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視域下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考察與提升

李謝莉

(西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2023年是習近平總書記作出“加快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發展”重要指示十周年。十年來,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從相加到相融,構建“網報端微視屏”融合矩陣;社會治理重心下移至基層,建強用好縣級融媒體中心,打造縣域“主流輿論陣地、綜合服務平臺和社區信息樞紐”。在此背景下,基層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越來越受到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重要論述,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1]要尊重新聞輿論的傳播規律、自覺接受輿論監督,[2]運用網絡了解民意和開展工作,[3]不斷提高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對信息化發展的駕馭能力、對網絡安全的保障能力。[4]

四川涉藏地區不僅是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反分裂輿論斗爭的前沿陣地,也是四川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主戰場。2019年底四川省32個涉藏縣已完成組建縣級融媒體中心;2020年2月實現全域脫貧摘帽,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勇前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目前,國內學術界尚沒有關于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專門研究。相關成果僅有2012年謝會時、尉朝陽《提高我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思考》和魏瀟《西藏自治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調查研究》。前者僅探討西藏自治區領導干部如何提升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5]且為規范研究;后者通過問卷調查對拉薩市187名處級以上干部媒介素養的現存問題調研,[6]并從西藏的歷史地理因素、輿論監督制度缺陷、干部自身原因和傳統文化消極影響分析原因,但尚未反映西藏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整體水平與職級差異,對策層面質量不高。

本文以媒介融合為研究視角,通過網絡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對四川涉藏地區即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兩州一縣”)的廳局級、縣處級和鄉科級領導干部開展媒介素養全面調查,重新厘定了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內涵,為切實提升該地區干部媒介素養提出創新性建議,對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改善基層政府社會治理、促進涉藏地區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一、現實亟需:切實提升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

總體而言,四川涉藏地區的領導干部是以縣處級以下干部即基層干部為主體的干部群體,其媒介素養的提升對于實現基層社會善治、防范社會風險、維護民族團結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要價值。

(一)媒介融合時代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特殊內涵

新世紀以來,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內涵的探討經歷了從一般意義上干部媒介素養的討論到新媒體時代新內涵研討的過程。早期研究重在辨析領導干部媒介素養與一般公眾媒介素養的內涵區別,認為“除包含普通民眾的媒介素養外,更主要的是指通過正確地、建設性地運用大眾傳播資源,管理公共事務,推動社會進步,塑造政府形象”;[7]網絡媒體的蓬勃發展使領導干部的新媒體素養備受關注,有學者認為其媒介素養新內涵應包含“媒介認知從‘宣傳’到‘傳播’的轉變,信息處理從‘控制’到‘引導’的轉變,媒介參與從‘唯上’到‘為民’的轉變”[8]三方面;當社交媒體更加緊密地聯結大眾生活,則進一步強調“具備一定社會化媒體應用的技術素養”和“正確的社會化媒體使用素養”。[9]

本文認為,媒介融合時代領導干部在“私人空間”作為傳統媒體受眾、新媒體用戶與在“公共空間”中作為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者、政務新媒體管理者的“多重身份”相互牽制,決定了其媒介素養內涵的特殊性,即兼有“公共素養”和“專業素養”兩個層面——公共素養要求其應具備媒介基本應用、媒介信息消費、網絡信息生成、網絡交往等能力,正確使用媒介服務自我、完善自我、保護合法權益;專業素養則要求其精通新聞傳播規律,尊重媒體、重視輿情,自覺接受新聞媒體和公眾監督,科學管理和運用大眾傳媒和政務新媒體進行社會治理(參見圖1)。因此,媒介素養不僅是領導干部執政能力的構成要素,也是衡量各級領導干部社會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標。

圖1 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內涵剖析圖

(二)提升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現實重要性

首先,四川涉藏地區是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反分裂輿論斗爭的前沿陣地。從地理區位看,該區域地處西藏和川、滇、青、甘四省涉藏地區的交界處,在全國政治、經濟和國防格局中的地位重要,歷來被視為“治藏之依托”。隨著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全域旅游”戰略的推進以及航空、高速公路、鐵路建設爆發性增長,涉藏地區迎來前所未有的開放時代。按照黨中央頂層設計,四川32個涉藏縣已完成縣級融媒體中心組建,而其“+政務”“+服務”“+黨建”整合升級和推廣使用均有賴于縣域職能部門領導干部的協同參與。

其次,四川涉藏地區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主戰場。這里曾是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四川省脫貧攻堅“秦巴山區、烏蒙山區、大小涼山彝區、高原藏區”四大片區的核心區域之一,屬于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2020年2月該地區宣告全域脫貧。推進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當務之急是減少和防止脫貧人口返貧,但面臨的主要問題有精神文化發展相對滯后、宣傳動員不夠、專業人才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與基本公共服務規模不足。[10]而當前部分干部群眾利用新媒體平臺助銷農產品和文化旅游的瓶頸在于:其一從傳播主體看,鄉村缺少新媒體應用型人才,年輕人口流失嚴重,農民受教育程度有限,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足;[11]其二從傳播渠道看,新媒體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新媒體技術難以普及;其三從傳播內容看,農民很難充分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資源進行現實傳播內容創新。[12]上述問題的根本解決也需要廣大基層干部善用媒體,以開放的心態、扎實的專業能力和較高的媒介素養,提升基層公共服務水平,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總體目標的最終實現。

因此,提升領導干部媒介素養既是四川涉藏地區統籌國內國際輿論宣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要求,也是當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急迫需要。

二、表里相應: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調查

本文配合運用網絡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兩種研究方法,前者重在調查領導干部的媒介行為,后者重在理解受調查者行為背后所持觀念,二者由表及里、相互印證。

(一)網絡問卷調查

1、調查問卷于2022年1月至2月在“問卷星”平臺發布,通過微信“人對人”方式定向發送給目標對象即“兩州一縣”職能部門、黨群部門、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干部,共計回收219份問卷,有效問卷211份,有效率為96.35%。211位受調查者的構成總體情況(參見表1),符合四川涉藏地區干部隊伍結構的總體特征:1)性別以男性為主;2)年齡以30-49歲為主;3)學歷以本科及以上為主;4)專業門類覆蓋各個學科,以管理學、文學、法學、教育學等傳統人文學科為主;5)職務層級以鄉科級和縣處級為主;6)單位所屬領域以行政機關為主。

表1 受調查者基本情況一覽表(%)

調查問卷涵蓋媒介認知、媒介接觸、媒介使用和參與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4個維度18個方面的調查項:1)媒介接觸:日常接觸媒介的主要方式與主要動機;日常使用最多的媒介類型;對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接觸情況;接觸互聯網的年限、上網方式、每日上網時長與常用功能;已開通社交媒體類型及使用目的。2)媒介認知:對傳統媒體與網絡新媒體的認知;對web3.0時代互聯網特征的認識;對當前網絡輿情特征與輿論引導方式的認識;對領導干部媒介素養重要性的認識。3)運用媒介開展工作:借助新聞媒體開展工作情況;參與本單位政務新媒體運營情況;運用新媒體開展工作的心態;對自身工作縣域網絡輿情的關注渠道;對運用網絡新媒體開展基層社會治理的認識理解;對網絡應用工具與技術的實際掌握情況。4)參與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既往參與新聞傳播業務技能培訓等情況;自認為比較欠缺的媒介素養;提升媒體素養的具體需求。

(二)深度訪談

網絡問卷調查期間,筆者通過辦公室面訪、電話訪談和微信語音訪談等方式對兩州下轄縣域的10名干部代表進行了深度訪談,其中縣處級4人、鄉科級6人,年齡段覆蓋30至50歲,學歷覆蓋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學歷,單位所在領域涉及行政機關、黨群部門和事業單位,工作領域有全面負責、領域分管和駐村扶貧,民族成分有漢族、藏族、羌族、彝族和土家族。訪談根據每位受訪者的實際工作經驗做半結構式訪談,內容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年齡、學歷、民族、職務、工作職責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對四川涉藏地區總體社會面貌和輿論環境的認識;第三部分為媒介素養調查,內容板塊與網絡問卷一致。

三、基本結論: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已經具備一定的媒介素養

參與調查的領導干部在媒介素養上已具備較好的公共素養和一定的專業素養,客觀反映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代背景下四川涉藏地區干部隊伍走向專業化和社會治理走向現代化的可喜進步。

(一)公共素養:能夠正確地使用各種媒介完善自我、服務自我

網絡問卷調查中,211位受調查者日常接觸媒體有讀報刊、聽廣播、看電視、上網等多種方式,但“日常使用最多”的方式是使用移動端上網,人數占比為83.89%,占絕對比重(參見圖2);媒介接觸的三大動機依次為“了解新聞資訊”“工作需要”和“學習新知識技術”,選擇人數占比均超過50%,另有35.55%和18.96%的受調查者還選擇了“消遣娛樂”和“購物理財”。

圖2 網絡問卷受調查者日常接觸媒體使用最多的方式

傳統媒體接觸方面:71.56%的受調查者日常閱讀各級黨報,另有33.65%閱讀文摘類報紙,20.85%閱讀都市類報紙,17.54%閱讀行業類報紙。超過五成的受調查者讀報的主要內容為時政新聞、本地新聞與政治理論,亦有三成閱讀行業資訊和文體娛樂,一成多閱讀財經資訊。69.19%的受調查者閱讀時事綜合性期刊,55.92%閱讀黨建期刊,45.02%閱讀文化/文摘類期刊。41.71%的受調查者收聽廣播節目。受調查者收看最多的電視節目是新聞類節目,人數占比為84.09%;其次為文化教育類節目,占比42.05%;再次是娛樂節目,占比35.23%。

新媒體接觸方面:72.51%的受調查者擁有10年以上網齡;主要使用手機上網,人數占比為93.84%;每日上網時間多超過4小時,主要功能為線上社交、瀏覽新聞、在線辦公和觀看視頻(參見圖3),這與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對中國網民上網行為調查結果一致;[13]上網首要功能為登錄微信等社交軟件;已開通的社交媒體賬號中,微信高居榜首(人數占比95.73%),其次是QQ(占比87.68%),再次是抖音(占比64.45%);能熟練使用網絡信息搜索引擎、Office辦公軟件、手機APP等基礎性、大眾化的網絡工具。這都表明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群體具備了較好的網絡基本應用、網絡信息消費、網絡交往、社會參與等公共素養,能正確地使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務自我。

圖3 網絡問卷受調者經常使用的上網功能

(二)專業素養:媒體接觸、認知與運用積極回應執政要求

1.媒體接觸:體現職業關切、回應執政要求

在媒介高度環境化的時代背景中,接受網絡問卷調查的領導干部作為四川涉藏地區社會治理的主要實施者,其日常接觸媒體的前兩個動機“了解新聞資訊”和“工作需要”契合職業身份,而第三個動機“學習新知識技術”則反映了數字化時代領導干部自我提升的強烈意識。作為黨報機關報的閱讀主體,受調查者日常在單位閱讀《人民日報》《四川日報》《阿壩日報》《甘孜日報》等各級黨報,人數占比為71.56%,關注時政新聞、本地新聞和政治理論;閱讀最多的期刊是時事綜合性新聞期刊,其次是黨建期刊和專業期刊;接近六成受調查者不再收聽廣播;超過八成收看電視新聞節目;使用手機上網是他們日常接觸媒體最主要的方式,上網的主要功能為了解新聞資訊和在線辦公;他們均已開通微信等社交媒體賬號以滿足工作和社交需要,最多者開通了QQ、微信、微博、抖音、頭條和“天府科技云”等6個賬號。

深度訪談中,10位受訪者對傳統媒體接觸的主要方式為讀黨報和看電視,其中2位鄉鎮干部證實由于農村郵政郵路覆蓋大幅增加,《阿壩日報》和《華西都市報》能夠送到村上方便閱讀,另有3位縣處級干部表示還會閱讀分管領域的專業期刊與新華社內參;所有受訪者均收看電視新聞節目,村委會也配置了電視機能隨時收看央視新聞。新媒體接觸方面,使用手機上網是他們日常接觸媒體最主要的方式,上網主要功能是了解新聞資訊和登陸辦公系統;受訪者均擁有10年以上網齡,其中6位“70后”“80后”干部為網齡15年以上的“資深網民”;縣處級干部每日上網時長整體短于鄉科級干部;社交媒體賬號使用首先滿足工作需求;開通社交媒體賬號最多的是1位鄉科級駐村干部,共開通QQ、微信、微博、抖音、頭條5個賬號,開通最少的為1位“60后”縣處級干部,僅開通微信且使用態度謹慎。

2.媒介認知:能夠精準認識當前四川涉藏地區輿論環境

涉藏地區特殊的人文環境與工作履歷造就了干部群體高度的政治覺悟與敏銳認知。深度訪談中,所有受訪干部均認為四川涉藏地區“總體安全穩定,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面貌發生了全方位、整體性的變化”:一是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二是群眾生活水平、精神面貌極大改觀;三是法制建設很見成效,治安事件及群體性事件大大減少。同時,他們也敏銳認識到由于兩州持續實施全域旅游戰略,地區社會環境“實質是一種深度開放,背后有很多潛在風險,特別是社交媒體、視頻直播的廣泛運用,一邊是本土文旅部門的旅游推廣,一邊是外來游客的視頻直播,可以說涉藏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成為輿情焦點”,民族、宗教問題依然是長期影響區域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鄉科級駐村干部則關注到鄉村媒介生態的變化——“智能手機在村民中普遍使用,品牌大多為OPPO、紅米等中低端品牌,價格為幾百元至千元不等”。

問卷調查中,半數以上的受調查者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傳播特性建立了一定認識,例如62.09%的受調查者認可“網絡傳播速度快,但信息體量巨大、魚龍混雜”,57.35%認可“網絡信息傳播的公開性、廣泛性、參與性極強”,54.03%認可“報紙權威性高,但時效性滯后,社會影響式微”。對于與運用媒介直接相關的新時代領導干部必備能力,超過半數的受調查者都能認識到政治能力、調查研究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改革攻堅能力、應急處突能力、群眾工作能力和抓落實能力等7項能力都與運用媒介直接相關。

3.運用媒介開展工作:半數以上參與過單位政務新媒體運營

網絡問卷調查中,53.55%的受調查者借助新聞媒體開展過正面宣傳;51.18%的受調查者參與過本單位政務新媒體運營,其中以本單位微信公眾號運營為最多,其次是本單位網站運營。他們對運用新媒體開展工作多持肯定心態,認為“很方便”和“很高效”(參見圖4)。半數以上的受調查者對理塘文旅短視頻《丁真的世界》營銷甘孜州旅游業持贊揚態度。受調查者對于2019年以來“網紅縣長”現象即地方干部直播潮流多持贊成態度,其中認為“這是運用互聯網新媒體助力地區脫貧攻堅和社會治理的創新方式”占比70.14%,認為“網絡直播密切了干群關系,改變了黨政干部刻板印象,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占比54.98%。

圖4 網絡問卷受調查者運用新媒體開展工作的心態

深度訪談中,受訪縣處級干部主動借助新聞媒體開展工作的頻次較高,鄉科級干部則傾向于配合縣城新聞單位的宣傳報道。兩位縣處級正職干部主持開通本單位網站、微信公眾號以服務對外宣傳,三位鄉科級干部則直接參與本單位網站、微信公眾號運營。受訪干部均使用多個工作微信群,縣處級干部使用態度相對審慎,不隨便發言,而鄉科級干部使用態度積極,“有事情在微信群里及時通知,然后電話聯系到個人,干工作非常高效”。

4.參與媒介素養教育與培訓:認可必要性,需求有側重

網絡問卷中,僅42.18%的受調查者參加過干部媒介素養相關培訓;近五成認為比較欠缺的媒介素養為突發事件的輿情應對、與新聞媒體良性互動和運用網絡新媒體進行基層精細化治理;近七成期待系統學習媒介素養理論知識;超四成希望學習新聞發布會與危機公關實戰演練、輿情研判與輿情應對案例分析等實操技能。深度訪談中,所有受訪干部均認為“很有必要提高媒介素養”。對于培訓需求,“60后”干部側重于網絡安全,防范媒介風險;“70后”“80后”干部則傾向于新聞傳播實操技能訓練;而駐村扶貧的鄉科級干部提升自身媒介素養的愿望較為強烈,“有很多好的工作想法,比如通過拍攝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來反映鄉村振興的巨大變化,通過短視頻向村民宣傳解讀政策等,都需要進行主題策劃、腳本撰寫和實地拍攝,所以很希望能參加專門培訓”。

四、四大“瓶頸”: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不足之處

調查結果顯示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存在四方面不足,與現實工作形勢不相匹配,而這也是近年來對地方基層領導干部媒介素養調查發現的普遍性問題,例如廖聲武、劉倩對湖北地區172名科級干部、259名處級干部及75名廳級干部開展的媒介素養調查顯示“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與中央的要求和實際工作需要仍存在差距”;[14]柯曉蘭對A省300余名縣處級及科級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調研,認為“能夠熟練運用互聯網推進工作、具備較高媒介素養的只占少數”。[15]

(一)媒體認知片面化、表面化,缺乏系統性認識

1.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傳播特征認知不清

由于當前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群體主要使用手機上網和日常瀏覽黨報,因此對于四種大眾傳媒的傳播特性認知程度為網絡>報紙>電視>廣播。問卷調查中,僅有47.39%的受調查者認可“電視在重大事件中社會動員能力強大”,38.39%錯誤地認為網絡新媒體是“最具有權威性和可信度的大眾傳播媒介”,僅13.59%認識到“政務新媒體是一把雙刃劍”。深度訪談中,受訪者不能正確區分主流媒體、平臺媒體和自媒體,也有半數受訪者錯誤地認為網絡新媒體“最具有權威性和可信度”。

2.對于數據安全認識不足

在大數據物聯網云服務的智慧時代,領導干部應建立對網絡數據安全的充分認識以確保政務信息安全,然而在問卷調查“對于web3.0時代互聯網特征及影響”項中,僅49.29%的受調查者選擇了“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深度訪談的同一問題中,雖然所有受訪者都能認識到“萬物互聯”的特征,但僅有2位提及與工作、生活息息相關的“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更有1位曾擔任副縣長的縣處級干部表示“從來沒有定期修改過辦公系統和社交賬號密碼”。

3.對于當前網絡輿情特點、輿論引導方式的認識模糊

在網絡問卷“對于重大公共事件發生后政府信息發布應遵循的方法原則”調查項中,50.24%的受調查者不知“信息發布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67.30%不知“信息內容應交代清楚來龍去脈”,38.39%錯誤的選擇了“先傳統媒體發布,后網絡媒體發布”。深度訪談中,多數干部對于當前網絡輿情下沉至縣域和“強情緒性”特征等認識不足。這都說明四川涉藏地區基層干部群體對于當前網絡輿情特征與輿論引導方法尚未建立正確的系統認知,實際操作經驗也十分欠缺。

4.對于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理解不深,網絡防“腐”意識不強

在網絡問卷“對于新時代領導干部與運用媒介相關必備能力的認識”調查項中,“政治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應急處突能力”“群眾工作能力”和“抓落實能力”的選擇人數占比都超過70%,但“調查研究能力”與“改革攻堅能力”占比墊底,分別為63.03%和55.45%,說明涉藏地區干部運用媒介開展調研的實操相對較少,對于運用媒介開展改革攻堅的認識相對不足。深度訪談中,有縣處級正職干部反映個別年輕同事網絡防“腐”意識淡薄,參與網絡賭博,違反黨員干部網絡行為紀律。

(二)運用媒體開展工作態度保守,缺乏媒體執政經驗

1.對待傳統媒體方式被動、態度回避

問卷調查中,59.24%的受調查者從未接受過媒體記者的采訪;67.68%從未參與過新聞媒體“陽光問政”欄目或節目;46.45%從未借助媒體單位開展正面宣傳,每年開展3次以上新聞策劃者僅為14.22%(參見圖5)。而回避新聞媒體采訪的原因中“不希望成為公眾人物”和“不希望自己的言論被公開”居前兩位。深度訪談中有2位縣處級干部表示基本不接受媒體采訪,新聞單位應與本單位宣傳部門對口聯系,態度非常謹慎。

圖5 網絡問卷受調查者借助媒體單位開展正面宣傳情況

2.關注縣域網絡輿情的主動性不足

問卷調查超過七成的受調查者主要通過單位政務微信公眾號了解縣域輿情,其他渠道使用不多。例如政府網站“政務信箱”使用者僅占45.20%、綜合性門戶網站和政務抖音號36.02%、政務微博號27.01%,而最能體現輿情關注主動性的搜索引擎使用占比僅為19.43%,論壇使用則低至9.95%。雖然2019年底兩州下轄縣域均完成了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但是在深度訪談中,受訪干部均表示多使用本單位或本系統的微信公眾號,而對縣級融媒體的使用零星稀少。

3.政務新媒體運營經驗有限,運用新媒體創新基層治理態度保守

問卷調查近半數的受調查者未有政務新媒體運營經驗,有相關經驗的干部也主要參與本單位微信公眾號運營,其他政務新媒體參與較少;對于“網紅經濟”有認識者僅為48.34%,認識到運用網絡新媒體“深入推進脫貧攻堅”和“促進基層精細化治理”者僅為36.97%和25.59%。深度訪談中,僅1位縣處級干部參與過上級單位舉辦的直播問政節目,其余干部未參與直播問政或直播帶貨,并且態度保守,多位縣處級干部認為本地情況或現職工作“不需要”;鄉科級干部則顧慮較多,認為“工作氛圍有阻力、干部群體思想保守、團隊準備和自身綜合素養不足”。

(三)新媒體實用技術工具掌握較少,應用能力有限

由于所學專業以傳統的人文學科為主,問卷調查七成受調查者僅能熟練使用基礎性、大眾化的網絡實用工具與技術(參見圖6),如Office常用辦公軟件和百度等網絡信息檢索工具以及微信、微博、抖音等手機應用程序,僅10.90%的受調查者能夠掌握視頻制作、圖形編輯等專業工具,而掌握更高階的網頁制作工具、數據抓取分析工具和計算機語言的人數低于5%。深度訪談中,僅1位工學碩士畢業的縣處級干部會使用Photoshop,其他干部均不會使用視頻制作、圖形編輯、網頁制作、數據抓取分析工具和計算機語言。

圖6 網絡問卷受調查者熟練使用的網絡應用工具與技術

(四)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覆蓋不全,干部自我提升意識不強

問卷調查57.82%的受調查者從未參與過新聞傳播業務技能培訓或干部媒介素養專項培訓。而在有相關培訓經歷者中,參加過新聞采訪與寫作培訓的人數最多,占比卻僅為48.31%;參與過新媒體運營培訓的占比僅為26.97%。深度訪談中,僅有2位縣處級正職干部參加過州委組織的輿情應對培訓,1位縣處級副職干部參加過縣委組織的同類培訓;盡管當前兩州干部輪訓目標是鄉鎮干部全覆蓋,但縣處級干部的履職能力培訓機會明顯多于鄉科級;而鄉科級干部培訓多為專業條塊政策解讀與工作經驗交流,較少涉及干部媒介素養教育,同時鄉科級干部工作繁忙瑣碎,自我提升意識不強,推脫培訓或委托他人代為參加,培訓效果有待考察。

五、“三措”并舉: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提升策略

媒介融合加速了媒體格局變革與社會輿論多元化,深刻改變政府執政環境;同時促進政務平臺開放和拓寬公眾參與渠道,為政府賦能增效。提升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目標指向是培養既懂政治、又懂新聞傳播規則,既精通專業領域,又能善待、善用、善管媒體的“跨界型”領導。本文認為政府重視、黨校/高校協同、干部發力三方合力是當前提升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最優選擇。

(一)省州縣政府持續重視:面向基層培訓,整體性提升干部媒介素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是干部隊伍建設的先導性、基礎性、戰略性工程”。[16]國內學界對于領導干部媒介素養教育問題已形成共識:擴大人員培訓范圍,從高層領導干部到基層領導干部,從黨政機關發言人逐漸過渡到黨政機關各單位、各部門工作人員。[17]目前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專項培訓主要集中在宣傳思想文化系統和婦聯系統,本文認為今后可采用如下思路:

1.推進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的通識化與常規化

一是“橫向覆蓋”:今后可將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作為干部“通識化”培訓擴大普及到州縣各行業,融入到目前兩州一縣干部培訓既有的三種類別即縣委宣傳部中心組擴大學習會、縣域干部輪訓和專業條塊培訓,融入到黨建培訓和干部履職能力培訓等相關培訓中。

二是“縱向傾斜”:媒介素養專項培訓下沉至鄉科級。涉藏地區廣大基層干部戰斗在鄉村振興的主戰場、維護穩定的第一線、服務群眾的最前沿,今后可將培訓機會和培訓力度向基層鄉科級干部適當傾斜,同時培訓方式可采用“線上分散培訓”,推廣“線上教學+課后回放+虛擬實驗室演練+要點測試”培訓流程,克服基層干部工作瑣碎、現場集中學習不便的實際困難,順應移動互聯網時代碎片化在線學習趨勢。

2.將媒介素養納入領導干部考核選拔及監管機制

首先,繼續推動領導干部參與“媒體問政”,直面新聞輿論監督。州縣黨政部門持續推動干部參與縣級融媒體中心“陽光問政”節目,及時回復群眾有關民生問題的投訴與反饋,直接面對新聞媒體與社會公眾的輿論監督,形成媒體平臺上的“投訴-處理-反饋-問責”機制,讓領導干部在媒體平臺上的執政態度、執政行為和執政能力處于群眾監督與黨委監管中,促使其重視提升自身媒介素養。

其次,可在干部“德能勤績廉”考核中增加媒介素養參考項?！暗隆?對待新聞媒體和公眾監督、處理公共輿情事件態度等;“能”:運用新聞媒體和政務新媒體開展工作的能力;“勤”:日常與媒體及公眾溝通的頻率,運用各種媒體開展工作的頻率等;“績”:運用各種媒體開展工作的業績;“廉”:遵守廉潔紀律,不在上班時間沉迷網絡游戲和直播打賞,不參與網絡賭博、賭球、賭馬等涉賭類活動。

3.積極發揮“媒體執政”先進模范干部的示范效應

四川涉藏地區由于地理區位特殊、社會經濟相對落后,領導干部維穩任務重,思想認識相對保守,運用媒體深入推進鄉村振興和基層精細化治理的意識不強、動力不足。今后,州縣政府可以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樹立注重基層和實踐的導向”,適度表彰運用媒體開展取得實績的優秀干部,為其評先評優、推薦選拔提供機會,打消干部思想顧慮,鼓勵實干士氣、激發創業熱情,形成攻堅克難、創新進取的良好風氣。

(二)黨校/高校協同培訓:培訓理念、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創新

提升領導干部素養和能力的基本途徑是系統性的專業培訓。今后阿壩州和甘孜州可繼續與“雙一流”高校、地方民族院校、各級黨校深度合作,在干部媒介素養培訓的培訓理念、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上推陳出新。

1.“政治掛帥”: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領航干部媒介素養培訓

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培訓目標應從“技能型”向“素養型”轉變,省州縣黨政高度重視,省州縣三級黨校和省內“雙一流”高校、民族院校干部培訓中心作為教學單位,將提高政治素質放在首位,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引領干部媒介素養培訓體系與培訓內容,以契合《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素質要求。近年來某些干部在面對新聞媒體時發表雷人雷語(如“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等),引發負面輿情呼嘯而來,很大程度上源于涉事干部對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基本原則如“黨性”“人民性”“新聞真實性”的認知“空白”。

2.“全面系統”:優化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的內容體系

領導干部媒介素養不能狹隘理解為應對媒體的能力與技巧,而是全面提升其政治素養、新聞傳播理論水平、媒體認知、媒體運用等綜合素質。本文針對四川涉藏地區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存在的現實問題,參考基層公務員通用素養培訓模型,[18]從“知識模塊”“能力模塊”和“素質模塊”構建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的內容體系(參見表2),其中,“知識模塊”重在政治性和理論性,培訓目標為既懂政治、又懂新聞傳播規則;“能力模塊”結合媒體執政和鄉村振興時代要求,重點滿足實操技能培訓需求;“素質模塊”則基于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全面提高領導干部的基本素養,助其在媒介化社會中實現自我完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表2 四川涉藏州縣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內容體系

3.“教法創新”:共享高校新聞傳播學優質線上資源

教學方法上,應將理論教學、案例教學與實踐教學融會貫通,并重點突出糾錯型學習和情景創設型學習。除根據課程內容靈活運用專題講座、案例教學、頭腦風暴、情景模擬、角色扮演、行為示范、實地參訪等方法(參見表2),還可以引入高校新聞傳播學優質線上教學資源:一類是高校虛擬仿真實驗室資源,如重慶大學《災難事件融合報道虛擬仿真實驗》、暨南大學《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新聞采訪虛擬仿真教學》等;另一類是中國大學慕課(MOOC)等在線學習平臺的線上“金課”慕課資源,如中山大學《新媒體素養》、浙江大學《新媒體概論》等。教學方式可以混合使用現場集中培訓和線上分散自主學習兩種方式,線上課程資源可提供周期內多次學習與實驗。

(三)領導干部個人:內外兼修,切實提升媒體執政能力

提升媒介素養、增強媒體執政能力是涉藏地區各級領導干部自我完善的重要課題,需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樹立正確的新聞傳播觀念,加強新聞傳播理論與技能學習,并勇于在實踐中創新。

1.解放思想,樹立正確的媒介執政觀念

首先要樹立正確的媒介觀:一是認識到傳統媒體與新媒體都是黨和政府的執政資源,變被動“應對”媒體轉變為主動與媒體“合作”,積極通過新聞單位和政務新媒體開展社會治理;二是認識到輿論監督和正面宣傳是統一的,從而歡迎、尊重媒體的新聞輿論監督,通過媒體監督了解社情民意;三是認識到媒體是展示政府形象和增進干群感情的重要渠道,自覺規范自身及家人的工作生活作風。

其次要樹立正確的受眾觀:一是態度上尊重受眾、重視民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聞輿論工作“要堅持正確工作取向,要以人民為中心”,因此涉藏地區領導干部應當尊重民意、重視輿情,對輿情的收集、研判和處置不草率、不敷衍;二是行動上為人民負責,為人民造福,打開工作思路,將媒體作為重要的渠道和工具為繁榮社會經濟文化作貢獻,為群眾生產生活辦好事,為鄉村振興辦實事,回答好“為了誰,我是誰,依靠誰”的根本問題。

再次應正確把握當前輿情的新特征:一是要清醒認識當前網絡輿情的新特征,如輿情加速下沉到區縣級,熱點圍繞民生問題,突發事件輿情傳播“強情緒、弱信息”特征明顯,互聯網金融詐騙等新經濟業態輿情多發,全民圍觀和輿情搭車現象增加輿情應對難度,境內境外輿論場交互、國際輿論斗爭影響疊加等;二是對縣域輿情進行正確研判、靈活運用“炒”(熱炒)、“發”(引發)、“放”(暫放)、“凍”(冷凍)、“化”(解釋)[19]等策略及時穩妥處置。

2.加強學習,提升媒介執政的理論水平與實踐能力

學習新聞傳播理論,增強理論水平:一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的新聞傳播規范,如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講好中國故事等;二是學懂新聞傳播學基礎知識和經典理論,如新聞的定義、新聞的基本特征、新聞價值及要素、新聞與宣傳的異同等,又如議程設置理論、把關人理論等;三是學習法律法規中有關信息傳播的規定,如突發事件應對法、國家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

學習新聞傳播實操技能,提高運用能力:一是學習了解政務新媒體運營、短視頻內容生產、新聞發言人實務、重大突發事件應急處理、虛擬社區運營等實操技能訓練;二是熟悉了解縣級融媒體、政務手機報、虛擬社區、微博、微信、播客、論壇、貼吧等新媒體技術發展情況及其媒介特點和使用規則,以備使用及管理;三是了解信息搜索、信息管理、網頁制作和數據抓取分析等互聯網實用工具。

3.勇于實踐,積極運用媒介開展社會治理創新

一是身體力行,以“大宣傳觀”勤用善用媒介服務于社會治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動員各條戰線各個部門一起來做,把宣傳思想工作同各個領域的行政管理、行業管理和社會管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20]今后兩州一縣各級領導干部應勤用、善用媒體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鄉村振興大業,主動利用媒體單位尤其是縣級融媒體開展新聞策劃,積極運用本單位網站、微博、微信公眾號、抖音賬號、快手賬號、今日頭條賬號等開展有特色、接地氣的政務營銷,加強社會輿論熱點引導。

二是敢于創新,用“互聯網+”思維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府?！叭珖撠毠韵冗M個人”阿壩州小金縣甘家溝村駐村第一書記張飛和“最帥旅游局長”甘孜州文旅局長劉洪都是“互聯網+”創新的優秀代表,更是勇于破除保守觀念束縛、敢于“出圈”的干部模范。當前網絡信息傳播“分眾化”“差異化”“圈層化”特征明顯,受眾的注意力更為稀缺,因此需要領導干部群體以強烈的競爭意識認真研究受眾,為社會治理創新持續“賦能”。

三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在實踐中不斷激發創新動力。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和安全形勢錯綜復雜、變亂交織,四川涉藏地區應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做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強化輿論引導與輿情監測、打造在地中華文化精品與生態保護減災防害等,各個領域都需要領導干部善用媒體平臺去發現問題、調查問題和解決問題,同時要充分利用各種網絡學習平臺,加快自身知識更新,不斷激發創新動力,回應中國式現代化的使命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