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飛地經濟 促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以阿壩州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為例

何雄浪 鄧舒耀

(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我國民族地區多位于西部地區、內陸地區、邊疆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總體上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由此,推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是不斷滿足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泵褡逡獜团d,產業必先行。長期以來,國家高度重視西部、沿邊地區發展,通過西部大開發戰略、東西部協調對口幫扶模式等舉措著力提升民族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不斷為振興民族地區開辟新路徑、謀劃新篇章。如何布局長效可持續的協同產業鏈,進而推動各民族地區同步實現現代化,是關乎民族地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議題。

發展飛地經濟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飛地經濟的核心在于經由跨區域的經濟開發,實現產業和要素的整體性轉移,進而充分發揮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實現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互利共贏,解決民族地區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成阿飛地工業園區于2009年3月開園建設,規劃面積10平方公里,是四川省乃至全國唯一的集災后重建、易地重建、合作共建一體的民族“飛地”工業園區。近年來,成阿飛地工業園區有效踐行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發展理念,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園區先后被評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示范單位、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范基地、四川省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示范單位和成都市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其成功經驗為民族地區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諸多啟示。

國內外學者對飛地經濟概念的界定不盡相同,早期學者對飛地經濟的定義主要建立在飛入與飛出地在經濟發展程度上存在落差,且兩地存在地域及機制約束的基礎上。這一概念被學界廣泛地采納和應用,如Zhou(1992)認為,飛地經濟是兩個互相獨立且經濟發展程度存在落差的行政區域,通過打破地域、機制和行政邊界的約束,構建規劃建設和利益分配的合作機制進行經濟開發,從而實現兩地的資源互補和互利共贏。[1]56近年來,飛地經濟在我國得到廣泛實踐,其概念的界定也得到一定發展,飛地經濟的內涵已不僅僅局限于區域間發展程度存在落差這一表象,而是與精準扶貧、東西協作、對口支援等諸多內容相融合,特別是位于中西部的民族飛地產業園區,往往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平臺被深入探索,形成了我國獨具特色的飛地產業發展形勢。高幸和任冬林(2023)在總結飛地經濟概念的基礎上,提出飛地經濟是由政府牽頭,互不隸屬的兩地打破行政區劃限制,雙方各自發揮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構建雙方匹配、協調、適配的上下游產業鏈,將飛出地的經濟、管理等權限嵌入到飛入地,雙方協商管理方式和利益分配機制,從而實現兩地跨區域、可持續、互利共贏的區域經濟發展新模式。[2]

飛地經濟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針對飛地經濟的具體實踐,國外學者多聚焦于族裔飛地和移民飛地。Bloch 和Owusu(2012)對加納黃金開采業進行了深入調查,發現飛地產業集群的出現對行業發展潛力尤為重要,但是連接企業總部、服務綜合體和供應商的道路、航空、信息等基礎設施若存在問題,會直接增加企業和供應商的成本。[3]Kleibert(2018)基于對菲律賓經濟特區和“富裕飛地”的比較,指出“富裕飛地”僅僅出現在馬尼拉及周邊,那里教育、醫療、商業等基礎設施發達,與菲律賓其他地區形成了“局部隔離”。[4]Edin et al.(2003)通過對瑞典移民的研究,發現族裔飛地從語言習得速度、網絡效應、空間不匹配及人力資本外部性四個方面影響居住在飛地的外國族裔,并從長遠看阻礙了移民向更好的工作轉移,降低了收入。[5]Molina et al.(2018)研究認為少數民族移民傾向于從事固定的幾種職業,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企業家更傾向于雇傭同民族的雇員。[6]Portes 和Jensen(1992)在對民族飛地經濟的概念進行梳理時強調了區位的因素,將民族飛地經濟定義為一個集中的民族企業網絡,并創造出就業和創業機會。[7]Light et al.(1994)認為,民族飛地經濟的概念并不一定需要一個地域集聚的商業核心圈,因為眾多的少數民族企業是游離于核心之外的,數量龐大的個體經營者不應被忽視。[8]

在具體實踐中,國內學者更多關注飛地經濟的現代化進程以及發展路徑等。李瑜(2007)以我國東中西部以及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落差為例,分析了發展飛地經濟對飛出地、飛入地、就業和稅收的意義,認為飛出地的產業向飛入地轉移將會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正向影響。[9]張貴(2021)通過對國際合作飛地園區以及國內共建飛地園區進行總結分析,指出發展飛地經濟將有利于推動區域協同治理、破解土地和人力等資源束縛、建立區域產業鏈供應鏈保障,同時拓展國際經濟合作。[10]杜宇(2019)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浪潮下,飛地經濟模式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解決投資、招商和管理瓶頸中具有顯著優勢。[11]劉靜曦和張瑞敏(2022)建議新時代民族地區應主動融入新發展格局,整合地區資源,充分利用現代化建設“一對一”對口幫扶模式,提升民族地區同步現代化的效率和質量。[12]黃泰巖和詹筱媛(2021)認為,民族地區在積極融入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基礎上,可以依托本地優勢要素資源,承接東部發達省份產業轉移,使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形成優勢互補的產業鏈供應鏈,從而加快民族地區同步現代化進程。[13]宋雅兵和朱進東(2023)在對中國式現代化視角下民族地區共同富裕的研究中指出,民族地區必須要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健全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推動民族地區生態經濟體系建設,使生態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14]李建民等(2022)聚焦新時代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指出“飛地經濟”模式為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開拓了新領域新賽道,應最大限度發揮飛地工業園的經濟效益,打造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模板。[15]

縱觀以往的相關文獻成果。一方面,部分學者深入研究了民族地區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基礎和路徑選擇,但缺少對產業發展的深入剖析。另一方面,一些學者探討了民族地區如何通過飛地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但主要以理論研究和現狀分析為主,缺乏對經典案例的分析。由此,本文期望在如下幾個方面做出可能的邊際貢獻。第一,探索飛地經濟對民族地區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促進作用,進一步深刻理解飛地經濟促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理論機制,豐富民族地區飛地經濟發展的理論內涵;第二,對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總結,深入剖析飛地經濟發展的經典案例;第三,基于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發展的實踐,為高質量發展飛地經濟,進而推動民族地區實現同步現代化提出系列參考的政策建議。

一、飛地經濟促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理論機制

飛地經濟開啟了“既要經濟發展,又要低碳環?！钡囊环N創新發展路徑,在為產業發展開辟新路徑的同時滿足了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迫切需要,貼合了各族人民對建設美麗中國的強烈愿望,響應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一)利益分配機制

近年來,飛地經濟在促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面作出了一定貢獻,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在這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蔡大群等(2015)指出在以往的實踐探索中,飛地經濟的發展模式尚存在著包括各方利益難以協調、資金投入困難等制約因素,[16]李基成和景芳(2021)指出由于企業和政府等多方主體對飛地工業園的收益預期和審視視角不同,容易造成各方主體的博弈,進而導致飛地經濟難以形成合力。[17]飛地經濟的核心優勢在于其便利優惠的經濟環境,而吸引外商投資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關鍵因素之一。通過制定公平、透明的利益分配機制,當地政府能夠向外來投資者提供穩定可靠的經濟環境,并保障其合法權益。這將進一步增強外來投資者的信心,促使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流入民族地區,推動當地經濟的持續發展。第二,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將有助于推動民族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在飛地經濟的發展中,外來企業常常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如果利益分配不公平或不合理,可能導致外來企業占據絕對優勢,從而削弱當地企業的競爭力,進一步加劇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因此,周柯和谷洲洋(2017)指出飛地經濟模式成功發展的關鍵在于把握好“互利共贏”的原則,并制定能夠實現互利共贏的利益分配機制,[18]通過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鼓勵外來企業與當地企業進行合作,促使本土產業升級和轉型。

(二)“輸血”和“造血”相結合機制

發達地區與民族地區“輸血”和“造血”相結合的對口支援模式在我國已經有了成熟的發展,成阿、成甘、眉甘等民族飛地工業園區也在十余年的探索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促進民族地區飛地經濟的發展,要堅持輸血和造血相結合的機制。一方面,“輸血”機制指的是通過飛地工業園區引進外部資金和先進技術,為民族地區提供新的發展機遇。經由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資和龍頭企業,民族地區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份額。這些直接或間接的資本注入為當地經濟提供了發展動力,推動了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另一方面,“造血”機制強調通過提升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為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能。飛地工業園區可以借助自身強大的創業孵化器、科技園區等平臺,為本土企業提供創新資源、培訓機會和資金支持,推動本土企業創新發展。同時,還可以加大對小微企業、初創企業的扶持力度,培育新興產業和壯大傳統產業,形成多元化、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格局。何一民等(2020)指出通過轉移支付等形式對民族地區的財政援助十分必要,但長期輸血式的援助發展并不能從本質上提升民族地區的發展能力,通過在異地建立飛地工業園區,充分利用政策優勢,可以將“輸血”與“造血”有機結合。[19]李傳松和燕帥(2018)認為促進“輸血”與“造血”相結合,由經濟發達省份發揮重要主導作用,主要是搭建匹配當地產業的市場經濟平臺,為資源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提供保障,而經濟實力較弱的省份則主要負責對本地市場的引導以及新企業的引進工作。[20]

(三)協調發展機制

統籌區域協調發展是國家的重要戰略之一,是提高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憋w地經濟通過協調發展機制,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勢互補,為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一,飛地經濟通過協調發展機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蔣文杰(2020)指出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和人力資源,但由于歷史和地理等因素,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至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由高到低的階梯化差異,各省內部的這種區域不平衡發展情況也十分明顯,[21]李駿陽和夏惠芳(2006)認為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通過飛地經濟在欠發達地區進行產業轉移和延伸,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22]飛地經濟將發達地區的優勢資源引入民族地區,充分補齊民族地區發展短板,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協調兩地政府、各地企業的合作,推動資源的共享和合理利用,避免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其二,飛地經濟通過協調發展機制實現產業的優勢互補。高幸和張明善(2021)研究認為飛地經濟模式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模式應具有一致性,通過內外部因素的耦合效應,不斷完善飛入地與飛出地在經濟要素上的整合聯動,從而進一步提高區域間的產業協同度。[23]民族地區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產業發展不夠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而飛地工業模式下的合作共建,賦予了民族地區發展工業的同等機會,打破了民族地區受自身空間資源所限制的困境,為民族地區進一步優化產業空間布局提供了新動力。飛地工業園區增強了民族地區與發達城市的產業發展聯動性,進一步凸顯了自身產業特色,在規劃布局上與周邊區域產業規劃不搞同質同構、不搞產業趨同,形成錯位補位發展。同時,通過飛地經濟引進契合當地資源優勢和工業基礎的優質企業,與本土企業形成產業鏈閉環,補足本地區發展短板,以更加清晰的產業布局提升園區整體競爭力。此外,經由產業鏈的延伸和產業集群的形成,民族地區的產業結構將趨向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進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四)綠色發展機制

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是其重要的資源和財富,良好的生態底色賦予了域內飛地經濟發展的先天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本G色發展機制的引入和應用,使飛地經濟不僅為民族地區經濟注入新的動力,還為民族地區永續發展提供了保障。其一,通過不斷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布局能源結構提檔升級,努力構建清潔、高效、低碳、多元的飛地工業用能體系,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實現民族飛地工業園區高質量發展。其二,我國民族地區多處于自然環境系統脆弱的生態功能保護區,通過與發達地區合作共建飛地產業園,以資金補助、產業轉移、人才培訓等方式實施生態補償,形成雙方共同治理環境污染的長效機制。楊寧和段小曼 (2022)認為應在飛入與飛出地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和最嚴密的生態法治保護,[24]讓民族地區的生態資源成為永續發展資本。其三,堅持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楊柳青青和李小平(2020)指出應遵循“生態優勢—生產優勢—產品優勢—經濟優勢”的轉化邏輯,讓環境保護成為財富增長的方式,使生態環境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25]結合民族地區的生態優勢與發達地區所注入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優勢,使域內生態資源要素形成生產優勢。同時,借助“飛地經濟”所搭建的園區平臺,對生態資源要素進行市場化配置,并通過招商引資整合社會資本,著力打造生態產品產業鏈,從而形成產品優勢。還有,塑造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公用品牌,通過“飛地園區”平臺進行品牌推廣和營銷,走出一條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有效路徑,使民族地區的生態優勢最終成為地區發展的經濟優勢。

(五)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機制

飛地經濟既是對口支援民族地區的新模式,又是促進民族團結的新載體。我們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苯洕敲褡尻P系的根基,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馬成明和崔莉 (2022)指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互為保障關系,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可分割的部分。[26]岳鳳蘭和趙曾臻 (2022)指出推動各族人民共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西式現代化道路和“文明沖突論”的約束,充分符合中國具體國情,為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27]民族飛地工業園區的發展,對于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其一,我們要站在增進民族團結進步的高度,強化大局意識、創業意識和擔當意識,不斷提升園區的發展水平。其二,我們要準確把握民族飛地園區的戰略定位,立足當前、謀劃長遠,充分利用民族地區的優勢資源,打造新興民族產業,高質量、高效率地推進園區建設。李俊杰和王平 (2021)認為在高水平經濟社會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中,同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構建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生態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28]其三,我們要團結各族人民一起砥礪奮進,充分發揮民族干部在民族團結中的積極作用,努力打造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支持民族地區發展的示范園區,走出一條獨具民族特色的共富新路。因此,刀波(2023)指出應不斷增強政治向心力、經濟聯結力、文化凝聚力、社會親和力,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民族地區、民族群眾全面發展。[29]以往的經驗表明,發展飛地經濟不僅能增強民族地區自身“造血”能力,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還能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斷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發展案例

經過十余年的建設和探索,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經濟效益不斷提升,是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實踐,其成效值得全面總結。

(一)管理體制機制

成阿飛地工業園區采取“反向飛地”模式,即經濟欠發達地區在經濟發達地區設立經濟飛地。園區由兩地共同建設,前期建設中,成都市和阿壩州按照6∶4的比例進行投入,利益分配則由最初的3.5∶6.5調整至2019年的4∶6。雙方以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為合作宗旨,立足綠色低碳產業發展,積極擴展互動模式和合作內容,不斷挖掘兩地資源和政策優勢在飛地園區的疊加放大。同時,飛入地成都為飛地產業園區提供國有商住性質土地使用權抵押及對應的財政支持,飛出地阿壩州則憑借城投債指標發行8億元用于飛地工業園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司債券。在運管模式上,成阿飛地工業園區采取“兩地聯席會議+黨工委(管委會)+公司”的方式,成都市和阿壩州交叉配備飛地園區領導班子,由雙方共同籌資成立的成阿發展實業公司承擔園區的開發建設、征地補償、拆遷安置等工作。成都市金堂縣作為園區屬地主要負責招商引資、政務服務等,園區管委會則負責項目推進、企業規范化管理等。

(二)優勢要素支持

根據四川省人民政府《推進藏區飛地產業園區可持續發展支持政策的通知》、成都市人民政府《關于支持阿壩州、甘孜州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等相關優惠扶持政策,企業入駐成阿飛地工業園區可以同時享受成都市和阿壩州兩地的產業發展優惠紅利,凸顯了飛地經濟的政策優勢。

作為飛入地,成都市金堂縣為飛地工業園區提供土地用地、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擔保、產業園區建設及相關企業建設的全部要素保障。在招商引資方面,金堂縣擬定招商引資文件,依托成都都市圈優勢農業、工業、服務業資源進行招商投促,對符合入駐條件的相關企業給予優惠政策,特別重大項目引進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在干部培養方面,金堂縣高度重視對民族干部賦能,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治高度,在飛地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對阿壩州民族干部有規劃有目標的培養和任用,依托屬地人才、創新等優勢資源為少數民族干部成長注入新活力,飛地園區建設、招商、投服等重要崗位上均能看到民族干部的身影。

作為飛出地,阿壩州為成阿飛地工業園區提供本地留存電量、耕地代保、公司債券金融等優勢資源。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四川省發改委的明確要求,阿壩州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綜合平衡本地與飛地的發展需求、對留存電量指標進行合理調度,盡可能地將留存電量安排到民族飛地工業園區并落實到各用電企業。如圖1所示,自2016年成阿飛地工業園區被納入阿壩州留存電量使用范圍,歷年來企業結算留存總電量穩步提高,截至2022年,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累計結算留存電量約15.5億千瓦時,結算留存電價約為0.4元/千瓦時。在土地指標方面,阿壩州配合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的土地利用規劃,于2009年、2010年分批次全面完成了園區15000畝土地報征工作。十余年來,成阿飛地工業園區始終按照“布局合理、土地集約、產業集聚、環境保護”的原則,對土地進行合理有效的開發建設。

圖1 留存電量使用情況(單位:億千瓦時)

(三)就業吸納

兩地政策疊加的政策優勢使成阿飛地工業園區具備了吸引優質企業的發展優勢,在飛地園區落戶的企業不僅可以獲得成都市信息、技術、人才等優勢資源的支持,還可以享受到民族地區獨有的惠企政策資源。隨著園區內用工需求的增大,兩地合作搭建的民族地區用工平臺及針對民族地區務工人員的后續跟蹤服務機制吸納了不少民族群眾到園區就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地區勞動力轉移,為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如圖2所示)。同時,飛地園區還能解決所在地周邊部分群眾就近就業問題,使金堂縣作為人口資源大縣的就業務工模式因而得到了一定改善。成阿飛地園區建園至今已為駐園企業招聘熟練工78200余人次,技能人才 710余人,累計實現涉藏地區就業轉移720余人次。

圖2 規上企業用工人數(單位:個)

(四)經濟增長

自飛地園區建立以來,成阿飛地工業園區取得了長效的發展。園區于2011年培育第一戶規上企業,當年實現產值1.96億元,歷經十余年,園區工業企業發展迅猛,截至2022年產值已突破300億元,增加值達74億元,規上企業達到105戶(如圖3和圖4所示)。

圖3 園區總產值變化(單位:億元)

圖4 園區規上企業數量(單位:戶)

成阿飛地園區的蓬勃壯大給阿壩州工業發展帶來了強大的助力。根據阿壩州統計局(2022)的數據顯示,2012年至2021年的頭五年,主要是阿壩州內工業發展拉動飛地工業,2012-2016年,阿壩州全州(含飛地園區)規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6%,成阿飛地工業園區合計拉低增速0.3%;后五年主要是飛地園區拉動阿壩州內工業發展,2017-2021年,阿壩州全州(含飛地園區)規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5.3%,成阿飛地工業園區規上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1.8%。①經過數年的建設和完善,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目前正處于一個快速增長的階段。

不僅是對飛出地的工業發展有所帶動,自2009年成阿飛地園區始建,到2012年阿壩州首次實現規上工業增加值分成至今,民族飛地工業園區的發展也顯著促進了阿壩州整體經濟的發展。圖5顯示了自2009年至2022年阿壩州GDP的變化。據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規上企業工業增加值還是阿壩州整體GDP,在近五年都迎來了整體較為快速的增長。同時,隨著全州經濟實現整體大跨步式發展,阿壩州人均GDP也得到了顯著提升(如圖6所示)。

圖5 阿壩州GDP變化(單位:億元)

圖6 阿壩州人均GDP變化(單位:元)

值得一提的是,從飛地園區培育第一戶規上企業開始,入駐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的規上企業數量就一直穩步增加,短短10年間經歷了從不足30戶到105戶的跨越式發展,這直接肯定了金堂縣與阿壩州在產業定位、招商引資、配套服務上的協作互補。另外,阿壩州十年來人均GDP與全州GDP均實現了超過100%的快速增長,這進一步說明飛地經濟能夠助力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而且對于飛出地本地的產業發展也具有一定的正向效應。

(五)綠色發展

阿壩州通過異地產業重建,逐步在成阿飛地園區實施騰籠換鳥,重點發展清潔能源、集成電路、醫療健康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在金堂縣的全力推動下,飛地產業園區瞄準世界500強和行業10強企業,已簽約引進寧德時代、巴莫科技、杭州士蘭、康力電梯、前沿生物等重大項目318個,協議總投資325億元,2022年園區實現規上增加值74.01億元,同比增長78.7%。

同時,阿壩州立足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努力培育特色、優勢產業。一是清潔能源。阿壩州清潔能源資源富集,水電理論蘊藏量1933萬千瓦,可開發量約1423萬千瓦;太陽能理論蘊藏量3239萬千瓦,可集中開發量1337萬千瓦;風能理論蘊藏量1251萬千瓦,技術可開發量758萬千瓦。目前,水電總裝機583萬千瓦、光伏總裝機為32.5萬千瓦,風能正處于資源勘測規劃階段,尚有巨大的開發潛力。二是特色農牧。阿壩州具有豐富的高原綠色生態農牧資源,擁有川藏牦牛、藏系綿羊、釀酒葡萄、特色水果、天然礦泉水等特色農牧產品加工企業,農牧產業在四川省范圍內都具有良好的市場基礎。近年來,阿壩州通過實施品牌建設“孵化、提升、創新、整合”工程,積極搭建宣傳、交易平臺,在區域品牌打造和特色產品品牌培育方面積累了一定的優勢,“凈土阿壩”區域品牌以及特色農牧產品整合資源、抱團發展的能力不斷提高。三是中藏羌醫藥。作為四川省重要的藥材主產區和藥材基因庫,阿壩州中藏羌醫藥產業應用優勢明顯,盛產蟲草、松貝和羌活、甘松、當歸、刀黨、黃芪等名貴、大宗藥材。州委、州政府先后出臺了《阿壩州中醫藥民族醫藥發展計劃(2016—2030年)》《阿壩州加快推進道地中藥材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試行)》等文件,從政策、監管、資金、要素等方面持續增強了對產業發展的推動力度,助推中藏羌醫藥產業轉型升級。四是民族文化工藝。阿壩州文化資源豐富多樣、積淀深厚,已建成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1個,省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3個,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重點項目3個。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9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13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82人、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372人。同時,阿壩州旅游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具備民族文化工藝產業的天然優勢。五是優質礦產。阿壩州鋰輝石礦資源豐富,主要分布在馬爾康市、金川縣、壤塘縣境內,已查明礦石量為12521.53萬噸,氧化鋰金屬量161.84萬噸;探礦權范圍內探明鋰輝石礦石量4056.8萬噸,氧化鋰金屬量52.67萬噸;采礦權范圍內探明鋰輝石礦石量為8464.73萬噸,氧化鋰金屬量109.17萬噸,其中,馬爾康黨壩、金川李家溝兩個超大型礦床規模位列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全州鋰電加工企業9戶(州內5戶,成阿園區1戶,德阿園區3戶),年產能約16萬噸,鋰電池生產企業1戶,年產能3000萬安時,基本形成了基礎鋰鹽—正極材料—鋰電池生產的鋰電產業鏈式發展格局。

(六)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和全面發展至關重要。成阿飛地工業園區作為推動民族團結和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力量,在促進社會和諧、民族交流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其一,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的多民族職工結構為民族群眾間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提供了機遇。園區注重各族員工的共同發展和共同進步,通過營造平等、公正的工作氛圍,為員工提供同等的發展機會,有效消除了地域和文化壁壘。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務工前景會大大增強民族群眾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使他們更加團結一心,共同為飛地工業園區的發展做出貢獻。其二,成阿飛地工業園區開展多樣性的文化交流活動,為各族群眾提供了展示和傳承自己文化的平臺。園區通過全方位宣傳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塑造民族文化之家、舉辦民族特色節慶日等特色活動,促進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目前,成阿飛地工業園區內民族團結奮進的氛圍濃厚,各族干部職工有序生產生活,平等交流學習,“三個離不開”和“五個認同”等理念深入人心。

綜上,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的建設,既能發揮民族地區培育項目、發展產業的主觀能動性,又能促進產業集中集聚發展;既能把企業引進來,又能讓企業留得住、發展好;既能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相結合,又能反哺民族地區實現同步現代化。其發展成效不僅對區域內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為我們在加強民族團結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借鑒。

三、飛地經濟促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民族飛地園區肩負著創新經濟發展方式和促進民族團結的雙重責任。通過成阿飛地工業園區的探索實踐和發展證明,“飛地經濟”已成為民族地區、生態功能區破解發展瓶頸限制和探索生態橫向補償的重要途徑,是推動產業集聚、區域協調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路徑。

(一)創新民族飛地園區管理體制機制

一是解決“小馬拉大車”的困境,民族飛地園區不能僅僅依靠區縣一級政府來帶動發展,而要以市州作為管理責任主體。飛地工業園區的大型企業引進、企業綜合補貼、相關園區配套設施建設和人才吸納培訓等,都離不開可持續性的財政和要素支持。區縣政府受限于自身體量,在面對飛地園區較長周期的財政投入時往往會承受較大壓力。因此,可以將市州級政府作為推動工業園區發展的主體,為飛地經濟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和財政支持。二是通過省級統籌分稅保障飛地工業相關的民族地區稅收收入。飛地經濟發展的核心之一即協調飛出地與飛入地的利益分配,飛入地主要考慮的是輸入企業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與當地產業結構的有效銜接,以及園區建設對當地就業和經濟增長帶來的正向影響。而輸出地主要考量的是稅收分成、GDP指標分配和資源要素轉移帶來的影響等。因此,為保障飛地園區為民族地區的發展提供長效助力,應從省級層面統籌協調稅收分成,完善利益分配,減少飛入地與飛出地的競爭博弈,增強兩地的合作勢頭,進而實現雙贏。

(二)完善民族飛地園區要素支持機制

一是資金支持。民族飛地工業園區的建立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作為與發達地區共建共籌的飛地園區,民族地區面臨巨大的財政支付壓力。因此,可以將民族飛地園區納入基礎設施建設,給予一定補助,提高民族地區發展飛地經濟的積極性。二是環境要素支持。我國民族地區大多處于水源源頭區、生態屏障區,受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剛性約束和自身發展空間、道路交通、經濟基礎等因素制約,難以實現工業的規?；?、集約化發展?，F階段,民族地區擁有的環境指標還無法異地使用。針對民族飛地園區,我們有必要出臺相應政策將民族地區的部分環境指標轉移到飛地園區,為飛地園區的發展壯大提供環境要素支持。三是土地要素支持。當前,民族地區通過自身整理土地指標以供飛地園區發展尚面臨不少困難。我們要統籌民族飛地園區土地支持指標,在民族地區合理建設飛地經濟的過程中,給予相應的政策傾斜。四是電力要素支持。四川等民族地區是水力發電的主要區域,但過去的留存電量指標已經不能滿足現階段的發展需求。建議可以將民族飛地相關產業納入到精準用電中,使民族地區能夠切實享受到自身的水電資源。例如,四川甘孜、阿壩、涼山三州的留存電量指標為80億度,經過近十余年的發展,三州發電總裝機容量翻了數倍,但是留存電量指標一直未得到明顯提升,導致一些企業在其他城市能夠享受的精準電價支持,在民族地區反而無法得到。

(三)優化民族飛地園區協同招引機制

一是推動區域協同招商。民族地區與發達城市開啟區域協同招商,既是對飛地經濟的有效補充,全面提升區域協同發展水平和能級,實現協同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機遇所在,又是推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使命所然。民族地區應本著“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市場主導、政府推動、共建共享、務實漸進”的原則,積極與周邊區縣對接合作,簽署招商戰略合作協議,切實發揮出“飛地工業”的戰略優勢。二是探索協同招商新方式。民族飛地園區不應局限于傳統的“單打獨斗”式的招商引資,而應與合作城市形成聯動招商,摸索“總部+基地”“研發+制造”“研發+生產”“設計+研發+生產”等多種產業合作模式的落地可能性,有效促進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的產業深度合作。三是搭建高標準招商平臺。民族地區要更好地發展飛地經濟,離不開對產業園區配套建設的不斷完善。飛地園區應高度重視園區內企業經濟發展,著力打造飛地企業服務站、飛地企業創新孵化中心等企業配套服務設施,開通飛地企業聯席會、產業園-企業聯盟、飛地企業論壇等對話渠道,將企業與民族飛地園區緊緊聯系在一起。同時,園區可以為企業提供政務辦理“一鍵上門”服務,通過優化政務服務機制,提升政務服務效率,逐步增強企業的滿意感和認同度。

(四)健全民族飛地園區綠色發展機制

一是堅定不移實施綠色產業政策。通過制定和落實綠色產業政策,鼓勵企業在飛地園區發展低碳產業,推動可持續發展。飛地產業園區可以為企業提供稅收減免、貸款優惠和環境補貼等激勵措施,吸引更多高產出、低排放、低能耗企業的入駐。二是加強環境監管和法規執行。為保護民族飛地園區的生態底色,我們要建立健全環境監管機制和生態法規執行機制。首先,加大對污染源的監管力度,全時動態播報產業園區的大氣、土壤、水源質量指數。同時,針對管道污水、工業廢氣和重金屬等泄露問題,做到快速識別、快速處理,將環境污染隱患第一時間消除在源頭處。另外,要嚴格要求企業落實環保標準,并對違反環保法規的企業依法進行處罰。三是推動新能源利用。為了減少碳排放和資源消耗,我們要大力推動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民族飛地工業園區可以鼓勵引導企業引進節能技術和裝置,在同等條件下,對采用新能源進行生產加工的企業,其產品在市場準入層面具有優先級。同時,飛地園區可以與區域內的新能源生產、儲運基地進行深度合作,一方面可以擴大新能源生產基地的產量規模,降低新能源單位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滿足飛地園區的工業運轉需要。四是建立環保教育和培訓體系,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態文明意識和環保素養。園區可以多方位開展各類生態文明建設主題教育,通過環保標語、科普視頻、自檢手冊等方式,讓綠色生活和綠色生產理念貫穿園區職工的工作生活。

(五)鞏固民族飛地園區民族團結機制

一是提供針對性的飛地經濟政策,增強政治向心力。部分民族群眾相比于留在飛地園區,更愿意回到原屬地就業從而享受較為優厚的民族政策。建議將民族地區優質的社會保障和教育醫療政策跨區執行,使在異地就業的民族群眾無論是回到原屬地還是留在飛地工業園區都能享受到同等的政策待遇,逐步打通民族群眾異地就業的政策瓶頸。二是促進民族人才的能力提升,強化經濟聯結力。民族飛地工業園區在成為人才聚集地的同時,還應成為民族地區人才轉移就業的平臺。針對部分民族人才在工業園區“留不住”的現狀,飛地園區亟需解決前期的崗前培訓問題,著力從語言和技能素養等方面有效提升民族人才的工作適應能力,增強民族人才的就業信心和勇氣。另外,民族地區可以向企業優先輸出具備一定文化素質水平的勞動力,以免出現后期的大面積回流。三是提升飛地園區生活便利度,增進社會親和力。園區管理者可以在飛地園區內引入生活街區,打造共享食堂、飛地集市等,做強飛地園區普惠生活供給鏈。同時,還可以協調相關部門開通定制公交線路,投放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優化通勤分層供給模式。另外,可以打造職工租賃平臺,由園區對接優質房源轉租企業,對符合條件的優秀民族人才給予適當的房租補貼,精準高效地解決企業人才的各類生活需求,讓企業和職工免除發展的后顧之憂。四是營造民族特色的生活環境,提升文化凝聚力。民族地區與工業園區屬地在語言、飲食習慣、氣候、工作生活環境等方面皆存在較大差異,部分民族群眾異地就業難以適應和融入的情況較為突出。要積極構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全力營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和諧氛圍,確保各族群眾“進得來、留得住、過得好、能融入”,進而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結語

作為區域經濟合作的一種新形式,飛地經濟逐漸被政府和社會廣泛重視。飛地經濟是指兩個互相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的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區域經濟合作,促進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和地區間資源互補與協調發展。何雄浪和王詩語(2023)研究認為飛地經濟是一種為彌補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通過形成區域產業共同體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而采取的區域合作方式,促進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人才鏈多鏈深度融合,是當下我國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重要戰略抓手和制度創新實踐,是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提質增效的重要途徑。[30]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飛地經濟憑借其開放性、合作性和創新性已逐漸成為促進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民族“飛地”模式下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推動了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提升了生產生活水平,還在鞏固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確保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長效可持續性。著眼未來,飛地經濟的蓬勃壯大將使民族地區更加開放、更具包容、更有活力,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挖掘和創新飛地經濟發展模式,使民族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步伐更加穩健。

注釋:

①數據來源: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統計局《2012年-2021年10年來阿壩州規上工業發展成就》,http://tjj.abazhou.gov.cn/abztjj/c102485/202210/c162e175195f49089f0ca7b87eeda83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