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詩學視閾下打工詩人身份的自我追尋與確認
——以鄭小瓊詩歌為例

吳 晗，伍 丹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長沙 410006）

恩斯特·卡西爾曾言：“我們只有在空間和時間的條件下才能設想任何真實的事物?！盵1]空間作為人們感知世界的基本維度之一，并不是一種被動的，空洞的存在形式。人與空間處于不斷地互動之中，人以空間來容納生命的激情，其自身也被空間賦予意義，人們在對于空間的感知中尋求身份的認同。從這種意義上講，空間場域對文學創作產生了顯在或潛在的影響，所有的文學都是空間的文學，作家賦予空間“特質與奇想”，而自身也通過各類社會空間及其結構的表述，獲得確認自我身份的力量。

空間的存在奠定人生存的意義，空間的轉移重塑著人的感知，人們在原空間所生成的身份認知被涂抹，不得不于新空間中再次確定自身的意義。隨著中國市場化、資本化的程度加深，許多農民放棄了家鄉的土地，到城市開啟了打工生涯，打工詩歌應運而生。打工者的地理空間發生位移，社會關系由此重組，語言、文化等精神層面的連接也隨之斷裂，這種斷裂直接導致了打工詩人自我身份的迷失，正如已故打工詩人許立志于詩歌《擔憂》中所記載：“我在擔憂什么，一張暫住證還是一個/明天早晨的饅頭/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被昏暗的燈光嗆到咳嗽不止”，[2]離散的沖擊、地區的差異、貧富的差距、空間的游離使得打工詩人如“暫住證”般四處飄零。以怎樣的視角書寫空間，或是構建出怎樣的空間形成詩人的身份認同，是打工詩人創作的必由之路，也正是支撐打工詩人寫作的動力之一。在打工詩人代表鄭小瓊的空間詩學中，我們能夠尋找到打工詩人尋求自我認知所作的努力，從而見證其詩歌主體精神的形成。

一、糾纏：與城市的對抗

“億萬打工者馱著生活的火車／修建通往新世紀的康莊大道?！盵2]12城市空間的形成是中國現代社會形成的標志之一，為解決“跨域”后的身份迷失問題，打工詩人企圖與城市進行親密的交互，實現自身在城市中“扎根”的身份訴求，這使得打工者的身份被城市邊緣同化，陷入了自我與空間的無限糾纏。

都市包羅萬象，千變萬化，如同迷宮充滿魔力。打工者懷抱著對于城市的憧憬來到城市，現代城市空間景觀的喧鬧與繁忙帶給其視覺與心理極大的沖擊，或是為了對抗離鄉所帶來的孤獨癥候，或是出于生活的必需，或是對美好未來的展望，初至城市的打工群體與同時代的人們一樣，試圖去親近城市空間的中心，迫使自己對城市空間產生歸屬感，從而在人與城市空間的互動中建立親密關系，“將我的夢想/釋放在上海這個天堂之上”。[3]20 歲的鄭小瓊同樣懷揣著對現代文明的憧憬，跳上南下的火車，期待著在異鄉扎根，“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愛情，美夢，青春/我的情人，聲音，氣味，生命”。[4]詩人極力與空間進行互動，在本具客觀性的空間中安放充滿熱情的主觀情緒，將“自我”與都市同構，從而使得都市空間轉化為自我的隱喻，成為自我詮釋與自我定義的關鍵因素?？梢?，打工者在城市空間中極力發現與構建“我”的身份認同與身份理想。

但打工詩人詩歌中所展露的迷戀，遭到了城市冰冷的回絕。都市的空間分配體現并制約著人的社會關系，使打工者“扎根于異鄉”的幻想失落。除了極少數打工白領外，絕大部分打工者并非生活在城市的核心區域，他們活動的場域是城市的邊緣空間：打工詩人許立志居住在一棟握手樓的五樓，張守剛在中山市一個叫坦洲的小鎮打工十年，曾在五金電鍍廠打工的謝湘南，生活環境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城市邊緣即使與“核心區”具有聯系，也只是承載著城市因功能分區所產生的碎片。

為了確認身份，打工者對城市空間進行體驗與闡述，但人又會成為空間所定義的客體，乃至被空間所同化。城市邊緣混亂擁擠，逼仄駁雜，人與物的空間關系被翻轉，物不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絕對化”，打工者既無法觸碰到城市的中心，無法與社會定義的成功保持一致，又被城市空間擠壓與規訓，人被迫“居住”在既定的、封閉的世界中。黃麻嶺這個位于珠三角的南方小鎮，在鄭小瓊筆下形成了城市邊緣空間，“慘淡的白熾燈的車間，它的空洞、乏味/白圍墻與黑鐵絲網圍住疲憊的五金廠”，五金廠被“白圍墻”與“黑鐵絲”所包圍，更加接近于一個幽閉空間，打工者與空間中的物能夠赤裸直觀地進行交互，在這種交互中，打工者已成為被物禁閉的存在：

在黃麻嶺，萬物是易朽的，我在聽雨

在機臺上腐朽，不安的自動滑桿推動

……

薄薄的工卡、薪水、不眠的加班

在倉庫的拐角處，紗布與傷痛的手指[4]146

在這樣的密閉空間中，打工者的生活被以物為主的工廠勞動所綁架，個性被淹沒，活潑的意識被流水線桎梏，工廠空間將每個人都改造成服務于物的附屬品。廠區超快的節奏與機械式的重復，使得打工者脫離既定的時間，眼中只存在單調的效率與加班，萬物易朽，時間生銹，傷痛只能安放于倉庫的拐角，打工者已經淪落為物的一部分，是機臺的某個螺絲釘，甚至是“一處銹跡”。

打工者身份疲憊，無處遁逃，被城市中的物束縛同化，或許是每個打工詩人“親近”城市后的命運，物占據了都市中主要的凸顯位置，人被人造之物所奴役，成為“物的延伸”，如徐非《在城市啃麥當勞》所言：“我被迫進入城市的胃/自己就是一根瘦瘦的薯條/只不過穿著一件肥肥的西裝”，[5]打工者一頭栽進城市，靈魂隨著跌宕的生活一同搖晃，晝夜由白熾燈控制，溫度由空調控制，速度由交通工具控制，農民工自覺或不自覺成為“物”的延伸，人的五感變得遲鈍，甚至消失?！暗亲哌M這邊的工廠時，面對形成系統的社會程序組織，他們是那樣弱小，他們正被一種看不見的系統異化，堅硬的個體面對組織系統時只有無力與屈服感?！盵5]21

斑馬線。紅燈。工廠。寫字樓。證券交易。海關大廈?？Х纫?。紅頭文件。經理人。法律。地鐵。躁動的人海。假證件。香口膠。安全套。煙蒂。救護車……飛機場。迪斯高。櫟木吧臺。商業沙龍。HI 族。電視新聞。[4]92

詩人的目光如同城市街道的監視器，將完整的城市分割為零散的狀構，再將碎片以無序的形式拼接。詩人跳出城市的高樓大廈，以“旁觀者”的身份看待城市的全貌，從而展現都市空間的欲望與孤獨。鄭小瓊不僅關照著由農村來到城市的打工者，更關注著生活在城市邊緣的所有個體。詩人無奈地發現，整個城市已呈現出異化的生存狀態，獨屬于電子元件的冰冷、獨屬于混凝土的冷漠已取代了肉體的鮮活，整座城市充滿著繁華的假象，電視新聞中的主流話語因經濟進步而激動不已，而個體卻變成城市的零件，生命活力由此消散。詩人將所涉及的“物”與“人”用冰冷的句號隔開，時間被壓縮，只留下充滿著距離感的“都市人”。這樣的都市空間竟如同卓別林在《摩登時代》所演繹的名場面：羊群涌入圍欄，工人涌入工廠，軸承以夸張的速度轉動，工人無法休息。主人公夏爾洛被機械式的忙碌工作逼瘋，一見到圓形的東西，忍不住用扳子糾正。但城市仍呈現著三分小資、二分時尚、一分慵懶情調，試圖抹去燈紅酒綠下的血肉辛酸。

你們不知道，我的姓名隱進了一張工卡里

我的雙手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身體簽給

了合同，頭發正由黑變白，剩下喧嘩

奔波，加班，薪水……我透過寂靜的白熾

燈光看見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機臺上，它慢

慢地移動[4]65

人的價值，同樣被工業時代計算商品價格的方式所定義?！拔摇笔紫缺灰暈楣ぞ?，而在經歷了多年損耗后成了“次品”，遭到來自同時代人的嘲弄與市場的“減價”處理?！拔摇钡脑庥霾⒎莻€案，鄭小瓊詩中的城市不會對因“機械勞動”而損耗軀體的人做出任何保障，他們只會無條件地索取“人”的青春。在城市邊緣，詩人將個體的“認知”疼痛訴諸于外，身體的傷痛、身份的迷失、精神的焦慮使得城市的“邊緣人”被無邊的苦難所綁架。

詩人之所以敏銳，是因其不會無意識地被城市空間所同化，鄭小瓊的詩歌始終伴隨著詩人的“親眼見證”與“切膚之痛”，“我”無法融入城市，在廠房中難以尋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機臺前身心的耗損，這更加深了詩人對于苦難的認知。勞動者試圖親近城市，卻因勞動的異化丟掉自身，本不豐腴的生命在日復一日的機械操作中愈發貧乏?！疤撊跫訚饴殬I病，荒涼的咳嗽/給無味的生活帶來血跡、塵肺/我的影子消融于白熾燈的寒冷中”（《穿越星宿的針孔》）。在打工者與城市空間的糾纏中，城市空間毫無疑問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工廠制度消磨了打工者的身體與靈魂，無休止的工業對于個人的“暴力”被掩蓋于現代機制的話語體系中。而為力證自我仍存在，維持自己的精神平衡，詩人只能利用“感知”的力量，走向“原鄉”。

二、對抗：“鏡中”原鄉的構建與失落

為了對抗城市邊緣空間對人的異化，打工者選擇突破人的感知經驗，喚醒人的主宰地位，構建以人為中心的“原鄉”空間，但在“原鄉”的背后，存在著打工詩人無法安頓自我的巨大焦慮。

在城市邊緣空間中，每一個鮮活的生命被制造成了一模一樣的機器，留下的只能是“功能”價值，而并非是對身份的指認。為了彌合物與“我”的巨大縫隙，使作為主體的人從空間的“綁架”中解脫，打工詩人不得不借用“唯心”的外殼還魂，極力糾正城市中“物”與“人”的顛倒地位。將“人”與“物”融入自我的“同一”中，走向以“人”為中心的“原鄉”是打工詩人必然的選擇。

空間的移動帶來自我的分裂，打工者在城市與鄉村兩個空間中承擔著不同的角色。從離開故土的那一刻起，打工者往往開始進行著記憶中鄉村的重構。帕蒂古麗在《隱秘的村莊》中提到：“離開故土后，身份意識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離開得越久越是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誰，想要通過記憶來確認自己生命的位置。身份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恐怕只有那些有共同體會的人才能夠回答?！盵6]當打工詩人在城市空間中漂泊，在身份認同過程中面臨挫折時，鄉村記憶的意義由此凸顯，如同張守剛的《農田》：“我又看見農田了/在列車上/像浪一層層涌進/我長途跋涉的眼里/真想伸出手去撫摸它們”，[7]或是王小妮的《11 月里的割稻人》：“一個省又一個省草木黃了/一個省又一個省/誰來欣賞這古老的魔術/割稻人正把一粒金子剝成一顆白米”。[8]為抵抗城市空間“物”的侵襲，打工詩人記憶中的鄉村空間充滿精神的慰藉，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走向了毫無苦痛的“原鄉”。

在刻畫陰冷、孤獨的城市空間時，鄭小瓊毫無遮掩地追憶著記憶中的鄉村，在《觸摸》中，詩人寫道：

在窗口，晨霧間的笑語，朦朧中鳥鳴嘹亮

拐角處的槐樹，它們懸起串串槐花

……

那瓦藍的天空還停留著奇異而奢侈的童年

它純凈而明亮的氣味被我的回憶觸摸

在《一些，另一些》中也是如此：

童年的月光、草垛，一些午夜的犬吠

夢幻般遼闊的往事，沿著一縷秋日的陽光

彎了下來，垂臨在我的回憶上

詩人站在窗邊，視線延伸至拐角的槐樹、天空，最后穿梭回屋內，指向近距離的“純凈而明亮的氣味”。第二首詩中詩人隨著回憶向外遠眺，月光、草垛，甚至遠處的犬吠，往事沿著那一縷似乎可觸的陽光，垂臨在詩人的腦海中。詩中的空間構建，如同本雅明的陽臺理論：“街道成了游手好閑者的居所?？Х鹊甑碾A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視的陽臺?！盵9]觀察者位于陽臺之上，視線延伸至外部的空間，他自己又置身于自我空間之內。零散的意象形成了詩人記憶中的村莊，這些意象由遠及近，即使隔著“窗”的距離，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距離也越來越小，在詩人所想象的鄉村中，內與外，公與私，遠與近沒有任何阻礙地連接在一起。本雅明所述的空間，不僅是人類生活的社會空間，更是其形成身份認同、體現其心靈認識的精神空間。而鄭小瓊等一系列打工詩人筆下的鄉村皆如此，故鄉被美化，鄉村成為田園，具有城市所不具備的寧靜與純潔，成為某種烏托邦，這樣的鄉村異于打工者所生活的故鄉，是更貼近祖先所生活的“原鄉”。

海德格爾曾經說過：“詩人的天職是返鄉?！贝蚬ぴ娙送ㄟ^構建原鄉的方式來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鄭小瓊在《故鄉》中寫道：

記憶中燕子剪開四月的細雨

萬物的生與死，痛苦與歡樂都那樣平靜

……

凋零的花與睡眠的人，珍藏著一顆顆善良

的心

在古老而緩慢的節氣里用愛，用明亮的詞語

度這歲月，倦怠的生活，有罪的靈魂

“原鄉”依天而設，靠地而居，田野與空間具有無盡的延展性，若是想要搭建居所，單靠人類自身便可完成。在鄭小瓊所打造的“原鄉”愿景中，節氣“古老”而“緩慢”，空間不再由機械化的流水線、封閉的廠房所決定，而是由時間綿延形成，“原鄉”成為詩人游蕩的場域，詩人不再被物所束縛。反之，“原鄉”之中萬物皆備于人，人再度成為萬物的主宰，生活皆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都市空間中，人被物擠壓、限制，但在“原鄉”，人的穿梭不僅超越物理空間的緯度，也模糊了自我與外界的邊界，與萬物形成了精神的同一。人是“原鄉”空間的主角，在城市失落的打工者，似乎于“原鄉”中尋找到了存在的意義。

王德威在《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中認為，現實中的家園從來不同于回憶中的樣子，因此鄉愁不那么重要，“想象的鄉愁”才是重點所在。[10]鄉土作家從描寫“失去”中得到了寫作的理由，因此鄉愁是“缺席的因”，很多的寫作都是“奉鄉愁之名”。在作家的意識中，這種“想象的鄉愁”已構成一個象喻空間，它涵蓋了人類祖先往昔歲月的生活經歷，這種具有深度情感體驗的原始意象刻入了人的心靈結構中。從古至今，中國人對鄉土具有特殊的親近感，作家們也在“原鄉”空間中尋找著生命的意義，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意識與無意識這一系列看似對立的概念都被注入了新的可能性。沈從文在“原鄉”空間中書寫湘西邊民健康的人性與理想的生命狀態，張承志通過回歸大地在“天人合一”中進行精神漫游。部分作家甚至塑造“反向的移動”：席慕蓉以“原鄉”為坐標，以內蒙古文化為根基，喚醒自我的民族記憶，重新錨定自我身份，這些少數民族作家重歸“原鄉”，在象喻空間中展開對本民族文化的尋根之旅，從而尋求到主體身份自覺的契機。

以想象的方式重構鄉土，塑造出“原鄉”這樣的“第三空間”，是打工詩人確立自身意義的方式，打工詩人將人生與信仰的全部意義投入“希臘小廟”中。但鄭小瓊所重構的“原鄉”空間也許是易破碎的“鏡中之物”，詩人與親人同居，作家的精神靠鄉土的血緣支撐，打工者在“原鄉”空間的身份維系仍是由他人或是他物共同完成。身份認同的核心的問題通常被視為人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在“原鄉”空間中，詩人因血緣尋找到了自身的意義：他們是誰的子女、誰的父親或是母親、誰的兄弟姐妹。但自我認同作為內在化與內在深度感的體現，需要人生閱歷的積攢，需要蓬勃生命力的爆發，單靠童年的模糊印象，詩人如何能夠深度地“認識我自己”？又如何能夠實現自身意義的徹底覺醒？

“原鄉”看起來是能夠使打工詩人“詩意棲居”的一角，但鄉愁是美好理想與真實境況之間巨大落差的產物，以黑格爾“哀怨意識”解釋“原鄉”所產生的原因是：“欲望和勞動所指向的現實性，對這個意識來說，已不復是一個本身虛無的東西，對它只消加以揚棄和消滅就行，而是一個象意識本身一樣的東西，一個分裂為二的現實性，這種現實性只在一方面是本身虛無的，而另一方面卻又是一個神圣的世界?！盵11]少數民族作家重返“原鄉”空間，是因感悟到了民族的召喚，他們追尋著大地之母的呼喚，將充滿民族精神的“原鄉”視為生活與寫作的精神之泉。但打工者之所以要進行空間轉移，是因為他們故鄉的經濟難以發展，真正的童年無法承載自然的記憶，城市的肯德基、麥當勞、口紅與短裙吸引著年輕人，而“鄉村逐漸成戈壁，剩下彎曲的霜”。當城市的闖入者受挫后，對于鄉土世界的認可情緒才浮出潛意識，打工者需要塑造“原鄉”形象對城市進行抵抗，但對于“原鄉”，他們并未注入某種文化與精神的自覺，他們在離鄉之前，便自行將根切斷了。

如鏡般的“原鄉”空間瀕臨破碎，鄭小瓊的返鄉之旅直接造成了鄉村愿景的失落，2004 至2007 年，鄭小瓊屢次返鄉并創作了《變異的鄉村》《玫瑰莊園》《黃斛村記憶》等一系列關于真實故鄉的長詩，同時坦言：“其實我一直想說，在血汗工廠背后有一個更血汗的農村，而現實中，我們傳統寫作者都將這個更血汗的農村美化，包括打工者一些懷鄉詩歌……農民工的精神卻是荒蕪的，無援，更脆弱的?！盵12]回到鄉村的詩人并沒有減輕心理的迷失感，反而被迫承擔了文明侵襲的疼痛：

喝多農藥的土地間殘剩的桑枝

瘦小孱弱支不起斑鳩們的巢

它們叫著在渾濁的江水中

破舊的街道與河灘上新修的龍王廟

對岸倒閉的絲綢廠它闊大的陰影

這片低矮的事物令人膽寒的虛幻[13]

——《在龍門》

加斯東·巴什拉的《空間詩學》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家屋”等空間意象進行了原型分析，空間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載物容器，更是人類身份與意識的棲息之所，[14]鄭小瓊的《在龍門》中，桑枝無法筑起斑鳩們的巢，街道變破舊，土地被侵蝕，這些意象所喚起的心理感受，始終與詩人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城市的入侵沒有帶來文明，反而是陰影與膽寒。即使在鄭小瓊的想象中，城市被構建成了喧嘩、浮躁的異質空間，但“原鄉”同樣不是詩人們的“烏托邦”，遷徙者與“原鄉”似乎相親相愛，但仍存在著精神隔膜，這一切使得鄭小瓊對于以往心心念念的“原鄉”空間產生了異質感，“原鄉”與故鄉的失落，再度與詩人身份的認同形成了同構關系，打工者的身份走向迷失。于是在《雨水》中，作者見那“衰老的天空/面目全非，衰竭的云朵步履艱辛”，決定“將返回我的命運，在祖居的莊園間/我用詩句來道別親人告別?！盵13]87

三、正視：創造生命“構境”

無論打工詩人如何去貼近城市，其仍處于城市的底層，陷入了人與物的糾葛。當打工詩人希望依靠重構鄉村愿景而達到詩意的棲居，原鄉空間虛無縹緲，現實中的鄉村荒蕪沒落，缺少精神的根基。如此尷尬的身份不但使打工詩人成為城市與鄉村的局外人，更使其成為迷失身份的“自我分裂者”，在重重壓力之下紛紛“失語”，一部分打工詩人走向迷失，回避詩歌的精神價值，空洞地書寫著城市的苦難，如學者景立鵬所言：“遺憾的是，關于工人詩歌的中國語境往往被詩人們個人苦難的傾訴和對工業理性的批判所淹沒，這造成工人詩歌在反思與批判個人處境及歷史真相時遭到新的蒙蔽?！盵15]若打工詩人無法掙脫出城與鄉的空間限制，打工詩歌也將會落入陳舊的觀念窠臼。

在這種情境下，作為異鄉者的打工詩人就必須正視“在城市中生存”的命題，打工者的身份是否能從城市中脫離，在生命的交互中走向與他者相適應的和諧“同構”，這便是鄭小瓊等人所需要思考的，如何去尋求生命“構境”。

情境主義國際創始人居伊·德波提出了“構境”概念，創作主體根據自己的真實愿望重新設置、創造人的生命存在過程，人類基于自身的潛在想象而構建出的意向空間，將人嵌入社會，從而在詩意層面實現人的價值。[16]在城市掙扎生存的鄭小瓊，在經歷了無數的苦難與折磨后，開始拒絕苦難的模式化與重復化：“對于這世界也許我們批評得太多，承擔的太少，”她再度去探尋“自我尋找”的可能性，這一次，鄭小瓊選擇了在“構境”中體味生命，重建內心的秩序空間，如詩歌《五金廠》：

在憂郁的五金廠

我愛上起起伏伏的群山，它們在機器的

轟鳴中搖晃，我愛上油膩渾濁的事物

冷卻油間的鐵屑，機油里的螺母

轉動的軸承，污穢，黑暗的角落

某個磨損的零件，深夜機臺的嘶吼[4]60

“我”竟能夠愛上鐵屑、螺母、軸承或是黑暗的角落，這些意象能夠適應語境的變化，從而演變成新的內涵。即使時代希望將打工者的棱角抹去，將他們的信仰遺忘，將人民裝進集體主義的錫罐頭，但在鄭小瓊的《時間》中，工廠中機械化的時間被凝滯，定格在了某一瞬間，工廠與流水線被遮掩，讀者由此接近了打工者的生命歷程——如同深夜機臺的嘶吼，自由的信仰會在黑暗的角落再度釋放。詩人超越了冷酷的城市與失落的鄉村，突破了虛幻的表象，在個體的生命之上構境了能夠重返本真的空間。

在詩歌《燈光》中，我們足以見到鄭小瓊的“生命構境”：

我愛著的塵世生活，忙碌而庸常的黃麻嶺

風張開翅膀，輕輕吹過五金廠，紙片廠

毛織廠……一直地吹，吹過冬天開裂的手掌

想起善良的溫情，我緘默的唇間

顫栗著，那些光，那些生活會漫過

我的周身[4]59

“五金廠”“紙片廠”“毛織廠”本是冰冷的工廠，在此刻卻由“風”串聯，化為了詩人的生活經歷。具象化的空間被抽空，所留下的是詩人所熱愛的“塵世生活”，個體的溫情體驗蓋過了開裂手掌的苦痛記憶，而這也預示著鄭小瓊放棄了對城市的抵抗以及對原鄉的尋覓，最終，打工者將頑強地生長在這片城市與鄉村的交叉地帶。

鄭小瓊等打工詩人更將“生命構境”的場域鎖定于打工者的身體，特納在《身體與社會》中說：“他們擁有身體而且他們就是身體?！盵17]身體與自我聯系密切，不可分割，且被社會種種不斷建構與生產，詩人在身體之上進行“構境”，嘗試著將真實的底層生命歷程復原于自我的記憶中。詩人郭金牛在《秋天的加法，春天的減法》中這樣寫道：“張。一個四川女子，與我一起，一手拿著米粉，一手拿著工卡，在春天的減法中，奔跑?！盵18]他將個體還原成具有動感的詩性意象，在強大的系統將打工者打造成具有“機械化”“同質化”的物的附屬品時，鄭小瓊等詩人以“身體”表述了對城市的拒絕，以“身體”表述著情感的個人性：

我的體內收藏一個遼闊的原野，一列火車

正從它上面經過，而秋天正在深處

辛涼的暮色里，我跟隨火車

輾轉遷徙，在空曠的郊野種下一千棵山楂樹

……

跟著火車行走，一棵，兩棵……它站在灰茫

茫的原野

我對那些樹木說著，那是我的朋友或者親

人[4]82

——《火車》

許多人將《火車》看成作者的鄉愁體現，但這首詩更像是超出現實空間的“生命構境”，“火車”作為離鄉的交通工具，在詩人體內不斷穿梭輾轉，并不歸屬于現實所存在的空間，而是指涉著內在體驗，我即使預見到前方失落的命運，仍種下意喻美好的“山楂樹”，負重前行，火車留下的是打工者厚重的生命歷程。而那些隨著火車行走的樹木與影子，又何嘗不是在“我”生命歷程中留下足跡的“他者”，他們一同與“我”感受生命的活著狀態，在身體流浪、遷徙、受難、承受的過程中，人已經到達了生命的本質，體驗到生存的真正價值，在這樣的生命重構中，沒有排擠，沒有歧視，皆是我的朋友與親人。

鄭小瓊是一個書寫疼痛的高手，她以自己敏感的心記錄底層生活的艱難，“斷指”往往概括著特定群體所經歷的饑餓、血淚與恐懼，如同鄭小瓊的《疼》中所述：

她站在一個詞上活著：疼

黎明正從海邊走出來，她斷殘的拇指從光線

移到墻上，斷掉的拇指的疼，堅硬的疼

……

機臺的齒輪，模板，圖紙，開關之間升起，

交纏，糾結，重疊的疼

“黎明”從海邊走出，大海升起灼熱，時間在鄭小瓊的詩中綿延擴大，生存的痕跡取代了物理性質的空間?！八痹诠性庥隽恕皵嘀浮敝?，因為身體的疼痛，“她”的心靈也感受到了屈辱與損傷，詩句切實使讀者體味到了疼痛的真實感，但正是這來自“現實主義的疼痛”才能喚起人們生命意識的自我覺醒，只有“疼痛”才能帶來生命的存在體味，才能戳破視覺表象，喚醒人們對于“生”的認知，從而脫離商品對于人類的“殖民”，詩人不僅在書寫疼痛，更創造了脫離奴役的生命空間，在生命“構境”中即使存在血淚、苦難，但人們能夠超越生存的困境，從而實現精神的飛升。張連敏在《一條不知疲倦的河流》中寫道：“在蓬勃的水藻間∕我是一條不知疲倦的河流∕液體的質感 使我有了∕流動而自由的生命∕請不要鄙夷我這份執著的向往……不想讓沙塵埋住的意念∕使我一次次讓血液沸騰?！盵19]打工詩人們不斷地書寫個體于社會中的感受，“感覺”帶來“存在”，而“存在”的覺醒是身份認同的開始。

鄭小瓊等打工詩人的詩歌中那個控訴城市，借“原鄉”躲避現實的獨立個體似乎被某類歌頌生命的苦難英雄所代替，而苦難英雄所處的，正是鄭小瓊們通過詩歌繪制出的生命“構境”，生命包含熱血，底層人民如同被社會塑形的彈簧，因擠壓而蓄力，在黑暗的角落中往往持續著恒定的力量，他們描繪出當今社會的種種面向，他們的生命力形成了超越物理空間、上升至精神的存在，在那里，每個人皆有存在的意義，因為生命本身因“存在”而珍貴，與詩人的身份認同形成同一，自我存在的意義由此完成。

光陰不斷地遷徙著 我站著沒有動

黃昏的光線如同生活的重軛壓了過來

我伸長脖子承擔著這巨大的沉重[4]43

在鄭小瓊等打工詩人的后期詩歌中，那些之前苦苦追問的“社會真相”似乎已不再重要，正如德波所言：“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盵16]3阿吉克優對自我生命的確認轉移至《砸鐵工》：“一捶捶都是生命的延續”，[20]陳年喜也在數十年的爆破生涯中尋求到了自我的“鐵骨”，而羅德遠的《我們是打工者》旗幟鮮明地表現出自我覺醒后的追求。鄭小瓊們以打工者的生命歷程對于人性進行宏大的觀察，并且經由日常生活的眾生相摘除現實的腫瘤，書寫著生活的不幸，卻在“生命構境”中賦予這種存在真正的出路。

四、結語

中國巨大的城鄉差別讓“80 后”個體與個體之間有了強烈的差別。打工潮的來襲加劇了人口的流動，空間的轉移也意味著精神的錯置與身份的迷失，在鄭小瓊的詩歌中，我們能夠看到詩人的精神主體在“待不下去的城市”與“回不去的故鄉”中輾轉游移，最終選擇了在生命中實現“詩意地棲居”，鄭小瓊詩歌中的“空間詩學”，見證了打工詩人在身份認知中的迷失與轉變，作者也由此將仄狹視野一變而為廣闊的天地，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禮?？梢哉f，鄭小瓊等打工詩人為尋求存在意義而構建出的各類空間，是一部個人精神的轉型史，而最后，鄭小瓊們借“生命之構境”，掙脫出冰冷的現實囚籠。

打工詩人的身份認知看似在“生命構境”中走向終點，但此刻，寫作給鄭小瓊帶來了社會地位與財富，曾經的打工詩人羅德遠成為作協會員，謝湘南獲得廣東省魯迅文藝獎，身居深圳，曾經的打工詩人們似乎已經脫離了底層行列。即使他們如何宣稱與底層人民同在，但在其詩歌的“生命構境”中，儼然包孕著充滿憐憫的、富有道德感的英雄主體，脫離了“沉默的大多數”，這樣的英雄主體，即便擁有了生存意義，又如何能夠代表一切打工者？鄭小瓊們逐漸由詩中的主人公變成了旁觀者，由情緒高昂的“寫自己”轉向更為清醒從容的“他者視域”審視社會和歷史，他們可以是一名成熟的詩人，但也許不再能夠代表千千萬萬的“打工者”，鄭小瓊等打工詩人的身份認同之旅走向生命與精神，而千千萬萬的“大多數”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