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英譯的形象建構研究
——基于互文性的考察

余靜良

(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毛澤東不僅以卓越的政治、軍事與領導才能而聞名于世,其詩詞文賦方面的造詣亦頗深。毛澤東詩詞堪稱一部宏偉的中國革命史詩,其不但記錄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共和國的誕生,且抒發了詩人的革命情懷,展現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寶貴精神?？梢?毛澤東詩詞是文學、軍事、歷史與政治的高度融合。[1]無怪乎柳亞子曾對毛澤東詩詞做出“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的極高評價。

毛澤東詩詞英譯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1937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采訪完毛澤東后,將《七律·長征》進行意譯,收錄于《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第五節“長征”(The Long March)的結尾。[2]此后,國內外相繼出現了眾多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其中,國外影響力較大的英譯本有:邁克爾·布洛克(Michael Bullock)和陳志讓(Jerome Ch′en)譯本(1965)、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譯本(1972,2007)、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Hualing Nieh Engle &Paul Engle)譯本(1973)、王慧明(Wang Hui-ming)譯本(1975),國內具有代表性的英譯本包括外文出版社譯本(1976)、許淵沖譯本(1978,2015,2020)、趙甄陶譯本(1980)、黃龍譯本(1980)、辜正坤譯本(1993)、李正栓譯本(2010,2011,2018)。上述譯本的問世,均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討論與研究熱潮。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毛澤東詩詞英譯研究的內容較為單一,僅聚焦于譯本的對比分析、英譯策略和方法的探討等;研究視角較為有限,僅基于生態翻譯學、“三美論”、副文本等視域開展相關英譯研究。而從互文性理論視域出發,探究毛澤東詩詞英譯的形象建構研究卻寥寥無幾,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毛澤東詩詞在海外的譯介、接受與傳播。

一、互文性理論內涵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一概念最早由法國著名符號學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提出?！盎ノ男浴庇址Q“文本間性”,具有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特點。任何文本的構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3]可見,所有文本都是互文的,所有文本都具有互文性?；ノ男允俏谋镜幕緦傩?乃文學文本的重要特質之一,它關注的是文本的非確定性和非中心性。[4]互文性又分為廣義互文性和狹義互文性。廣義互文性是指一切文學文本的基本特征,即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間的相互作用。而狹義互文性往往指的是某一具體文本與其他具體文本之間的關系,如以文本為依據的引用、抄襲、套寫、拼貼、戲擬、影射和重寫等關系。無論是廣義互文性,還是狹義互文性,都能有效映射文學文本內部和外部自我指涉、文本互涉、文本互指、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及互相轉化的復雜關系。概言之,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任何文本都具備互文性?；ノ男哉J為,任何文本皆為對其他先前文本的吸收、轉化、改寫、重構與創新。

翻譯本身就是跨語言、跨文化的創造性語際轉換活動,其中必定充滿著語言與語言、文本與文本、意義與意義、人與人的互相交流和互相指涉,且不同原文和譯文可能還會在更為廣闊的空間進行互指、互涉、互證、互補活動。由此可見,眾多文學文本、原文用典、翻譯作品的相互交織與碰撞,似乎構成了一個巴特所說的萬花筒,隨著不同的搖曳,形成斑駁雜糅的所謂“互文性景觀”。[5]

詩歌文本原本是一種互文建構,[6]詩歌的創作與閱讀過程本身也是一種互文互動。因此,無論從宏觀角度來看,還是從微觀角度進行分析,互文性始終是詩詞研究、翻譯研究及詩詞英譯研究的“得力助手”。透過互文性,能夠有效地管窺詩詞英譯的節奏、韻律、修辭、原型、張力及人物形象,從而體悟到詩詞本身的文學性與詩學魅力。

二、軍人形象

毛澤東詩詞記錄下了其波瀾壯闊的一生,鐫刻下了中國革命的艱辛歷程,閃耀著毛澤東的偉岸人格和光輝思想。毛澤東詩詞真實反映了毛澤東的革命生涯,是中國革命史的壯麗畫卷,也是解讀革命文化的獨特文本。[3]其詩詞擁有三次高潮:(1)大革命失敗后的井岡山斗爭時期;(2)長征時期;(3)“大躍進”之后的困難時期。在上述三次高潮中,詩人利用典雅辭藻、豐贍用典、高遠意境、豐富意蘊及大膽想象,于詩詞中建構出了無數不怕犧牲、不畏艱險、不懼強敵、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工農紅軍形象及具有“巾幗不讓須眉”的英雄氣概、隨時準備保家衛國的女民兵形象。

1.紅軍形象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跨越14個省份,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最終取得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這期間,毛澤東共撰寫7首詩詞,《七律·長征》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七律·長征》寫于1935年10月,為一首七言律詩。彼時,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越過岷山,長征即將結束。作為紅軍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在歷經艱辛后,終于看到黎明在前,勝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揮毫寫下此首壯麗詩篇。該詩全篇僅56字,但卻高度概括了長征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歌頌了紅軍不懼艱險、勇敢頑強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例如,在頷聯“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中,詩人運用奇特、大膽的想象和夸張的寫作手法,表明“逶迤”“磅礴”的崇山峻嶺在紅軍眼里,就宛如微波細浪和小小泥丸一般,從而凸顯與建構出紅軍藐視并戰勝困難的大無畏革命形象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然而,不同譯者在各英譯本中所再現的紅軍形象又如何呢?茲舉三家譯文以析之。

譯文1:

Wu Liang’s Range rose, lowered, rippled,

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7]

譯文2:

The Five Sierras meander like small waves,

the summits of Wumeng pour on the plain like balls of clay.[8]

譯文3:

The five ridges are meandering like fine ripples;

The majestic Wumeng peaks are but rolling balls.[9]

從互文性的角度進行分析,不難發現,譯文1將“五嶺”譯為了“Wu Liang”。通過查閱《威妥瑪-漢語拼音對照表》可知,“五嶺”的威妥瑪式拼音和現代漢語拼音保持一致,皆為“Wuling”?？梢?此處斯諾的譯文出現了誤譯現象。此外,譯文1將原文中的“五嶺”置于句首,將“烏蒙”調至句末進行翻譯,很明顯不符合原詩的語序,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文的節奏美與對稱美,從而無法與原文形成互文參照。再者,譯文1將原文中的“逶迤”譯為了“rose, lowered”,將“磅礴”譯為“the rounded steps”,消解了原詩“五嶺”的蜿蜒曲折和“烏蒙”的高聳險峻。倘若運用回譯法對譯文1進行回譯,我們會發現,回譯譯文無法較好地與原詩形成互文,破壞了原文山巒的綿延奇峻之感,從而不利于紅軍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革命形象的建構與再現。

譯文2將“五嶺”譯為“The Five Sierras”,凸顯出原文“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五嶺”專有名詞的特點。此外,譯文2將“逶迤”“細浪”分別譯為“meander”和“small waves”,均與原詩形成較好的互文對應,體現出五嶺的彎彎曲曲、綿延不絕。同時,巴恩斯通將“烏蒙”譯為“the summits of Wumeng”,彰顯出烏蒙山的陡峭與險峻。譯文2中最傳神之筆莫過于“pour”一詞的使用。巴恩斯通使用“pour”這一動態性極強的詞匯,與原詩中的“走”字形成鮮明對照,生動形象地復刻出烏蒙山的宏大、磅礴和崎嶇。最后,譯文2將“泥丸”處理為“balls of clay”,與先前譯文一道,共同構建出紅軍藐視一切困難、英勇頑強的高大形象與精神偉力。

在譯文3中,李正栓將原文“五嶺”中的“嶺”譯為“ridges”。而“ridge”與原詩中的“嶺”詞義較為貼近,更加符合原詩語義內涵。譯文3將“細浪”處理為“fine ripples”,意為“細小的漣漪”,表明五嶺雖連綿不斷,但在紅軍眼里卻顯得如此微不足道。最后,李正栓認為,翻譯毛澤東長征題材詩詞時,在不損失原文意義的情況下,適當的增譯或曰超額翻譯或許更能達意。[10]因此,譯者利用增詞法,通過增添“but”一詞,與原文的“走”字遙相呼應,形成互文;凸顯出烏蒙山雖崎嶇險峻,但在紅軍腳下,卻仿佛小泥球一般,從而再現紅軍不畏艱險、舍生忘死的革命形象。

譯文2與譯文3的傳神之譯及譯文3中使用的增譯法,不禁讓讀者喚醒互文記憶,聯想到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 中“雄關漫道真如鐵”詩句及相應譯文。不同于巴恩斯通采用直譯法的譯文“The grim pass is like iron[8]”,李正栓的譯文為:The strong pass is indeed iron-clad on all sides!,[9]其通過運用超額翻譯法,增添“iron-clad”“on all sides”與“!”,充分彰顯出婁山關的地勢險要,與原文的“真如鐵”形成完美互文,進而建構出紅軍藐視艱險、義無反顧、不怕犧牲的偉大形象。

2.女民兵形象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十分重視民兵建設與發展工作。1961年,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猖狂叫囂反攻大陸,并不斷侵擾東南沿海地區。因此,大陸便進一步加強了民兵訓練。同年,毛澤東提筆為身邊一位參加民兵訓練的女機要員寫下《七絕·為女民兵題照》的七言絕句,并勉勵其要有志氣,向花木蘭、穆桂英等歷史巾幗英雄學習。

《七絕·為女民兵題照》前兩句通過對女民兵軍事訓練風姿和場景的勾勒,描繪了新中國婦女的颯爽英姿。后兩句則盛贊了女民兵“巾幗不讓須眉”的英雄氣質,歌頌了新中國婦女的不凡志向與時刻準備保家衛國的堅定意志,從而建構出英勇頑強、不屈不撓、不畏強敵及志向高遠的偉大女民兵形象。

然而,女民兵形象在各經典譯本中的再現和建構情況又如何呢?且看詩句“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如下譯文:

譯文1:

Daughters of China with a marvelous will,

you prefer hardy uniforms to colorful silk.[8]

譯文2:

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a desire strong

To face the powder, not to powder the face.[11]

通過對比分析不難發現,譯文1第一句較為準確地傳遞出原文中華兒女具有極不平凡志向的內涵。第二句則使用較為具體化、形象化的表達,如“hardy uniforms”“colorful silk”,和原詩“武裝”“紅裝”形成互文參照。然而,事實上,原詩第二句所要傳遞的信息為“女民兵不愛華麗濃艷的裝扮,而愛革命的武裝”,進一步深化即為:女民兵志不在濃妝艷抹,而在保家衛國。由此可見,譯文1并未再現原文的深層內涵,屬于淺化的譯文。相較而言,譯文2首句使用了“desire”一詞,突出強調女民兵高遠的志向。第二句則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將原文中“不愛紅裝”譯為“not to powder the face”,將“愛武裝”譯為“To face the powder”?！癋ace”一詞既有名詞“臉部”的釋義,同樣又具備動詞“面對”的內涵。同時,“powder一詞既有名詞“火藥”的意思,又含有動詞“涂脂抹粉”的內涵。如若將譯文2第二句進行回譯,其譯文為“要面對火藥,而不是給臉涂脂抹粉”?？梢?譯文2第二句深刻傳遞出原文中不愿勻脂抹粉、艷麗裝扮,只愛身著戎裝、手持刀槍、保家衛國的大無畏女民兵形象,與原詩的深層內涵形成較為完美、恰切的互文。故此,譯文2為深化的譯文,可謂神來之筆。

三、偉人形象

用典英譯這一翻譯過程充滿了互文性,互文性可為包括詩詞用典英譯研究在內的翻譯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論依據。

1936年2月,毛澤東率紅軍北上抗日,來到西北高原。在陜北清澗縣袁家溝,毛澤東登高望雪,感慨萬千,詩興大發,寫下《沁園春·雪》 這首壯麗詩篇。該詞集寫景、評論與抒情于一體,用詞考究,設喻用典,意境豪邁,氣勢恢宏,感情奔放,一瀉千里,頗具毛澤東詩詞豪放的特征。其中,下片引經據典,著重對歷史人物進行科學評價,并頌揚了當代英雄,贊頌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于字里行間建構出無產階級毛澤東偉人與領袖的形象。

在毛澤東詩詞對外譯介與傳播過程中,倘若過多地進行譯者主觀介入,采用歸化譯法,甚至對原文進行錯誤解讀,不僅有損毛澤東詩詞本身所蘊藏的豐厚的文學魅力與詩學價值,還不利于真實、立體、全面的毛澤東形象的建構。試析“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三家譯本:

譯文1:

It’s pitiable, forsooth, for Qin Huang and Han Wu

To be in some measure less talented in literature,

And for Tang Zong and Song Zu

To be in a sort less refined in culture.[12]

譯文2:

Yet the emperors Shihuang and Wu Di were barely able to write.

The first emper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crude.[8]

譯文3:

Alas! Qin Huang and Han Wu,

Knew little of civil art;

Tang Zong and Song Zu,

Knew little of literary art;[9]

通讀上述三家譯文,我們發現,譯文1將“略輸文采”譯為了“To be in some measure less talented in literature”,將“稍遜風騷”譯為了“To be in a sort less refined in culture”。雖相較原文,字數較多,句式較為冗長,但該譯文忠實于原文,理解精準,表達恰當。此外,該譯文還于第二句與第四句開頭運用了“To be + in…”的固定句式,在句末同樣使用了以“-ture”為詞綴的單詞;在做到押頭韻的同時,還不忘兼顧尾句押韻?？芍^既做到了忠實原文,又實現了韻律和諧,與原文實現了較為完美的互文,從而建構出了最為真實的偉人和領袖的毛澤東形象。

譯文2四句詩均出現了誤譯現象。首先,巴恩斯通借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和意譯的翻譯方法,將原詩中“秦皇”誤譯為“Shihuang”。實際上,“秦皇”的全稱應為“秦始皇帝”,此處為簡稱。其次,該譯文將“唐宗宋祖”誤譯為“The first empero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屬于典型的歷史錯誤。原因在于,唐太宗李世民并非唐朝的首位皇帝,而唐高祖李淵才是開國皇帝。再者,最令人不解的便是譯文2將“略輸文采”譯為“were barely able to write”,將“稍遜風騷”譯為“were crude”。原文的意思即為“可惜的是秦始皇、漢武帝在文學才華方面略微不足,而唐太宗、宋太祖在文治功勞層面略為遜色”。但譯文2回譯譯文為“秦始皇、漢武帝幾乎不會寫字,而唐太宗、宋太祖又極為粗魯”。毛澤東作為一代歷史偉人和人民領袖,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發出此種感慨。很明顯,此處為譯者對原文的錯誤理解所致。這樣一來,譯文2不僅全盤否定了歷史人物,還歪曲了作為偉人、領袖的毛澤東形象,甚至迎合了西方部分人士詆毀毛澤東形象的觀點,實屬不當。

譯文3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忠實于原文,且增加注釋(尾注),對原文部分歷史典故進行注解;在幫助譯入語讀者理解原文的同時,又能很好地減輕譯文負擔,使之長度、外形與原詩形成恰切的互文參照。此外,譯文3運用直譯的翻譯方法,利用“Knew little of”“civil art”及“literary art”等表達,傳神地譯出了秦始皇、漢武帝在文章辭藻方面略顯遜色和唐太宗、宋太祖在文治成就方面的不足之處。同時,“Knew”與“Knew”的押頭韻、“art”與“art”的押尾韻均形成了譯文節奏重構的和諧相生,實現了與原文的跨語際、跨文化互文,進而再現出真實、立體、全面的偉人、領袖形象。

四、詩人形象

毛澤東一生共創作了100多首詩詞,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詩詞是“為時而著”“為事而作”的宏偉史詩,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思想境界。[13]其詩詞以視通萬里、思接千載、想象豐富、雄渾豪邁、自信樂觀、體恤人民為特點,無不建構出充滿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矢志不渝、悲憫情懷及胸懷人民精神的毛澤東形象。

（1）從外部空間來看，園區位于古城區東部，其與外部連接的交通非常發達。高速公路、鐵路、水路及航空網使蘇州工業園區與外部暢通無阻。依靠發達的軌道交通，可以實現20 min到上海、60 min到南京，從而實現與上海、南京、杭州同城軌道化生活。此外，蘇州市新制定的城市規劃中，明確了蘇州工業園的“蘇州新城”地位，未來將成為長三角地區重要的經濟和文化活動中心之一。

《清平樂·會昌》寫于1934年夏。彼時,蔣介石集結百萬大軍,對紅色根據地發動了規?？涨暗牡谖宕巍皣恕?。然而,此時恰逢博古、李德等紅軍領導層執行王明的“左”傾軍事路線,紅軍和根據地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這一時期,毛澤東在黨內已無軍事指揮權和發言權。他在會昌養病,遠離主戰場。此詩正是在紅軍身處逆境、面臨極大挑戰的情形下所創作的。該詩反映了毛澤東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與堅韌不拔的意志。

由于受意識形態、詩學形態、文獻資料、翻譯策略等因素的制約,不同譯者譯本所建構與再現的毛澤東詩人形象亦有所差異。鑒于此,茲舉《清平樂·會昌》中詩句“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三家譯本以析之。

譯文1:

Day breaks in the east;

Don’t say we march too early,

For we’ll cover all green hills before we grow old.

The view from here is singularly beautiful.[14]

Dawn wakes in the east

Don’t say we are marching early.

Though we stomp over all these green hills

We are not yet old,

And from here the land is a wonder.[8]

譯文3:

Dawn tinges the eastern skies.

Boast not you start before sunrise.

We have trodden green mountains without growing old.

What scenery unique here we behold![11]

通過分析原文及其三大譯本可知,譯文1中,王慧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進行直譯。從語義層面來看,王慧明的譯文忠實于原文,沒有任何問題,但卻消解了原文所蘊含的毛澤東詩詞固有的慷慨激昂和蕩氣回腸,從而未能完整再現毛澤東積極樂觀的形象。

譯文2中,巴恩斯通亦采用異化的翻譯手段,與原詩形成較好的互文參照。同時,此譯文還與譯文1一樣,于第一句、第二句開頭部分使用“D”打頭的單詞,構成了押頭韻,進而與譯文1形成了恰到好處的互文呼應。此外,譯文2的點睛之筆便在于第一句中“wake”一詞與最后一句中“wonder”一詞的使用?！皐ake”使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突出強調了東方即將初露曙光,暗示著正確的思想和領導即將戰勝錯誤的一方,毛澤東的個人主張也將很快被接受。而“wonder”表面上指的是毛澤東此時所處的會昌風景最佳,堪稱奇觀;事實上,則暗指自己所堅持路線的正確性、中國共產黨的正義性和革命前途的光明性,從而呈現出毛澤東樂觀豁達的態度和堅定不移的信念,這不禁讓人聯想起北宋詩人蘇軾所作的《惠州一絕》中的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相較而言,譯文3更能凸顯出原文作者的深層所指內涵。在第一句譯文中,許淵沖通過使用“tinge”一詞,表明天將破曉時,朝霞浸染了天空。同理,此處破曉的朝霞似乎也暗指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革命的光明前景。這同樣亦讓人產生聯想,回想起毛澤東此前所著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外,原文第二句“莫道君行早”實際上是用典,該典故出自舊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梢?譯文3的“Boast not you start before sunrise.”與原文、原文用典出處形成了雙重互文。該譯文最后一句屬于感嘆句和倒裝句,將“scenery”和“unique”前景化,彰顯了會昌風景的獨特之美,暗示了毛澤東對其主張路線的堅定和對革命光明未來的信心滿滿,進而建構出積極樂觀、恪守不渝與胸有成竹的詩人毛澤東形象。然而,譯文3同樣也有瑕疵之處。例如,為了實現“skies”和“sunrise”“old”和“behold”的兩兩尾句押韻,于第二句末尾無故增添了“sunrise”一詞,屬于過度增譯和因韻害意。又如最后一句在感嘆號前使用“behold”一詞,側重點落在了“看”這一動作上。事實上,原文此處旨在強調會昌“存在”獨特的風景,進而暗指此處有正確的路線和光明的前景,而并非凸顯出“看”這一動作。

五、民族形象

中華民族擁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v覽中國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作品,我們會發現,其無一不呈現出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優秀品質。毛澤東詩詞也并非例外。通讀毛澤東詩詞,會發現,其中處處閃耀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崇高精神,建構出了具有愛國主義與仁愛之心、勤勞儉樸、艱苦奮斗、勠力同心、同舟共濟的中華民族形象。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江西與湖南的農民、江西修水、銅鼓及安源等地的工人和部分北伐軍,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后不久,彼時中國革命正處于極為艱難的關頭。此時毛澤東意氣風發,激情滿懷,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一詞。該詞分為上闋和下闋。上闋主要敘述了秋收起義的行動,下闋重點描述了秋收起義的根本原因和浩蕩聲勢。整首詞語言通俗,平中見奇,氣宇軒昂,剛健有力,引經據典,文采斐然。其運用“賦”的藝術表現手法,抒發了對工農革命武裝暴動的贊揚之情,從而建構出團結奮斗、自強不息、同仇敵愾、不畏強暴,敢于同反動與邪惡勢力作斗爭的工農革命軍和中華民族形象。

然而,該詞各英譯本中民族形象建構現狀又如何呢?茲舉“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兩譯本以析之。

譯文1:

Heavy was the landlords’ oppression.

Each of the peasants bore hatred deep.

At Autumn Harvest dusky dark clouds heap.

Like a thunderbolt started the uprising.[9]

譯文2:

The landlords piling up oppressions thick and high;

The peasants bearing common hatred one and all.

The evening clouds look heavy in the autumn sky;

The revolt breaks out as a thunderbolt does fall.[11]

對比分析不難發現,首先,譯文1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在不破壞原文語序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貼近原文,從而真實再現了自強不息、眾志成城、不畏強暴的工農革命軍與中華民族形象。其次,譯文1第三句將“秋收時節”譯為大寫的“Autumn Harvest”,使之前景化和陌生化,既突出強調了起義發生的時間,又延長了譯入語讀者的審美時長,讓讀者深度思考此處大寫的深層內涵,從而還原出原文的文學性與詩學價值。同時,該行使用“dusky dark”“clouds”和“heap”等詞與原文中的“暮云愁”進行對應,仿佛建構出“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氛圍,象征著在反動勢力的壓迫之下,廣大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情形。再者,該譯文還于第二句和第三句運用了尾句押韻,與原詩第二句、第三句句末的“ou”韻形成深度互文。然而,譯文1同樣存在不足之處,如第二句中,僅使用“deep”一詞,表現出農民對地主深深的仇恨和重重的打擊,但卻未呈現出原文“同仇”的所指內涵。實際上,“同仇”源于《詩經·秦風·無衣》中的“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意為同心協力共同對抗敵人。因此,農民同仇敵愾、同舟共濟的精神和反抗地主階級的普遍性在譯文1第二句中并未得以充分彰顯。

譯文2第一行通過使用“pile up”“thick”及“high”等具體化、形象化的詞匯,表明地主對農民的壓迫猶如秋收時節的草堆一般,又“厚”又“高”。農民“背負”著巨大壓迫與奴役的形象躍然紙上。第二行中,譯者運用“bear”“common”“one and all”等詞匯和表達,闡明了每個農民都懷有共同的仇恨。然上述表達過于強調農民“懷有共同仇恨”,遺漏了原文“同仇”之“同心合力打擊地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真實內涵。第三行中,譯者采用模糊翻譯法對原詩的“秋收時節”進行模糊性處理。此外,譯者利用“heavy”一詞深刻揭露了在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下,農民生活窘迫、苦不堪言、怨聲載道的歷史畫面。最后一句譯文通過采用前景化的方法,將“revolt”暴動一詞前置,使之中心化,從而表明秋收起義是工人和農民在不堪忍受的重重壓迫之下的必然結果和正確抉擇。同時,原文該句中的“霹靂”為用典的寫作手法。此典故為口語化的典故,出自《七發》的“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譯者運用“thunderbolt”一詞,與原文“霹靂”的典故形成深度互文,凸顯出暴動的突如其來和浩浩蕩蕩,進而建構與呈現出團結奮斗、自強不息、同仇敵愾、不畏強暴的中華民族偉大形象。

六、結語

本研究立足互文性理論視域,結合毛澤東詩詞的國內外經典譯本,重點分析了毛澤東詩詞英譯中所建構的軍人形象(紅軍形象、女民兵形象)、偉人形象、詩人形象及民族形象,初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就理論抓手而言,可適當借鑒互文性理論。在翻譯毛澤東詩詞時,完全可以基于互文性理論,在查閱大量文獻資料與深入理解原詩的基礎上,以先前優秀譯本為互文參照,遵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翻譯原則,進而創造出別出心裁的高質量譯本,從而實現原文與典故、譯文與原文、譯文與譯文間的三重互文。其二,就翻譯策略而言,可采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毛澤東詩詞可謂文學魅力、詩學價值、革命歷史與政治理想的高度結合。故此,在毛澤東詩詞的翻譯實踐過程中,應盡量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著力保留原詩的文學性和詩學功能表達,竭力傳達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從而努力建構與還原出客觀、真實、立體、全面的毛澤東形象及其宏大抱負。其三,就譯者主體而言,應力求避免譯者主體過多的主觀介入。毛澤東詩詞不僅具備深厚的文學特質,還彰顯出毛澤東宏偉的政治理想,是文學、歷史、政治、地理、哲學與軍事的高度統一體。因此,在進行毛澤東詩詞英譯時,應盡量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和直譯的翻譯方法,著力避免創造性翻譯方法的運用和譯者主體性的過度發揮,從而真實傳遞出原文的文學韻味,呈現出客觀、立體、全面的毛澤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