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研究

尹 響 郭曼琦 吉 娜

(1.四川大學商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2.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3.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央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生動體現和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前我國民族工作的核心內容。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包含各族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和推動民族地區的高質量發展;反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經濟基礎和本質要求。[1]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笔侵袊浆F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并就“扎實推進共同富?！弊鞒鲋卮鬀Q策部署。此外,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023年8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烏魯木齊聽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政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匯報時強調:“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抓實?！薄耙⒆阗Y源稟賦、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培育壯大特色優勢產業,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加快構建體現新疆特色和優勢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新疆邁上高質量發展的軌道,同全國一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進一步闡明了我國民族地區通過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進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路徑。

近年來,不少學者針對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三者的內涵外延與邏輯關聯在理論層面進行了多維度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共同富裕為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精神力量。如金剛、李超(2023)認為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必須要依靠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支撐。[3]郝亞明、秦玉瑩(2023)認為作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相互影響與相互推進的關系,二者在實踐過程中是相互聯動的;[4]第二,實現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目標,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條件;[5][6]第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各民族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思想基礎和力量源泉。團結統一的內部秩序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安全保障。青覺(2018)[7]、王延中(2018)[8]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民生活幸福、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基礎和共同愿望;第四,高質量發展是民族地區實現共同富裕,進而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必由之路。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受歷史、社會安全、產業結構、地理條件、生態環境與要素資源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進程長期滯后于東部先發展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較為突出,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具有明顯落差,不利于構筑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民族地區必須通過高質量發展,縮小發展差距,擴大人民群眾收入來源,持續增強獲得感;通過實現共同體富裕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進而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9][10]從發展實踐分析,雖然經過黨和各族人民群眾的艱苦奮斗,全國各民族地區已經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但仍然存在著地區發展不平衡、開放程度不高、資金投入不足、創新要素薄弱、高層次人才匱乏等一系列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挑戰和問題。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民族地區的中國式現代化,即要求各民族群眾和各民族地區一起通過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一家人都要過上好日子”“不讓一個兄弟民族掉隊,不讓一個民族地區落伍”。因此,本文基于實現共同富裕這一關鍵目標的背景下,著重研究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內涵和邏輯聯系,在分析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及面臨的問題基礎上,提出通過高質量發展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推動民族地區和各民族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與對策。

一、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內涵和邏輯聯系

(一)共同富裕要把高質量發展放在首位,讓全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紅利

共同富裕的核心為富裕和共同,意味著實現共同富裕是全體各族人民的共同發展,并共同享有發展的紅利,即在發展中實現共享,在共享中促進發展。[11]富裕在內涵上既包括物質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裕。實現物質富裕是全體人民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達到豐衣足食水平的過程,以此獲得更大的幸福感和滿足感,進而達到精神富裕。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夠堅實持久的強大支撐。共同體是由特定人群構成的關系聚合,可以指代和描述任何具有聚集特性的人群,小到家族、網絡社群,大到國家。而這種特定的聚合關系以對內意義上的共同特性為支撐,以對外意義上的情境間性為參照。這種共同性以血緣、地域共同性為典型代表。通常蘊含著積極的共善價值關懷,諸如親和、友愛、忠誠、團結等,用以維系共同體的存續與發展,在特定環境中存在明顯的界分?？偟恼f來,共同體就是由共同性關懷構成的一種人群關系聚合。馬克思從一開始就鮮明地將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的理念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成為社會主義科學社會實踐的指南。馬克思(1865)提出,在新的社會制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12]243從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具體實踐看,鄧小平對共同富裕問題進行了全面闡述,鄧小平(1992)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盵13]78-117鄧小平同時對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也進行了闡釋。針對我國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的現實,鄧小平強調:“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彼瑫r認為,中國的共同富裕必須通過對外開放來實現。

自黨的十九大以來,共同富裕進一步成為了中央的中心議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共同富?！?。要實現共同富裕的遠景目標,不僅要理解共同富裕的內涵與目標,還應該設計好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和政策。對新時代共同富裕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進一步闡釋:“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盵14]學術界根據中央的表述,認為“實現共同富裕不是采取簡單再分配或平均分配,‘吃大鍋飯’,而是在努力推動機會均等、發展資源均衡的基礎上,全體人民在共同參與建設、共同發展的過程,實現物質的共同豐富和精神的充實,最后達到社會的共同富?！?。[15][16][17]此外,習近平總書記在闡釋關于把握好共同富裕的原則時明確提出,“把推動高質量發展放在首位”。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共同富裕的論述為促進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和路徑指導。從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實踐看,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占全國總面積63.8%,但少數民族地區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占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5%,①而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位于生態敏感區、地質脆弱區和山地高海拔地區等自然條件約束大,物流成本高的區域。因此,民族地區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就必須通過高質量發展,在狠抓生態環境保護的前提下,使得各少數民族地區提高生產力的現代化水平,科技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明顯,特色資源利用更加高效、合理,人民群眾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和生活條件的持續提高以及教育水平和就業能力的不斷提高。

(二)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核心組成部分

我國學術界就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兩個核心概念進行了大量的闡釋,并對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進行了分析。首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各民族的精神共識。[7][18][19][20]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千百年來,各民族在發展歷程中形成的一種國家認同、共同情感和價值共識;是指在歷史、文化上形成的以中國各民族為統一命運共同體的自覺、自知性意識。[21]其次,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8]中國各民族在歷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不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分離”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和集體利益也是各民族人民的前途命運和共同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各民族的關系,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要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擁抱在一起?！备髅褡迨侵腥A民族共同體這“一體”下的“多元”。最后,中華民族共同體包含了各族人民共同發展之意。[22]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離不開各民族人民群眾和各地區的共同發展和均衡發展,更需要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補齊發展短板,縮小各民族之間經濟發展差距和教育認知差距,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地域間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實現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榮、共同發展。

(三)高質量發展是各民族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是各民族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動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求一個民族也不能少,各民族共同攜手走向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目標和題中應有之義,沒有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優化民族地區發展要素配置和產業結構,提升民族地區勞動生產率,促進民族地區擴大開放,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深入推進固邊興邊富民行動,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推動各民族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能夠縮小與其他地區的貧富差距,使得全國經濟發展更均衡、更協調,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發展動力。

扎實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反之也能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二者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只有科學推進共同富裕行動綱領,降低由機會不均等帶來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才能優化要素稟賦結構,更好地推動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

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的經濟物質基礎。[23]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建立在物質財富不斷豐富的基礎之上的,以各民族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各民族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都需要以各民族人民群眾的高質量發展為依托,即民族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生產力的大力發展,生產效率的提升,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產業向價值鏈、創新鏈高端不斷攀升,產品附加值的提升,人均收入大幅攀升,生態水平不斷提高,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獲得感切實得到增強。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是共生共榮、相互聯動、相互影響的關系,在全國統一大市場與產業梯度轉移規律作用下,人才、技術、資金等經濟高質量發展所需的關鍵要素有序從東部沿海先發展地區向中西部民族地區進行轉移,這些要素與民族地區的特色自然資源與文化稟賦等相結合,能夠形成新產能、新消費、新貿易等經濟增長新動能,輻射、帶動后發展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共同富裕。

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于在精神層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效,最終要落到作為勞動力和參與者的個體的發展上。少數民族群體有其復雜深刻的歷史、文化、自然、地理因素,發展機會普遍不足。推動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少數民族群體的就業、教育、醫療水平,賦能少數民族群體實現自我發展,同樣也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創造現實條件,而發展長期處于不均衡不充分的態勢,就會使落后地區的群眾心理上產生被忽視感和被剝奪感,[24]從而難以產生對共同體的認同感和依賴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推動各民族共同繁榮與共同發展,在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中,經濟結構對多民族社會結構的發展變化起決定性作用。[25]因此,要通過實現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使得邊疆民族地區人民真切感受到生活質量的提升、生活環境的改善,才能更深切感受到生活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幸福感以及歸屬感,進而更加深刻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和諧、繁榮、穩定的發展環境。我國大部分民族地區都位于生態敏感、生態脆弱地區,也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生態涵養地。特殊的地理條件和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孕育了各民族人民群眾獨特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世界。但地形條件和生態資源的約束使得廣大民族地區無法像東部沿海地區一樣通過“大開發”實現經濟“大跨越、大增長”。因此,民族地區必須堅持“五位一體”發展格局,在保護好生態的前提下,著力發展生態友好型產業,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26]民族地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不能僅重視濟增長的速度,更要關注經濟結構的協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和諧關系。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持續優化產業、貿易和要素結構,以此促進經濟發展為社會、文化、生態環境服務,創造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我國民族地區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史性的“脫貧攻堅”,中國已實現從普遍貧困到基本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中國減貧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困擾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了歷史性的解決,積累了豐富的中國經驗。民族地區也面臨著推進“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大任務。但我國民族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以及地理條件的限制使得傳統產業的支撐能力及發展空間有限,導致資本、人才、技術等推動產業升級的要素無法在民族地區有效集聚,民族地區無法形成規?；漠a業集群,生產要素成本居高不下,生產率的提升較先發展地區顯得緩慢。

當前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大國博弈背景下,東部先發展地區的企業更偏向于將產能轉移至物流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地區而非位于中西部的民族地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地區的產業“空心化”問題。經濟發展環境的限制,發展能力的模式化鎖定以及產能的“空心化”共同導致了當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結構困境”。這意味著民族地區要由重視“量”轉變為重視“質”的增長,通過質量提升促進數量的有效增長,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內生聚合”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為依據,從產業發展、創新驅動、區域協調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四個方面來分析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的現狀和挑戰。

(一)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

民族地區的共同富裕需要靠產業高質量發展帶動和輻射,需要通過產業現代化、結構優化、生產率提升來帶動民族地區產業價值鏈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產業結構的優化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技術進步和主導產業依次推動產業結構變遷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產業生產率水平的巨大差異,由于投資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存在,要素投入從低生產率或低增長率部門向高生產率水平或高增長率的部門的有序流動可以促進整個社會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和投入產出均衡,由此帶來的“結構紅利”可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在推進民族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重點推動產業結構更加合理的同時,積極推進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包括傳統產業的高級化轉型和高端產業的引進、培育,這樣才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合理性調整來為民族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助力民族地區實現高質量發展,最終實現產業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目標。[27]但在民族地區,不能將傳統產業視為低端產業,淘汰了之,而應通過引導其實施智能化、數字化轉型,不斷匹配市場需求端的變化,在產能和市場需求的動態調整過程中,達到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是一國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體現,具體表現為以第一產業為主導逐漸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占主導演進。[28]對比民族八省(區)2011年和2021年三次產業結構占比,可以發現總體上呈現出第三產業占比逐漸增加的趨勢。其中增長較為明顯的省(區)包括廣西、青海和新疆,10年間第三產業占比分別增加了16.6%、17.3%和13.9%(見圖1、圖2)。這表明民族八省(區)的產業結構正在朝著高級化的方向發展。

圖1 2011年民族八省(區)三次產業結構占比①

圖2 2021年民族八省(區)三次產業結構占比(%)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八省(區)在第三產業占比持續增加的同時,第二產業占比卻出現一定程度地下降,比如廣西、青海、新疆第二產業占比在十年間分別下降了15.3%、18.6%、11.5%。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落后經濟體應按照稟賦結構,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完成產業結構升級所需的資源積累。[29]但是,長期的數量型追趕模式下,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已經改變了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和資源稟賦條件,民族地區以往的以資源稟賦作為經濟發展核心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民族地區市場參與度較低,不充分的市場競爭導致發展效率低下。民族地區長期以來一直依賴資源優勢參與國內產業價值鏈分工,采取低端、資源主導、要素輸出型的發展方式,限制了其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上的地位,一直處于低端地位。而部分民族地區存在盲目追求GDP的情況和“急功近利”的心態,不顧環境破壞風險,上馬了一批“三高”項目,或對自然資源不加保護地開發,導致“兩山”優勢逐漸消失,使得當地進一步缺乏產業升級所需的生態資源和自然稟賦,喪失了寶貴的經濟轉型機會,導致發展方式固化,沉沒成本過高,陷入“結構困境”。

此外,民族地區鄉村產業供給結構的調整升級趕不上社會需求結構調整升級的步伐,導致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不足、無效供給和低端供給較多,妨礙其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提升,我國民族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資源依賴、外部投資驅動、產業結構單一、城鄉并重不夠等缺陷,對民族地區經濟持續發展極為不利。

(二)創新驅動能力差距較大

馬克思、熊彼得、肯尼斯、阿羅等學者通過大量研究論證了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和重要驅動力。同樣,技術創新是欠發展地區實現經濟跨越式增長的內在驅動力,同時也是減貧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手段。[30]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30870億元,比上年增長10.4%;然而相較于全國,我國民族地區的R&D經費投入相對滯后(如圖3所示)。盡管從2011年起至2021年十年間,民族八省(區)R&D經費投入一直在穩步增長,但與其他主要地區相比仍然相距甚遠。八省(區)中R&D經費投入最多的云南省2021年投入176.5億元,僅占全國R&D總投入的4.7%。2022年我國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5% ,比上年提高0.12個百分點,已超過 OECD 國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 。然而,民族地區R&D經費的投入規模和強度,均處于相對落后水平。從2021年數據看,我國整體的R&D投入強度為2.44%,分省份來看,有6個省份跑贏全國。北京以6.53%的R&D投入強度,高居全國第一,延續了多年來領跑全國的勢頭;上海緊隨其后,R&D投入強度為4.21%;天津、廣東的R&D投入強度分別為3.66%和3.22%。廣東、江蘇、浙江的投入強度高于全國水平。其余25個省份的研發投入強度均低于全國水平,其中,有10個省份的投入強度介于1%至2%之間,內蒙古、貴州、廣西等7個省份的投入強度直接低于1%,其中大部分是民族地區(如圖3、圖4所示)。對比2021年各省份R&D經費的支出金額和投入強度兩張排行榜,就能發現中國的創新經濟高度集中,頭部效應愈發顯現,區域分化格外分明,同時也反映出民族地區的創新研發投入嚴重不足。此外,專利申請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個地區的技術創新能力,2011-2021年民族八省(區)有效專利申請情況呈成倍增長之勢,但較東部沿海地區仍然差距巨大(如圖5所示)。

圖3 2021年全國31省份R&D經費投入情況

圖4 2011年與2021年民族八省(區)與全國主要省市R&D經費投入情況

圖5 2011年與2021年民族八省(區)及全國主要省市有效專利申請情況

上述數據表明,民族八省(區)的R&D經費投入及有效專利申請情況反映出民族地區的創新研發投入及創新能力較東部先發展地區有巨大差距,并且尚未呈現出差距縮小的態勢。在新發展格局下,由于受地理條件、物流成本、資金密度等要素制約,技術創新對于民族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國家需要在加大轉移支付的同時,在結構上提升民族地區研發投入的比例;同時要在民族地區圍繞鄉村振興和特色產業增設科研機構,吸引更多科研人員扎根民族地區,著力提升民族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

(三)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較為突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全國來看,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最艱巨的任務在一些邊疆民族地區。這些地區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隊。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發展中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補齊民生短板,增進民生福祉,讓各族人民實實在在感受到推進共同富裕在行動、在身邊。[31]在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推動下,我國民族八省(區)2022年城鄉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實現了穩步增長。但民族八省(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東部發達地區依舊相距甚遠,尚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如圖6所示)。民族八省(區)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多的幾個省(區):內蒙古、廣西、寧夏、新疆,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34108元、26727元、27905元、26075元,占全國平均水平的97%、76%、79%和74%。

圖6 民族八省(區)與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以上數據表明,民族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持續擴大,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由于存在極化效應,民族地區的生產要素長期向東部地區單向度流動,導致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更加嚴重。[32]至今,東部地區擴散效應已明顯,工業部門持續向外轉移。但中部及東南地區全要素生產率高于西部民族地區,抑制了工業部門向西轉移的趨勢,進而導致民族地區生產要素持續流失,無法聚集其工業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此外,西部地區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力度不夠,尤其是國際循環。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東部地區采取出口導向型戰略,大量外資和工業產業不斷進入,同時資金、勞動力和資源也傾向于沿海地區出口導向型產業,而東部地區和部分中西部大城市也是貿易盈余轉化為資本再投資的主要地區,資本流入深度參與“雙循環”新發展趨勢的產業集聚,結果造成民族地區與相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在一些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由于鄉村收支赤字和巨額債務的壓力,基層政權的執政能力不斷削弱,鄉村公共服務需求不斷增加,而基層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卻不足,這種矛盾日益顯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的日常建設資金不足,像貴州黔東南、畢節、六盤水等縣、鄉鎮政府已經陷入了借債來維持運營的困境,更無暇顧及高質量發展。

(四)互聯互通能力尚存差距

民族八省(區)基礎設施仍存較大短板,新基建投資不足問題突出。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在每個時點上都與要素稟賦結構內在相關,同時,軟硬基礎設施也應與產業和技術相匹配,在特定時點內與要素稟賦結構密切相關。政府應積極建設軟硬基礎設施以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以推動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升級,可見基礎設施對于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顯著降低地區的市場分割水平,產生經濟溢出效應,促進全要素生產要素的順暢流動。[33]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升級對推動西部欠發展地區的經濟增長和改善貧困的作用非常明顯,能夠降低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錯配程度并提高勞動生產率。[34]

從全國高鐵的通車里程與密度就能直觀看到民族地區與先發展地區的巨大差距。截至2022年底,民族八省(區)中除西藏外,均已有高鐵線路通車。盡管如此,與東部地區相比,民族八省(區)高鐵開通里程與密度較東部先發展地區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從高鐵既有里程來看,截止2022年年底,全國共有9個省份高鐵里程突破2000公里,分別為廣東、安徽、山東、湖南、江蘇、遼寧、江西、河南、湖北,而民族地區排名中后(如圖7所示)。除了營業里程之外,高鐵密度更能夠衡量省份高鐵實力。從全國各省份高鐵密度排名看,云南、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5個民族省份位于全國最后5位,貴州、廣西、寧夏分別排名18、19、21,其中,云南的高鐵密度為29.9(公里/萬平方公里),約為江蘇高鐵密度的1/7(如圖8所示)。

圖7 2022年全國各省高鐵既有里程

圖8 2022年全國各省高鐵密度

目前民族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并不能滿足其可持續經濟發展的需求。以蘭州到西寧為例,這兩座城市間距離約為244.7公里,最快的動車時速為2小時9分鐘,而相比之下,京津冀經濟圈中的北京到天津距離僅為125.3公里,僅需30分鐘車程。由此可以看出,傳統的城際列車在出行時間和服務質量方面的劣勢,無法有效地組織區域之間的商務和通勤交通。[35]受地理條件限制和投資回報率影響,目前西部各大主要城市之間,如成都、西寧、拉薩、蘭州、烏魯木齊、昆明之間尚無直達的高鐵,市場主體交易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較東部地區無法形成比較優勢。民族地區在數字經濟等新基建領域還存在投資不足的問題,無法充分調動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潛能,發展差距較東部發達地區進一步拉大。

通過上述數據分析,民族八省(區)雖然在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民生福祉、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豐碩的成就與進步,但相較于東部先發展地區,民族八省(區)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普遍面臨著經濟總量偏小,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創新能力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力不足等挑戰。

三、通過高質量發展推動民族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與對策建議

要推動實現民族地區的共同富裕,必須立足我國民族地區的具體特點和經濟實際,加大改革力度,推進制度創新,實行分類分地區對待。要在統籌民族地區發展與安全的基礎上,最大限度消除民族地區市場參與不足、發展動能不足的制度性因素,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充分釋放市場活力、深度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推動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

(一)支持民族地區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加強頂層設計

一是要將脫貧攻堅工作所形成的工作機制,包括組織推動、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協作幫扶、考核督導等實際運用到鄉村振興工作中,建立健全上下貫通、精準精確、負責到底的工作體系。在制定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規劃時,不應“一刀切”退出對民族地區的支持政策,要確保政策的可持續性。二是需從頂層規劃方面著手,遏制民族地區廣泛存在的財權擴張及事權下放的脫節趨向。為此,應重新確定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府的事權范圍,并同時建立相應的財權制度。為了減輕民族地區鄉村負擔,應加大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按比例納入教育、醫療、衛生、農業種植的培土、育秧、育苗以及生態補償等公共開支,切實落實中央政策。三是要做好各機制銜接。著力完善組織領導機制,如專項小組機制、常態駐村機制、規劃和項目銜接機制、領導干部績效評價機制;常態幫扶和東西部協作機制等。

(二)融入共建“一帶一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民族地區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我國許多民族聚居區位于西部、內陸和邊疆地區,整體上對外開放程度不足。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必須促進民族地區更深程度的開放和開發。

首先應大力推進城鄉要素流動的去壁壘化,提高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此外,還需完善城鄉交通設施網絡一體化建設,依托特色城鎮,擴大城鄉聯動發展平臺載體,促進制度銜接、基礎設施一體化、要素自由流動,逐步拓展民族地區農村市場及城鄉經濟循環通道,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除此之外,應當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數字經濟領域。在民族地區,需加大對服務器、存儲、網絡、運算和充電設備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重點利用水力、電力等資源優勢,積極融入“東數西算”發展戰略,推進數字化、智慧化和智能化轉型,同時增強民族地區跨境電商平臺和物流設施的建設。

其次應加快適應“雙循環”新發展模式,與“一帶一路”建設對接,將資源優勢轉換為開放發展機遇。積極參與新時代西部大開發、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高水平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等,需要充分利用并整合民族地區的文化資源、礦產資源、生態資源等,以空間換時間、以資源換產業,積極推動資源與產業、城鄉融合、產品市場對接,深入發展跨境電商,帶動“雙循環”發展,推動民族地區產業升級、注入新活力。從空間規劃、區域協作、資源交流的角度觀察,我國民族地區與“一帶一路”六個經濟走廊高度契合。因此,民族地區應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共同繁榮為目標,踐行“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全面融入“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的發展進程。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必須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提高通道互聯互通水平。需加速成都—格爾木—喀什鐵路、四川瀘州—貴州黃桶—廣西百色、黔桂增建二線鐵路及成都—蘭州、成都—西寧、西寧—格爾木—喀什等鐵路線路的規劃、建設,進一步提高通道運能。推動云南瑞麗—緬甸曼德勒、老撾萬象—泰國曼谷、黑龍江綏芬河—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等關鍵節點鐵路建設,以及中越、中老、中緬等跨境公路升級改造,提高跨境運輸效率。提前規劃云南騰沖—緬甸密支那—孟加拉國達卡、云南瑞麗——緬甸曼德勒—皎漂港、中巴、中吉烏、中尼鐵路,提升運輸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加強跨境通道多式聯運銜接,加快推廣運輸“一單制”和海關監管“一單制”試點經驗,促進沿線規則、標準互認,提高通道軟聯通水平。

最后要完善沿邊開發開放政策體系,深入推進固邊興邊富民行動。我國為促進邊境地區的高質量發展,2021年,我國在西藏、云南等邊疆省份建成了一批邊境“小康村”。但我國邊境“小康村”仍然存在“空心化”嚴重,經濟潛能開發不足以及穩邊固邊能力不足等問題。因此,下一步要在新疆、內蒙古、黑龍江、吉林、廣西等地開展第二批邊境“小康村”建設,并在邊境“小康村”建設基礎上積極開展“魅力邊村”行動,大力發展一、二、三產業結合、互融的邊境旅游業、特色農業種植養殖和農特產品初、深加工等產業,積極發展電子商務、直播帶貨、特色民宿等行業,吸引更多游客前往邊境小康村旅游,并通過游客人流量、互聯網數據流量吸引更多資金流量,促進更多國內企業加大邊境旅游投資,推動更多邊民實現本地就業、收入增加和就地發展,不斷增強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并使之轉化成為“穩疆治邊、輻射周邊”戰略主導能力。

(三)大力推動民族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一、二、三現代化產業體系協同發展

首先要加快產業集群成鏈發展。著力提高特色優勢產業的互補性、關聯性,突出“鏈主”引領、實施延鏈補鏈強鏈,建強產業生態圈,構建“縱向成鏈、橫向成群”的產業發展格局。推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互聯網+協同制造”,加快培育數字經濟新業態,助推產業迭代升級。強化創新驅動發展。培育建強各類創新主體和創新平臺,引導企業探索新工藝、應用新技術、升級新產品,推進特色產業新型化。以新型工業化帶動現代服務業、現代特色精品農業高質量發展,打造精品旅游度假產業集群。

其次要用好民族地區的優勢資源,發展特色產業,提升價值鏈,推動農村創業創新高質量發展。民族地區資源豐富,在發展特色種植業、養殖業、旅游業和手工業方面占有優勢。要突破資金、人才和品牌瓶頸,采取差別化的政策扶持發展特色產業的中小微企業,采取產品、營銷、價格、渠道的組合策略來打造特色品牌,建立產業集群,拉長產業鏈條,發揮規模效應,更多帶動本地就業。要形成民族地區“全域旅游”的概念,按照國家公園、省(區、市)級公園、市(州)級公園的總體規劃,將民族地區的旅游資源“突出點、形成鏈、連成片、織成網”,提高旅游產品供給質量和供給水平,充分融入“互聯網+”,在全球推廣我國民族地區旅游產品,讓境內外游客提升在民族地區的旅游體驗。

最后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著力提高少數民族群眾的信息素養和職業素養。鼓勵各民族地區用好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參考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經驗,“花重金、下血本”引進產業帶頭人、產業領軍人才、產業技術人才;同時,各民族地區要通過建設“決策咨詢委員會”等類智庫機構,柔性引進各大高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定期或不定期駐點“把脈問診”,通過“招才引智”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帶動農民、牧民就業、增收,增強農牧民獲得感、幸福感。要加強培育民族地區群眾的信息素養、職業素養和產業素養,鼓勵各類新型經營(服務)主體和鄉村產業發展載體更好地“聯農帶農”,幫助農牧民更好地“觸網”,延伸產業鏈、打造供應鏈、提升價值鏈和參與區域生產網絡。

(四)推動精神富裕,強化“五個認同”,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首先應該促進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這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民族團結進步,更為根本的是要提高文化認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要尊重少數民族的歷史、風俗習慣和傳統文化,同時深入挖掘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內涵,加強文化生態的保護。利用網絡視頻、抖音、語音播報、微電影等新興媒體,推動不同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創新,讓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滿足,并提升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和進步的精神聯系。要著力講述各民族交流、互鑒的故事,弘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精神,引導各族人民增強做中國人的自信和歸屬感,激發全民族的愛國熱情和精神能量。

其次要發揚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豪感。在保護和發展兩者并重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利用少數民族的特色傳統文化資源,如民風易俗、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特色建筑等,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旅游業相結合,在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內涵的同時,著力設計文化IP,打造文化產品,增強文化號召力和吸引力。同時,在鄉村振興的目標下,加強民族文化與旅游、影視、現代農業等領域的深度融合,培育和發展以民族文化為內核的新型業態,使民族地區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經濟產業價值相互作用,精神價值與物質價值相得益彰,為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經濟動能;也讓傳統優秀的中華文化成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園,增強中華民族自豪感。

最后要深化加強“五個認同”教育?！拔鍌€認同”是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思想基礎,也是各族人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石。要大力加強針對各民族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和基層群眾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的教育,著力引導各族人民群眾牢固樹立國民意識、公民意識,把“五個認同”作為第一位的主體意識。

注釋:

①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