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研究

張雅琪 張燁

摘? ?要：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為樣本，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綠色創新。進一步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激勵作用在非國有企業和重污染企業中更為顯著。因此，需要進一步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引導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主體積極利用數字技術來推動自身綠色創新，政府等主體也需考慮企業的異質性來制定相應的政策。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融資約束；企業綠色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9?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3）07-0010-03

一、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過度消耗問題也日益嚴重。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把握。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環境，真正實現綠色發展是現階段的重要目標[1]。其中，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是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渠道。然而，企業綠色創新具有高風險、高投入、周期長等特點，并且綠色創新需要大量穩定的現金流來做支撐，面臨著短期成果無法及時獲得市場價值的風險，企業綠色創新有著較大的融資約束，這時需要金融市場的支持。傳統金融市場在資金供給方面存在著市場運行效率低下、資金供給不足以及錯配問題，而伴隨數字技術和傳統金融的融合而產生的數字普惠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擴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和提供更有力的資金支持，能夠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新的機遇[2]。

本文將研究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存在的影響，并研究融資約束在其中的作用機制，并從不同產權性質、不同行業性質企業角度出發探究其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從已有的研究中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從宏觀層面上影響國民經濟生活較多，例如促進居民的消費升級、促進創業和經濟增長、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等。在微觀層面，視角也大多著重于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將對問題進行延伸，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以更加契合當前綠色發展的時代主題，并從市場機制的角度補充有關企業綠色創新的相關研究，豐富相關理論。

二、實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并對數據做以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和房地產行業企業；（2）剔除ST以及*ST企業；（3）剔除相關財務數據缺失的企業，最終得到16 715個企業—年份數據。

（二）模型設計

為了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構建如下的基準模型：

innoi，t=β0+β1indexv，t+β2controli，t+εi，t（1）

模型（1）中，i、v、t分別表示企業、地級市和年份，其中innoi，t表示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用綠色專利申請總數衡量，indexv，t表示數字普惠金融，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本文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了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進一步，針對假說2，本文參考溫忠麟等[3]提出的中介效應程序進行檢驗，構建如下模型：

KZi，t=α0+α1indexv，t+α2controli，t+εi，t（2）

innoi，t=γ0+γ1indexv，t+γ2KZi，t+γ3controli，t+εi，t（3）

其中，KZ表示融資約束水平，控制變量的選取和模型（1）相同。

（三）研究假設

H0：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

H1：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來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

三、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上文的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從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結果如表1所示，第一步對數字普惠金融和企業綠色創新之間的基準關系進行檢驗，第（1）列的結果表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假說H0成立。第二步，加入KZ指數對模型（2）進行回歸，列（2）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數字普惠金融能夠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吸收金融市場中的長尾群體，擴大資金融資渠道；另一方面，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信貸的可獲得程度，為企業提供更有力的資金支持，從而緩解融資約束[4]。第三步，對模型（3）進行回歸，檢驗融資約束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的過程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結果表明，α1、γ2均在1%的統計水平顯著，說明存在中介效應，且加入融資約束后，數字普惠金融的系數γ1顯著，且相對β1有所減小，屬于部分中介效應，假說H1成立。

四、進一步分析

（一）企業產權性質異質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本文將所研究的企業分為國有和非國有企業，分別進行實證分析，并為了使研究結論更為穩健可靠，本文參照翟華云等人用綠色專利授權數量和參照顧海峰等人用綠色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數量來衡量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分別記作inno1和inno2，來替代被解釋變量。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均能顯著提升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但數字普惠金融的激勵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為明顯。

究其原因，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同，非國有企業往往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通常優先考慮經濟效益，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保障民生、改善就業等社會角色，這與國家的發展目標高度一致，往往能夠得到金融機構的資金和政府政策上的支持，獲取信息成本也更低，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往往面臨的融資約束更大。因此，當數字普惠金融改善金融環境時，一直面臨的融資約束較小的國有企業所處環境更優時，做出的與經營相關決策變動也會較小，而非國有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驅動下，會對資金進行更為高效的配置。如投入綠色創新中，既能降低環境規制成本，也能提升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二）企業行業性質異質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行業性質企業的綠色創新的影響效果，本文將所研究的企業樣本分為重污染企業和非重污染企業，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都能夠顯著地提升不同行業性質的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但數字普惠金融的激勵作用在重污染企業中更為明顯。

重污染企業相對非重污染企業更容易受到外源融資約束，國家綠色信貸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業的貸款門檻，進而提高了其融資成本。因此，相對于非重污染企業，重污染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意愿更為強烈。在綠色發展的背景下，國家越來越注重環境保護問題，嘗試通過環境規制將企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內部化，倒逼企業綠色創新。面對污染環境所帶來的高費用，綠色轉型成為重污染企業的必經之路，一方面可以節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產品競爭力，以獲得企業的長足發展，這個過程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當面臨金融環境的改善時，重污染企業進行綠色創新以推動其綠色轉型的意愿更為強烈。所以，數字普惠金融對重污染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強。

五、結論和啟示

本文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為樣本，構建面板數據并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數字普惠金融是否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以及其中的中介機制和影響的異質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綠色創新，進一步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激勵作用在非國有企業和重污染企業中更為明顯。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進一步推動數字金融的發展，加快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與數字金融的融合，加強相關基礎設施以及配套服務的建設，使數字普惠金融在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方面都能得到發展，進而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更好的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第二，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該考慮企業的產權性質和行業性質。就產權性質而言，數字普惠金融對非國有企業綠色創新激勵效果更為顯著。但往往非國有企業受到融資約束更大，政策的制定應該積極釋放非國有企業的活力，為其創造更好的融資環境以推動企業綠色創新。而對于國有企業，應深化改革推進其市場化以增強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就行業性質而言，重污染企業相比非重污染企業綠色轉型的意愿更為強烈，一方面為了節約環境規制所帶來的成本，另一方面為了提高產品的競爭力。但因其行業性質以及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傳統金融機構的方式進行融資，容易遇到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是一個很好的機遇，政府應該對重污染企業加大扶持力度，進一步促進其綠色創新意愿的同時緩解其遇到的融資約束。

第三，鼓勵并引導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主體積極利用數字技術來推動自身綠色創新，特別是解決綠色創新中遇到的融資約束問題。例如，可以引導企業改善經營模式，或通過優化企業內部結構等方式來降低企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除此，還可以鼓勵企業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擴寬融資渠道，并非一味地依賴傳統金融機構獲得高成本資金。

參考文獻：

[1]? ?翟華云，劉易斯.數字金融發展、融資約束與企業綠色創新關系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1，38（17）：116-124.

[2]? ?萬佳彧，周勤，肖義.數字金融、融資約束與企業創新[J].經濟評論，2020，（1）：71-83.

[3]? ?溫忠麟，張雷，侯杰泰，劉紅云.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2004，（5）：614-620.

[4]? ?顧海峰，高水文.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2，37（11）：77-93.

[責任編輯? ?衛?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