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研究
——基于人口紅利視角

鄭 洲 趙雅潔

(西南民族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自1798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問世以來,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就一直是經濟學領域討論的熱點話題,如美國經濟學家德內拉·梅多斯的《增長的極限》、保羅·艾里奇的《人口爆炸》、朱利安·L·西蒙的《人口增長經濟學》等都對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論述,其研究重點主要集中于人口總量變化或人口增長速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忽略了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實踐表明,如果僅從人口總量變化或人口增長速度變化的角度(即總量或增量的視角)研究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從人口年齡結構的角度(即結構的視角)研究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這樣有可能會得到一些新穎的結果。正如美國學者大衛·布魯姆等指出的那樣,“過去的研究都只關心人口總量規?；蛉丝谠鲩L速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忽略了人口年齡結構這個關鍵的變量”;[1]國內學者蔡昉等也同樣認為,“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非常重要,因為不同年齡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故不同的年齡結構階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同”。[2]20世紀90年代出現并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中逐漸引人注目的人口紅利理論,在應用于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奇跡所表現出非凡的理論與經驗說服力,突破了經濟學研究領域中主要關注人口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傳統,轉而把關注點放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3]于是,進一步探討人口年齡結構極具生產性的“人口紅利”卻是近年來經濟學研究的新進展。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2010-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與上個十年(2000-2010年)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幅度分別提高了2.51個百分點和2.72個百分點。[4]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人口老齡化將進一步深化,再次引發社會各界對我國“人口紅利”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與“人口紅利”加速消失,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增長動能不足、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擔憂。事實上,人口生育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等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數量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對于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下降是轉型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如果要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就必須把提升全社會創新型人力資本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逐步提高勞動力質量與高素質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重,釋放“新人口紅利”,形成質量型“人口紅利”(亦稱“人力資本紅利”),以緩解數量型“人口紅利”消失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助力我國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明確提出,進一步優化人口結構,拓展人口質量紅利,提升人力資本水平與人的全面發展能力。

西藏自治區地處青藏高原,其經濟發展一直受制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與人文環境,如何在轉型期為其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一直備受矚目。雖然西藏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礦產資源),但由于西藏人口總量相對較少,2020年西藏全區常住人口僅為364.8萬人;加上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相對落后的交通條件以及國家對其“重要的生態文明屏障”的戰略定位等因素影響,自然資源開發受到一定限制,自然資源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較小。雖然西藏全區教育經費投入從2001年的10.3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316.5億元,投入力度與增長速度均較為顯著,但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西藏教育事業發展仍相對滯后,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規模較小,尤其是農牧區青壯年勞動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人力資源開發相對滯后,人力資本積累相對不足。2020年西藏與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系統謀劃西藏未來經濟發展,理應對未來西藏人口結構及其經濟增長效應進行科學研判,以期為新時代深度挖掘西藏人力資本紅利、持續推進西藏經濟增長提供理論指導及政策建議。

一、人口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回顧

一是關于“人口紅利”及“人力資本紅利”內涵研究?！叭丝诩t利”一詞出現之前,學術界以及社會各界談論更多的是人口轉變尤其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1998年,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東亞奇跡”時,發現人口轉變引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使得某個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較多且比重較大、少兒人口數量較少且比重較小,由此產生了支撐經濟增長的額外源泉,使經濟增長在更高的速度上、在較長時間里得以持續,成為趕超成功的關鍵因素,時稱“人口大禮”;[5]2003年,David E.Bloom等明確提出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即“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較快并且占比較高的情況下,這種年齡結構有利于經濟增長,由此形成獨特的增長源泉?！盵1]不同于以往經濟學研究中僅僅關注人口總量或人口增長速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紅利更加關注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紅利的定義已清楚地表明,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作用不僅已被考慮進來,而且被認為是計算人口紅利的關鍵因素。

“人口紅利”雖由國外學者提出,但國內學者對此研究方興未艾。王德文、蔡昉等首次使用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6]蔡昉認為,當人口年齡結構處在最富有生產性的階段時,由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較快,且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大,形成了勞動力供給充足帶來的高生產率、高儲蓄率導致的高資本積累等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條件,這種情形被稱作為“人口紅利”;[7]一旦能夠將人口紅利優勢轉化為就業和投資,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源泉。[8]此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儼然成了國內學者關注的焦點。

伴隨著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減弱,人口紅利表現形態出現了新的變化,人口紅利研究的重點也轉向人力資本紅利。胡鞍鋼認為,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將遠大于勞動者數量,要充分利用人口紅利再創人力資本紅利,為“經濟起飛”提供有效的動力支撐;[9]人力資本紅利會以教育紅利外溢、勞動力素質提高以及勞動力轉移至勞動生產率高的部門等途徑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效應;[10]涂舒等提出了“新人口紅利”概念;[11]李鋼等認為,由勞動力素質提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是“質量型人口紅利”,其作用機制通過人力資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12]張同斌指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發生變化,人力資本紅利將逐漸取代人口數量紅利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源;[13]原新等認為“人口紅利”有數量型和質量型之分,前者以人力資源優勢為基礎,后者以人力資本為基礎,收獲質量型人口紅利的潛力更大且更具可持續性。[14]隨著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人口數量及年齡結構優勢尚存,但主導作用將逐漸讓步于人口質量優勢,并在相關數理模型中得到驗證。[15]

二是關于“人口紅利”及“人力資本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國外學者普遍認為人口總量的增長或者人口增速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促進作用。David E.Bloom等通過對東亞經濟奇跡研究計算得出,人口紅利對東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5%-33%。[5]國內學者基于不同時期的GDP數據,對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王豐等計算得出1982-2000年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約為15%;[16]王金營等計算得出1978-2007年人口撫養比降低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度達27.23%;[17]車士義等計算得出1978-2008年由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2.7%;[18]薛斯等計算得出1978-2009年數量型人口紅利對GDP的貢獻度約為15%;[19]楊成鋼等計算得出1989-2014年人口數量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2.86%。[20]實證研究結果雖無統一的精確值,但可得出基本判斷,人口數量紅利對中國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對GDP的貢獻率呈下降趨勢。

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在我國人口數量紅利消減的同時,人口質量紅利將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穆光宗認為,人力資本的擁有量決定了我們所能收獲的人口紅利大小;[21]李德煌等認為,人力資本正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22]鐘水映等基于2000-2013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研究發現當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03年時,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將可以完全抵消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帶來的負面影響;[23]李鋼等研究發現,自2016年起隨著勞動力素質逐步改善,大約每年能提高2%的經濟增長率;[12]薛斯等計算得出1978-2009年質量型人口紅利對GDP的貢獻度為6.1%,質量型人口紅利將成為“新人口紅利”的主要形式;[19]楊成鋼計算得出1989-2014年人口質量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8.39%,從2010年起人口質量紅利已成為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主導力量。[20]

三是關于人口紅利的區域化研究及人口紅利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目前,學術界關于我國人口紅利研究大多是基于全國層面進行分析,但各區域之間異質性較強。鐘水映等基于1990-2007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得出,人口紅利對東、中、西部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尤其是東部地區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效應,但中、西部地區的人口紅利外溢效應不顯著;[24]王婷等通過測度2006-2010年我國各地區人口紅利實現的相對效率,發現東部地區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25]趙春燕基于2000-2016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得出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表現為東、中、西依次遞減趨勢。[26]雖然全國層面的研究有助于對我國人力資本紅利有一個整體的了解與把握,但區域差異仍值得關注;而且,分區域進行專題研究能夠深入反映人力資本形成機制,方便我們比較人力資本紅利對不同區域的經濟增長效應并分析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

雖然西藏人口結構轉變總體上符合我國人口轉變的一般規律,但對于特定區域民族人口分布特點、自然地理條件、人文社會環境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其人口結構轉變還表現出一些個別特征。如何從西藏人口現象的實際特征出發,分析西藏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及未來發展趨勢,研判西藏是否也會步入人口紅利窗口期?其人口紅利機會窗口將于何時開啟?又將呈現出怎樣的特征?以及如何把握人口紅利機遇以促進西藏經濟增長等一系列問題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研究興趣。何景熙等認為,2010-2030年西藏將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最大、社會總負擔比最輕的“人口紅利”期;[27]郭志儀等對西藏2006-2050年人口發展趨勢進行了分析預測,西藏“人口紅利”期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28]廖桂蓉等指出,我們在看到西藏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上升這一“人口紅利”的同時,鄉村人口老齡化嚴重、撫養負擔重等地域性的年齡結構問題也應引起重視;[29]楊帆等研究發現,進入21世紀后人口紅利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維持在10%以上,但未來人口老齡化難以避免,西藏人口紅利將逐步減弱;[30]楊成洲等以“七普”數據為基礎,得出“當前西藏仍處在人口紅利期”的結論。[31]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多以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及勞動年齡人口結構為著眼點,未充分考慮到人口質量(即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而且,現有研究一般分別探討人口紅利、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新常態時期,人力資本已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源,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關注點放在人口質量紅利(即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但尚未有學者對西藏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實際上,人口數量紅利與人口質量紅利所反映的都是人口結構的基本特征,人口質量紅利是人口數量紅利的橫向延伸,二者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性。故本文將人口數量紅利與人口質量紅利納入到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中,從人口紅利視角研究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

二、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西藏人口紅利特征分析

從經濟增長理論誕生之日起,經濟學家們就把勞動力作為經濟增長的源動力之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勞動力的投入。勞動力是指具有勞動能力且能投入到實際勞動生產的人口。勞動力一直是生產中最重要、最活躍的生產要素,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在資源充分、要素具有正的替代彈性的條件下,勞動投入越多,則總產出越大。

(一)西藏人口轉變進程與經濟增長具有同步性

從1982年西藏自治區首次在全區開展人口普查工作算起,西藏人口呈現出快速增長勢頭。特別是自2001年6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以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援藏省市的無私援助下,通過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西藏醫療衛生事業取得顯著進步,西藏人口已完成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2001-2020年西藏人口自然增長率約為17‰,高于同期全國整體人口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使西藏人口總量不斷增加,西藏自治區常住人口數量從2001年的263.5萬增加至2020年的364.8萬,增長率達38.44%,年均增長率為1.73%。2020年,在西藏自治區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占比為24.53%、15-64歲人口占比為69.80%、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5.67%。西藏人口結構呈現出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多、增速快和占比大的特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意味著全社會的生產性增強,形成了有利于西藏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即潛在的數量型人口紅利。與此同時,2001年,西藏自治區生產總值僅為131.8億元;2020年,西藏自治區生產總值已達1830.3億元,年均增長率達14.85%。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經濟連續二十多年來均保持兩位數增長,西藏經濟增長速度位居全國前列。由此可以看出,西藏人口轉變進程與經濟增長具有同步性。

(二)西藏總人口撫養比較低與人口紅利窗口期形成

2001-2020年,西藏總人口撫養比與少兒撫養比總體上呈下降趨勢,老年撫養比在2008-2010年期間有所下降后,2010年后又略有回升,但上升幅度不大。理論研究與實踐表明,總人口撫養比的高低走勢是判斷數量型人口紅利收獲時機的主要風向標,其中,較低的老年撫養比,使得家庭經濟負擔相對較輕,儲蓄率相對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則能將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進而有助于加速經濟增長。同時,較低的少兒撫養比,使得家庭會更加重視在教育及健康方面的投資,進而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員的人力資本水平以及全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按照國際通行的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的標準,2020年西藏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5.67%,由此看來,西藏勞動年齡人口處于較為充足的狀態,少兒撫養比持續下降,而老年撫養比也處于較低水平,使得總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本文認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西藏仍將處于對經濟增長有利的人口紅利窗口期。

(三)西藏三次產業結構逐步優化與勞動力配置效率不斷提升

2001-2020年,西藏產業結構實現了由“一三二”到“三一二”再到“三二一”的三次重大變化。2020年,西藏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50.6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7.9%;第二產業增加值為798.3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0%;第三產業增加值為953.8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0.1%。隨著西藏三次產業結構逐步優化,西藏農牧區大量勞動年齡人口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城鎮工業和服務業等非農業部門。2020年,西藏全區流動人口數到達89.22萬,人口流動率增長至24.46%,已接近同期全國人口流動率(26.62%),其中,區內流動人口從不足10萬增長到48.51萬,跨省流入人口從16.54萬增長到40.71萬。區內流動人口增速明顯快于跨省流入人口,區內人口的流動性也更加頻繁。[31]人口流動所引致的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實現了生產要素優化配置,這對推動西藏經濟增長與新型城鎮化發展都是極為有利的。對于西藏這種欠發達地區而言,通常其收獲人口紅利的過程也伴隨著其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的過程。隨著西藏農牧區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非農產業就業,農牧業部門向城鎮非農部門轉移人口與人口自然增長共同貢獻于西藏非農產業發展、產業結構變遷與新型城鎮化發展,這既是西藏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體現,也是西藏人口紅利效應的具體表現。

綜上看來,在西藏人口轉變過程中,隨著西藏人口總量持續增加,為經濟增長提供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加上西藏形成了相對較為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總人口撫養又比較低,形成了有利于西藏經濟增長的人口數量紅利。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影響西藏經濟增長的因素不僅是勞動力數量,更重要的是勞動力質量?；诖?西藏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紅利機遇還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人力資本紅利,進而為實現西藏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強大動能。

三、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的測算

(一)人力資本綜合存量的測算依據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正式提出人力資本概念及人力資本投資理論,并將其運用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32]8-13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對人力資本展開研究。目前,學術界對于人力資本測算的計量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標法等。其中,“成本法”主要是從教育、衛生保健投入等角度進行測算,并參照物質資本的理論方法測度人力資本,但這種計算方法可能會過高估計人力資本存量;“收入法”主要是從人力資本產生的經濟收益角度進行測算,但這種方法需要在人口、勞動力及薪酬方面較為完備的統計資料,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統計資料還不夠完備,故使用起來有一定難度。故國內較多采用“教育指標法”來測算人力資本存量,如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各學歷層次勞動力比重等指標代表人力資本,如果僅從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則會忽視人力資本的其他影響因素。綜合學術界現有人力資本綜合存量測量方法,本文借鑒和參考李德煌等建立的人力資本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從教育、勞動力再培訓、健康和勞動力流動四個維度構建西藏人力資本評價指標體系。[22]

(二)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評價指標體系

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大小,受全區人口的教育水平、技能培訓、健康狀況及合理流動等因素影響。為了更好地測度西藏人力資本受這些因素的不同影響程度,本文根據人力資本的基本內涵,從以下四個維度設置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評價指標,具體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西藏人力資本存量評價指標體系

(1)在西藏人口受教育程度方面,本文選取了5個指標。①平均受教育年限X1(年),該指標反映西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②年度15歲及15歲以上文盲人口數X2(人),該指標反映西藏全區15歲及15歲以上人口中基本不識字的人口數;③初中升高級中學入學率X3(%),該指標反映初中畢業后繼續讀高中的學生比重;④中等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X4(人),該指標反映西藏全區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的在校學生數量;⑤全區教育經費X5(萬元),該指標反映西藏自治區每年用于教育的財政支出費用。

(2)在西藏勞動力再培訓方面,本文選取了2個指標。①R&D經費X6(萬元),該指標反映西藏人力資源開發過程中在新領域、新技能方面的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②本年獲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人數X7(個),該指標反映西藏勞動力通過完成統一認證考試、參加實踐考察、提交證明材料后獲得的職業技能證書數量。

(3)在西藏人口健康促進方面,本文選取了4個二級指標。①嬰兒成活率X8(%),該指標反映西藏基層醫療衛生條件,由于嬰兒時健康狀況會影響其一生的成長,故該指標還能較好地預示未來西藏人力資本狀況;②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X9(張),該指標反映西藏每千名常住人口擁有的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的床位數;③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X10(人),該指標反映西藏每千名常住人口擁有的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的衛生技術人員數;④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X11(人),該指標反映西藏城鎮非從業居民和農村居民參加社會醫療保險的人數。

(4)在西藏勞動力流動方面,本文選取了4個二級指標。①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X12(%),該指標反映西藏全區15-64歲年齡階段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這部分人口是參與勞動生產并為整個社會提供賴以生存的勞動成果的主要群體,該部分人口數量的多少會對西藏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即數量型人口紅利),故本文用該指標衡量西藏人力資本配置質量,即衡量西藏人力資本中遷移與流動資本;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X13(元),該指標反映西藏人力資本的物質財富創造能力;③全區客運總量X14(萬人),該指標反映一定時期內西藏全區各種運輸工具實際運送的旅客數量;④城鎮人口所占比重X15(%),該指標通過西藏城鎮人口比例的變化反映勞動力對地區選擇的偏好,城鎮作為西藏第二、三產業發展的中心,它更有利于人力資本效能的全面發揮。

(三)樣本數據與測算結果

本文樣本數據全部來源于2001-2020年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由于部分數據缺失,采用插值法對數據進行填充;然后,利用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降維處理,把多個指標變量歸結為少數幾個相互獨立且包含原有變量大部分信息的綜合指標,以再現原始變量與因子之間的相關性。

如表2所示,H1表示影響西藏人力資本的人口質量相關因素,主要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初中升高級中學入學率(%)、中等職業教育在校學生人數(人)、全區教育經費(萬元)、R&D經費(萬元)、本年獲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人數(人)、嬰兒成活率(%)、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張)、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人)、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人)、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全區客運總量(萬人)、城鎮人口所占比重(%)等14個因素;H2表示影響西藏人力資本的人口數量的相關因素,主要包括年度15歲及15歲以上文盲人口數(人),它們各自載荷見表2。

表2 旋轉成分矩陣

根據表2顯示的兩個主因子跟各變量之間的關系,計算兩個主因子的值,其中:

H1=0.814X1-0.533X2+0.662X3+0.590X4+0.972X5+0.932X6+0.744X7+0.865X8+0.899X9+0.977X10+0.899X11-0.003X12+0.957X13+0.398X14+0.963X15

H2=0.388X1-0.703X2-0.656X3+0.733X4+0.200X5+0.288X6+0.204X7+0.422X8+0.221X9+0.026X10+0.062X11+0.887X12+0.268X13+0.700X14+0.244X15

綜合評價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變化

通過表3我們可以看出,2001-2020年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總體上呈逐年遞增趨勢,只是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如在2006年、2016年短暫下降后又繼續保持持續上升態勢,表明西藏人力資本積累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總體上呈持續上升態勢,具體見圖1。綜合評價結果顯示,比較符合2001年6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以來西藏人力資本不斷積累與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實際情況。

圖1 2001-2020年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變化趨勢

四、基于擴展Solow模型的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貢獻分析

(一)擴展Solow模型

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只考慮了物質資本K與勞動投入L兩個生產要素。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創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把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增長模型,將經濟增長的源泉歸結為人力資本的增長,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其知識積累、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水平。[33]115-118索洛從生產函數入手,把經濟增長率分解為技術進步率與要素投入增長率之和,較為簡練地反映出生產要素投入對經濟產出的影響,并認為資本積累、勞動投入與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在技術外生的前提下,經濟產出Y與物質資本K、勞動投入L有關。本文基于擴展Solow模型,將人力資本H作為與物質資本K、勞動投入L同等性質的要素投入看待,將技術進步率看成外生的變量,用公式表示為:

(1)

其中,Yt代表產出(即西藏地區生產總值),Kt代表資本(即西藏地區物質資本形成總額),Lt代表勞動投入(即西藏地區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數),Ht代表人力資本(即西藏地區人力資本綜合存量)。A為技術進步率,α為資本產出彈性,β為勞動產出彈性,γ為人力資本產出彈性,本文假定規模報酬不變,則α+β+γ=1。μt為模型隨機干擾項,由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等未觀測變量所決定。為了進行比較,(1)式經對數變換后,得到(2)式:

(2)

如(2)式所示,在技術進步外生條件下,西藏經濟增長率可以分解為技術進步率與技術進步產出彈性乘積、資本增長率與資本產出彈性乘積、勞動增長率與勞動產出彈性乘積以及人力資本增長率與人力資本產出彈性乘積四個部分構成。

(二)樣本數據與計算結果

模型的樣本數據是綜合采用2001-2020年西藏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以2001年不變價格計算西藏地區生產總值Y(GDP)、物質資本K(資本存量)、勞動投入L(從業人員數)及人力資本存量H,西藏地區生產總值、資本存量、從業人員數及人力資本存量等指標都經過了技術處理,各個指標的數據值詳見表4。

表4 各指標數據值

本文應用Eviews11.0對表4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計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要素產出彈性系數

根據表5可以看出,Ln(K/L)、Ln(H/L)的t值分別為8.24、15.56,均大于2;同時,Sig.值均為0,均小于0.05,表明這兩個變量在5%水平上對因變量Ln( Y/L) 解釋顯著;模型的擬合優度R2達到0.997,說明模型對數據擬合的程度較高。這進一步表明西藏地區經濟增長與物質資本、從業人員數及人力資本存量之間符合擴展Solow模型。本文把求得的標準化系數帶入(1)式,即可得出擴展的西藏經濟增長模型:

(3)

從(3)式擴展的西藏經濟增長模型可知,在西藏經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α為0.293)略高于人力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γ為0.268),表明西藏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本投入實現的;同時,勞動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產出影響依然較大(β為0.439),表明西藏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數量型人口紅利效應依然較為明顯;但勞動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與貢獻率均比較低,后面還將提及,故此處不再贅述。近年來,西藏通過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人力資本積累穩步提高進而釋放發展新動能,人力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接近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盡管目前西藏經濟增長仍然缺乏有效的人力資本支持,而且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還不夠顯著,但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呈逐年加大的趨勢。本文認為,隨著西藏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會更加顯著。根據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人力資本還具有明顯的外部性。未來,隨著西藏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升,將不斷提高西藏地區其他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物質資本、技術進步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以此全面提升西藏經濟發展質量。

(三)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根據本文上面計算得出的擴展的西藏經濟增長模型,可求得西藏經濟增長方程;再利用西藏經濟增長方程,即可以求出2001-2020年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3)可求得西藏經濟增長方程:

(4)

再由(4)式求得各要素在西藏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

(5)

現將2001-2020年西藏地區各年度的Y、K、L、H值及相應指標計算值分別代入(4)式和(5)式,即可得到2001-2020年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具體見表6:

表6 2001-2020年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從表6可以看出,2001-2020年西藏地區經濟增長率(即Y增長率)為14.9%,這跟本文前面計算得到的“西藏地區經濟年均增長率達14.85%”的結果高度一致。本文實證分析發現,2001-2020年各要素在西藏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作用如下:(1)人力資本投入在西藏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最高,為36.21%;同時人力資本增長率(即H增長率)也是最高,為20.13%。表明隨著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不斷提升,人力資本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已占據主導地位,西藏質量型人口紅利效應已初步顯現。(2)物質資本投入在西藏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次之,為31.81%;同時物質資本增長率(即K增長率)也位居第二,為16.2%。表明物質資本投入在西藏經濟增長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跟西藏作為一個欠發達地區在跨越式發展階段需要依賴大規模物質資本投入的發展模式是高度吻合的。(3)勞動投入在西藏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最低,僅為6.73%;同時勞動增長率(即L增長率)也是最低,僅為1.6%,表明西藏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減緩以及勞動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影響逐步減弱,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優勢逐漸減退。綜合看來,西藏與全國一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即單純依賴大量勞動力和物質資本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未來都有必要通過不斷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由人口紅利驅動向人力資本紅利驅動轉變,實現西藏經濟結構優化轉型和推進創新型驅動增長。[34]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人口紅利分析視角,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首先對西藏人口紅利特征進行了初步分析。然后,從教育、勞動力再培訓、健康及勞動力流動四個維度建立西藏人力資本綜合測量體系,通過因子分析法對西藏人力資本綜合水平進行測度。最后,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基礎上,加入人力資本存量并構建擴展的西藏經濟增長模型,通過引入2001-2020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物質資本、三次從業人員數及人力資本存量等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西藏數量型人口紅利優勢較為明顯,但人口數量紅利優勢逐步減退。在西藏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結構呈現出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多、增速快和占比高等特點,形成了相對較為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加上總人口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均比較低,形成了有利于西藏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窗口期。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近年來隨著西藏勞動年齡人口增速逐步減緩以及勞動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逐步減弱,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優勢逐步減退。

第二,就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來看,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β為0.439)>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α為0.293)>人力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γ為0.268)。這表明西藏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大規模的勞動投入與物質資本投入,這跟西藏作為一個欠發達地區在跨越式發展階段需要依賴大量勞動投入與物質資本投入的發展模式是高度吻合的。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西藏作為重要的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和國家生態文明高地,生態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西藏在構建高質量發展格局中推動高質量發展,單純地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大規模資本投入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

第三,就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人力資本貢獻率(36.21%)>物質資本貢獻率(31.81%)>勞動投入貢獻率(6.73%)。這表明隨著西藏人力資本綜合存量不斷提升,不斷累積的人力資本提升了西藏勞動生產率與整體經濟效率,西藏質量型人口紅利效應(即人力資本紅利)已初步顯現,人力資本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已占據主導地位。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西藏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西藏人均預期壽命也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西藏特殊的“非典型二元經濟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力資本在經濟生產過程中的合理配置;與東部地區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如2002-2019年江蘇省創新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9.48%),[35]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略顯不足;而且,創新型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亟待提升。

第四,就各要素增長率與各要素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二者關系來看,大致呈正相關關系;換言之,各要素增長率越高,那么它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就越大。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力資本增長率(H增長率)最高,為20.13%,人力資本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最高,為36.21%;其次,物質資本增長率(即K增長率)位居第二,為16.2%,物質資本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次之,為31.81%;最后,勞動投入增長率(即L增長率)最低,僅為1.6%,勞動投入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最低,僅為6.73%。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近年來西藏人口生育水平已明顯下降,人口增速減緩是西藏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四點政策建議:第一,牢牢把握當前西藏處于“人口紅利”窗口期機遇,健全完善西藏經濟、社會等政策措施,使其與“人口紅利”窗口期相匹配,切實推動西藏“人口紅利”向“經濟紅利”轉變。第二,立足西藏現有“人口數量紅利”優勢,加快經濟發展并將其發展成果投資于西藏人口教育、健康、勞動力培訓等領域,不斷提升西藏人口質量與人力資本水平,切實推動西藏“人口數量紅利”向“人口質量紅利”轉變,以人口質量提升西藏經濟增長效率。第三,高度重視創新型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努力提升創新型人力資本水平,為推動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新西藏源源不斷注入新動能。通過系統推進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制度創新與管理創新,構建創新型人力資本培養體系與激勵機制,為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培養大量創新型人才。第四,不斷優化西藏人力資源配置及行業分布,鼓勵高素質人才進入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培育新業態,拓展新市場,逐步改變“人才相對集中于西藏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而企業單位人才相對奇缺”的現象,努力提升西藏人力資源利用效率以及人力資本對西藏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全力推動西藏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