免流下眼淚，同時也體現詩人在懷念憑吊屈原之時，透露出因物傷其類而產生的遺恨。再有，高麗文人李齊賢在以《瀟湘夜雨》為題的瀟湘八景詩中寫道：“二女湘江淚，三閭楚澤吟。白云千載恨沉沉，滄海未為深?！盵11]109夜雨寒冷，勾起詩人深藏心底的鄉愁。正是有著內蘊相似的“怨別”之情為基底，官場沉浮已久的李齊賢才能在思及二妃和屈原的故事時，仿佛能切身體會到其中的分離之痛、思君之苦，為之長久地嘆息，同時文人心間含蓄而幽深的“恨別思歸”之意，也油然而生。

屈原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對故土的熱愛，是他身上最為閃光的精神特征。他的人生雖然充斥著悲劇色彩，但在其身上所體現的純潔的人性和崇高的節義精神，則收獲了韓國文人的追捧和高度評價。韓國文人、政客們在詩文中多以屈原自比，不僅抒發了自身在武臣之亂中壓抑而痛苦的郁郁心情，更體現了其向往與屈子一般寧折不彎的文人傲氣與風骨。林憶齡《瀟湘夜雨》詩中寫“誰招去國魂，千里不禁紛。忽返三更響，孤襟帶血痕”[10]126，認為屈原隨故國逝去的魂魄綿延不絕，哪怕是在半夜三更夢回時，也仿佛能看見穿著帶血痕單襟的魂魄，訴說著對故國的思念。其中情感之強烈，仿若親眼可見文人們的字字血淚。而韓國文人不僅喜愛歌頌屈原的愛國大義，同樣也會借用屈原含冤遭貶的經歷，委婉地訴說自己的心意。因而，在這類情況下被創作出的韓國瀟湘八景詩歌，往往帶有借屈原作為忠義之臣的人物意象來喚醒君主的強烈目的。韓國文人借由詩中塑造出的屈原含冤被貶的忠臣形象，來告誡君主不要像千百年前屈原的君主一樣受到奸臣小人的蒙蔽，而錯誤地貶謫或是流放像屈原一樣真正忠心的臣子。在結束了高麗王朝后期至朝鮮王朝初期的武臣之亂后，為了防止亂政再現，韓國文人以屈原為例來警醒君主在新朝必不能重蹈前朝覆轍而發出規勸和勉勵。

（三）仕途遠望與入仕思想

高麗文人陳澕言“除卻騎驢孟浩然，個中詩思無人識”[12]283，認為自己身有才華卻無人賞識，即使外表已洗去鉛華、歸隱于山林之間，心靈卻始終沒能真正體會到梅妻鶴子般的隱逸境界，獲得靈魂上的超然與共鳴，只能與遠去已久的古人孟浩然遙遙神交，悲鳴“個中詩思無人識”的寂寥遺憾之感。而高麗時期詩人千峰的《瀟湘夜雨》亦云：“一夜湘江雨，三秋楚客心?！盵13]38其中“一夜”對“三秋”，兩個極端時間的長短對照，體現出詩人的心境變化之大。詩人可能也面臨似“楚客”一般被驅逐流放而無比煎熬的時刻，原本只是在湘江地帶下了一夜的雨，體感卻像是已經過去了三個秋季。遙遠的朝堂冥冥之中仿佛也象征著光明仕途的遠去。

韓國文人雖身處美麗的山水田園間，心緒卻徘徊不定、渴望回歸，是因為他們受儒教思想影響至深。自古以來，他們深受儒家入世觀熏陶，將自己的詩文作品當作一種入仕的表達，將建功立業、報效國家視作畢生的愿望。例如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影響下，韓國在朝鮮時期的漢文學作品中頻頻出現“歸”意象，就是當時文人深切渴望回歸仕途的鮮明表征。朝鮮前期徐居正的《四佳集》也透露出與陶淵明深有共鳴的“歸去來”情結，但存在一些差別。陶淵明的“歸去來”是中國古代瀟湘地區原始“恨別思歸”情感的體現，即因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將山水田園看作最終的歸宿?！半x別”和“歸去”表達了陶公對俗世及官場的失望和厭惡，是“不帶走一絲云彩”的極簡與輕松。而徐居正雖然接受了“歸去來”的意旨，卻認為“功成者退，亦四佳之隱義也”。徐居正的“歸去來”是希望“功成身退”的圓滿，認為要為君為民建立一番功業，成就功名后退隱山林才是“歸去來”的要義[14]97。這點非常符合古代朝鮮民族一貫追求的積極入仕、弘益人間的觀念。由此可見，韓國所盛行的“恨別思歸”情感在入仕思想的滲透下，也有了更為強烈的功利性改變。

三、“恨別思歸”情感在韓國的流變

作為瀟湘文學的集大成者——“瀟湘八景”文學在遠傳朝鮮半島后，其受容作品中不僅包含著對“恨別思歸”的多種闡釋與吸收，而且憑借文學作品和文化意象發展的相輔相成，韓國瀟湘八景詩文學的發展也給“恨別思歸”情感帶來了新的生機。韓國文人在充分吸收和繼承其內涵的基礎之上，對于“恨別”與“思歸”的內涵也分別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變和擴充。相比較于原“恨別思歸”情感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多被用來表述離愁別恨、羈旅思鄉的抒情含義來說，韓國瀟湘八景詩文學中的“恨別思歸”被更集中地應用在規勸統治者、借古諷今、表忠心以及毛遂自薦等政治方面的含義之上。由此可見，韓國瀟湘八景詩在對“恨別思歸”情感的運用上也呈現出明顯的現實意義。

（一）“恨別”情感蘊涵的變化

“二妃”和“屈原”作為中國古代的人物意象，在韓國文人的創作之中仍舊最大程度上保留著與人物故事息息相關的情感色彩。所以，二妃傳說之中的“恨別”與屈原故事中的“怨別”，在流入朝鮮半島后，一開始仍然被作為吐露國仇家恨、情愛別離相關情緒的固有文學意象被應用在文學實踐活動當中。然而隨著瀟湘八景文化在韓國的日益發展，“二妃”和“屈原”人物意象所具有“恨別”與“怨別”內涵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二妃”和“屈原”意象分別是生發自舜帝和二妃生離死別的愛情故事和滿含冤屈被流放的忠臣義士的故事。這兩個故事的共同情緒底色是灰暗的、消極的，充滿著絕望厭世的氛圍，強調“恨”的情緒表現。所以古代中國文學中使用“二妃”和“屈原”人物意象的作品，大多都表達了想要脫離骯臟塵世獨善其身的出世愿望。但是，韓國對于“二妃”和“屈原”意象的接受和繼承，則去除了其中的想要“遺世獨立、獨善其身”的含義。這是因為韓國文人士大夫受儒教思想的影響頗深，“入世”則是他們實現自我理想與自我價值唯一通路，原始的“二妃”與“屈原”意象中包含的“出世”觀念與之截然相反，自然很難受到韓國文人的認可。他們即使有“恨”的情緒，也不會像莊子的《逍遙游》一般向往“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的“三無”超脫境界，怨恨世間繁務束縛住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將“恨”指向了禍國殃民的“奸臣”和“暴政”，以及痛恨自己無法擁有改變現狀的機會。在對于“恨別”的理解上，韓國文人也更愛強調“別離”之意。這是因為何時能夠重返朝堂、重新回到能夠建功立業的地方，才是韓國文人更加看重的結果和目的。因而“恨別”情感在朝鮮半島上所產生的“恨”的對象的變化以及由“恨”轉向“別”的敘述重心的改變，體現了兩國文人在目的性和情緒底色上的區別。

（二）“思歸”情感內涵的擴充

“思歸”同樣生發自瀟湘謫遷文學，時常作為“恨別”思想的伴生情感而出現。比起拘束于二妃、舜帝、屈原等固定的人物意象表達出的單一情感來說，“思歸”本就包括了一定的“恨別”情感基礎。加上韓國不同情境下的衍生，“思歸”情感的內涵被擴充得更加復雜豐富。如朝鮮前期文人李承召《瀟湘夜雨》的“舟中多少遠游客，盡向燈前說古鄉”[15]461一句寫盡遠游之愁，表現出了詩人的“思歸”之心。詩句表面平靜的情緒下掩蓋著強烈的思鄉愁緒，使得其中隱藏許久的“恨別”之情也在字里行間中慢慢地展露出來，最后一覽無余。而這首詩中“恨別思歸”的情緒互相交織，正是思歸情感愈來愈能包孕“恨別”情感的體現?！坝袆e才有歸，有恨才是情”，思歸的情感天然建立在“恨別”的基礎之上，但當它作為“恨別”的衍生和迭代生成了“恨別思歸”的復合情感時，就擁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強的生命力。

“思歸”內蘊也體現在對“歸處”的定義范圍的變化上。在中國原始的瀟湘文學中所描述的“思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一些理想的世外洞天和夢中仙鄉里。這些“歸處”雖美輪美奐，但都是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如陶淵明所勾勒出的“世外桃源”和“山水樂園”就是這類理想化卻遙不可及的“歸處”寫照。而在韓國瀟湘八景詩中，新描繪的“思歸”之處則變得十分簡單而具體。韓國文人們的理想歸處就是一個山河平定、百姓安康的太平盛世。對于入世頗深的韓國文人來說，只有百姓安居樂業、朝堂和睦清明的模樣才是向往的“歸處”所在，正如高麗詩人李奎報在《平沙落雁》一詩中寫：“賴有汀邊木筆花，最宜文字落橫斜。低飛欲下沙州戲，待汝傳書有幾家?！盵16]197李奎報在這首詩中用樸素的白描技法描繪了天地間隨處可見的一副自然景象，再借用“鴻雁傳書”的典故傳達了一絲鄉愁的情緒，便是在訴說希望能像典故中的蘇武一樣盡快回到故土的懷抱，結束動亂飄零的現狀，回歸平靜安寧生活的愿景。這首詩不僅表現出了一個正統儒學家的社會責任感，也表達了詩人向往歸處的所思所想。

（三）“恨別思歸”情感衍生出的現實意義

“恨別思歸”作為瀟湘文學產出的原始情感，自然和湖南地區多山多水、潮濕荒僻的地理環境有所關聯，如劉禹錫《瀟湘神二首》中“湘水流，湘水流，九嶷云物至今愁”一句表面上看是在描述湘水奔流不止的場面，但詩中將湘水和“愁”字結合在一起，就不免讓人聯想到神話中湘妃的眼淚就如同這綿延不絕的湘水，仿佛在訴說作者因被貶遠游而同樣百轉千回的愁緒。戴叔倫的《過三閭廟》中云：“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痹娭邪雁浣拖娼控S富而長流不盡的模樣，比喻成屈原所背負似江海般深沉的憂怨冤屈。詩人在為屈原打抱不平的同時，也表述了自己的深切悲憫和“恨意”。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人對“瀟湘”書寫的創作習慣多以抒情的視角來表達自己仕途不遇的“恨別”情感。流傳至朝鮮半島后，“恨別思歸”的復合式情感在韓國瀟湘八景詩歌中被應用得更為廣泛，除單純抒情，更具有政治功利性的現實意義。

同樣，高麗文人李齊賢在《瀟湘夜雨》中，道：“驚回楚客三更夢，分與湘妃萬古愁?！盵17]595詩人以“楚客”的遠游客身份自居，離鄉背井的遠走又使得他染上了與二妃同樣因千里跋涉而產生的愁思。詩人好似在“恨別思歸”的情感漩渦里一直徘徊，可其中潛藏的不安愁緒，體現了詩人既不清楚“前路”在何地，也無法把握住“君”已離自己遠去的結局。即使在夢里也纏綿思歸，夢醒時分卻無法改變身在天涯遠地的處境。于是作者寫下這首詩，并將自己希望早日回歸的愿望寄托其中。此時的詩作便開始具有了向君主陳情、希望早日歸還的實用性意義。因而在韓國瀟湘八景詩作中，從一開始單純引入瀟湘“恨別”的情感因素，到逐漸轉變為由表面寫“恨別”實際表“思歸”目的的遷移，最終發展為內涵更為豐富、情感包蘊更為多樣的“恨別思歸”組合?！昂迍e思歸”的敘述重心在朝鮮半島隨著運用方式的改變和政治現實需求的變化，呈現出的一種由強調抒情的“恨別”轉向強調具有政治功能的“思歸”的情感變化。

四、結語

湖南地區自古以來陰雨連綿的氣候和潮濕險僻的地理環境，再融入二妃傳說、屈原故事的文學意象群，瀟湘大地上生發出的文學早早奠定了憂傷悲愁的抒情基調，塑造出“恨別思歸”的瀟湘原始情感。而韓國瀟湘八景詩自古受漢文學影響，又有本土傳統文學中已有類似情感的基礎，加上對同樣仕途不順、境遇尷尬的文人的共情，對“恨別思歸”的情感進行受容后，變化出了新的情感意蘊和運用形式。其中，以“二妃情恨”“屈子余怨”和“仕途之望”三類作為韓國瀟湘八景詩歌中體現了“恨別思歸”情感的主要部分，分別體現了忠君、規訓和入仕的韓國瀟湘八景詩的主題思想。韓國瀟湘八景詩歌不僅改變和擴充了“恨別思歸”的情感內涵，也變化了原本的敘述重心，增添了“恨別思歸”情感的現實意義，即著重強調“思歸”與強化詩歌文學的現實功能性。

瀟湘文學“恨別思歸”情感在韓國瀟湘八景詩歌中的接受與流變，可稱為我國傳統文化“走出去”的典型例子之一。瀟湘八景文化對韓國古典文學的影響，恰好證明了我國傳統文化流傳海外，受到異域文化的認同和喜愛，同時在韓國傳播和接受的過程中表現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適應性，這展示了中韓兩國良好的文化交融，體現了韓國對中國文學及文化的歷史認同和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