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文化符號與青年群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建

謝冰雪 馬宇彤, 杜 娟

(1.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 蘭州 730000;2.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41)

“在任何時期,青少年首先意味著各民族喧鬧的和更為引人矚目的部分”,[1]這種“喧鬧”與“引人矚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青年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隨著互聯網興起的媒介傳播時代到來,全球社會儼然已進入一個“高度符號化時代”[2],“互聯網+”已滲透到青年群體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新媒體平臺早已成為各種思想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途徑,也是青年群體認知體系構建的最直接方式。

從一定意義上講,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概念就是在我國深厚的歷史基礎和當前迫切的現實需要下提出的,是對我國“多元一體”民族關系格局的高度凝練。[3]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7月在新疆考察時強調:“要深入推進青少年‘筑基’工程,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端正歷史文化認知,突出中華文化特征和中華民族視覺形象,增進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盵4]正確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必須從青少年抓起,[5]把愛我中華的種子埋進每個孩子心靈深處。[6]教育部在2022年工作計劃中也同樣指出,“以增進共同性為方向,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與中小學德育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緊密融合”。[7]這些都直接說明如何在青年群體中樹立和突出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是青年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方式。

本論文以文化符號學理論為基礎,在共享文化符號視域下,通過鏡像階段理論,探討青年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研究,具有較強適切性和辯證邏輯關系。一是共享文化符號的樹立和突出與青年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呈現目標的價值一致性。二是共享文化符號的樹立和突出與青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呈現鏡像效應。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對于青年群體特別是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生進行有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是社會意識形態不斷良好發展的內在動力。

一、符號、文化與鏡像

(一)理論演變:符號學中的意義世界

符號是傳播的源頭,個體總是通過符號與外界(他人)發生聯系,外界(他人)也只有通過符號才能讓個體所認識。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在《人論》中闡述,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社會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8]換言之人類的活動就是符號的活動,人類使用符號去創造文化,人類文化的形式有:神話、語言、藝術、歷史和科學等。[9]符號學理論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四種模式,第一種是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saussure)提出的語言學模式,他認為單一符號都可以分為“能指”和“所指”兩個部分,其中“能指”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所指”是符號的意義和部分,二者結合的過程就是“意指”,他們的整體就是符號;[10]第二種是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出的邏輯-修辭學模式,由此使得符號學向非語言類甚至非人類符號擴展,其將符號定義為符號形體、符號對象和符號解釋的三元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十種有關符號分類的三分系統,皮爾斯三分法中最重要的是把符號分為像似符號、指索符號和象征符號三大類,這是“符號最細本的分類方法;[11]”第三種模式是卡西爾提出的“文化符號論”,他建立了一種象征哲學,認為“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第四種模式是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開創的從形式研究文化的傳統,有人稱之為“語言中心馬克思主義”,這一學派堅持用符號學研究社會和文化,提出“符號場”理論,從大處著眼研究文化。四種模式都為符號學理論做出貢獻,本文著重從文化角度理解符號理論,文化本身就以象征符號為基礎,文化符號也不局限于語言和文字,它還包括了一系列與人類活動有關的有形活動。

(二)符號與文化:“元”符號的解釋再現功能

學界普遍認為,符號是象征、代表、表示、預示、暗示或指示另一種事物的媒介[12]。任何一個符號的意義都會受到語境或者解釋群體的影響而處于無限衍義過程中[13],換言之,符號的意義并不是固定的,按照皮爾斯的說法,任何符號的意義解釋,實際上都是一個元符號?！霸枴?meta-sign),從字面理解就是“關于符號的符號”[14],由此看來,符號本身就帶有“元符號性”,是人類活動意義的根本符號品質,人類活動意義就是不斷地處理符號與符號的關系,以及如何從符號生成符號的問題,是一種“元”意識活動,而人類的交流都是基于元符號解釋之上的元交流。從根本上說,元符號不是指稱一個事物,而是取代另一個符號,[15]那么所有的新詞,所有新的表達方式,都必須依靠原有文化的積累(傳統文化),文化的定義就是以往文化的積累。人類作為創造和使用符號的主體,當歷史語境發生變化,原先符號意義不能滿足人們意義解釋需求時,人類就會自覺根據原有的文化知識創造新的意義賦予到符號之上,獲得意義升級,讓其具有新的“元符號”能力,幫助人們進行認知,實現人與人的交流傳播。

中華文化符號承載著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經驗和理解形成的一種積累”[16]。中華文化符號不僅傳遞了中華民族的內涵和意志,其外延表達還具有涵養國家意識、培育民族精神、闡發社會現象的特點,作為傳播媒介和歷史見證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長河中折射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相關學者從不同方面對其展開研究,但多集中于共享文化符號的傳播機制、意義價值和保護運用等方面,研究重點也傾向于對其藝術性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建,但是從聚焦青年群體中文化符號共有共享的角度,分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的研究較少。而在現實生活中,一個具有“元符號性”的文化符號,可以幫助人們通過符號表象,形成抽象概念,從而使得外部社會與自我世界的各種概念和觀點在大腦中產生各自對應的映像,這些映像就是符號,這個過程就是鏡像階段。

(三)符號與鏡像:“共同體”與“個別化”的解譯過程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最早提出并闡釋鏡像中對自我認同與構建的觀點,稱為“鏡像階段”理論?！皨雰弘A段的孩子可以將鏡中的影像歸屬于自己,是一種典型的情境中表現了象征式模式”,[17]嬰兒可以潛意識地通過鏡中的形象認識自己,這就是自我認同的起點。隨后嬰兒逐步通過母親、身邊的人得到社會的認同,完成自我認同與建構,這是個體自我初始建構的時期。根據拉康鏡像階段理論我們可以清楚,鏡像理論的核心是人通過“鏡像”塑造出來的“共同體”(他者)進行自我身份確立,而“個體”認知是通過認識“他者”的產物。在學術界對于媒介是否有助于受眾群體的身份認同構建有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媒介有助于身份認同的同化;[18]第二種認為媒介不利于身份認同構建,會導致認同減弱、分散等;[19]第三種主要關注大學生互聯網媒介使用行為與身份認同之間存在的顯著效應關系。[20]

鏡像理論中的“他者”鏡像對個體具有可解釋性,這是看鏡子的目的,同樣“自我”鏡像對個體也具有“可解釋性”,這樣的過程是社會符號“共同體”與青年自我“個別化”在鏡像階段中的互相解譯過程,即體現在個體行為上就是社會角色和自我形象的解構和重塑。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各類媒介在青年群體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青年群體認知、融入、適應社會的重要工具。本文所針對的青年群體,年齡界定為18—35歲之間,其有一定教育基礎,是社會生活、網絡空間中較為活躍的組成部分,是社會發展中的焦點對象,他們對自我身份、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時代意識形態的變遷。筆者以國家、社會及各政府公開發布的關于“文化符號”媒體類報道資料為研究基礎,結合文化符號和鏡像理論,從實踐層面探討青年群體如何通過“共享文化符號”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希望對青年群體德育教育視域擴充有一定參考價值。

二、“元符號”能力:共享文化符號的樹立和突出

本文所提出的“共享文化符號”是指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被多個個體共同認知、理解和使用的符號,它是人們在長期的文化傳承和發展中創造和積累的,它是具有特殊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的物品、事件、言語、行為,如:某種傳統節日的特定禮儀、某種習俗的代表性物品等等。這些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形象是承載著各民族文化背景下共同的經歷、歷史、記憶、情感等內涵,[21]是各民族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共識思想?！拔幕枴痹谀撤N程度是人與社會、國家之間基于一系列的交往互動而建構起來的一種互相身份認同關系。換言之,我們理解“共享文化符號”的樹立與突出,更多的時候其實是理解國家社會中個體之間互相作用的結果,是以文化、語言、社會關系、歷史背景等為中介的“自塑”與“他塑”相互交融的最終產物。其中,“自塑”是個體的自我塑造,側重個體初衷心理;“他塑”是指他者對個體的構建,側重結果。所以,正確地樹立和突出“共享文化符號”,使其具備“元符號”能力,并通過“鏡像階段”來加強個體與文化之間的聯系,同時也能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理解,不僅可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在凝聚力和向心力,還可以提升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播廣度和影響深度。

(一)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工具,構建“共享文化符號”的共識性

語言、文字都是一種集體心智現象,是一個國家構建的“先決性條件”[13],它們不僅是“重要的思維表達工具,也是個人實現其社會屬性的重要工具”,[22]與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密切相關,是記錄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蹤跡,貫穿過去與未來的文化符號。在群體認同中,語言社會化理論①認為,語言是一種重要的認同符號,可以幫助個體和群體建立聯系和認同感。語言社會化理論強調群體成員之間在語言習得和使用過程中的互動和共同創造,這也促進了群體認同的形成。同時,個體的身份認同和語言使用習慣是相互作用的,通過語言使用,個體可以進一步加強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如在央視出品的視頻《中國話》中塑造了“多元一體”的語言符號媒介,使用大量的“鄉音”身份標識,讓更多青年主動將媒體呈現的“鄉音、鄉情”與自我進行相互對比,在視覺和聽覺等方面圖文并茂地向青年群體傳遞著“多元一體”的符號價值:情感紐帶、同源共生、交往交流交融、家鄉是看得見的祖國、祖國是擴大了的家鄉。

通過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行實踐行為,創造群體之間可以共享的社會文化空間,讓其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促進青年群體交往交流交融,主要體現在:(1)形成共同的語言符號。各族青年群體成員之間共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可以成為群體認同的標志。通過使用共同的語言符號,各民族青年群體成員可以表達彼此之間的親近感和共同體認同感;(2)傳遞文化和歷史信息。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可以更好地傳遞國家的文化和歷史信息,幫助青年群體成員了解和認同自己所屬的文化和歷史傳統;(3)幫助青年群體成員建立社會關系。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可以幫助青年群體成員建立社會關系,增強彼此之間的聯系和信任;(4)塑造群體身份認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可以幫助青年群體成員塑造自己的身份認同,增強自己與群體之間的聯系和認同感。通過使用通用的語言符號和交流方式,群體成員可以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增強彼此之間的認同感。

2020年,《中國青年報》對來自西南石油大學的彝族大學生勒苦伍牛惹同學進行了深度報道,勒苦伍牛惹看到語言是彝族同胞融入城市生活的巨大障礙,于是與自己的伙伴米色阿昌開發APP,讓彝族鄉親學習和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APP上線3個月,便有6.7萬人注冊。勒苦伍牛惹和他的“涯悠”團隊的努力得到青年人的稱贊和認同,在中國彝語相關新聞中,有人留言“你的這一神器可以使民族團結更進一步”。通過在青年群體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共享同一種語言文字符號,以此為交流交往工具,傳遞一種說普通話、寫規范字的社會氛圍,可以使生活在不同地理區域和風俗習慣下的青年群體暢通地交流與溝通,產生“共同體意識”的情感認同,并由此共同傳遞“共享文化符號”下的情感脈絡,為更深入的民族交融奠定基礎。

(二)以“交往交流交融史”為載體,賦予“共享文化符號”的深刻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3]“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如何講好“三交故事”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華文化宏大的歷史敘事背景和意義體系基礎上,講好蘊含著家國情懷和各族群眾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奮斗的歷史事實,以客觀歷史事實為敘事依據,“三交故事”為載體,不斷實現“共享文化符號”的升華,讓各族青年在共享歷史文化符號的同時,產生中華兒女一體的情感共鳴,凝聚認同。如河南衛視創新文化的講述形式,將舞臺效果與現代科技融合,創作了《唐宮夜宴》《洛神水賦》《敦煌飛天舞》等一系列充滿傳統文化標識的舞蹈,為青年們呈現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西南民族大學女子合唱團在由奧地利奧中文化藝術促進會和德國華人華僑聯合會舉辦的維也納迎新春合唱音樂會上,演唱采用藏族、羌族傳統的鍋莊音樂舞蹈形式為素材改編而來的《太陽從東方升起》,用大合唱的形式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民族融合音樂舞曲的獨特魅力。

人是歷史的載體,承擔著從古至今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積淀和結晶,擁有歷史賦予的集體記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的必要條件。正如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名論斷“民族被想象為一個共同體”[24],隨后安德森作了進一步解釋,民族可以被想象成群體成員以符號為媒介形成一種共同的思維意識,因此民族共同體的本質是“文化符號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文化符號的形成和共享,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條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基礎和意義就是基于記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符號形成的意義空間。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各類民族團結、同心共筑的歷史佳話,將這樣共同的“歷史記憶符號”通過媒介空間貫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全過程,使各族青年可以“通過歷史敘事并賦予情感力量的實踐”[25],塑造主人翁意識,能有效地引導正在發展成長的青年群體刻認識到中華民族一家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共享文化符號其實是深層次的、多元化的中華文化在各族青年心中的有形呈現,他們看到、聽到、感受到中華文化,并為身處在這樣的文化符號中深深自豪。這種自豪促使了各族青年文化使命與民族情感的內生,在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完成“共享文化符號”從人到人,從群體到群體的持續升華。

(三)以“中華文化符號”為媒介,使得“共享文化符號”具有可操性

依據前文梳理的元符號生成特性,“中華文化”可以理解為一連串具有代表性的符號所掩蓋的“所指”以及二級層次的“意指”,通過符號的“所指”和更深層次的“意指”在“中華民族文化”和青年群體之間建立一個可以溝通的橋梁,通過樹立和突出共享文化符號傳遞出國家文化的本質特征,讓青年群體從歷史、文化、政治、民俗等方面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整體、深刻的認識,從而起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效果。具象化、可視化的文化符號更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互聯網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文化符號的傳播形式,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是前所未有的,而網絡中的各類符號已成為青年群體間交往互動的重要媒介,突破了個體、民族、地區和文化等概念的壁壘,如各種文化類的視頻、宣傳片是視覺文化符號的動態綜合體,符號隱藏在視頻中,是傳播中華民族文化的載體,也更容易在青年群體范圍內逐漸達成“共識觀念”。

近年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背景下,中華文化以多種方式、多種平臺走向大眾,走向世界。2022年,新華網文化頻道立意讓中國文物“活起來”,原創推出了“國寶有靈”文化IP,以日歷海報、短視頻等形式進行傳播。其中“國寶有靈·文物日歷”以周為節點進行發布,每周推出七張日歷圖、七件文物,并給每件文物配上精美圖文進行解讀,不間斷地為社會大眾介紹中國各大博物館的國寶精品,展現藏品背后的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皣鴮氂徐`”文化IP引導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和核心價值,大大加深了青年群體的文化自信,推動了青年群體自覺學習和弘揚中華文化。近年來,正是通過各方努力,中華文化符號的樹立和突出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為達成文化共識做出了積極意義。媒體層面,中央電視臺推出了《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代表的紀錄片,歷史的溫度與工匠精神的碰撞,深受青年群體的好評;先后打造了《朗讀者》《典籍里的中國》等欄目,將傳統文化中著名的文學作品、信件、重要典籍、人文故事以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進行表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典籍里的中國》為例,欄目組抖音官方2023年3月發布的《茶經》篇獲得了621.9萬點贊;政府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文化傳承發展給予了大力支持,中華文化得到進一步的保護與發展。例如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辦、國辦先后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等重要文件,不斷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成效顯著。截至2023年6月,共有各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0萬余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1557項。設立23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完成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皣椅奈锞謹祿@示,2022年我國新增備案博物館382家,全國博物館總數達6565家,居全球前列;全年舉辦線下展覽3.4萬個、教育活動近23萬場,推出線上展覽近萬個、教育活動4萬余場?！盵26]這都是文化大發展的縮影,為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起強大精神力量。

新形勢下“共享文化符號”的創新實踐充分吸收了“互聯網+”傳播的時代特質,通過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講好“交往交流交融史”以及善用“中華文化符號”三個方面,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個形而上的概念轉化為青年群體更易接受的具象化、可視化的符號,系統地打造更具共識性、深刻性和可操性的“共享文化符號”,讓其在青年群體中形成對中華文化深厚內涵的高度認可,打通從頂層設計到基層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地。

三、鏡像階段: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青年主體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非常重視青年群體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通過中央電視臺和互聯網,發表對于青春的言論:“心有所信,方能遠行”“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等語句抽象出“青春”概念,國家也通過各類影視作品《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戰狼》《無問西東》《紅軍不怕遠征難》等,以“青春”為主線講述一代又一代年輕有為的中華兒女對祖國的奉獻,這些影片的共同點就是非常注重用細節呈現抽象的意識形態概念,形成集體記憶,強化并激發青年群體對“青春”的情感共鳴。探討青年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闡述青年群體基于共享文化符號意義基礎上構建的情感和身份認同機理。讓青年群體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中獲得一個支點,積極在社會實踐中行動,表達自我,認識自我,形成青年群體對自我認同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雙向建構,契合“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增強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6]

在百度詞條中輸入“請黨放心 強國有我”,共有11,600,000個網頁信息,而各大主流媒體通過一篇篇報道、新聞及視頻傳遞著以“青春”為主線的“中國青春力量”,呈現出社會責任心、職業使命感、勇于擔當品質等一系列社會共識認同,讓青年對“請黨放心 強國有我”獲得了全方位感知,并在這種感知中摸索著自我認同的感性化認知。通過這樣一系列青春事件及青年人的行動書寫而產生了一種實踐教育與鏡像刻畫,通過這些客觀呈現的“他者”角色,形成個人認知,再通過自我行為重新塑造或構建自我的主體性,開始自我主觀解釋過程,逐步形塑“共同體”邊界,達成社會認同,完成身份認同。

2022年五四青年節,一首名為《有我》的MV引爆全網,一經上線迅速登頂互聯網,在各類音視頻平臺、衛視播放總量超過10億次,成為現象級的作品。這首歌由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策劃制作,獻禮中國共青團成立100周年,通過歌曲將共青團100年的“偉大”與“平凡”唱成一首詩,聚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100年見證共同的青春”這樣的主題,帶領青年們回顧歷史并觀照當下、照耀未來,激勵青年“知來處、明去處”,從而喚起他們心底的力量和使命。歌詞中有一句“我的樣子,就是中國的模樣”,將青年與民族未來描述在一起,引起無數人共鳴,在該MV下,青年學生們這樣評論:“想起老師的諄諄教導,做那跨世紀的接班人”。

通過上述成功文案的發布與留言,我們可以分析出當文字語言凝練的抽象化的意識形態概念,不能更好地讓更多的青年內化為“自我”情感時,將這樣的文字具現化為行為、數字、圖片、影視等多樣“符號信息”,可以讓青年群體通過媒介感受社會生活景觀的真實感,從而愿意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形成自我意識。在青年群體自我實踐過程中,通過共青團、青年報以及學校等媒體平臺各類符號信息,形成一種青春群體內在的、穩定的、真實的自我成長形象,內化為“自我”情感,形成自我認同。

自2006年起,“三支一扶”計劃開始實施,黨和國家廣泛號召有志青年“到農村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27]充分發揮高校畢業生有知識、懂技術、善創新的優勢,到基層急需緊缺的崗位上建功立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打響脫貧攻堅戰,向貧困地區輸送更多“新鮮血液”,最大限度地發揮青年大學生的“蓄水池”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層人才隊伍的年齡、學歷和知識結構,緩解了基層人才匱乏的矛盾,“讓青春在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綻放絢麗之花”。

媒體信息報道中對于“青春角色”“三支一扶”“西部計劃”等附載了新時代的符號意義和使命內涵,使每一個青年個體與現實世界中的“抗疫志愿”“基層服務”實踐之間具有一種真實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青年個體與鏡中的“他者”憑借媒介間接發生的意義關聯。從這些青年志愿者、基層工作者親身經歷和感受可以看出,這些青年群體的行為實踐最明顯的符號意義是:貢獻自己的一點力量,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而顯性的意義背后隱藏的符號意義卻是:展現一個群體的風貌(新時代青春共同體)。所以,各青年個體并不是為了迎合學校、社會宣傳的需求,而是普遍認可媒體呈現的青春榜樣角色,同時出于對人生理想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訴求,以實際行動展現著“自我”的群體鏡像:有理想、能擔當,有想法、能干事。

在媒體鏡像中所傳達的文字、圖片以及視頻本質就是一種符號象征,通過將媒介信息高度抽象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符號化過程本就是象征的意義。這些符號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青年關于自我形象的“鏡像”,這一鏡像可以測量出自我與他者的距離,與此同時,也構成了青年個體關于理想的自我投射。

在知乎平臺上,央視新聞聯合知乎“吾輩問答”,發起“我和中國一起成長”主題問答,其中“哪一刻你發現年輕人正在悄悄改變世界”總瀏覽量超過了兩千萬。問題下的高贊回答,被廣泛引用到百度、微博、抖音、微信等各種媒體平臺。廣受青年群體和青年力量關注。

此外,本研究還通過問卷調查法收集數據,通過對相關概念的梳理和對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科學設計調查問卷后,使用問卷星平臺發放電子問卷,2023年6月我們在新媒體平臺(微博、知乎、Bilibili)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總共發放問卷500份,實際回收問卷480份,其中有效填寫問卷為450份,有效填寫問卷率達到 93.75%。

在本次的調查中,從性別看,男生有243人,占比54%,女生有207人,占比46%;從年齡構成看,18-25歲占34.7%,25-30 歲占46%,30-35歲占17.7%,主要群體構成為 90 后、00 后;從受教育程度看,研究生及以上占 16.7%,本科占50.7%,大專占28.3%,大學本科以上的高學歷人才占67.4%;從政治面貌看,62.3%的受訪者為共青團員,34%的受訪者為群眾,中共黨員及預備黨員僅占 3.7%,無民主黨派人士。

受訪者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識的描述性統計圖如下:

在共享文化符號視域下,“請黨放心 強國有我”已然成為整個時代排名第一的高頻詞,與之相應搭配的新聞、視頻成為一種符號,往往都是體現的是青年群體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熱愛的心理感受,大家都從個體角度與集體角度抒發情感,傳遞出自己在時代中的“同理心”和“家國情懷”。而媒體通過相關的媒體報道,也引起了數億國人的“民族精神”及德育教育的思考,每一個國民自覺形成了中華民族精神、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誼。濃厚的社會認同成為整個民族精神外在張力的一種呈現,這種認同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典禮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當看到祖國繁榮富強,走向復興,無數青年群體在Bilibili、抖音、快手、微博等平臺下用“此生無悔入華夏,來世還做中國人”表達內心的激動,他們用同樣的文字同頻在線,表達共鳴。以無比深厚的家國情感將個人的社會認同傳遞出來,讓人直觀感受到中國青年身上的中國文化、中國精神、中國力量。

四、共享文化符號視閾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建路徑

按照建構主義核心觀點,顯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不是一個實體,也不是客觀既定的物品,但是可以使用“共享文化符號”與青年群體交往互動,而逐漸形成相互理解、接受、認同的關系,它具體表現在青年在國家社會中的“身份”或“角色”。由此,我們可以把“青年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解為:“青年個體之間通過‘共享的符號’交往互動而被國家社會賦予的一種身份表達、折射”。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社會身份的認同和肯定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和內核?；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建模式可以表述為:共享文化符號(他塑,形塑意義) →交往互動(維持意義,共有觀念建立)→社會身份認同(自塑,理解意義)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共享文化符號視閾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鏡像階段示意圖

(一)統一“共識性”,挖掘體現中華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

文化的意義通常是以內隱或外顯的方式傳達,“意義就是賦予我們對我們的自我認同,即對我們是誰、我們歸屬于誰的一種認知東西”,[28]表征意義強化了我們對文化的認同,構建了我們的文化身份,同時,文化背后的意義是需要借助象征符號來表達或傳播,就像格爾茨所述,文化是“從歷史沿襲下來的體現于象征符號之中的意義模式,是以象征符號體系表達的前后傳承概念系統,人們以此達到溝通、延存和發展他們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29]事實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歷史,筆者認為,“共享文化符號”是一個民族、國家長時間積淀下來的文化資源凝結的共識標志,中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在不同時空階段孕育創造了許多不同標志性的文化符號,如漢字、長城、瓷器、詩詞、典故、茶葉、絲綢、京劇、中醫、大熊貓等。換言之,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文化體,這些文化符號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的必要條件。同時,作為一個文明從未中斷的民族,在千年的傳承中,中華民族在包容共進中不斷獲得文化的精粹與重生,在時代洪流前,以深刻的文化自信,推陳出新。

同時,符號要具有傳播功能,主要是通過共享的符號系統實現意義和信息的交流。我們在挖掘體現中華民族“共享文化符號”時,應該適應當今世界全球化、多元化的時代語境,彰顯“中華文化”獨特風格,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著眼于青年群體的立場和角度,著眼于能為青年群體受眾廣泛理解和接受,著眼于統一文化符號意義的“共識性”,深入挖掘中華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積極元素,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要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符號系統的升級,讓其持續地擁有“元符號”能力,以便更好地共享共融,將傳統、現代與未來三者結合起來,形成既有歷史傳承,又有現代感與親和力的“共享文化符號”,并一以貫之。

(二)提升“針對性”,形塑“青春共同體”認同空間

有效鏡像傳播可以更好地塑造青年正確的認知和情感歸屬,因此在具體工作中,起主導作用的主流媒體應時刻反思自己所呈現的“青年鏡像”是否會給整個青年群體帶來“共同體”效應,而不是對小群體的過度影響。只有力求各類型青年認知“鏡像”相互平衡,關注多民族青年群體的成長,才能長期有效地促進民族團結與發展?；ヂ摼W平臺現在是青年群體碰撞交融的重要場所,各主流媒體挖掘與宣傳同輩“青春榜樣”故事,通過喜聞樂道的媒體方式向青年群體輸出“共享文化符號”的優秀事跡“鏡像”,增強育人效果。如新冠疫情中各大媒體不斷樹立“青年逆行者”就是成功榜樣力量傳播,青年通過“鏡像”認知自我,而主流媒體也可以通過“鏡像”矯正大眾的認知偏差,同時承擔著弘揚民族文化、以共享文化符號塑造青年共同體的重要責任。

各新媒體推送的“青春榜樣”符號在很大程度上發揮著一種集體意識功能,從一個人影響到一群人,在龐大的信息流面前,形成一種共識,高度凝聚青年心聲,向各民族青年輸出“青春共同體”的參考標準,這些標準又不斷地影響著各民族青年個體的社會認同。青年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要目的是獲得一種集體歸屬感,其現實表征就是對某一“共同體”形象的認同,而群體形象認同的核心就在于對該群體集體意識的認同。集體意識源于集體成員對于該集體的身份認同,而這樣的集體意識又對成員具有約束和規范作用,使其在共同意識范圍內行動。對于廣大青年群體“青春共同體”形塑,不但可以更好地進行學校德育教育,還可以強化青年群體對國家榮譽感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的觀念,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三)善用“互聯網數字空間”,讓青年群體逐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新時代的偉大進程,見證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應變力與執行力,檢驗了我國多民族共同體共克時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當今很多人感慨“90后、00后”的突然崛起,然而這樣的突然崛起其實是國家、社會和高校三方多年來通過各類媒介不斷傳播“中華民族文化”價值,逐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果。只能說在國家、社會、高校多年“量”的傳播達到了“質”的變化,在媒體報道中塑造了“請黨放心 強國有我”的社會語境,讓更多青年認知自我的“鏡像”身份,又通過自我的行為強化這樣的角色去獲得社會認可,最終完成身份認同構建?？梢钥闯鲇行У拿褡逦幕瘋鞑ツ軌虬咽鼙娗嗄耆后w納入校園、社會和國家中。在鏡像“他者”與“自我”之間創造一種聯系,進而形塑認同感。文化認同感逐漸形成后,各民族青年就會自覺地用行為強化這樣的“認同感”。

伴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崛起,全球語境發生重構,青年群體的信息接受習慣也發生著巨大改變。而“共享文化符號”主要是主體在實踐中煥發生命力的,現代化的理念、設備、技術、手段等,為挖掘激活中華文化符號的獨特價值與魅力提供支撐,為“共享文化符號”的深入人心提供了更多可操作的可能性。用互聯網數字空間,把握現代化媒體平臺傳播方式,讓廣袤無垠的互聯網成為中華文化的儲存空間、孕育空間、輸出空間,通過互聯網,不斷擴充中華文化的生命力與影響力,整合民族文化符號、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造一批能廣泛引起青年群體興趣的文化符號產品,創新建設新媒體宣傳教育平臺、載體,制作一批反映“三交史”故事的文化作品,線上線下共同推進宣傳教育工作有形有感有效,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展現國家形象和文化自信,這正成為“共享文化符號”個體實踐的新路徑方法,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意識教育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注釋:

①語言社會化理論最早由美國的語言學家Bambi Schieffelin和 Elinor Ochs于20世紀80代早期提出的。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新興領域,它涉及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現象學以及社會文化理論等學科。

②問題1.當有人詆毀中國時,我會感到氣憤;問題2.當有人贊美中國時,我會感到自豪;問題3.我為中國擁有悠久歷史和璀璨文化而驕傲;問題4.看到我國在國際的地位不斷提高,我很自豪;問題5.“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能讓我熱血澎湃;問題6.我認為“中國一點都不能少”很有道理;問題7.“此生無悔入華夏,來生還做中國人”能讓我為之動容;問題8.我認為青年人應該秉持“請黨放心、強國有我”的精神;問題9.愿意貢獻自己的力量,到祖國需要的地方(爭當志愿者、三支一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