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財融合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王凡林 郭宇航

【摘要】本文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 從會計信息質量視角研究業財融合作為財務管理新模式的有效性。選取我國A股上市公司2008 ～ 2019年的財務數據， 運用Python語言等信息搜索工具對上市公司年報的公開信息進行文本挖掘和分析， 識別企業是否采用業財融合以及實現程度， 檢驗公司實施業財融合是否以及如何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研究發現： 業財融合的實施顯著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異質性分析發現： 在勞動密集型、 資本密集型行業， 非國有企業， 業務復雜度高以及融資約束程度高的企業中， 業財融合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效果更明顯。作用機理檢驗顯示： 業財融合的實施不僅可以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 提高信息透明度發揮“信息效應”， 還可以通過加強內部監管發揮“監督效應”。

【關鍵詞】業財融合；會計信息質量；信息效應；監督效應

【中圖分類號】F230?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3）05-0060-9

一、 引言

大數據、 云計算、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引領的數字時代的來臨， 使我國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遭受了強烈的沖擊。核算型的財務管理模式難以滿足企業轉型升級的需求， 業務與財務融合成為數字時代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早在2014年財政部頒布的《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中就將業財融合作為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重點， 但由于缺乏轉型經驗以及受信息技術環境等客觀因素的影響， 業財融合的實施效果與預期存在著較大差距。因此， 如何更好地推進業務與財務融合， 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 引發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與此同時， 面對數字時代激烈的競爭環境， 企業需要更為及時可靠的會計信息以提高決策質量， 降低經營風險。業財融合作為經營管理的新模式， 在信息技術的基礎上將業務活動作為財務工作的載體， 實現業財一體化。一方面， 通過實現業務信息與財務信息的及時共享， 改善信息環境、 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 使得會計信息更加全面、 準確， 信息處理更加高效， 信息傳遞更為及時、 透明， 會計信息質量更高， 可稱之為“信息效應”。另一方面， 業財融合基于大數據、 云計算等信息技術， 對業務流程和財務流程實時監控， 識別企業各種經營風險， 加強了對企業的監督作用， 減少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 抑制了盈余管理， 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 可稱之為“監督效應”。

會計信息質量一直是學者們研究的焦點， 但鮮有文獻從實證的角度研究業財融合的實施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因此，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 基于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視角， 檢驗了業財融合的運用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結果發現： 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顯著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并且這種作用存在異質性。作用機制檢驗表明， 業財融合在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過程中不僅發揮了“信息效應”還發揮了“監督效應”。 通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 該結論依然成立。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 第一， 探討了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 業財融合作為企業財務管理轉型后的新模式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以及其作用機制， 擴展了會計信息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第二， 從會計信息質量的視角， 豐富了業財融合應用經濟后果的實證文獻。已有關于業財融合的文獻大多是關于業財融合問題、 理論、 本質的規范研究（湯谷良和夏怡斐，2018；謝志華等，2020；葉康濤，2021）和業財融合實施的案例研究（馬貴蘭，2015；李聞一等，2015；陸興鳳，2018；李有華等，2020）， 而本文則從微觀主體的角度運用大樣本實證檢驗了業財融合的經濟后果。第三， 業財融合的實施加強了業務部門與財務部門的溝通， 改善了企業內部的信息環境， 加強了內部監督， 降低了各種經營風險。本文對業財融合進行研究為企業積極推進業財融合提供了證據和策略。

二、 文獻回顧

（一）業財融合的相關研究

業財融合已成為管理會計的發展趨勢， 2016年6月， 財政部發布《管理會計基本指引》文件， 指出“單位應用管理會計， 應遵循融合性原則”。在信息化市場競爭下， 所謂的融合性原則是指， 在企業中信息技術與管理會計結合運用， 使得業務與財務有機融合（馬貴蘭，2015）。業財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業務流程再造理論， 該理論提出將信息技術運用在企業業務流程上， 對流程進行改進與創新， 有利于實現預期目標（Michael Hammer，1995）?，F有研究對業財融合的定義并沒有統一標準， 關于業財融合的本質， 存在著信息融合論、 組織融合論和價值融合論三種不同的觀點（謝志華等，2020）。信息融合論認為， 業財融合關鍵是信息層的融合。利用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 將業務流、 資金流和數據流進行有機融合， 在業務活動驅動下進行信息的搜集、 處理、 分析， 實現業務信息和財務信息一體化（程平等，2017）。組織融合論認為， 業財融合的本質是業務部門與財務部門實現協同管理。如果財務部門和業務部門沒有形成良好的溝通機制， 業務信息不能及時反饋給財務部門， 財務部門不能準確指導業務活動， 不利于企業正常生產經營， 也會削弱企業的行動力（王學和于璐，2016）。財務管理工作與業務部門工作有效融合， 及時獲取產品信息、 市場信息、 客戶信息， 縮短決策時間， 及時響應市場， 有利于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劉雪松，2014）。價值融合論認為， 業財融合不僅僅是信息的共享、 部門合作， 而且是價值的創造。財務與業務融合， 財務工作可以延伸到業務前端， 確保業務的發生和運行能夠創造價值， 實現業務鏈與價值鏈的融合。此外， 若要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還要關注業務鏈中不增值的環節和節點， 利用信息技術消除業務鏈中不增值的部分（張慶龍，2018）。

業財融合將財務滲透到企業經營的各個方面， 通過會計流程再造， 打破財務與業務經營之間的壁壘， 實現財務系統與業務系統的互聯互通（劉鑫，2016）。而對原有會計流程的重塑、 信息系統的完善、 業務財務人員能力的提升是業財融合實施的保障（張慶龍，2018）。財務共享中心的建設， 成為實現業財融合的重要途徑， 也是完成財務轉型的第一步。共享服務將子公司中分散的、 重復的財務核算和賬務處理抽離交易事項集中到新財務組織中統一予以處理， 為財務管理轉型提供基礎（陳虎，2016）， 同時也是業財融合實現的開始。財務共享中心的建設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 同時也是企業實現業財融合、 完成財務轉型的必由之路（王敏，2018）。一方面業財融合的采用能夠及時獲取財務數據和業務數據， 使全面預算的目標更加準確合理， 提高了財務管理水平（張燕，2015）， 促進了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張翼飛和郭永清，2019）； 另一方面業務信息和財務信息的融合， 提高了審計證據的質量和搜集效率， 減少了審計師付出的努力和審計收費。

（二）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研究

會計信息能夠具體反映企業的經營活動， 記錄會計核算的過程和結果， 也是公司向股東和監管者傳遞其經營和財務狀況的重要渠道。會計信息質量會影響相關者的利益、 企業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穩定?，F有研究表明， 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 一是外部環境因素。經濟發展水平越高（Kang和Pang，2005；李朝芳，2012）， 法律監管越健全（Habib，2007）， 會計信息質量越高。此外， 外部的機構投資者（Velury和Jenkins，2006）、 客戶和供應商（Hui等，2012）、 分析師（李春濤等，2014）、 審計師（Teoh和Wong，1993）、 媒體關注（于忠泊等，2011）能夠發揮外部治理作用， 提高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二是企業內部因素。企業股權結構（馮慧群和郭娜，2021）、 董事會結構（Vafeas，2000）、 內部控制等內部治理機制越好， 越能夠抑制盈余管理， 會計信息質量就會越高。

三、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近年來， 上市公司財務問題層出不窮， 會計造假的丑聞屢次曝出， 使得企業利益相關者越來越重視會計信息質量。面對更高質量會計信息的要求， 管理會計方法的應用正在被加速推廣， 業財融合作為公司財務管理轉型的方式之一， 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第一， 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改善企業信息環境， 降低企業內部以及企業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水平， 獲得更加及時可靠的會計信息， 表現為“信息效應”。

在傳統財務管理模式下， 由于內部控制牽制， 不相容職務和崗位相互制約、 相互制衡， 使得財務部門與業務部門相分離， 財務部門負責財務數據的核算， 業務部門負責業務經營， 造成財務管理與業務管理兩層皮的現象（景誠，2018）。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 業務部門與財務部門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財務部門缺少與有關部門的積極溝通， 無法實現信息共享， 信息在產生和傳遞過程中可能發生扭曲， 導致會計信息失真（趙云輝等，2019）。以 “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為例， 業務端通過生成跳躍和不連續的取餐碼虛增訂單量以及通過關聯方利用代金券模擬銷售行為虛構銷售交易， 這種信息不對稱造成財務端的信息失真。

在業財融合模式下， 會計信息質量得到提升。首先， 企業以業務流程為基礎， 對流程進行再造和優化， 將財務工作延伸到業務活動前端， 能夠準確迅速地捕捉到前端的市場信息和業務經營信息， 打破了財務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壁壘， 實現信息的及時共享、 實時控制與輸出， 從業務活動源頭改善信息輸入的質量。其次， 組織構建業財融合系統架構， 將業務層和財務層的信息進行多維度整合， 對海量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 實現數據互通， 打破“信息孤島”現象。利用財務共享平臺， 對企業集團中分散式的財務業務進行集中核算， 簡化了復雜和重復性的工作， 實現數據標準和接口統一， 提高了信息收集和信息整合的效率。財務和業務信息能夠在同一層次進行共享， 縮短了組織內部上下級信息傳遞的距離， 實現組織結構扁平化， 降低了會計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失真的風險。利用系統的集成、 資源整合實現信息共享的及時性， 進而提高信息傳遞效率和會計信息質量。最后， 業財融合是系統性的、 動態的深度融合， 表現為企業財務與企業戰略相融合、 財務業務與企業業務相融合等。業財融合的實施實現了財務數據和業務數據的精細化管理。利用信息技術將傳統的經驗分析轉變成大數據分析（Mcafee等，2012）， 實現了業財數據的標準化和顆?；ㄊY雪，2022）， 避免由于人員精力和經驗的有限性以及人為失誤造成的會計信息失真。精細化管理的實現能夠對財務信息和業務信息進行細化和分層， 確保各層級數據的互通以及滿足不同崗位人員對信息的需求， 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業務與財務從流程、 系統和數據三個方面融合， 改善了企業內部信息環境， 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水平， 進而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

第二， 業財融合通過加強內部監督能力抑制企業盈余管理行為，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表現為“監督效應”。根據委托代理理論， 所有者與經營者由于目標不一致， 存在明顯的代理沖突（Grossman和Hart，1983）， 導致經營者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盈余管理， 降低會計信息質量。業財融合模式下， 在流程再造方面， 財務工作貫穿整個業務流程， 不只對業務活動進行事后的核算與監督， 而且通過信息技術對業務活動進行事前預測、 事中控制以及事后評價， 實現了從業務到財務系統化的流程梳理以及對企業的動態監管。在系統方面， 打通業財系統， 實現財務系統與業務系統的對接。業財融合信息系統能夠對企業的收入、 成本、 利潤進行實時監控與比對， 評估收入是否真實以及各項費用是否合理， 提高了風險預測能力。及時發現業務流程中潛在的風險， 并制定相應的防范對策， 加強財務對業務的反映和監督， 減少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在數據方面， 業財數據統一標準和代碼形成共享數據庫， 隨著企業采購、 生產、 銷售等業務活動的開展， 資金也開始流動， 各部門能夠及時共享數據信息并進行決策， 改善了企業控制環境， 加強了內部員工監督能力， 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設：

H1：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H2： 實施業財融合通過“信息效應”和“監督效應”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四、 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 ～ 2019年A股上市公司進行研究， 業財融合的數據來源于上交所和深交所2008 ～ 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報， 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本文剔除如下樣本： ①金融保險行業； ②上市不到一年的公司；? ③ ST、 ?ST 或者PT公司； ④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共得到26188個“公司—年度”觀測值。本文對連續變量在前后1%的水平上進行縮尾處理。使用 Stata 15進行數據處理。

（二）變量定義

1. 業財融合。參考Huang等（2020）、 余應敏等（2021）的研究，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基于年報構建業財融合指標。首先， 根據財政部發布的《會計改革與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會計改革與發展“十四五”規劃綱要》《管理會計基本指引》《會計信息化“十四五”規劃》等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年報、 公告確定與業財融合描述相關的關鍵詞； 其次， 下載公司年報， 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 提取公司的股票代碼和年份； 再次， 借鑒楊德明等（2020）的做法， 使用Python語言抓取上市公司年報中出現的與業財融合相關的確定的關鍵詞以及包含關鍵詞的字段， 如業財融合、 業財一體化、 業財協同、 會計信息系統與業務系統有機融合、 業務財務數據融合等， 同時， 參考王敏（2018）、 張慶龍（2018）的研究， 把財務共享的實施確立為業財融合的初級階段， 在年報中抓取“財務共享”關鍵詞； 最后， 根據抓取信息人工識別和判斷企業是否實施了業財融合以及業財融合實施的程度。本文設置BFII變量， 如果企業在觀測年份采用了財務共享， 認為該公司為實施業財融合的初級階段， 對該觀測年份和之后年份的BFII取值為1， 如果企業在觀測年份實現了業財融合， 對該觀測年份和之后年份的BFII取值為2， 否則為0。

2. 會計信息質量。根據陳紅等（2014）的研究可知， 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夠更好地衡量盈余質量（Dechow等，1995）， 而盈余管理水平可以較好地反映會計信息質量。因而現有文獻普遍利用盈余質量反映會計信息質量， 例如徐業坤和梁亮 （2021）、? 張嬈（2014）、 劉啟亮等（2013）。本文使用修正的Jones 模型計算可操縱性應計項 （DA） 的絕對值 （absDA） 來反映會計信息質量?？刹倏v性應計項取絕對值后的數值越大， 表示會計信息質量越差。

3. 控制變量。根據已有研究的做法 （楊海燕 等， 2012； 陳紅等，2014； 徐業坤和梁亮，2021）， 本文在計量模型中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 資產負債率（LEV） 、 總資產收益率 （ROA）等的影響。此外， 會計信息質量還與公司是否處于虧損狀態（LOSS）、 選用的會計師事務所（Big4）和業務復雜度（Complexity）相關（劉啟亮等，2013； 余應敏等，2021）。參考杜興強等（2017）的研究， 本文還控制了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 獨董比例（Indboard）、 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和董事會規模（Board）以及投資機會（TBQ）。在此基礎上， 本文還控制了行業和年度的固定效應。相關變量的界定與說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計

通過模型（1）驗證H1。

absDAi，t+1=α0+α1BFIIit+α2Controlsit +Ind+

Year+εit （1）

其中， absDA是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出的可操縱性應計項的絕對值， 用來表示會計信息質量。參考Huang等（2020）的研究， 企業采用業財融合后， 對企業業務和財務信息融合的影響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現， 因此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t+1期的可操作性應計項的絕對值。BFII表示企業是否采用業財融合， 參考Huang等（2020）、 余應敏等（2021）。本文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

為了驗證H2， 即實施業財融合通過“信息效應”和“監督效應”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本文借鑒 Baron 和 Kenny（1986）、 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的方法通過模型（2）和模型（3）進行中介效應檢驗。

Pathit=γ0+γ1BFIIit+γ2Controlsit+ εit （2）

absDAi，t+1=λ0+λ1BFIIit+λ2Pathit+λ3 Controlsit+εit

（3）

五、 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以及變量的分組差異性檢驗結果。實施業財融合公司的可操縱應計項的絕對值（absDA）的均值為0.051， 相對于未實施業財融合的樣本， 實施業財融合的樣本盈余管理水平更低， 具有顯著更高的會計信息質量（T統計值和Z統計值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 初步驗證了H1。全樣本中可操縱應計項的均值為0.059， 這與徐業坤和梁亮（2021）的描述性統計值接近。實施業財融合的樣本占總樣本的4.7%， 表明一些上市公司在數字經濟時代進行財務管理轉型采用了業財融合， 但實施的比例較低。此外， 未實施業財融合樣本與實施業財融合樣本在公司規模、 資產負債率等方面均有顯著差異。

（二）相關性分析

未報告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系數顯示， 變量absDA和BFII之間的相關系數是-0.027， 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這說明會計信息質量與企業業財融合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驗證了H1。企業采用業財融合會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從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刂谱兞恐g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 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結果

1. 基準回歸結果。表3列示了業財融合與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回歸結果。由表3第（1）列可知， 業財融合（BFII）的回歸系數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表3第（2）列在第（1）列回歸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了行業和年度的固定效應， 業財融合（BFII）的回歸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業財融合的實施與盈余管理水平呈負相關關系， 即企業實施業財融合會顯著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從而提升會計信息質量， H1得證。

2. 中介效應檢驗。上述分析表明， 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第一， 業財融合能夠提高信息透明度， 改善信息環境， 從而抑制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表現為“信息效應”； 第二， 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加強內部監督， 從而抑制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表現為“監督效應”。為了驗證業財融合是通過“信息效應”以及“監督效應”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 本文借鑒 Baron 和 Kenny（1986）以及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的方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

（1）信息效應。本文通過兩個變量檢驗業財融合的實施是否通過“信息效應”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其一， 借鑒Hutton等（2009）的研究， 企業的信息不透明度 （Opaque）用過去三年的可操縱性應計項目的和表示。過去三年企業的可操縱性應計項目之和越大， 企業信息透明度越低（李增福等； 2021）。其二， 利用迪博數據庫中信息與溝通指數（IE）衡量企業內部信息環境， IE值越高， 表示企業內部溝通效率越高， 信息環境越透明。結果如表4所示， 列（1）、 （2）報告了信息透明度（Opaque）指標的中介效應， 驗證了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夠抑制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即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應成立。

表4第（3）、 （4）列報告了用信息與溝通指數（IE）來檢驗“信息效應”的結果， 并進行了Sobel檢驗， 結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上成立， 進一步驗證了較好的內部信息環境能更好地抑制盈余管理行為， 從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即內部信息環境的中介效應成立。

（2）監督效應。為了驗證業財融合的實施通過“監督效應”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引入迪博數據庫的內部監督指數（IS）， 通過模型進行回歸， 結果如表4列（5）、 （6）所示。由結果可知， 企業內部監督能力越強， 越能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從而驗證了內部監督的中介效應。

除通過模型驗證外， 還使用Sobel檢驗的方法， 結果表明“信息效應”和“監督效應”均成立。即業財融合的實施不僅通過發揮“信息效應”， 還通過發揮“監督效應”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六、 穩健性檢驗

（一）公司層面固定效應檢驗

在主回歸中進一步控制了公司層面的固定效應， 以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公司其他特征對主回歸結果造成的影響。表5第（1）列的回歸結果表明， 控制了公司層面的固定效應之后， 本文的主回歸結果依舊穩健。

（二）排除ERP替代性解釋

在以往的研究中， 業財融合經常與企業資源計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等管理工具混淆（余應敏等，2021）。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首先， 定義不同。ERP是一套先進的管理工具， 是將信息技術與系統化的管理結合形成的集成化的管理信息系統。業財融合是基于信息技術的企業財務工作和業務工作的有機融合， 是企業重要的戰略決策。其次， 功能不同。ERP主要是替代了經常性的、 復雜的手工流程， 使這些流程標準化、 自動化， 還使企業能夠及時搜集財務信息（王立彥和張繼東，2007）， 涉及企業各職能部門內部以及職能部門之間信息和流程整合的系統。而業財融合是一種企業文化和戰略， 滲透到企業人事、 會計政策制定、 部門之間信息共享等方面（余應敏等，2021）。為了避免會計信息質量同時受到企業ERP系統的影響， 在模型（1）中控制了ERP。表5第（2）列的回歸結果表明， 控制了潛在的ERP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后， 企業采用業財融合仍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

（三）更換關鍵變量的度量方式

本文采用其他的度量方法對被解釋變量的穩健性進行測試， 參考姜付秀等（2015）、 杜興強等（2017）的研究， 還采用Kothari等（2005）提出的修正模型， 重新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 同時采用審計意見衡量會計信息質量， 當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時， 表示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高?；貧w結果如表5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 表明企業采用業財融合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

（四）傾向得分匹配（PSM）

為了緩解內生性問題， 進一步驗證上市公司業財融合與會計信息質量的因果關系， 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ore Matching， PSM）方法， 為實驗組匹配控制組。采用1∶2近鄰匹配的方法， 匹配完成后得到2473個觀測值。有效性檢驗結果表明， 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所有匹配變量上無顯著差異?；趦A向得分匹配后得到的樣本， 本文進一步檢驗實施業財融合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表5的第（5）列報告了匹配后樣本的回歸結果， 可見在控制潛在內生性問題后， 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顯著抑制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七、 進一步分析

（一）行業異質性

不同行業實施業財融合的企業數量以及實施程度相差較大， 按照證監會2012年行業分類標準， 借鑒魯桐和黨?。?014）的行業分類方法， 將所有樣本行業按照生產要素的密集程度分為勞動密集型、 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三種類型， 研究業財融合在不同行業間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首先， 按照固定資產比例的大小， 比例較大的分類為資本密集型行業， 表明其資本重要性較高； 其次， 按照研發支出薪酬比， 比例較高者表明技術研發比勞動要素對企業更重要， 因而屬于技術密集型行業； 最后， 其余部分則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

對樣本按行業分類后進行回歸， 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本文將行業分為三組， 勞動密集型（Ind=0）、 資本密集型（Ind=1）和技術密集型（Ind=2）。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中， 業財融合的系數顯著為負； 在技術密集型行業業財融合的系數不顯著。這是由于業財融合的實施可以提升勞動密集型行業中企業業務和財務人員處理信息的能力和效率， 簡化重復性的財務工作， 提高信息質量； 還可以提升資本密集型行業中企業的信息傳遞效率， 提高信息的及時性和可靠性； 但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效果不顯著。因此， 實施業財融合提升會計信息質量的作用在不同行業中存在異質性。

（二）產權性質異質性

面對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經營模式的轉變， 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要適應時代發展， 積極轉變發展方式， 加快推進業財融合。由于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自身存在差異， 其業財融合實施的效果也不同?，F有研究發現， 企業信息化投入對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顯著（舒偉等，2021）。一方面， 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資源稟賦和融資約束等方面存在差異。非國有企業的資源獲取能力有限， 會受到更多的融資約束， 面對數字化發展， 試圖通過財務管理方式轉型提升公司價值和經營效率， 因此， 非國有企業會更積極地實施業財融合。另一方面，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目標不同， 非國有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 國有企業的目標主要是資產的保值。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 非國有企業由于信息不對稱或委托代理問題， 進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因此， 實施業財融合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作用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中可能存在差異。

依據股權性質不同， 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SOE=0）與非國有企業（SOE=1）， 分別進行回歸。研究結果如表7所示， 在非國有企業中， BFII的系數為-0.003， 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業財融合的實施在非國有企業中能夠顯著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而在國有企業中， 業財融合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效果并不明顯。

（三）業務復雜度異質性

企業會計信息質量與業務復雜度息息相關。已有研究發現，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與公司信息透明度呈負相關關系（夏立軍和鹿小楠，2005）， 而公司的業務復雜度會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 提高信息的不對稱程度（路軍偉和王舒慧，2020）， 為其進行盈余操縱提供空間。業財融合的實施可以彌補高業務復雜度帶來的信息透明度不足， 更好地抑制盈余管理。由此可見， 實施業財融合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作用在不同業務復雜度的企業中可能存在差異。

借鑒余應敏等（2021）構建的度量業務復雜度的指標， 研究在業務復雜度存在差異性的條件下， 企業實施業財融合對提升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是否相同。依據中位數將業務復雜度指標分為高業務復雜度（Complexity=1）和低業務復雜度（Complexity=0）兩組， 然后進行回歸， 結果如表8所示。在高業務復雜度分組中， BFII的系數為負， 并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在低業務復雜度分組中， 業財融合系數并不顯著。這是由于在業務復雜度高的企業中， 信息透明度更低， 管理層更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 業財融合的實施通過信息機制和監督機制能夠降低不對稱程度， 減少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因此， 業財融合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效果在高業務復雜度的企業中更顯著。

（四）融資約束異質性

融資能力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 投資活動以及企業目標的實現。在融資約束程度較高時， 企業管理層出于迎合資本市場動機和債務契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陳燊等，2020；張利娟，2020）。融資約束程度越高， 企業獲取外部資金的成本就越高， 企業由此進行盈余操縱的程度越高， 從而降低會計信息質量的程度也會越大。業財融合的實施能夠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 改善信息環境，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可靠性； 還通過提高內部監督能力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 提升會計信息質量。因此， 實施業財融合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提升作用在不同融資約束程度的企業中可能存在差異。

借鑒Hadlock和Pierce的方法計算融資約束SA指標， SA=-0.737×SIZE+0.043×SIZE^2-0.04×Age。其中， SIZE表示企業規模的自然對數， Age表示企業上市年限。SA指標值越大表示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將樣本按中位數分為融資約束程度高（SA=1）和融資約束程度低（SA=0）兩組， 然后進行回歸， 結果如表9所示。在融資約束程度高的分組中， BFII的系數為負， 并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在融資約束程度低的分組中， 業財融合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這是由于融資約束高的企業盈余管理動機更強， 業財融合的實施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 改善信息環境，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會計信息披露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還通過加強內部監督， 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 從而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因此， 實施業財融合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作用在融資約束程度高的企業中更顯著。

八、 結論

本文從會計信息質量視角， 基于2008 ～ 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報， 利用Python語言進行文本分析， 探討了業財融合的實施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 業財融合的采用能顯著抑制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 即與未實施業財融合的企業相比盈余管理水平明顯下降， 這一研究結論經過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第二， 當企業處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 為非國有企業、 業務復雜度高以及融資約束程度高時， 業財融合的實施抑制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更顯著。第三， 業財融合主要通過“信息效應”和“監督效應”來抑制企業盈余管理， 提高會計信息質量?！靶畔⑿北憩F為降低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水平， 提高信息透明度水平， 改善信息環境； “監督效應”表現為加強內部監督。

本文的結論為從宏觀層面推行業財融合實施應對數字時代轉型、 促進資本市場發展和從微觀層面提高企業競爭力， 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宏觀層面上， 國家應繼續支持企業推進融合發展， 在數字經濟時代， 鼓勵企業進行轉型發展， 轉變財務管理模式， 有效發揮業財融合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 有利于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微觀層面上， 業務與財務融合不僅能夠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水平、 提高信息透明度， 改善信息環境， 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及時性、 可靠性， 而且能夠加強內部監督， 及時識別并應對企業的各種風險， 從而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此外， 為了發揮業財融合的效用， 企業要加強信息技術和方法的應用， 還要重視人力資本， 加強對員工信息技能以及業財融合技能的培訓， 實現業務與財務的深度融合。本文對業財融合的衡量參考Huang等（2020）、 余應敏等（2021）以及楊德明等（2020）的方法， 可能會存在一些度量偏差， 這也是本文的局限之處， 未來可以對業財融合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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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科技創新項目（項目編號：2021KJCX01077）

【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 北京 1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