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大市場背景下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探究

摘要：深化“簡政放權”與“放管服”改革，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規則。促進完善市場化要素配置，完善公平競爭制度環境，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統一規范市場監管與執法。完善產業制造與服務貿易鏈環建設，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內涵式增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雙循環”發展、穩增長穩就業提供堅強支撐。構建國際通聯的投資貿易制度規則，進一步開放國際投資與貿易，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場資源，優化完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關鍵詞：統一大市場；營商環境；法規政策

中圖分類號：F123.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3）17-0000-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3.17.000

1??引言

國務院《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對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環境及市場法規政策作出改革規定，對推進創新市場服務、創新市場監管機制等營商環境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明確了營商環境建設優化完善的改革方向和制度性框架，要求把營商環境建設中好的做法及行業或部門行之有效的辦法、經驗上升為法規制度，更好地服務于市場主體需求，服務于我國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近年來，我國不斷深化“簡政放權”與“放管服”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規體系，市場主體經營環境取得了很大改善，有力促進了治理規則與治理主體間治理關系的法制化進程，但面對市場經濟發展不斷變化的需求，營商環境建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需要制度規則的不斷完善和政策法規的及時跟進。2022年3月國務院公布了《國務院關于修改和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國務院令第752號），為深化“證照分離”改革、“放管服”改革，加快配套制度規則的“立改廢”，清理“改革”與民法典規定和原則不一致的行政法規，修改并完善相關法規文件。為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促進要素資源暢通流動，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構建經濟發展新格局，中共中央、國務院2022年4月發布《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市場規則體系。堅持“立破并舉”，構建統一市場規則制度、統一市場要素資源、統一市場服務和公平監管，更好地接軌國際規則，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為建設高質量國內國際“雙循環”經濟和穩增長穩就業提供堅強支撐[1]。

2???營商環境內涵與評價體系

營商環境為一種制度性環境，對市場主體創新發展、持續健康成長有重要影響，主要由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法律等要素構成，具有規范性、公開性和穩定性，伴隨了市場主體從準入、生產運營到退出等所涉及的周圍環境。營商環境狹義上多被限定在從企業開辦、運營到結束全過程的各種制度規則，是市場主體生產經營活動中資金、人力、時間與機會成本高低等的體現與反映。廣義上的營商環境有更寬泛的理解，還包括一些宏觀性的、非制度性的影響要素，也兼顧經濟發展環境和區域綜合競爭力等方面，但不屬于制度規范領域，比如市場規模、基礎設施等要素。

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評價指標體系包括了從企業開辦、經營要素獲取到企業主體退出等11個監管領域，幾近覆蓋了企業全生命周期的監管制度。國務院條例把營商環境界定為“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涉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和條件”，以行政法規形式明確了中國特色營商環境評價制度體系。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領域范圍涵蓋了市場主體經營與要素資源獲取政策法規保護、市場商事制度改革和公平環境建設、高效便捷政務服務流程搭建及作風建設、監管執法規則和標準體系、生產經營相關法規政策“立改廢”法治保障等方面。本著國際可比、對標世行、中國特色原則，2019年組織開展了包括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部分地縣級市等41個城市的全國營商環境評價，2020年參評范圍擴展至80個城市和18個國家級新區，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了中國營商環境評價體系。

3???我國營商環境建設的成效與問題

我國于2014年啟動商事制度改革，優化商事制度規則流程，2015年完成了“三證合一”、“一照一碼”制度改革。2016年啟動了“五證合一”登記制度改革，推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縮短商標注冊周期、壓減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清理沒有法規依據的各類辦事證明，實現了準入環節的便利化，大幅降低了微觀主體進入市場的成本。2020年《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印發，意見明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適時開展全國范圍內的營商環境評價工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新發展階段更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2022年實施的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全國負面清單減至31條，自由貿易試驗區負面清單減至27條，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接入地方部門300余萬項政務服務事項和高頻熱點公共服務，為多種所有制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搭建了增長路徑和政策支持體系。18個國家級新區高標準打造軟硬環境，轉變管理服務理念，深化改革創新，打造法治、智能、高效一流營商環境。世界銀行《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比上年提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連續兩年入列全球優化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

近年來我國營商環境取得極大改善，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快速發展，但與市場主體期盼，對標國際發達經濟體，還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主要表現為：其一，信用體系建設還不夠完備，誠實守信氛圍還有待增強。政策制度變化快，不按約定兌現承諾，不嚴格履行合同，不按時歸還拖欠款等情況時有發生，給企業生產經營造成困難和損失，經營成果可預期性不強。其二，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不完善，改革不平衡問題突出。城市與農村、東部與西部、不同行業發展不平衡，改革進展不一，政策措施上下脫節、落實不到位還很突出，中小企業發展幫扶配套政策少、可操作性差。其三，市場化配置生產要素還存在制度性障礙，進一步釋放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推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協同共生、培育參與國際競合新優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其四，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還缺乏規范，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需要系統性優化完善。執法不公、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等問題依然存在，司法訴訟程序繁雜、執行困難、維權成本過高等問題還很突出。法規政策“立改廢”，統一市場監管，制度安排與國際規則（慣例）通接相連，國際投資與跨境貿易進一步開放等還有很多完善提升空間。

4???優化完善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思考

良好的營商環境能有效解放生產力、增強市場活力，促進發展和穩定就業。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市場關切，構建法治化營商環境，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需要，更是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加快多種所有制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的需要。我國“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構建一流營商環境”，對“持續優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要求市場設施通聯，要素和資源配置、競爭與監管服務做到公開公平、統一透明。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就是要構建營商環境的規范統一性、公平公正性、穩定可預期性。

4.1?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規則

“放管服”改革以來，不同地區和行業在實踐中推廣實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舉措和辦法，比如“一條龍服務大廳”“一窗接件并行辦理”“互聯網+監管”“一次不跑和最多跑一次”等等，切實簡化了行政流程，提高了辦事效率，市場主體獲得了實惠，也催生了一些新業態新模式快速成長。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就是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優化創新辦事流程和服務方式，推廣普及電子政務服務，實現線上線下服務平臺與政務大廳快速融合，促進政務服務便捷高效。清理各種歧視性限制，依法規范用權。重構制度，完善政務流程，減少許可事項，監管規范政務服務中介，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規則，推進各種不同所有制市場主體更為協調的競合關系和可持續發展。放事權要放出活力、放出創造力，監管市場要監管有據、公開透明，政務服務要貼近市場、高效便捷。

4.2?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場資源，推進多種所有制經濟融合共生

市場結構性矛盾扭曲的根本原因是要素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化解過剩產能、處理“僵尸企業”，破除要素無效供給，有利于培育經濟新動能，促進科技創新，培育市場主體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2]。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同所有制經濟獲取生產要素的市場機制有待完善，市場化運行和競爭規則還有待進一步確立。去年以來，受國際經濟環境及煤電市場供應影響，我國電力能源供應出現波動，民生用電保障及鋼鐵、有色、建材等大工業安全生產運行不同程度受到影響。深化電力體制改革，促進電力能源要素市場化高效配置受到高度關注。發電側結構性供給開放，有序推進水電、風電、光伏綠色能源及核電、分布式發電參與市場交易。用電側放開大工業、新興制造業、公共服務業等電力要素市場化配置。電網及售電，探索試點跨省跨區“網對網”“網點互對”交易，支持中小電力用戶委托代理交易。完善修改《電力法》，優化煤電成本分擔機制和綠色能源電力價格市場形成機制，積極推進電力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構建統一的要素市場，理順政府和市場在要素配置方面的關系，尤其是在新經濟領域、數字經濟領域，健全基礎制度和市場體系，推動數字要素發展和數字經濟外溢效應提升，有效利用國際資本支持數字和平臺企業境外上市，促進資本要素、高端人才要素國際化配置。

4.3?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確保國內大循環暢通，確保自立自強和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

世紀疫情與國際變局誘發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國際合作與博弈更加直白激烈，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極大沖擊。中美經貿摩擦以來，一些跨國公司受脅迫撤回在華投資，或關停在華生產線，或制裁高技術核心零部件產品對華供應，并極力制造所謂供應鏈“去中國化”，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堅持科技創新與發展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支撐地位，構建創新發展格局，優化完善我國高新技術領域政策法規體系，統籌推進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攻關，解決高新數字裝備“卡脖子”問題，實現基礎軟件、智能裝備、高端芯片等關鍵核心技術產品自主可控和安全穩定，確保自立自強和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日顯重要。面對國內消費不足和出口受阻，迫切需要完善制造業、物流貿易、金融稅收等法規政策體系，強化對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支持，激勵實體經濟和先進制造業創新發展，暢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國內循環，促進增長和就業，推動我國經濟快速有效恢復正軌。

4.4?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完善統一大市場要求的營商環境法規體系建設，夯實多種所有制經濟高質量共同發展的法治基礎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為契機，對不符合新時代多種所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法規、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和修改。改革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合理的流程規定，廢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法規制度，對實踐中行之有效的辦法、措施，及時以立法形式頒布實施，推進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產權和合法權益方面的同等保護。修訂完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加強規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厘清市場競爭行為的界限，尤其是對互聯網新技術經濟行為的規制與保護，活躍市場競爭新態勢。深化制造業、服務業開放，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優化外資負面清單管理，做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銜接，境內外投資者統一適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依法平等對待外商投資企業[3]。

建設法治政府，暢通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有效銜接，維護法律尊嚴。加強執法能力提升，依法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維護市場主體依法依規經營，維護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環境[4]。司法機關應著力解決“以罰代刑”問題，對行政機關為牟取單位利益或主管人員為牟取個人私利，依法應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不移交，徇私舞弊、包庇縱容違法行為的，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主導作用，依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加大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努力營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環境，激發市場活力，構建穩增長穩就業和“雙循環”經濟發展。建立建全執法司法保障機制，強化內部流程控制，強化行政監督與司法監督，推進綜合執法，防止權力濫用。

4.5?堅持問題和需求導向，完善推進新經濟領域立法

伴隨著計算機科學技術及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同時與傳統產業快速融合，涌現出平臺經濟、分享經濟、數字新媒體服務等新經濟領域，為經濟社會發展增添了活力，為產業技術轉型升級提供了支撐，為穩增長保就業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新經濟領域安全監管責任出現缺失或不到位，市場主體權益得不到充分合法保障，構建新經濟領域政策法規，已成為法制化營商環境建設關注的重要問題。近年來，我國先后頒布《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等系列法規，為依法規范數字商務行為提供了依據，但與其快速發展相比存在制度體系不健全、政策法規滯后等問題。平臺與共享經濟快速發展，一些平臺型公司很可能形成“一家獨大”市場壟斷，會帶來供需雙方利益失衡問題，帶來市場要素配置失靈，誘發不正當競爭，甚至違法犯罪等問題。要求政府治理層面及時完善監管體系，設立共享平臺審查和準入制度。完善立法空白，界定共享資源主體，明確共享主體法律權利和法律責任義務。嚴厲打擊以共享經濟為幌子的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行為[5]。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數字新經濟領域的立法和監管應有審慎和寬容態度，鼓勵創新與發展，允許實踐檢驗，允許糾正偏差、錯誤。構建容錯制度環境，激發市場主體創新創業，以促進科技自立自強、促進創新型國家建設[6]。高度關注并及時把握前瞻性發展需求，加快新經濟領域立法步伐，關乎政府規范監管市場能力提升，更關乎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快速健康發展。

4.6?推動構建全球經濟治理新體系，全力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世界經濟格局在動蕩變革中不斷演變，區域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不斷崛起，經濟技術不平衡發展帶來國際力量對比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全球經濟治理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和挑戰，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完善，推動全球經濟貿易規則更加公正合理，促進經濟治理體系不斷適應國際力量不平衡發展的變化，有利于提升我國在世界多邊投資貿易變化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利于為我國經濟高質量轉型發展創造均衡穩定、多邊包容的國際環境。做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維護者，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朝著共商共建共享、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7]。

以“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等區域合作機制構建為依托，完善自貿試驗區、保稅區及開放型口岸等經濟平臺建設，積極探索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促進區域及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使這些區域成為推動我國“雙循環”戰略的主要陣地[8]。順應全球經濟治理變革大勢，總結自貿區、開發開放試驗區、保稅區經驗，賦予試驗區更大改革開放自主權，推進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彰顯中國建設開放型經濟體制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姿態。立足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定位，對標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加強國際化人才隊伍建設，培養引進與國際化競爭相適應的高端國際商務、法律人才[9]，提升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能力和話語權，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抗風險能力，更好應對國際貿易實務與爭端談判，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制。

5???結語

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創新發展，同時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和復雜國際局勢嚴峻挑戰，如何促進各種不同市場主體更好地協同發展，事關我國經濟發展質量，更關乎我國經濟穩增長、穩就業和“雙循環”發展目標的實現。深化“簡政放權”與“放管服”改革，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規則，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統一市場監管，促進完善市場化要素配置，加快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構建國際通聯的投資貿易規則制度，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場資源，優化完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激發創新動能、增強發展韌性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經濟也必將快速回歸正規、行穩致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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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楊枝煌.云南開辟“一帶一路”中國南段新境界的戰略思徑[J].中國市場，2017（12）：14-20.

［作者簡介］普南（1993-），女，云南昆明人，碩士，律師、經濟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談判與爭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