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猶物情

閆東方

所謂“人情”，簡單說就是人的情感、性情，也是人之常情。情感難以名狀，故“人情”流轉，不免要敷以各種物質形式。由是，“人情”可感、可觀，有了在地實感。從“雯雯系列”到《小鮑莊》，批評家們肯定王安憶小說由抒情走向“冷峻而不動情的客觀描述”a，此后，王安憶小說的情感特質就沒有引起太多注意。本文嘗試以《考工記》《一把刀，千個字》 《五湖四?！返茸髌窞橹行?，探討王安憶“人情”體驗來源、“人情”流轉方式與范疇、“人情”表達策略和審美特征變化，及其如何以情感體驗構筑心靈、歷史的真實性等問題。

一、從茹志鵑到王安憶：以“勞動”建設“人情”

以茹志鵑為起點，探討王安憶小說中“人情”書寫的來源，是因為兩位女作家對歷史主體品格的塑造以及新的“人情”建設前后相繼，其間隱含了當代文學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的某種關系。此外，從茹志鵑的創作被貶為“兒女情”“家務事”，到批評肯定王安憶《天香》 《考工記》對小說文體有著新的推進b，女作家作品在保留自身特點的同時躋身文學主流，亦是難得的突破。

我們可以從王安憶對張潔《揀麥穗》的贊嘆窺得母女二人情感理解的相似之處。王安憶從這篇散文中感受到的沖擊是雙重的：饞嘴小丫頭竟然“要嫁給那個賣灶糖的老漢”c，無法歸類的關系是情感上的逾矩；“文章竟然是可以這樣寫的”，在1979年風氣轉換之時，這篇散文“脫出意識形態的窠臼，展現出自由自在的性格”d，是筆法上的越軌。

我們不難想起茹志鵑《百合花》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的特殊性。當小說僅以簡筆交代部隊準備發起總攻，不渲染通訊員犧牲的場景，而是著力于刻畫通訊員、新媳婦內心情感從羞赧到樸素、莊嚴的變化，小說筆法上的獨異性已經顯露了。就人物關系而言，“借被子”一事勾連的通訊員與新媳婦顯然在軍民關系的框架內，但使得兩個形象格外生動的卻是兩性關系中的羞赧。小說青年男女的設置以女性（新媳婦、“我”）略年長于男性（通訊員）為特征，一定程度上顛倒了傳統性別秩序中的“看”與“被看”，使得羞赧不僅是女性的，更是男性的，也因此在共同的羞赧中額外生出些赤熱，拉近了雙方關系。結尾處通訊員犧牲，新媳婦為他擦拭身體，用新被子墊棺，情感上褪去羞赧，又以嚴肅、崇高為特征。1980年，茹志鵑回憶《百合花》的寫作，創造出“同志弟”這樣的稱呼，又以“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e概括這篇小說，試圖縫合革命倫理與家庭倫理，同時也表達了一種不拘束縛而又純潔真摯的情感認知。

我們再對比茹志鵑書寫“革命后”的現實題材的作品來看王安憶的創作。在茹志鵑的這類作品中，婦女個人的解放和社會的、階級的解放聯系在一起，公共問題的變革總是通過個人的、日常性的場景得以實現，公私領域的變革呈現出同構的態勢。變革中，“勞動”起著核心作用，“勞動”的意義是《如愿》中何大媽的大紅封套顯示的“勞動光榮”。f“光榮”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在果園里》童養媳“自己掙工分自己吃”所昭示的“婦女解放，獨立”g；另一方面是《春暖時節》中靜蘭不斷摒棄個人情緒想方設法促進生產為社會做貢獻?！皠趧印敝^“光榮”，承載了一種不斷“前進”的要求。如果說，上述作品還在公德與私欲之間糾偏，那么，《靜靜的產院》借由只可能處于一種比較級狀態，而不可能為最高級所修飾的“潔凈”，使舊產婆、譚嬸嬸，乃至荷妹都只是“潔凈”鏈條上的一環，形成了一種改造者也需被改造的線性敘事。冰心指出，“作者是和大躍進的時代一起躍進的，她以躍進的眼光，來尋找躍進中的婦女形象”h，不期然間，指出了文學與政治一起“躍進”的實質。

王安憶也寫“勞動”?！读魇拧分?，“資產階級少奶奶”歐陽端麗為了補貼家庭經濟成為石庫門工場間的臨時工，家庭經濟恢復后，她恢復了逛街、宴會的生活方式，“新生感卻慢慢兒地消失盡了”。i這篇小說對“勞動”的思考顯然在茹志鵑乃至整個“十七年”小說“勞動”與“改造”的主題線上。不同的是，小說對于“勞動”意義的闡釋，以支持家庭物質性需求為首要內涵。小說雖然以開放式結局擱置了歐陽端麗是否真正辭工的問題，卻也以她反復請長假，以及文耀三兄妹的作為泄露了“改造”的結果似乎并不可靠。

然而“勞動”的意義就僅在于經濟補貼，“改造”是沒有價值的嗎？21世紀初，王安憶的《富萍》為我們帶來了另一種理解。如果說，婚姻自主的富萍、保姆奶奶、船工孫達亮等形象尚且延續了“勞動”塑造人民主體性的敘事邏輯，那么，“勞動”所關涉的“改造”關系顯然已不同于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富萍》第二節“東家”是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改造者”與“改造對象”關系的復寫，南下干部家庭從“供給制的生活”“改造”為“上海新市民家庭”j，文化政治中擁有權力的“改造者”再次處于“改造對象”的位置上。然而實施“改造”的主體卻是復雜的。一方面，屬于工人階層的保姆奶奶是“東家”市民生活的“改造者”；另一方面，她所持有的改造力量卻并非源于自己的生活。當保姆奶奶和西洋款式的大廚等標識資產階級生活的物品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南下干部家庭，“物實際上被相對地中性化，這一中性化，凸現了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某種溝通的可能”k。在新舊時代、不同階級對日常生活的相似維護中，呈現出了一種共通的人之常情。

此外，《富萍》中反復澄清垃圾船營生的“腌臜”印象，書寫孫達亮一家在棚戶區的生活如何潔凈，顛倒了《長恨歌》高尚公寓與棚戶區的明澈與污濁，小說呈現的作家情感“改造”，自然也就在《講話》闡釋的“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l的脈絡上。這樣一來，《富萍》中“潔凈”與“腌臜”所標示的情感變化，依然是勞力者“潔凈”的邏輯，并未真正處理小說中雖未出場，卻對“上海新市民家庭”具有重要影響、文化政治中被歸類為“改造對象”、也是王安憶所傾心的歷史主體在新歷史時期所面臨的問題。

《考工記》中陳書玉的出現使得《富萍》中的缺席者重新在場，這個在《啟蒙時代》中埋下伏筆，“身體力行著”陳卓然們“對于人類社會理想”的“小市民”m，通過“勞動”誠實地生活，又與“勞動”的人們誠實地交往。小說扉頁寫道，“他這一生，總是遇到純良的人，不讓他變壞”n，將陳書玉一生的“變”歸于“純良的人”，而非社會制度與時代的變革。這與茹志鵑《百合花》透露的對“人情”美好一面的信任如出一轍，卻又與茹志鵑小說中人物變化總是緊跟社會變革有著截然的區別?；蛟S是1950年代生人的成長經驗與母女二人相似的情感體驗疊加，王安憶感慨，“時代已經變得叫人認不出了，可是正直的人性始終是正面的存在”o?！皼]有勞動的概念”的“小開”成為立志小學的陳老師并“轉入國家編制”，成為冉太太信中的“阿陳”、瓶蓋廠工人口中的“爺叔”，“勞動”不僅把陳書玉改造為自食其力之人，更以教書育人、扶助友人讓他與深廣的時代發生關聯，“正直的人性”在“勞動”中顯露，不僅超然于古老園子的敗落，亦超然于時代政治的變遷，成為不朽的存在。p

再看《一把刀，千個字》，陳誠南北奔走，在異域他鄉做“單檔”。一方面，陳誠與姐姐之間，“勞力”與“勞心”已無太多差別，而且“勞動”不再需要“‘焊接到國家集體這樣的公有制的話語系統上，才能得到主體的尊嚴”q；另一方面，“勞動”果實淮揚菜的味覺體驗，“單檔”所勾連的交游，又時時刻刻提醒跨越國籍、國界的中國式“人情”的存在。及至《五湖四?！?，小說開頭水上船家的“勞動”顯然與《富萍》中的船工生計同為一脈，張建設、修國妹“勞動”致富的豐饒景象補足了《富萍》船運人家“踏實，健康，自尊自足的勁頭”r應當帶來的物質生活改善的敘述空白。頗有意味的是，從“勞動”致富到資產積累，擴大為家族企業，物質豐饒中再次顯露了敗落的跡象。家族內的凌亂倫理，第二代于人事并不積極的性情，皆顯露了“人情”中不情、怠惰的一面。這似乎讓王安憶從在愛荷華“故意要反對媽媽”，質疑陳映真“享了個人主義的好處，卻來賣乖”，走向了認同二人對于“商品化”“資本”的某些憂慮。s然而，如果只是如此，王安憶又何以成為王安憶呢？

二、“人情”流轉，“人”與“物”齊

還是要從王安憶的愛荷華之旅說起。物質體驗給王安憶帶來了真實的心靈震蕩，并且她無意回避這種震蕩。當聶華苓指出物質太豐富也帶來許多問題之時，王安憶卻說“我們現在還沒有那些問題”t。再后來，王安憶在《烏托邦詩篇》中重新處理陳映真與自己的關系，將辯駁的情緒轉為精神上的指引，又在整理母親日記的過程中意識到“知識人的天真”u可能導致作家產生錯位于真實的感動，物質性體驗成為王安憶讓母親們的理想信念落地于真實的有效途徑。

王安憶對物質的書寫，當數《天香》最為人矚目。天香園女兒各自以不同技法入繡，繡品與個人性情交互，翻陳出新中情意流動，成就“天香園繡”。小說后半部分，繡品終因經濟墮入凡俗，但“天香園繡”不僅以其皆屬高格的技法意趣區別于一般物品，更以進入凡俗得以流通再次賦予繡品綿延的生命，成為不朽的存在。與繡品不朽對應的是，小說雖多考證功夫，卻終究是虛構歷史，人物性情總是溢出歷史與現實的規定性，多顯現出超脫一面。

《考工記》另屬一格。小說開始，“人”顯然還是與“物”同構，舊上海的“小開”陳書玉進入新時代后，在“有產”“無產”“職員”“貧民”種種身份之間彷徨，宅子同樣在“新氣象之下”“頹然”。然而，時間流逝，到了2000年立碑“煮書亭”，宅子里卻連那“像一面巨大的白旗”的防火墻也“歪斜了，隨時可傾倒下來”。人呢，卻“自覺過得很平淡，波瀾不驚”，又在“教與學中生出等待的心情”，學生相繼上榜，確乎是“自私者，濟人濟世”，“盲目者，領時代之先，新晉歷史”。v宅子敗落，人卻存續下來。

更重要的是，《考工記》中有著文物價值的宅子敗落之后，日常之“物”卻隨著“人情”流轉，“人”與“物”由此重新進入被具體歷史規定的凡俗世界。匱乏，是歷史難忘的記憶，小說對物品流通的書寫與“雪中送炭”所寄寓的關懷相近。冉太太尋陳書玉為朱朱被捕一事周旋，事后感謝陳書玉，陳書玉答話“朋友一場，就為這時候的”，將冉太太說過的話送回。饑饉逼近，冉太太寄來一只“收納仿佛無窮無盡”的箱子，陳書玉取筆墨列清單鄭重其事。w兩事相隔多年，彼此扶助已然超脫于“物”，卻又不避俗物。陳書玉用“義”字概括冉太太之于自己的情感，這一廣泛用于“兄弟義氣”中的字，超越了男女私情，好生壯闊。小說中，多處流轉的“物”之意義幾近于個人心意，雙方既是施予“人情”的主體，也是領受“人情”的客體，彼此之間相對平衡，來往皆是坦然。

《考工記》也并非沒有寫錙銖必較、“人情”盡失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面的人物關系安排在家族內部，老宅內分灶標示著“私人”欲望再次瓦解了古舊家族。再往后，父母搬出宅子與大妹妹同住，父子、兄妹僅剩經濟往來，血緣維系的“人情”難以為繼。與之相對的是，工廠開進宅子，私宅成為新的公共空間，工人與“爺叔”，借由灶頭之事，又產生了新的“人情”。所以不難理解，陳書玉在夜間偷食冉太太的接濟之時，心懷愧疚的對象并非是父母，而是奶水不足的女工，交不出學費的學生……相較于茹志鵑筆下那些接受“勞動”改造后公而忘私卻有些失真的人，陳書玉雖未陡然成為一個“新人”，但他的愧怍是真實的，并于歷史的限定中顯示了個人情感范疇的拓寬。

中國人講民以食為天，相較大宅敗落的龐大歷史隱喻更貼近日常的，是灶頭分立與合并標示的“人情”撕毀與重建?？诟贵w驗則更近于個人內部“人情”的修為。在口腹之欲的滿足中，陳書玉“暗中笑話自己是真正的‘飲食男女”，他“變得慳吝”，又“似乎所有人都自顧自，社會生活也是奢侈的”。x由此可見，謀求自我的生存實在是一種普遍“人情”，以個人之不足試煉貌似更高級更廣博的“人情”，可能恰恰不合“人情”。極致的縮減中，“飲食”與“男女”并列，是“物”與“人”等齊。

“人”可以與“物”齊，世間萬物卻是天生有所不齊?！兑话训?，千個字》開篇便是“美國依然沒有‘軟兜”。陳誠學廚，單先生言好廚子要“饞”，而“饞，其實是天賜一條舌頭，辨得出好壞”y。所謂人之天賦異稟，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差別無可辯駁。然而，世間萬物因天生有別就有高下之分，世間之人因稟賦有異就并不平等嗎？《考工記》里，木匠大虞以木擬人，“人不分貴賤貧富，是以性情分”，“世上的性情歸根結底只有兩種，一種厚，一種??！……倒不在好和壞，而在厚和薄，就像木頭——凡天下物，都自有所用，不可妄自評議輕重，但只以稟賦論”。z這是以實用性齊“物”性，又借“物”性齊人之性情，“人”“物”兩齊，“薄”和“厚”都是確定的。

《一把刀，千個字》再論“人情”之“薄厚”，卻是在“薄”中寫出了“厚”。拉長時間距離看《烏托邦詩篇》中陳映真耿耿于懷的看美國足球，面對美國足球傳遞的難以理解但引發強烈震撼的“快樂”，接受“我們文明悠久的東方人從出生那一天起就是成年人”成為了問題。@7換言之，在這一“人情”差別的比較中，包含著兩個國家國民性格的不同，如果因足球制造的“快樂”直接、熱情、明朗，是一種富于情味的表達，那我們的“不快樂”呢？我們情感方式中的回避、冷淡與陰郁難道就不包含著某種真實的情味嗎？

從這個角度看《一把刀，千個字》中的陳誠、姐姐與師師，這幾人自小便是小大人模樣，不具備成長特征，哪怕是異鄉水土，也不能改變他們。擰巴，是小說人物情感的重要特征。陳誠“苦”出的積蓄交給嬢嬢，姑侄情動之時，陳誠懷著的卻是一種“窘”的心情。陳誠與師師有意結婚，卻非要經律師以白紙黑字劃清界限，仿佛不如此，師師的尊嚴和陳誠的熱心便都無處安放。共過難的一家人，日常卻“不作深的交流”，還要師師“代他，還代姐姐接受父愛”。某些幾近于狂熱的情感呢？底子是陰郁的。陰郁偏偏還并著深刻，楊帆的“革命與兒女”，于個人之歷史勾連國家歷史，又在個人立場近乎斗氣的爭論中顯示了對單向度歷史真相的絕對信任，姐姐的質疑卻要徹底推翻父親的全部歷史。如同嬢嬢相冊里揭掉相片留下的空白正說明太過深刻難以忽略，所謂“冷淡”的，背負著歷史的重荷，實則沉重而深厚。童謠里唱，“勤勞的人在說話”@8，是以跡論心。

及至《五湖四?！?，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顯示出了另一種復雜性。相較于前兩部小說更多在生存資料的意義上確立“物”的合法性，《五湖四?！分小拔铩钡慕洕鷮傩愿鼮橥怀?。房子超出了住宅和家的意義，房子的分配則指涉著錯綜復雜的“人情”關系。前兩部小說是“人”的需求決定“物”的流通，《五湖四?！分?，“人”和“物”的關系仿佛是顛倒的，提到給袁燕父母在上海買的房子，張建設對修國妹說“也給你買一套”@9，企圖以“物”的平均分配撫平修國妹的情緒。再擴大點說，張建設、修國妹一家從船運起家，發展為舟生拆船廠，開分廠，做跨國貿易，又勾連著分產承包、土地流轉、銀行信貸、房產市場、新農村建設等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多個面向，“物”的擴展是時代主潮，但這種拓展顯然又與《上種紅菱下種藕》中積極昂揚的市場發展有所不同。

張家飯桌上的隱語拆分著一大家子，“我們”指涉不同的人，“一家人”遮蓋了家族“人情”中的不堪。這一部關于改革開放歷史的小說再次于“人情”中鋪展。張建設的“人情”聯系著事業的開拓，支書伯伯、張愛社、姚老師、海鷹皆在這條線上。同樣是“人情”與公共制度的碰撞，《考工記》 《一把刀，千個字》著力于個人面對無法抗拒的宏大歷史潮流之時“人情”所釋放的善意與能量，包含著一種新的公共情感的建設；《五湖四?！穭t展現了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也離不開“人情”流轉，不同的是，“人情”流轉指向的卻是私域。張建設的“創業史”從個人承包到發展為跨國公司，實則有著家族的形構，“家族企業”是其命名。值得注意的是，張建設主導的企業內權力分配恰恰以修家為中心。在張建設這里，夫妻情分同心同德大概需要這樣的物質證明。

修國妹卻是不同。修小妹宣戰修國妹要“拿下”張建設，修國妹卻搶白修小妹“出水才看兩腳泥”，實屬論心不論跡。如果記得王安憶曾寫過《逐鹿中街》這樣探問男女忠誠的小說，那么修國妹這些話里實在有種近于顢頇的自信。然而顢頇卻又可能是超脫的智慧，表面看，姐妹二人論的是張建設，實際上，對壘的卻是二人的本心和意志，姐姐自信對方有心，妹妹自信可以“拿人”，心無跡可求，化輸贏于無形。信則有，不信則全無，情感信任再次回到個人的意愿。

如何理解小弟和園生的疏懶、怠惰，小妹和李愛社的“浮浪”呢？以“勞動”建設的“人情”看似在崩塌，但正如王安憶在青創會上說，“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0。小說中年齡參差、性情極為不同的幾個主要人物亦屬同代人。固然有人怠惰、浮浪，但也有舟生上進、大工質樸。小說解構了時代造就某種“人情”的整體性觀念，使“人情”落地于現實的同時，肯定了個人秉性與修為的能動力量。

說到底，小說是一種虛構，是想象的藝術，但“想象其實還需要一個前提，就是相信。假如你不相信，你就不能想象”#1?！犊脊び洝芬浴靶率忻瘛彼茉鞖v史主體，《一把刀，千個字》在中美聯動的時空中凸顯中國人的特殊性情，《五湖四?！分袕埥ㄔO領導的公司積極參與世界市場，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到開放包容他族進入，歷史已然是新的一頁?！皶r代已經變得叫人認不出了，可是正直的人性始終是正面的存在，就像永恒的大自然，……具有超然于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的存在定律?！?2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王安憶以她的寫作回答了母親們關于“商業化”“資本”侵蝕人心的憂慮。

三、語淡情深：以情感抵達真實

把王安憶近期三個作品放在一起來談，不僅由于這些小說都以“日?！睍鴮憵v史，“人情”在“日?！钡慕嬛衅鸬疥P鍵作用，還因為敘事的收縮以及作家情感的節制是這三部小說的共同特征。就時間跨度來說，三部小說都有幾十年的時間長度，其間社會制度、風氣多番變動，可堪進入歷史紀年；就空間跨度來說，《考工記》游走西南、聚焦上海，《一把刀，千個字》轉場中美、南北奔突，《五湖四?！穭t由淮水連通長江、直搗上海，再由求學、生意通達美國。天寬地闊，不同身份、各色人等枝枝蔓蔓，人間徜徉，正是“故事本身就確定了規?！?3。

這三部近作以“日?！睍鴮憽皻v史”的難度在于，“日?！北旧砺駸o形，“歷史”卻需要大筆勾勒，二者之間的矛盾要求將“日?！庇行У亟M織起來，而組織的關鍵，在于尋找推動敘事的內核?！犊脊び洝分?，陳書玉作為一個“不典型人物”卻經歷了不少標記歷史前進的典型事件，以陳書玉為中心，勾連大虞、朱朱、奚子、“弟弟”等人，前兩人關聯工商業者在歷史中的變故，后兩人則關涉新體制內外的“人情”斡旋，奚子與“弟弟”歷史遭遇之差別，更隱隱標示左派陣營內部的斗爭。舊中國風月上海的小開轉身成為新中國立志小學的教師，再牽出王校長、女書記等人，歷史運動與男女花邊、吃喝用度紛至沓來，新時期臨近亦有了具體的展開空間。

《一把刀，千個字》因敘事時間的調度完全不同于線性歷史時間而顯得更為復雜。整體上看，上部為果，下部為因，采用的是一種倒敘的結構。上部書寫陳誠如何以“一把刀”在歷史夾縫中求得生存，對一家人生活和性情的描畫似乎皆為引出楊帆“革命與兒女”論調中埋藏的暗雷，下部以時代尖兵“母親”為中心展開一家人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生活，是對上部的回應。但這樣概括顯然不能說明這本小說在淡薄中寫出深情的難度。王安憶的重要策略是，在小說的上半部分陳誠的美國生活中不斷地穿插中國往事，那些片段如同人生切片一般橫亙在美國生活的推進之中，不僅以“往事”制造一種回憶的、有情的氛圍，更在情感上聯系今昔，以時間為情感增加縱深之感。此外，楊帆齊論“革命”與“兒女”，在情感上并置共和國歷史與個人史，使個人行徑于歷史中扎根?！澳赣H”則是所有家庭成員之間的鎖扣。與“母親”離婚的父親和與“母親”斷絕關系的女兒，一個善于回避，隱去“母親”在生命中的痕跡，一個善于挑釁，故意挑起“母親”的存在，再加上內斂的陳誠，外向的師師，情感方式差異以及無法回首亦不能忘卻的“母親”構成小說敘事的根本動力。

至于《五湖四?！?，乍一看似乎有著家族的形構，但實際上小說前四章以張建設、修國妹成家立業為主軸，后四章則主要以修國妹的內心感受折射家族經濟、個人成長與情感的變動。小說對改革開放歷史的理解，最終收束于修國妹的“人情”體驗。

簡言之，三部小說中的“人情”具有結構性意義，小說對于歷史真實性的呈現，依靠的不是“革命歷史小說”的“典型性”原則，也不是“新歷史小說”“民間”崛起之時的“傳奇”筆法，而是“情感結構”的真實。這種寫法從1980年代以來的小說中逐漸發展而來，女作家作品因擅長書寫“情感”起到了關鍵作用#4。從宗璞、張潔、張辛欣、殘雪們的中短篇小說以“以人物的心理活動過程進行結構”#5，到1990年代林白《一個人的戰爭》構筑起“自我指涉”的心靈世界，被視為一部“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6，人物之間的各種情感、個人于歷史現實的情感，始終是以心理所結構的小說的關鍵部分。但由于對情感的理解長期局限于“兒女情”以及傷感自戀的情愫，這些作品或遭遇“感傷”“個人化”的批評，或被放置在現代小說技巧層面進行認識，其價值則一直難以得到有效分析。

王安憶21世紀以來的創作，從情感幅面和動力機制兩方面進一步推動了小說中“情感”價值的發展?！陡黄肌?《上種紅菱下種藕》雖然也轉向勞動者，轉向社會現實，但它們不同于《婦女閑聊錄》等作品的徹底轉向，情感姿態、寫作對象轉變的同時保留了大量的內心敘事，折射社會歷史的變動?！秵⒚蓵r代》抓住了歷史驅動，也是敘事驅動的內核——理想主義的熱切情感?！短煜恪贰霸O置嫁娶為敘事重心，以情感為邏輯動力”#7，又依托造園、繡品等風物，呈現人物風流。而后是《考工記》和《一把刀，千個字》，兩度探進共和國歷史，汲前作“人情”書寫之長，于風物之中寄寓人物品性，描摹“人情”細節，發動情感驅力，收緊敘事組織，歷史在“人情”中得到認識，“情動于中而行于言”?！段搴暮！穼憽叭饲椤敝磺?，以隱語、直覺刺探“人情”，卻竭力收縮矛盾場面，是一派中和之美。

不論是《考工記》 《一把刀，千個字》，還是《五湖四?！?，故事形制都有其壯闊之處，小說敘事卻以節制為策略，呈現出溫柔敦厚的審美特征。就情節選取、細節鋪展而言，《五湖四?！妨Ρ苄迖门c張建設、袁燕、修小妹的正面沖突，《考工記》中陳書玉以不卑不亢之心對待歷史風波，《一把刀，千個字》亦不鋪排母親作為時代“英雄”的重要事跡。作家將小說中最具戲劇性張力的情節收束起來，不正面書寫矛盾場面，而以人物的性情、情感消化矛盾事件。

就情感表達而言，王安憶的敘述語言起到了關鍵作用。三部小說顯然都啟用了回憶敘事，故事鋪展有娓娓道來之感。其敘述語言的節省是值得特別指出的，不僅表現在句子中做定語、狀語的修飾性成分較少，有從容、樸素之風，不太為人注意的是，王安憶對于虛詞，尤其是助詞“的、了、著、吧”等詞的使用，亦相當克制。這不僅令敘述聲音氣脈暢達，更說明作家掌控語言節奏已非錘煉之功，進入了渾然之境。這種境界的達成，還有賴于作家自如調動方言詞語、俚語進入文本的能力，不同詞匯、語體差別極大，整體上卻并無拼接、俚俗之感，反而形成了相當典范、周正的書面用語特色。此外，王安憶善用短句也是人盡皆知，但是她的短句不以音節鏗鏘著稱，而以短句的舒展、不同句子之間的連貫為優長，增加了短句在文本內的輻射能力，使得敘述整體不至于過分松散。與敘述層面舒展相反的是，三部小說內在的情感張力卻收得更緊，產生了一種外松內緊、語淡情深的敘述效果。

相對于以陰暗、乖戾的方式來追求現實、追求深刻的作品而言，王安憶這些作品的特點在于從復雜的歷史中寫出了可信賴的“人情”之美。這種美在當代文學的歷史中，或因“高大全”忽略了人性亦存在自私一面而被詬病虛偽，或僅被視為1980年代王安憶、鐵凝等青年女作家的特殊風格。前者以虛偽徹底否定了人之欲求本身亦包含向美的一面，后者忽略了這種美可能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激發巨大能量。從疫情三年的現實來看，《考工記》 《一把刀，千個》的“人情”之美與《五湖四?！返摹叭饲椤弊儎?，其意義近于王德威所指沈從文在1948年彷徨之時提到的，“必須用‘信字起步”#8。在王安憶的創作中，有了《考工記》 《一把刀，千個字》，“信”字便扎根了。這正是王安憶小說“人情”書寫的真正價值。

【注釋】

a吳亮：《〈小鮑莊〉的藝術世界》，《文藝研究》1985年第6期。

b周保欣：《“名物學”與中國當代小說詩學建構——從王安憶〈天香〉〈考工記〉談起》，《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

c張潔：《揀麥穗》，《光明日報》1979年12月16日。

d王安憶：《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小說界》1995年第4期。

e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青春》1980年第11期。

f茹志鵑：《如愿》，《高高的白楊樹》，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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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安憶：《烏托邦詩篇》，《鐘山》1991年第5期。

@9王安憶：《五湖四?！?，《收獲》2022年第4期。

#0王安憶：《在同一時代之中》，《仙緣與塵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頁。

#1陳婧祾記錄：《理論與實踐：文學如何呈現歷史？——王安憶、張旭東對話（上）》，《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3王安憶：《故事和講故事》，見張新穎、金理編：《王安憶研究資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

#4女性文學批評發端之初，雖然李小江、吳黛英、樂爍、陳素琰等人獲取的批評資源不同，但他們在女作家擅長書寫情感方面卻達成共識。

#5李子云：《女作家在當代文學史所起的先鋒作用》，《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6期。

#6王春林：《自我指涉的欲望世界——評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當代文壇》1994年第6期。

#7徐炯：《〈天香〉：從“實證”到“構虛”的小說文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6期。

#8[美]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4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