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日三國職業技能培訓的模式、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王瑞 蔚志堅 陳炯

［摘要］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是提升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的重要舉措，也是建設技能型社會的重要支撐。美國、德國、日本三國非常重視職業技能培訓，經過多年的發展，分別形成了“生涯與技術教育”模式、“雙元制”模式以及“多層次立體化”模式。分析美、德、日三國職業技能培訓經驗，可歸納為滿足學習者多樣化需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健全職業技能資格框架、落實多元化的資金籌集機制、鼓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促進職業技能培訓教員的專業化發展等。借鑒其成功經驗，我國職業技能培訓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新職業教育法為基礎，以國家資歷框架為紐帶，以政府資金為主導，以統一的職業技能培訓標準為依據，以教師隊伍專業化支撐，構建不同類型、不同層次教育有效銜接、互相融通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提升職業技能培訓質量和服務效能。

［關鍵詞］職業技能培訓；生涯與技術教育；雙元制；多層次立體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作者簡介］王瑞（1981- ），男，山西臨汾人，山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碩士；蔚志堅（1973- ），男，山西忻州人，山西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陳炯（1970- ），男，山西呂梁人，山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碩士。（山西? 太原? 030006）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1年教育部第二批國家級職業教育教師教學創新團隊課題研究項目“雙高專業群1+X證書制度探索與實踐研究”和2021年教育部第二批國家級職業教育教師教學創新團隊課題研究項目“高水平專業群建設背景下現代移動通信技術專業對接職業標準的課程體系建設研究與實踐”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ZI2021120303）

［中圖分類號］G719.3/.7?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3）10-0094-08

育訓并舉是職業教育的法定職責?！秶衣殬I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提出：“完善學歷教育與培訓并重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暢通技術技能人才成長通道?！毙滦抻喪┬械摹吨腥A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新職教法”）明確規定：“職業學校教育與職業培訓并重?！庇纱丝梢?，國家從法律法規、政策層面上將職業技能培訓擺在了與學歷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面向社會人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推動學歷教育與培訓相融合，既有利于促進產業升級、促進就業創業，也有利于提升勞動者素質，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v觀美、德、日三國職業教育發展史，其職業技能培訓是隨著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發展起來的，并逐漸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體系和模式。美國政府從1960年的產業結構調整開始重視職業技能培訓，通過構建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提升了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和整體素質，有效地滿足了產業發展的需求。20世紀60年代，德國通過大規模的職業技能培訓讓失業員工實現了轉崗再就業，促進了大規模的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德國制造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日本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通過大力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降低了失業率，實現了經濟的穩步增長。因此，我們可分析美、德、日三國職業技能培訓模式的特點和經驗，并結合我國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的現實要求，補足我國職業技能培訓的短板，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一、 美、德、日三國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的模式分析

（一）美國“生涯與技術教育”模式

美國的職業技能培訓又被稱為“生涯與技術教育”，是以政府為主導、市場適當調節，將學分制貫穿于不同層次、不同類型教育的一種職業技能培訓類型。美國職業技能培訓貫穿于學習者終身職業生涯，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職業技能培訓多樣化，包括語言技能培訓、成人基礎知識培訓、學歷提升培訓、學徒制培訓、技能提升培訓、個人職業發展培訓等。學習者可根據自身的需求選擇培訓項目，所獲得的培訓成果可以累計學分，通過“學分制”紐帶，實現不同層次學校教育、職業技能培訓以及其他社會培訓的學分互換、融會貫通，實現終身學習。二是職業技能培訓靈活化、個性化，學習者可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興趣愛好確定學習時間、選擇學習項目、安排學習計劃，為他們的學習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三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在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過程中，充分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針對市場需求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將培訓、教育和就業的項目統一到“一站式服務中心”，為各個階段、不同需求的學習者提供核心服務、密集服務和培訓服務?！耙徽臼椒罩行摹备纳屏嗣绹酝嘤柗张c市場脫節的問題，增強了職業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吸引了更多人主動參與職業技能培訓，提升了學習者的就業能力和職業競爭力。

（二） 德國“雙元制”模式

與學校單獨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國家不同，德國的職業技能培訓主要由企業和學校聯合提供，采用“雙元制”模式，以職業場所的實踐性學習為主，以職業學?；蚺嘤枡C構提供的理論教育為輔。其主要特征：一是有法律保障的“雙元制”。第一，學習場所的“雙元性”。德國從法律層面上規定了學校和企業是職業教育培訓的兩個主體，為職業技能培訓的實施提供有效保障。早在1969年，德國聯邦政府制定出臺了《職業教育法》，對職業培訓中學生和企業的權利、義務統一做了規定，明確了不同場所的學習任務、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明晰了職業技能培訓的監管問題，規范了職業技能培訓的標準等。同時，還特別強調了“雙元制”職業技能培訓的主要目標是提升培訓生的職業能力，使其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職業環境。第二，職業技能培訓管轄的“雙元性”。從國家層面進行立法，由各州制訂具體培訓計劃，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職業技能培訓均具有管轄權；同時，德國《職業教育法》對于聯邦和州政府的責任及權利也進行了明確的劃分，二者必須進行協調與合作，確保職業技能培訓的成果符合統一的國家標準。二是完善的國家資格框架。德國國家資格框架是對不同教育類型資格進行歸類的工具。通過把各種類型教育當中的各項資格進行銜接歸類，打破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壁壘。德國國家資格框架還對職業技能培訓進行了規范，將行為能力分為專業能力和個人能力，專業能力細分為知識與技能維度，個人能力細分為社會能力和自主性維度?！半p元制”職業技能培訓領域的資格屬于國家資格框架的主體部分。經過多年的發展，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不斷完善，形成了自身特色和“雙元制”模式。

（三） 日本“多層次立體化”模式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期仿照德國建立了“雙元制”職業技能培訓模式，“二戰”后受美國的影響再次進行了改革，逐漸變為“單軌制”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了適應新的時代需求，日本成立了臨時教育審議會，對職業技能培訓進行了改革，呈現出“多層次立體化”的特點。日本將職業教育分為學校職業教育、社會職業教育和企業職業教育，其中，社會職業教育和企業職業教育屬于職業技能培訓的范圍。日本企業會根據崗位性質、工作性質的不同需求，制訂不同的培訓方案，進行分類分層職業技能培訓。2003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推出了“青年自立、挑戰計劃”，鼓勵年輕人接受職業技能培訓，并明確了日本職業技能培訓的目標：一是為了提升待就業者的知識技能儲備，保障學校教學內容與社會人才需求的有效銜接；二是通過學習者對職業道德、職業技能、職業精神等方面的學習，深化學習者對職業領域的認識，提升整體素質，使學習者具備“職人精神”。

日本職業技能培訓受眾多、范圍廣，企業不僅為新員工、在職員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也為即將退休的員工提供參與培訓的機會。同時，日本職業技能培訓內容覆蓋范圍也較廣，從基本的安全教育、職業道德、工作紀律到專業技能的培訓，確保能夠幫助員工解決日后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問題。為了適應產業結構變化對技能培訓的新需求，日本的培訓機構一直注重動態調整培訓內容。當前，日本的產業重心轉移到節能的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職業技能培訓的重點也轉移到更多關注、幫助學習者“知識技能”的獲得。

日本的職業技能培訓與員工的發展還存在密切關系。一方面，日本企業的工作崗位十分穩定，企業員工有強烈的意愿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水平，力求在工作崗位上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績；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職業技能培訓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企業加大對職業技能培訓的投入，愿意支持員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另外，日本企業的新員工在正式入職前，都要經歷長達半年的職業技能培訓，一些專業性強的崗位員工要經歷長達9個月甚至是一年的培訓。日本通過“多層次立體化”的職業技能培訓來完善技能人才培訓制度，提升技能人才的培養質量，以應對外部環境對本國產業的沖擊。

二、美、德、日三國實施職業技能培訓的實踐經驗

（一）堅持需求導向，滿足學習者多樣化需求

美、德、日三國的職業技能培訓非常關注重點人群的多樣化需求，在注重提升學習者技能的同時，進一步挖掘和培養其他方面的技能。美國每年為超過2100萬的美國公民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以就業為導向，重點服務退伍軍人、剛被解雇的職員、勞動技能低下的成年人、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身體患有殘疾的人、心理疾病患者等群體，滿足他們的多樣化職業培訓需求。德國的職業技能培訓非常關照低技能人群、無固定工作人群、兼職人員等重點群體，尤其是注重對無業婦女、老年工人和貧困移民等人群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早在1953年，德國專門成立了職業進修公司，這是一個公益性的培訓組織，也是一個面向失業群體的培訓企業，按照企業形式運作，對國內重點人群實施職業技能培訓工作。德國職業技能培訓由最初的注重提升職業技能、獲得職業資格證書轉變為基于“終身學習”的職業行動能力提升。德國的職業技能培訓能夠幫助重點人群實現多樣化的需求，幫助他們就業、轉崗乃至升職、加薪等。日本則通過實施公共訓練，對不同主體開展不同的培訓項目，各都道府縣均設有公共職業訓練設施，主要實施如養成訓練、提高訓練、能力再開發訓練、殘疾人士職業訓練以及指導員訓練五種類型的培訓項目。

（二）強化立法保障，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

通過法律手段支持職業技能培訓是發達國家的通用做法。美國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立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產生和發展階段，以1962年的《人力開發與培訓法案》為代表。職業技能培訓從職業教育當中分離出來，交由勞工部門管理，主要為受到經濟蕭條影響的人群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幫助他們重返職場。第二個階段是確立與成熟的階段，以《職業訓練合作法》和《卡爾·帕金斯職業教育法案》為代表。1982年的《職業訓練合作法》規定了參與培訓的主體以及各主體的責任和培訓的主要內容，針對經濟弱勢群體提供失業人員技能培訓項目、青年就業培訓項目、老年就業項目等，以就業咨詢和幫助、工作技能培訓、職業開發等為主，強調對職業技能培訓教師和管理人員進行相關培訓。1984年的《卡爾·D.帕金斯職業教育法案》強調職業技術培訓與職業教育重新相互融合，而且建議德聯邦撥款重心放到為家庭經濟困難人員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第三個階段是調整與改革的階段，以1998年的《勞動力投資法案》為代表。該法案將職業教育、成人繼續教育、就業培訓三種教育體系統一起來，建立個人培訓賬戶，通過一站式服務體系為失業人員和有意愿自我提升的學習者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服務。經過不斷的改革發展，美國逐漸形成了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法律法規。

德國《職業教育法》《企業基本法》《聯邦職業教育促進法》等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法律法規從確定職業教育大方向、健全職業技能培訓合同制度、明確多元主體的責權利關系、建立公平客觀的質量考評體系、嚴格把控培訓教師資質等方面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為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礎，確保職業技能培訓有法可依，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的法律體系。

日本根據本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要，最早在1947年頒布了《勞動基準法》和《職業安定法》。其中，《勞動基準法》規定了勞動基準和職業訓練目的等，《職業安定法》規定“為了使勞動者能夠從事某種特殊技能的職業，應給予相關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培訓”。在此基礎上，日本于1958年頒布了《職業訓練法》，該法律是職業技能培訓的基本法律。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職業訓練法》每五年修訂一次，為日本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豐富了勞動者的工作經驗，提升了勞動者的工作能力，為勞動者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穩步提升了勞動者薪酬，實現了社會穩定發展的目標。此外，日本還于1999年頒布實施了《雇傭—能力開發機構法》，該法規定設立職業能力開發綜合大學校，負責對教育培訓員的培訓和職業訓練的研究。

（三）注重能力導向，健全國家資歷資格框架

國家資格框架是發達國家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的重要支撐。美國職業資格框架由知識和技能這兩個標準維度構成，是以能力為導向的全國性學習成果認證框架，主要聚焦中學后教育和培訓的資歷。其中，技能又分為專業技能、個人技能和社會技能，并對每一種技能所含的能力進行了詳細的描述。美國完善的資格框架結構，為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奠定了基礎。

德國的國家資格框架包括資格等級標準、資格類型標準以及各教育領域的資格類型規范。其中，德國的資格等級標準被描述為兩個能力領域、四個專業能力和若干子能力類型。專業能力是資格等級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備受德國聯邦政府的重視。職業技能領域的資格是德國國家資格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規范了職業技能領域的資格類型的開發，是構建德國國家資格框架標準體系的關鍵技術，是實現各類教育資格互認的需要。在國家資格框架的基礎上，德國聯邦政府進行了職業技能資格框架的開發，明確規定每個職業活動領域的資格要求以及職業資格的名稱、學制、畢業資格、專業能力要求、個人能力要求等，并且具體細化到每個資格的不同等級要求。從內容層面來說，德國職業技能資格框架是以能力為本位、學習成果為導向的，非常重視學習者的專業能力和個人能力。這與德國《職業教育法》規定的職業技能培訓的最終目標是提升個體的綜合職業能力相吻合。

2010年，日本政府圍繞本國產業升級對提升勞動者職業實踐能力的現實要求，制定了《實踐能力提升戰略規劃綱要》，并于2011年印發了《職業能力提升戰略》，確立了全國職業資格評價細則、評價等級、執行步驟、實施方法、結果應用等內容，由此開啟了“職業段位”制度?！奥殬I段位”制度是日本職業資格框架的核心構成，是以職業能力等級、職業資格為中心的評價制度的總稱。根據“職業段位”制度，日本國家職業資格框架包括職業能力的等級、實施職業段位的行業以及職業段位的評價等內容。其中，職業能力的等級職業段位由低到高總共分為七級。

（四）加大資金投入，拓寬多元化資金籌集渠道

為了加快發展職業技能培訓，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建立了多元化的資金籌集渠道。美國建立了以企業為主體、聯邦政府、學習者、私人機構以及慈善機構等多元化資金供給體系。2020年，美國職業技能培訓費用的來源中，企業投資占比超過42%，個人和家庭投資占比超過35%。為了進一步提升職業技能培訓對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適應性，美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對職業技能培訓投入進行了改革，開始著重發揮政府培訓資金的導向作用。例如，由政府確定培訓資金所投入的項目，只有參加這些培訓項目的機構和學習者才能獲得培訓經費的補助，或者按照學習者人數確定培訓經費的數額，以此解決培訓項目與市場需求相互銜接不暢的問題；美國聯邦政府還同全國460個職業技能培訓委員會簽訂了合同，整合各類培訓資源，為美國民眾提供更多免費培訓的機會。

在德國，企業資助是德國“雙元制”職業技能培訓的主要資金來源。企業除了負責投資興建職業技能培訓中心、購買職業技能培訓所需設備外，還要負責發放學徒的職業技能培訓津貼。同時，德國政府還鼓勵企業積極參與職業技能培訓，并為參與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政策。

日本政府采用了追加經費獎勵政策，通過增加補助金額等方式加大了資金方面的投入。此外，日本還對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中小型企業給予稅收和融資方面的優惠政策，為幫助在職員工進行培訓的企業雇主提供補助金。自2015年起，日本政府針對失業人群提高了參與就業培訓計劃的補助標準，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補助由過去每月6萬日元提升至10萬日元。

（五）強調多元協同，形成以政府為主導、多主體參與的培訓格局

梳理美、德、日三國職業技能培訓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其共同點是均建立了以政府、企業等多元主體共同參的模式。美國為保證職業技能培訓滿足社會受眾的需求，普遍建立了緊密的校企合作關系，職業技能培訓機構與工商企業界聯合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其中，職業技能培訓機構除聘請工商企業界技術專家作為兼職培訓教師以外，還通常會與工商企業界共同圍繞職業技能培訓方案、培訓大綱以及培訓課程進行討論，并派職業技能培訓教師到企業掛職鍛煉，使其隨時掌握本行業的發展趨勢和技能需求，以更好地對受眾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工商企業界則向職業技能培訓機構提供市場需求信息，不定期將員工送到職業技能培訓機構進行培訓，提升其職業能力和職業發展的適應性。同時，工商企業界與職業技術教育機構合作的另一種形式是直接購買培訓服務，由職業技能培訓機構根據工商企業界的現實需求，供給特定的技能培訓項目。在職業技能培訓的發展中，美國各級政府主要發揮著統籌協調作用，協調各方面的需求。

在德國，雖然職業技能培訓主要是由職業學校和企業聯合開展，但是德國聯邦政府也承擔了主導、協調等重要職責。2004年6月，德國聯邦政府與私營企業協會簽訂了協議，共同開展職業技能培訓的相關工作。德國聯邦政府還積極鼓勵企業與職業院校合作，提升職業技能培訓質量，要求各州的職業院校與企業開展的職業技能培訓實現學分互認。另外，為了適應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發展需求、資格認證的新需求以及不斷產生的職業種類變化，德國聯邦政府加強了對培訓資源的整合力度，建立了跨企業的培訓中心，成為德國職業教育中重要的辦學主體，是企業與學校雙元主體之外的德國職業教育的第三元。作為企業內部培訓的補充，培訓中心可以幫助企業員工升級職業資格證書。德國聯邦政府會根據培訓中心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為其提供培訓補貼。德國職業技能培訓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

日本政府在促進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發展過程中，積極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一方面，鼓勵企業開辦企業大學或者研修所對企業員工進行培訓。在日本政府的引導和帶領下，當地企業非常重視員工的職業技能提升，企業對勞動力資源的投資比例往往高于對設備的投資。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還積極與民間教育組織共同辦學，允許民間教育組織聯合政府資源，開展多樣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活動，保證職業技能培訓的內容適應時代需求。

三、對推動我國職業技能培訓發展的啟示

（一）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構建需求主導型的職業技能培訓模式

我國建設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必須重視市場需求，加強多方協同，激發社會各界力量參與，構建需求導向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首先，針對行業企業開展分類調研，充分了解市場主體對勞動者技能及職業素養的需求，增強職業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其次，構建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引入和退出機制，及時引入符合市場需求的項目，并提供資金支持和政策優惠。不符合市場需求的項目及時退出市場，可避免占用公共資源。再次，落實“終身學習”的理念，為學習者量身定制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幫助廣大受眾群體持續提升綜合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最后，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為學習者提供終身技能培訓服務，更好地提升學習者的技術技能、就業質量、創業能力，從而獲得更好的職業發展。

（二）以新職教法為基礎，構建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法律保障體系

我國在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的過程中，要加快構建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體系。首先，從國家層面立法，明確職業技能培訓的未來規劃、主要目標、地位、組織機構、實施程序以及預期的效果等，實現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法律化和系統化，最大限度地消除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隨意性，使職業技能培訓有法可依。其次，圍繞我國職業技能培訓存在的問題，以新職教法為基礎，持續完善職業技能培訓相關法律保障體系，加強法律保障體系的完善和修訂工作，增強法律法規的針對性和可行性。再次，從相關政策層面細化職業技能培訓的具體實施細則，明確要解決的問題、未來期望達到的目標以及當前階段應采取的解決措施，提升職業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最后，從法律層面規定政府資金投入是職業技能培訓的主要資金來源。職業技能培訓面向的群體多、范圍大，僅依靠社會力量難以保障培訓體系的正常運行，因此，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為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三）以國家資歷框架為紐帶，促進職業技能培訓與其他教育類型有效銜接

我國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必須加強職業技能資格框架建設。首先，要確立職業技能資格框架在國家資歷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建設職業技能資格框架就是為了促進職業技能培訓與其他教育領域銜接，同時協調職業技能培訓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供需矛盾，實現人力資源的高效開發和自由流動，落實終身學習理念。其次，基于國家資歷框架，制定職業技能培訓標準，加快我國學歷證書和職業技能等級證書的相互融合，推動各類教育之間的互通互認，為建設更加完善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奠定基礎。再次，以能力為本位，注重對學習者知識、技能、能力等各方面的考核，將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作為判定資格等級的主要依據，倒逼學習者努力獲取學習成果，提升學習者的學習積極性。最后，設計不同能級的能力標準，準確反映出工作過程對于學習者各項職業能力的要求。按照不同職業、不同崗位的工作流程，將所需知識、技能進行詳細的分解，形成完整的、基于工作過程的能力標準和資格框架，提升職業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四）以政府資金為主導，健全社會資本參與的市場化投入機制

我國職業技能培訓投入機制不夠完善、投入資金來源較為單一，要改變這一現狀，必須健全職業技能培訓投入機制，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首先，要加大對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投入力度。通過政府充足的財政投入，發揮資金的導向性作用，激勵多元主體參與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投入職業技能培訓。其次，加強財政投入的精準化分配，確保財政資金的分配精準到職業技能培訓項目的各個環節，采用按照培訓成果分配的形式，對培訓成果顯著的項目要進行財政資金的傾斜，激勵職業技能培訓項目提升培訓質量。最后，制定企業優惠政策。對于積極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組織工作的企業給予政策和稅收方面的優惠，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新職教法明確規定了“國家鼓勵、指導、支持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依法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因此，在職業技能培訓過程中，要將相關規定落到實處，為社會資本參與職業培訓創造條件，不斷提升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能力、提高職業技能培訓質量。

（五）以統一的職業技能培訓標準為依據，強化多元主體參與的協同機制

我國要保障職業技能培訓有序推進，確立職業技能培訓標準、明確職業技能培訓的關鍵要素、統一職業技能培訓標準是關鍵。首先，由多元主體制定培訓標準。政府邀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職業技能培訓標準的制定，鼓勵企業、職業院校、職業培訓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主體參與，提升職業技能培訓標準的認可度。其次，搭建溝通交流的平臺。在制定培訓標準的過程中，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幫助多元主體實現自身合理的利益訴求，為制定各方都能夠接受的培訓標準創造條件。再次，建立培訓標準的動態管理機制。隨著產業不斷轉型升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政府應定期組織多元主體代表進行調研，及時對職業技能培訓標準進行動態修訂和更新，保證職業技能培訓標準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相適應。最后，完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監督機制。保證培訓標準能夠落到實處，切實提升職業技能培訓的質量，為勞動力市場提供更加優質的人才。

（六）以教師隊伍的專業化發展為支撐，不斷提升職業技能培訓質量

職業技能培訓的質量主要取決于教師的培訓能力及職業技能水平。我國職業技能培訓教師的流動性比較強，且分布在不同的社會領域，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的要求不盡相同，對于職業技能培訓教師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在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教師的培育時，要注重提升教師的專業化水平。首先，針對不同職業培訓領域的教師制訂不同的職業發展方案，明確其職業發展的階段和相應的能力標準，開展相應的認證培訓，注重培訓教師的課程開發能力，使其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學方法。其次，為獲得認證的教師定制培訓檔案，詳細記錄其成長軌跡，幫助他們不斷提升教學水平。再次，鼓勵教師在承擔專業教學、職業培訓等工作的同時，提供相關培訓咨詢、問題診斷、培訓成果測評等咨詢服務。在此過程中，激勵教師不斷學習成長，進一步加深對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理解和認知。最后，建立針對職業技能培訓教師的資格認證制度，為符合要求的教學人員頒發證書。同時，實施資格證書定期審核制度，持續提升教師的自身綜合素質，不斷提升職業技能培訓的質量。

美、德、日三國職業技能培訓的經驗表明，職業技能培訓對構建完整的職業教育體系、適應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就業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全球后工業化時代變革的開啟，我國勞動力的成本優勢逐步消退。為此，我國必須加快完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建設，增強勞動者的綜合素質，提升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從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國家資歷框架、拓寬多元化經費渠道等方面給予支持，為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建設技能型社會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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