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背景下內蒙古晉語的演變研究

晉語是內蒙古中西部地區普遍使用的語言，隨著“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以及清朝“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大批山西移民進入內蒙古中西部并將晉語帶入這一地區，在與當地少數民族長期融合的過程當中，大量蒙語詞匯進入晉語，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內蒙古晉語。本文將從語音、詞匯以及蒙語與晉語的融合發展三個角度分析內蒙古晉語區晉語的演變軌跡。

0 引言

晉語是黃河流域以及黃土高原上廣泛使用的一種古老語言，它的形成歷史以及它所保留的古代語言成分在漢語方言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及意義。晉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朝，漢朝的秦晉方言就是今天晉語的前身。在當時，秦晉方言是社會共同語的重要基礎。在后來的時代變遷中，由于歷史和地理以及社會原因，晉語較多地保留了古漢語的成分，因此，對于晉語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國內外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內蒙古晉語區是晉語研究的一個重要區域，也是關注相對較少的區域，對這一區域晉語的研究，特別是借助現代語言學手段對晉語進行研究，一方面能豐富漢語以及漢語史研究的內容，另一方面也能為內蒙古地區晉語文化以及蒙古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提供理論依據[1]。

1 內蒙古晉語區晉語語音研究

1.1 晉語的定義

李榮先生于1986年在《官話方言的區分》中第一次提出“晉語”這一術語并對山西方言和“晉語”作了界定[2]。后來，侯精一先生于1998年在《論晉語的歸屬》一文中對晉語的分類進行了闡述，侯先生詳細地描述了晉語的特點，并以其特點為依據來界定晉語片區。晉語不等同于“山西方言”，“山西方言”是指山西省境內的方言，其側重點是地理區位劃分。而晉語作為一個學術用語則指山西省以及其周邊毗鄰地區有入聲的地方，晉語的側重點在語言本身[3]。

1.2 語音格局理論

石鋒（2008）認為，每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語音都是成系統的，表現為各自的“語音格局”（sound pattern），語音格局是現代語音學和音系學的結合，也是語音系統性的表現，可以用來研究元音、聲調和輔音，而元音格局則是元音系統性的表現，元音格局圖可以看出各元音之間的定位特征，內部變體的分布規律以及整體的配列關系等。漢語的一級元音有7個，分別是/ɑ/、/i/、/u/、/?/、/?/、/y/、/?/[4]。

1.3 研究數據分析

本文以內蒙古境內晉語區晉語的元音發音為研究對象，采集自治區內東起烏蘭察布市集寧區，西至巴彥淖爾市臨河區的共四個盟市晉語的基礎元音發音，并用語音分析軟件分析每個發音人元音發音的共振峰數據F1和F2的值來分析不同地區晉語的發音特征。依據元音格局理論，F1的值與舌位高低緊密相關，舌位高，F1的值就低；舌位低，F1的值就高。F2的值則與舌位前后緊密相關，舌位靠前，F2的值則高，舌位靠后，F2的值則低，此外，F2的值與嘴唇的圓潤度也有一定的關系，唇形越圓，F2的值則越低。

在前期對各個盟市晉語確定歸屬并查閱相關文獻查閱以后，作者在每個區選取五位數據采樣對象進行晉語語音采樣工作，采樣對象均為各個采集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本地話發音純正。數據采集過程是讓五位采樣對象在一個安靜的房間內用相關軟件和錄音式耳麥依次朗讀漢語字表上的漢字，每個字讀兩遍，語音文件的采樣率為16000赫茲的單聲道標準數字音頻文件（WAV）。在語音采樣完成以后用相關軟件對采樣好的語音文件進行切分，之后再用軟件對這些聲音文件進行聲學分析，提取5個不同發音人每個元音發音的第一共振峰F1和第二共振峰F2的值，然后計算出平均值。

如上表1所示，集寧、呼和浩特、包頭和臨河F1的值不盡相同，有的基礎元音F1值四個采集點差異比較大，有的則差異很小，將數據進行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ɑ/的發音呼和浩特F1值為最大，說明呼和浩特/ɑ/的發音舌位最低。臨河/ɑ/的發音F1值最小，說明/ɑ/的發音臨河舌位最高，且最大值970和最小值820之間差異顯著。仔細觀察以上數據，會發現/?/的發音四個語言采集點的F1峰值差異不顯著，F1的最大值為442，最小值為404。其余的五個基礎元音均是包頭為最大峰值，說明包頭晉語基礎元音在四個被測試盟市中發音舌位最低，而呼和浩特這幾個元音的發音均是最小峰值，說明呼和浩特晉語的基礎元音發音在四個被測試盟市中舌位最高。

如上表2所示，集寧、呼和浩特、包頭和臨河F2的值有的四個采集點差異比較大，有的則差異很小，將數據進行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ɑ/的發音呼和浩特F1值為最大，說明呼和浩特/ɑ/的發音舌位最靠前。臨河/ɑ/的發音F1值最小，說明/ɑ/的發音臨河舌位最靠后，且最大值1518和最小值1301之間差異顯著。仔細觀察以上數據會發現/?/的發音四個語言采集點的F2峰值差異不顯著，F2的最大值為1359，最小值為1268，。其余的五個基礎元音，其中有四個呼和浩特為最大峰值，說明呼和浩特晉語基礎元音的這四個音在四個被測試盟市中發音舌位最為靠前。

2 內蒙古晉語詞匯研究

“走西口”的山西移民不僅將山西文化帶入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也將自己日常使用的語言“晉語”帶入了這一地區。他們在內蒙古中西部定居下來，繁衍生息，并在此后二三百年的時間里與當地少數民族世世代代和諧相處。在與當地占主流人口的蒙古族的長期交往中，山西移民所帶來的山西語言文化與蒙古族語言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大量的蒙語詞匯進入到晉語當中，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內蒙古晉語。以下將從晉語中的蒙語借詞角度闡釋晉語在進入內蒙古以后所發生的語言變遷。

2.1 音譯式蒙語借詞

音譯式借詞是指完全按照某一被借原詞的發音將某一詞匯譯成漢語方言的借詞方法，就像漢語中的咖啡、巧克力一樣。在內蒙古晉語中，音譯式借詞是占比例最大的一種借詞形式，現在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很多地名都是音譯式借詞

（1）戈壁，蒙語音譯詞，在蒙語中是指有沙漠、礫石、荒漠或干旱的地方，如現今內蒙古中西部地區有大范圍的戈壁灘。

（2）敖包，蒙語音譯詞，在蒙語中的意思是“堆子”，也就是由人工堆成的石頭堆或土堆，也譯為“腦包”或者“鄂博”。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和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加深，“敖包”通過各種媒體廣為流傳，成為內蒙古文化的一種象征。

（3）板升，蒙語音譯詞，亦稱為“板申”，簡稱“板”，在蒙語中是“房屋”的意思。蒙古族住的是傳統的蒙古包，而移民按照自己原來的住宿習慣搭建的房屋與蒙古包完全不同，當地蒙古族給這種房屋取名“板升”。慢慢地，這些漢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就被稱作“板升”，簡稱“板”，如：麻花板、辛辛板、刀刀板。

（4）嘎查，蒙語音譯詞，嘎查在蒙語當中指“鄉村”“村莊”的意思，現在內蒙古中西部晉語當中的“嘎查”表示鄉一級別的行政單位，如：白音塔拉嘎查、浩特營子嘎查、友誼嘎查。

（5）浩特，蒙語音譯詞，在蒙語中“浩特”的原意是水草旁的“聚集地”“定居點”。在以前，“浩特”不是固定的，而是需要經常搬遷的，到了近代，人們賦予了“浩特”新的意義，即“固定的城堡”“城市”，如：呼和浩特、錫林浩特、二連浩特。

2.2 半音譯式借詞

（1）毛，蒙語半音譯詞，來自蒙語[magu]的音譯省略。[magu]在蒙語中的意思是“壞、惡劣、不良”。借入晉語的時候只保留了被借詞的第一個音節[ma]，借入后其意思引申為“易怒、脾氣暴躁、易發火等”。例如：他那性格，動不動就毛了。

（2）別，蒙語半音譯詞，來自蒙語[bidagu]的音譯省略，在蒙語中是形容詞，其蒙語意思是“愚笨的、蠢的”，借入晉語是保留了被借詞的第一個音節[bi]，借入后意思引申為“性格古怪、難相處、執拗”。例如：她的性格和一般人不一樣，可別了。

（3）叨，蒙語半音譯詞，來自蒙語[daoulaxu]的音譯省略，在蒙語中是動詞。[daoulaxu]的意思是“演唱、唱歌”，借入晉語時只保留了被借詞的第一個音節[dao]，借入后其意思引申為“講故事、講述 ”，例如：他沒事就給別人叨故事。

2.3 蒙漢結合式

（1）布沙鞋，蒙漢結合式音譯。布是漢語的語素，沙鞋來自蒙語[xahai]，音譯為沙鞋，布沙鞋借入晉語指布做的拖鞋，后來漸漸引申為拖著鞋走路。例如：整天走路布沙鞋，把鞋都給搗爛了。

（2）賊忽拉，蒙漢結合式音譯，賊是漢語語素，“忽拉”是蒙語音譯詞[xulagai]“忽拉蓋”的一部分，“忽拉蓋”的蒙語意思是“小偷、賊、騙子”，借入晉語以后除保留了原來的意思還引申為“滑頭”。例如：那就是個賊忽拉，整天不干正事。

3 結語

“走西口”的山西移民帶入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不僅僅有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晉語，還有晉語所承載的文化。山西移民和內蒙古地區的土著在此后二三百年的相互交流過程中，晉語與內蒙古本地人所使用的蒙古語互相影響、互相滲透，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內蒙古晉語。內蒙古晉語較之山西境內的晉語在語音、詞匯方面均發生了改變，大量蒙古語詞匯進入到了晉語當中。同時晉語所承載的文化與蒙古族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所獨有的內蒙古晉文化。這種文化融合不僅豐富了晉語語言本身，也極大地豐富了蒙古族語言，成為文化交流和民族團結的象征。

引用

[1] 雷雨.內蒙古晉語臨河方言語音詞匯研究[D].甘肅：蘭州大學，2014.

[2] 劉健.內蒙古中西部晉語語音調查[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12.

[3] 趙楠.包頭東河晉方言語音和詞匯系統研究[D].湖北：中南民族大學，2012.

[4] 呼和.蒙古語元音演變的聲學語言學線索研究[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5.

本文系內蒙古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內蒙古晉語區晉語演變的聲學語言學線索研究”（2020NDB090）

作者簡介：吳雪萍（1979—），女，甘肅武威人，碩士研究生，副教授，就職于內蒙古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