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構成

薛晴, 韓玉羚

(1.天津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84;2.河北工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農民階層分化作為當代社會現象之一,其本身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必然離不開強健動力的推進?！暗鐣M步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進程,其演進過程從根本上是在人的勞動實踐活動、社會交往活動和精神文化活動的推動下生成的,存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每一領域的社會進步都充滿了辯證矛盾性?！盵1]也正是這種辯證矛盾性才使得處于轉型期的鄉村社會,在現代先進性與傳統滯后性交錯作用下,其內在動力和外在推力之間經常不是完全同步的,有時甚至是此消彼長的,農民階層分化的狀態及未來走向才會多層面多角度地呈現出來。為此,須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為指導,深刻分析新時代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構成及其轉換特征,是引導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農民階層合理有序分化的必要前提。

一、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結構

“社會階層分化是當代中國又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盵2]作為推動我國居住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鄉村社會變革的動力結構,必然是一個內在因素關聯互動的體系。而對這一結構體系的認識又可以從不同角度展開。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結構,如果以層次或功能為視角來認識,可以分為基礎動力、主導動力和直接推力。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日益深化是基礎動力,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是主導動力,政治力量是直接推力;如果以內部和外部為視角來認識,可以分為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利益驅動下農民行為動機的轉換以及由此而來的鄉土文化變遷是內在動力,深化農村改革、市場經濟發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等是外在動力;如果以源和流為視角來認識,可以分為源動力和流動力。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利益訴求是源動力,鄉村社會變革主體的實踐互動是流動力?？v觀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結構,可從中觀察到其構成因素。深化農村改革是基礎因素,利益驅動下主體選擇與社會規律互動影響是實踐因素,政治整合是助推因素。深化農村改革的利益觸動,構成農民階層分化的啟動機制,并以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為主題牽引著農村社會階層關系發展,貫穿于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之中。鄉村社會變革主體的動能擴張及其聯動效應,推動著“階層關系逐漸成為農村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之外的重要關系維度”[3]。有效的政治整合從根本上壓縮了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甚至社會沖突等障礙性因素的生存空間,并日益形成促進農村社會階層良性、有序分化的長效機制。

(一)深化農村改革是直接動因

關于社會變革的動力,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4]。在恩格斯看來,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決定力量,生產方式的變革必然決定和影響著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與發展。不同于國際上基于工業化、城鎮化的驅動而成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一元化為產業工人,中國農民階層分化的最初驅動力來自于改革開放帶來的農村生產方式變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切合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實際需求,使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獲得生產和分配自主權的農民,隨著國家放寬人口流動的控制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日漸由農業向非農業轉移,原來同質化的農民階層逐漸流動起來,并日益形成異質性、多元化的階層結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深化農村改革,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實現農村土地“三權”分置,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通過深化農村改革的方式進一步調整農村生產關系以優化農業生產方式,根本解決我國現階段農業生產方式存在的兩大矛盾,即小農戶家庭生產與農業現代化要求的市場化、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土地的碎片化、分散化與實現集中連片高標準農田要求的矛盾。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尤其是不斷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明確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同時也釋放了巨大的政策紅利,強化了各方對農村土地權益的預期收益,將影響相關利益群體的行為(遷移流動)選擇,從而推進農村社會結構的重塑”[5]。

如果說以土地制度改革為牽引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通過變革農業生產方式為農民階層分化創造了可能性前提條件,那么穩步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則不斷使之變成現實。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展變遷過程中,政治力量的決定性作用始終不容忽視。這既是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所在,也是深化農村改革的特殊性所在。改革開放44年至今,穩步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使我國農村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不僅確保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化,而且促使農民階層分化得以健康有序發展。市場化是農民階層分化的加速器,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農村改革,將資源配置的主導權逐步讓渡給市場,削弱了傳統高度集權分配模式對農民的控制力,不斷擴大的社會就業空間和日益豐富的職業類型,為農民提供了較多向上流動和自由選擇的可能,農民這一母體階層的分化也就不可逆轉。然而,“社會階層分化并不是單向度的由‘一’到‘多’的簡單分化過程,分化之中也蘊含著社會重新整合”[6]。因此,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構成,不僅包含著改革的啟動力量和市場的加速力量,而且還包含著政治的整合力量。因為由農民階層持續分化所帶來的“復雜利益格局甚至利益沖突,需要一套有效的整合機制來應對問題,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7]。研究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時,不能忽視政治整合與階層結構的互動關系,尤其不能忽視政治整合對處于動態分化進程中的農村各階層的資源和社會地位以及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結果的影響與作用。

“社會結構的分化與社會整合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只有分化,沒有整合,社會結構終將四分五裂,陷于混亂;只有整合,沒有分化,社會就會凝固,缺乏前進的動力?！盵8]從整體層面來說,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由傳統向現代平穩過渡是深化農村改革的目的。從具體的改革推進項目來說,重點解決的是市場經濟對農村社會資源流動與重組提出的新要求與利益協調機制特別是城鄉利益協調機制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利益因素既是政治整合的影響因素,也是政治整合的基本內容,同時又規定著政治整合的途徑和方式。[9]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強大動力,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核心目標,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過程,二者方向一致,內涵相同。農民階層分化說到底是一種利益分化,當前農民階層分化遇到的矛盾問題,集中表現為利益關系?？梢哉f,處理好利益關系就抓住了優化農村社會階層結構、促進農村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的關鍵。

(二)利益驅動下農民主動追求共同富裕是內在動因

“改革開放的過程從實質上說是一個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過程?！盵10]深化農村改革之所以是農民階層分化的直接動因,其深刻性還在于利益關系的調整。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1]?；魻柊秃找苍f過:“利益是人類行動的一切動力”[12]。利益是唯物史觀的重要范疇,追求利益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動因。農民在利益驅動下所作出的主動選擇是農民階層分化的內在動因。中國改革“從某種角度上講是從自發到自覺,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運用規律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盵13]中國改革的規律性為農民階層分化提供了基礎和條件,農民在利益這只隱藏于人類活動中的“無形的手”的引導下,通過參與改革主動選擇符合自己意愿的勞動,使職業分化成為可能?！奥殬I結構的變遷是農民階層分化的啟動器,農民階層由此打破了原有單一、固定的傳統身份,并向著多元、流動的方向發展?！盵14]

農民在經濟生活中創造財富的自由以及不斷擴大的自由流動,使其越來越認識到自身價值的重要性,基于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而形成的新的利益價值觀成為農民思想的最大變革。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價值觀對人的行為起著規范和導向作用。物質利益是人類利益體系中最基本的、首要的利益,追求物質利益是推動人們社會歷史活動的原始動力。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農民為了獲得更多和更好的物質利益,一方面在政府引導帶領下進入市場,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發展農業生產,使農業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在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中穩步增收;另一方面在國家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城鎮落戶政策支持下,農民有序向城鎮轉移并參與社會分工,實現了人口非農化和產業非農化雙重轉型,而這是影響農民家庭經營收入至關重要的因素。有關研究表明,“人口-土地-產業”非農化轉型對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影響最突出,對財產性收入影響位于其次,非農化轉型發展水平越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增長就越快[15]?？梢哉f,追求物質利益是農民階層分化的現實邏輯,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可以不擇手段,也不意味著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是鼓勵勤勞致富守法致富,扎實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盵16]從古至今,“勤勞守法致富”都是人類文明的時代精華和價值標向,也是農民心中強大的精神支柱。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民作為有理性的經濟人,以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自主參與經濟活動,在市場經濟中努力提高生產效率、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同時還通過構建利益共同體的方式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激發鄉村振興生機活力,在增加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的基礎上,培育并形成了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的社會階層結構。誠然,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分化是大勢所趨,但利益分化并非只有消極效應,其良性效應正在隨著先富幫后富、先富帶后富體制機制的運行而日漸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理性經濟人進行經濟活動的價值引領,始終立足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有力推動了社會物質利益問題的解決。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等普惠性與公平性舉措的紛紛出臺,有效地抑制了利益分化的消極效應,充分發揮出利益分化的良性效應,促使農民在利益驅動作用下主動追求共同富裕,并進而促使農民階層分化合理、有序展開。

(三)熟人社會的“施報平衡”機制是深層動因

不同于由陌生人所構成的城市社會,鄉村社會的本色特征是一個以禮俗為主導的熟人社會?？梢哉f,熟人社會是認識和理解農民階層分化的基本場域。在這一基本場域中,農民在市場條件下的經濟分化和在鄉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確認,實際上是鄉村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變遷過程中兩個先后相繼的重要環節,“熟人社會中的階層生產是經濟分化的社會確認過程”。[3]農民階層的經濟分化在日常生活中會進一步以社會學效應呈現出來,表現為消費、休閑、娛樂、空間乃至婚姻等不同維度的社會分化。所以,基于市場能力差異而產生的經濟分化,只是我們認識和理解農民階層分化的基礎。熟人社會中的階層分化不僅強調階層的經濟學意義,更加注重階層的社會學意義,即不僅要基于市場能力差異給予農民階層分化以經濟意義,還要從關系分化層面展開農民階層的結構化過程,這樣才能賦予農民階層分化以完整性內涵。

人情往來是熟人社會不可缺少的內容,是農民社會關系的重要表征,在由血緣和地緣關系建構起來的鄉村社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費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定義中國社會關系結構,認為社會關系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我們傳統社會里所有的社會道德也只在私人聯系中發生意義”。[17]對于處于傳統鄉土社會里的農民來說,通過人情往來增加私人聯系,是其獲得他人發自內心認同并達到自我實現的主要路徑。在熟人社會里,自我實現的路徑主要通過社會性和公共化方式表現出來,而人情往來的內容與形式則蘊含著實現這種社會性和公共化方式的內在機制,即“施報平衡”機制。這一機制“是實現經濟資本向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轉化的核心機制,以實現階層身份確認、階層意識激活和階層地位的再生產?！盵3]中國農村是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對于農民而言,雖然獲得經濟收入的渠道不再僅局限于農村,但是其社會關系依然以農村為主,人情往來是其建構和維系社會關系的基本機制,農民基于市場能力差異而產生的經濟分化的路徑和流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這一基本機制。

“禮尚往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其所蘊含的“施報平衡”機制,是人情往來的基本規則,構成了農民階層分化的深層社會動力。農民基于市場能力差異而產生的經濟分化,在人情交往互動過程中展現出來,并進而產生社會效果,使人們在“施報平衡”運行邏輯中逐漸形成社會排斥和權力壟斷,從而實現農村社會階層結構化。經濟收入較好的農民,在村莊公共社會活動和人情交往互動過程中,通過“吃虧”“吃得起虧”的行為將經濟資源優勢讓渡給村莊公共事業、公益事業和親屬鄰里的同時,也帶來“回報”壓力,“吃不起虧”或“回報不起”都會是形成社會性權威差異?！俺蕴潯薄俺缘闷鹛潯钡娜送鶗@得回報和交往預期及良好的社會評價,并因之獲得較高社會地位。相反,“吃不起虧”或“回報不起”的人往往因經濟窘迫或人情交往被動而造成關系網絡收縮甚至關系鏈條斷裂,從而導致社會地位下滑。故而,熟人社會場域中的農民階層分化,雖然并非完全和諧共存的狀態,但也不是純粹的沖突或者剝削,而是通過“施報平衡”的人情互動機制,將經濟分化效應孕育為鄉村內生性社會排斥,從而促發了農民階層分化的社會性生成,且重構了熟人社會的階層結構與秩序。那么,“限制經濟分化對于當地鄉村社會的切割效應,扭轉階層互動的排斥效應,進而維系鄉村社會轉型的穩定,便具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3]。

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遷下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轉向

隨著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階層分化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重要內容之一,其動力價值、路徑和目標指向必然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而變化。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指出:“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8]這一重大判斷既是新時代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遵循,又是促進農民階層良性分化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更是正確激發動力以構建有序、協調、充滿活力的社會階層結構的科學方法。

(一)動力指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且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19]社會階層結構雖然不屬于社會結構的主要框架,但也是社會有機體不可缺少的結構。目前,這種結構的非均衡性不再主要是先賦性因素主導,而是自致性因素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并隨著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這種不平衡性更多地表現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方面的差距。以階層分化為特征的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轉型,在已經逐漸成為客觀事實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其社會分層合理性的進一步思考,而這取決于正確的價值指向。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建立新的有效的動力機制,使其滿足于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需要,必須重新審視蘊含于階層分化動力機制中的價值觀,以便確立起符合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要求的價值導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立場,更是構建合理社會階層結構的價值原點和力量源泉。社會階層分化是一種社會進步,是科技創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結果,[20]并通過多元化利益主體在需要滿足過程中所處的地位和分配關系的矛盾引發出來,進而表現為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推動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轉型?！耙匀嗣駷橹行牡陌l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盵21]當下,我國社會階層結構仍處于動態發展變化中,妥善處理由階層分化導致的利益矛盾與沖突,是促進社會階層合理分化的關鍵所在,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的內在要求,更是運用黨的創新理論指導新的實踐、準確把握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具體體現。

馬克思認為:“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22]。利益協調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理論的價值追求?！皬碗s的階級階層分化是基于社會成員在社會關系上的利益矛盾與沖突而形成的,因此是更深刻、更穩定、更具矛盾與沖突性的利益矛盾與沖突?！盵23]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由于農村利益存量的有限性和農民獲取利益能力的差異性,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更側重于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博弈而成。因此,促進農民階層合理分化的核心在于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目前,農民與集體在利益上的矛盾與沖突,主要反映在土地流轉、集體資產收益分配、社會保障、社會化服務、教育收費等方面,化解這一利益沖突的有效方法,唯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農民個人利益與農村集體利益有機統一起來,完善農民共享發展成果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需要強調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立足中國傳統家國關系和家國理念,實現對西方“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的揚棄,構筑起基于內外表里關系而不是利益主體博弈關系的中國特色社會學分析框架,是處理好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基礎,更是農民階層合理分化的價值指向。

(二)動力路徑: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民主作為一種基本的國家治理手段,是現代社會統籌協調利益關系、妥善處理利益矛盾的重要方式。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民主的偉大創造,是助推“中國之治”得以成功的“密碼”,是夯實鄉村振興基層基礎、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從實質上講,社會階層分化是基于社會利益關系改變而形成的,農民階層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需要在農村社會成員構成上的反映形式。而“利益問題是社會結構與民主政治的聯結點”,[24]“利益結構是社會系統和政治系統的深層結構,它構成社會和政治運行的內在動力”。[25]習近平早在浙江工作時就強調指出:“基層既是產生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的‘源頭’,也是協調利益關系和疏導社會矛盾的‘茬口’”,“夯實基層基礎,有利于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逐步筑牢穩定合理的社會結構?！盵26]農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據地和最基層,歷來也是民主政治的發源地和實驗田,全過程人民民主在鄉村振興中的生動展開是促進農民階層合理分化、推進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重要通道。

習近平指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薄懊裰鞑皇茄b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盵27]如何將全過程人民民主落實到農村,將“中國之制”優勢轉化為鄉村基層治理效能,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在農村落地生根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重點從三個方面明確發力路徑:一是基于村民自治實踐,加快制定完善“四個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貫通“四個民主”相銜接機制,推進“四個民主”協調均衡發展。同時,還要以強化優化黨的領導為核心創新村黨組織書記“一肩挑”治理模式,打造多方協調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拓寬和完善制度化利益表達結構,使農民利益表達成為推動政府和農民有效銜接的重要動力。二是準確把握民主與民生的辯證統一關系,立足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民全面發展,在確保農民財產權、自治權、居住與自由遷徙權等方面不斷推進制度創新,讓農民在事關切實利益的民生工程上擁有更多話語權,通過深化村民自治,有效化解基層社會矛盾,推動民主與民生有效結合、一體化發展。三是基于基層協商民主的實踐探索,以構建多元協商共治模式為抓手,建立共有共建共治共享機制,將基層協商民主引入鄉村治理實踐,推動民主與治理有機結合,激發農民參與鄉村建設和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內生動力。

(三)動力目標: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習近平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28]。與以資本邏輯為主導的西方現代化模式根本不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以“人的現代化”為根本出發點的,其重要旨歸是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一切社會性條件。社會結構轉型之于現代化發展具有“邏輯先在性”意義[29],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的核心,社會階層分化是社會階層結構動態變遷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那么,社會階層分化就是現代化建設中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解決的關鍵在于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客觀要求。社會階層分化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必然體現為人根據客觀規律改造物質世界以取得生存發展資源的能力差異,而這種差異又意味著由物質運動規律支配的物質運動發展的客觀要求,必然最終體現為對掌握物質運動規律的人的發展要求,即勞動者“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故而,在促進社會階層合理分化、良性分化的進程中,必須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引領,以此凸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主義取向,彰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展變遷的社會主義本色。農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農民的全面發展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和重要基礎,促進農民全面發展既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建設的主體動力,更是農民階層合理分化、良性分化的價值旨趣?！艾F代化背景下,農民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標志是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專業分工中,實現向職業者的轉型?！盵30]

習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盵31]以社會中間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是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生動表達,同時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標志。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與共同富裕之間并不矛盾,階層分化可上可下,并不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就目標和趨勢而言,向中間聚攏的階層分化結果應該是理想的、必然的?！盵32]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否認社會階層分化中出現的貧富差別現象,關鍵在于怎么看待社會階層分化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改革開放前,人們貧富無差甚至共同貧困的狀況,既與計劃經濟時期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密切相關,也與社會資源配置的行政化取向不無干系。改革開放后,人們的貧富狀況主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多元化的分配方式以及社會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取向相聯系?！吧鐣Y源配置的多元化必然導致利益群體的多元化,利益群體的多元化意味著社會階層之間的間距明朗化,出現貧富差別不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社會發展所必需?！盵32]當前,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結構正處于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農民階層分化的趨勢還將繼續發展下去。核心的問題是擺脫絕對貧困后的農民農村,如何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動力,理清并抓住社會階層結構內部的關鍵變量,準確把握農村階層關系,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和轉移,且與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相協調。習近平強調指出:“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盵31]而“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規模性返貧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底線要求,促進低收入農戶收入更快增長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核心任務?！盵33]

三、我國農民階層分化動力因素的突出特點

我國農民階層分化之所以能夠持續穩定向好,其中關鍵的一點就在于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最初驅動力并非來自城鎮化和工業化,而是源自于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政策的變化和調整,特別是基于中國國情的階級階層政策和分配政策的變化和調整,不斷釋放出促進農民階層合理分化的動力。分析和研究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現狀表現,可以發現我國農民階層分化的動力是具有個性的。

(一)生產力的基礎作用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原理告訴我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這一矛盾統一體中的對立雙方,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所具有的反作用是派生的,不是第一位的,而是第二位的。社會階層結構本質上是生產關系的一種必然反映,其發展變化必然由生產力的決定性所引起。改革開放以來,在生產力的發展演進過程中,農民占有社會資源的能力和機會不斷被提高和開拓,并通過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開啟了階層分化的閘門。亦即,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及其要求決定了作為體現生產關系的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的發展變化,只有當農村社會階層結構適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要求時,才能有效推動鄉村生產力發展,從而實現鄉村全面進步。農民階層分化是鄉村生產關系現代性發展的一種體現,雖然社會政策的變化和調整在一定時期內直接推動了農民階層分化,但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變化,必然要求具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并為滿足這一必然要求不斷開辟發展道路?！伴蠙臁毙偷纳鐣A層結構和合理的農民階層分化,內含著公平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和勤勞創新致富的激勵機制,因而會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只有遵照實踐邏輯變革農村生產關系,即尊重社會生產力、尊重農民主體地位,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才能“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34]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二)農民的主體作用

基于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全局性的、深層次的改革必然是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深層觸動和調整,并因之對社會生活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亦即,生產力發展并不是改革的全部內容,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也是改革的題中之義,這是改革最根本的哲學邏輯。[35]人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生產關系的主體,利益欲望是人在生產關系中作為主體所具有的意志表現?！爸挥挟斎藗儬幦±娴闹黧w目的和意志滲透到生產力中,爭奪與分配生產要素及其產品,才可能形成生產關系”,“同一生產力在不同的社會主體力量格局中會形成不同的社會關系”。[36]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農民,將其增加收入的意志和決心滲透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實踐活動中,在利益分配、就業創業、子女公平教育、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自主地、能動地迸發出變革現實的本質力量,與生產力一起共同塑造著鄉村社會關系。鄉村社會要擺脫兩極分化、階層固化等發展困境,必須有效激發農民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以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但目前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過程中,尚存在農民主觀能動性不強、主體作用發揮不充分問題。破解之道大致可從三個方面入手,即建立城鄉融合長效發展機制、了解農民的核心需求和培養高素質的農民[37]。城鄉融合是農民階層分化突破不徹底性、不完全性的根本性出路,滿足農民的核心需求是消除農村貧弱階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大力培養高素質農民是增強農村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的恒久動力。唯有如此,才能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有效激發農民勇擔開創鄉村共同富裕新格局的時代重任,加快構建農民階層合理分化的內生動力機制,助力形成中國特色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三)先進文化的引領作用

生產力通常作為一種客觀的物質力量,在社會發展中始終起著最終決定性作用。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既有物質動力,也有精神動力,而先進文化就是這種精神動力,原因在于其在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對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鄉村文化是農民的精神家園,是鄉村振興的恒久動力,合理建構鄉村社會階層結構離不開先進文化的引領。因為沒有文化的鄉村將無根無魂,沒有根基的社會發展只不過是空中樓閣,沒有靈魂的社會發展更不會深遠,最終必然被歷史前進的車輪碾壓和拋棄。農民是鄉村社會發展的主體,也是鄉村社會階層結構的實際建構者,要持續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加快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引領導向作用,解決好農民的思想認識問題,也就是解決好農村社會結構轉型的方向和動力問題,這也是促進中國農村社會由傳統社區向現代社區轉型的根本性問題。文化在本質上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在受生產力決定的同時,也能動反作用于生產力。先進文化是以先進生產力為基礎的,代表著社會發展方向,體現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又是促進農民階層合理分化的催化劑。鄉村社會階層結構的發展變遷,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建構和諧合理的鄉村社會階層結構,必須積極發揮先進文化的引領推動作用,緊抓農民——鄉村社會生產力的第一要素,用先進文化武裝農民頭腦,以“增志”與“興智”為核心要義引領鄉村文化振興,教育引導農民“富口袋”與“富腦袋”同步前行,不斷提高其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能,進而剔除其因循守舊、小富即安等傳統落后觀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開啟促進農民階層合理分化的動力引擎。

(四)組織振興的保障作用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組織振興”重大命題,為充分發揮基層黨建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引領整合作用提供了新方向、新遵循?！半A層分化與政治整合是現代化建設的‘一體兩面’,它們共同構成了社會發展的拱門,任何一方面的力量過強或過弱都會危及社會發展?！盵38]新時代背景下,農村基層黨組織振興在于有效銜接共同富裕目標與鄉村社會內生性演變邏輯,調整農民階層分化與政治整合的失衡關系,以組織振興為統領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依靠組織力量和組織信念,引導鄉村社會明晰農民階層分化的秩序與方向,防止農民“原子化”“去組織化”、鄉村“碎片化”“無序化”等不良趨向。黨的十八大以來,組織化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舉措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也是促進鄉村社會治理創新的有力保障。無論是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強化農村、城市社區黨組織建設”,[39]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提升組織力、突出政治功能”,[40]亦或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41]新時代十年來,這些基層黨建思想及其實踐,對于推進鄉村組織振興進而激發鄉村社會發展內生動力,都發揮了并且仍然在發揮著重要作用。應當說,正是通過農村基層黨組織振興,已經實現了和正在實現著鄉村社會整合,糾正、糾偏了那種不良的農民階層分化,使鄉村社會分化走向公正、公平的發展道路,保證了鄉村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正確方向,為加快形成“橄欖型”農村社會結構提供了持續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