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信心與促進經濟發展：基于貿易摩擦的視角

馬理 李厚淵 張人中

［摘?要］ 以中美貿易摩擦為背景，構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DSGE模型，分析了貿易摩擦通過信心傳導渠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有負面影響，導致投資減少、產出下降與資本市場波動加劇，而企業家信心受損與銀行家信心受損放大了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提振經濟信心，促進國內企業發展；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與美國博弈的底氣；堅持貿易自由與精準反制相結合，增加贏得正當貿易權利的信心；充分發揮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的替代效應，保持貿易增長的信心。

［關鍵詞］ 貿易摩擦；提振信心；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 ?F745；F742??［文獻標識碼］ Ａ???［文章編號］ 1008-1763（2023）04-0040-10

Boosting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Friction

MA Li 1， LI Hou-yuan 2， ZHANG Ren-zhong 1

（1.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79，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background， an open economic DSG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 on the Chinese economy through confidence transmission channels. It shows that ?trade fric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hinese economy，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investment and output， and an increase in ?volatility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negative impact is amplified by the loss of confidence among entrepreneurs and bankers.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to boost economic confide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develope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the game with the US; to combile ?the trade freedom and precise countermeasures to increase confidence in winning legitimate trade rights; to ?promote the substitution of trade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and maintain confidence in trade growth.

Key words： trade friction; boosting conf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引?言

2018年3月22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依據所謂“301調查”的結果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高額關稅，并實施投資限制，中美貿易摩擦正式爆發。在貿易摩擦的同期，中國經濟的下滑趨勢較為明顯。2018年3月中國GDP環比增率與工業產出的環比

增率分別是6.9%與6.4%。但到年底，GDP增率相比于期初下降了11.59%，工業產出增率最多時下降了12.5%（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對美出口增率與對美進口增率在貿易摩擦之前分別是9.61%與20.3%，截止到2019年末，下跌至-14.2%與7.8%（數據來源：海關總署）。貿易摩擦開始的當天，上綜指與深成指分別是3152.76點與7985.63點，年底最后一個交易日上綜指與深成指分別跌至2493.90點與5736.96點，跌幅分別為20.9%與28.2%（數據來源：同花順數據庫）。導致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較多，同期發生的中美貿易摩擦可能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總量不斷增長，但是由于未能充分掌握核心技術，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軟肋。貿易摩擦在對中國經濟造成直接損失的同時，暴露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高科技與高端制造領域的較大差距，挫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短期內信心的下挫，導致了投資預期下降和資本市場動蕩，并最終可能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本文嘗試將信心因素引入DSGE建模，構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異質型模型來分析以上傳導過程。相關研究的理論意義在于：引入信心因素作為重要的中間變量建模，拓展貿易摩擦影響機理的理論模型，完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方程的分析框架。相關研究的現實意義則在于：詳細解析貿易摩擦通過影響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進而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提出加強預期管理與提振經濟信心的政策建議，為維護經濟平穩運行與推進高質量對外開放提供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貿易摩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貿易摩擦會影響進出口貿易。例如Handley等構建具有沉沒出口成本的動態模型，發現貿易摩擦會降低企業的出口和投資[1]。Fajgelbaum等認為美國提高進口關稅的保護主義行為將導致進出口大幅下降[2]。有學者認為貿易摩擦會通過進出口貿易途徑影響宏觀經濟的發展。例如楊源源和于津平發現關稅等貿易保護政策對宏觀經濟存在顯著負面效應[3]。Akcigit等發現保護主義措施對宏觀經濟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4]。有學者認為貿易摩擦可能導致較大的福利損失。例如Dong等認為雙邊貿易報復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存在福利損失[5]。樊海潮和張麗娜發現關稅變化和貿易摩擦會導致福利水平惡化[6]。有學者認為貿易摩擦導致的福利損失在不同國家存在差異。例如Robinson等發現集體反制措施會給發起國帶來較大福利損失[7]。Carvalho等發現貿易摩擦會導致配置效率顯著下降，世界經濟將由此陷入蕭條[8]。

（二）信心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信心對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影響作用。例如莊子罐等認為信心是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主要驅動力[9]。Angeletos等發現信心在商業周期波動中有較大的影響作用[10]。有學者認為信心會影響企業家和投資者的行為選擇。例如Barsky等發現信心可以影響較長時期內的生產率變化[11]。Lahiri等預測了信心在消費領域的作用，發現市場情緒對總消費的影響非常大[12]。有學者認為信心會影響貨幣政策制定與商業銀行的行為選擇，例如Zhang等發現信心程度對信貸和企業的定價決策非常重要[13]。Huang等發現具有強信心特征的銀行更有可能降低放貸標準并提高杠桿率[14]。有學者認為信心具有差異化的影響效果，例如Pirinsky發現信心對經濟的影響存在文化差異[15]。陳彥斌等發現企業家信心能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而消費者信心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不夠顯著[16]。

（三）文獻述評與論文的創新

以往學者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部分學者分析了貿易摩擦對經濟的直接影響，但忽略了信心因素在貿易摩擦的傳導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中介作用；部分學者注意到了信心在貿易摩擦影響過程中的作用，但相關研究大多偏重實證檢驗，未能充分探究相應的傳導機理，難以充分解釋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負面影響較大的原因。本文的創新之處體現在：首先，引入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兩國DSGE模型，分析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信心傳導渠道對貿易摩擦影響的放大作用。其次，分析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直接影響較小但間接影響較大的經濟現象，研究貿易摩擦經由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影響中國經濟的傳導機理。最后，基于研究結論有的放矢地提出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與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為應對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提供決策參考。

三?數理建模

本部分將構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兩國DSGE模型。與以往模型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們引入了信心變量，討論了貿易摩擦經由信心渠道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傳導機理。

（一）家庭

1.效用函數及約束條件

假設中美兩國的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數如（1）式，下標分別表示中國（用CHN表示）與美國（用USA表示）。其中β為貼現率，σi為跨期替代彈性的倒數，φi為勞動供給的跨期替代彈性。

家庭面臨的預算約束為（2）式。其中PC，t，i表示i國消費Ct，i的價格，PI，t，i是投資品的價格，Bt+1，i為家庭在t期持有的投資組合在t+1期所獲得的名義報酬。Wt，i是t期名義工資，RKt，i表示家庭的資本收入。ΠH，t，i（j）和ΠN，t，i（j）分別表示來自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股息。Tt，i表示扣除了稅收的政府轉移支付。Υt，t+1表示名義報酬的隨機折現因子。

2.家庭決策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選擇，家庭的消費決策由家庭關于消費的一階條件決定，如（3）式所示：

（二）中國企業與美國企業

由于美國在高科技和高端制造等領域占有較大優勢，因此我們結合現實與以往學者的研究[17，18]，假設美國企業主要位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的技術輸出位置，中國企業主要位于全球價值鏈相對低端的簡單加工位置。處于價值鏈低端的中國企業需要進口高科技中間品和高端生產技術才能生產出最終產品，處于價值鏈高端的美國企業向中國企業出口高科技中間品和高端生產技術或者直接生產出最終產品。雖然兩國企業都能生產出最終產品，但價值鏈低端的中國企業需要進口高科技中間品來生產最終產品，價值鏈高端的美國企業不需要進口高科技中間品而可以直接生產最終產品。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基于楊子榮等的研究[19]，將中美兩國企業分為非貿易部門企業與貿易部門企業。

1.中國企業

為了簡化討論，假設中國的非貿易部門和貿易部門具有相同形式的生產函數。兩者的差異在于：貿易部門生產的產品可供外國消費和投資，而非貿易部門生產的產品只能用于本國消費和投資，因此非貿易部門的產品僅在國內出清，而貿易部門的產品在國內外出清。

2. 企業家信心對中國企業家行為選擇的影響

企業家是企業的擁有者與生產經營的實際決策者，需要對研發支出、更新設備、經營管理，以及生產建設等做出判斷和決策，而決策的重要根據是企業家對經濟環境與企業發展的判斷預期。企業家信心的高低可以通過總的技術變化作用于企業生產過程，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系統。在貿易摩擦背景下，外部需求下降使得中國產出受到負面沖擊，同時可能面臨輸入性通貨膨脹和利率提高的風險，由此導致中國的企業家信心下降。出于對企業未來發展的擔憂，企業家會降低對科研創新的投入、減少設備更新與產出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中國的企業家將根據外部環境做出判斷，改變企業的生產技術與投入，而生產技術與投入的改變會作用到生產過程中，影響產出水平。參考Bachmann等的研究［17］，將企業家信心和技術發展的關系設定為（15）式和（16）式。

4. 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的傳導邏輯

企業家根據未來的經濟走勢進行投資決策，所以企業家信心主要與經濟發展狀況相關。而銀行家在投資決策時，不但要考慮未來的經濟走勢，還要觀察企業家的投資狀況，因此銀行家信心與經濟發展狀況和企業家信心相關。參考黃榮哲和農麗娜的研究[22]，銀行家信心表示為（19）式，該式意味著銀行家信心受到銀行家信心的滯后項、企業家信心和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

貿易摩擦造成了企業的經營環境惡化與產出下降，由于對未來預期較為悲觀，企業家信心下降。銀行家同時觀察經濟發展狀況與企業家信心，由于預期企業在經營上將面臨困境且存在更高的違約風險，償債能力有可能下降，所以銀行家將提高貸款門檻和降低貸款額度，從而提高企業融資的邊際成本，導致企業經營更加困難。

5.美國企業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美國的企業包括可供外國消費和投資的貿易部門和僅供本國消費和投資的非貿易部門。美國貿易部門的生產函數與中國貿易部門的生產函數不同，由于美國企業無須向中國進口中間投入品，僅須投入本國勞動和資本，因此生產函數為（20）式。

基于成本最小化問題，可得美國貿易部門的邊際成本如（21）式所示。

美國的非貿易部門與貿易部門具有形式相同的生產函數和產品價格指數，但是美國貿易部門的產品在國內外同時出清，而非貿易部門的產品只在國內出清。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影響了中國企業的經營與進出口，中國受到的沖擊反映到與美國的經濟交往中，最終會影響美國家庭的消費投資選擇和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因此，美國加征關稅對美國企業的經營也會產生影響，但是會存在時滯與程度的差異。

（三）宏觀政府

（二）貝葉斯估計

除了以上可以通過以往文獻進行校準的參數之外，經濟體系中還存在著反映模型動態特征的參數。我們根據已知的信息確定參數的先驗分布形式和分布的相關統計量，然后對先驗分布進行修正，最終得到中國和美國的貨幣政策的一階自回歸系數，以及兩國貨幣政策對產出與通脹的反應系數的貝葉斯估計值。具體見表2。數據顯示，中美兩國政府的行為選擇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以貨幣政策為例：中國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反應系數為0.8，高于美國的0.2；美國貨幣政策對通脹的反應系數為1.5，高于中國的1.35。說明中美兩國的中央銀行調控各有側重，中國更關注產出，美國更關注通脹。

五?脈沖響應與實證檢驗

（一）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反制措施的效果

圖1為美國施加一個單位的正向關稅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圖中有三條線，第一條是虛線，表示不考慮信心的變量特征；第二條線是實線，表示考慮信心的變量特征；第三條線是點虛線，表示在反制下信心有所恢復后的變量特征。數據顯示：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偖a出、貿易品出口、非貿易品出口、消費、勞動供給、投資等關鍵變量都出現了下滑，通脹水平與無風險利率則出現上升。而在考慮了信心因素之后，貿易摩擦導致了更大的負向影響?？偖a出、貿易品出口、非貿易品出口、消費、勞動供給、投資、匯率水平等關鍵變量都出現了更大幅度的下滑，通脹水平與無風險利率出現更大幅度的上升，貿易水平則進一步惡化。比較虛線（不考慮信心因素）和實線（考慮信心因素），后者的負向波動明顯要更大一些。以上結論背后的原因與邏輯是：首先，貿易摩擦惡化了貿易環境，導致中國企業的產出下降，對中國經濟造成了第一次負面影響。其次，由于對經濟預期悲觀，所以企業家信心降低，企業家減少了技術研發投入，導致企業產出繼續下降。銀行家觀察到企業家基于悲觀預期的行為選擇，加上本身對經濟預期悲觀，所以銀行家信心也降低，從而減少對企業的信貸支持，同時提高資本租金以對沖可能的違約風險，導致企業產出不斷下降，對中國經濟造成了第二次負面影響。在此過程中，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具有放大效應，信心的受損加速與放大了貿易摩擦的沖擊，對中國經濟造成了較大的傷害。

沒有反制措施時，假設中國的信心受損是一個單位；如果實施反制措施，企業家和銀行家的信心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因此中國的信心受損應當小于一個單位。我們在數理模型的相關方程式中調整企業家信心和銀行家信心的影響變量的權重系數，得到不同的信心受損程度背景下的貿易摩擦的影響效應的系列脈沖圖。數據顯示：當信心受損達到1時（圖1中的實線），貿易摩擦對各經濟變量都產生了較大幅度的負面影響。實施反制措施后，信心受損程度有所恢復。當信心受損程度為0.5時（圖1中的點虛線），雖然貿易摩擦對各經濟變量還是負面影響，但與信心受損程度為1時的脈沖圖相比較，負面影響有所緩解，說明適當的反制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效果。

（二）貿易摩擦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圖2為貿易摩擦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實線表示考慮信心時，貿易摩擦對美國的影響；虛線表示不考慮信心時，貿易摩擦對美國的影響。數據顯示，實線與虛線并沒有明顯的強弱之分，有時候實線在上，有時候虛線在上，說明是否考慮信心對于美國經濟的影響不大，也說明了在貿易摩擦中，美國具有強信心特征。

（三）實證檢驗

數理建模與脈沖響應分析的結果顯示，貿易摩擦惡化了貿易環境，導致中國企業的產出下降。而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的受損放大了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對中國經濟造成了更大的傷害。以上結果與經濟學預期較為符合，但還需要嚴格的實證檢驗的佐證。實證檢驗的設計思路是：將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分為高信心階段與低信心階段；分兩階段做檢驗，研究在不同的信心階段背景下，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對比兩階段的檢驗結果，檢驗信心變量對貿易摩擦負面影響的放大作用。

基于國泰安數據庫，我們得到2013年7月至2020年11月中國的信心指數。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的信心指數總體上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特點。其中2013年至2015年信心水平較高，而2018年之后則處于較低水平，因此我們定義前半段為高信心階段，后半段為低信心階段?？紤]到貿易摩擦會影響到我國的多個經濟變量，且經濟變量之間又存在交互影響，因此我們使用向量自回歸（VAR）的統計技術來檢驗貿易摩擦的影響。構建的變量向量集包括：貿易摩擦（用貿易價值加權的關稅平均值作為替代指標）、信心指數水平、進出口貿易額、經濟產出（GDP）、物價水平（CPI）。數據為2013年7月至2020年11月的月度數據。

我們首先對各變量指標取對數差分，以保證數據序列的平穩性，然后使用AIC、HQIC、SBIC確定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1階。格蘭杰檢驗與協整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貿易摩擦對經濟變量的影響見圖3。第一行為高信心階段下的貿易摩擦的影響，第二行為低信心階段下的貿易摩擦的影響，我們對比分析貿易摩擦在不同階段的影響效果。

比較第一列的兩幅子圖：都是負值，但是下圖的負方向振幅要遠大于上圖的負方向振幅，說明貿易摩擦在低信心階段對我國的產出造成了更大的負面影響和更大的經濟蕭條。比較第二列的兩幅子圖：上圖曲線基本落在零軸上方，非常穩定，但是下圖曲線在負方向和正方向兩端出現大幅振動，說明貿易摩擦在低信心階段導致了物價出現大幅波動的負面影響。比較第三列的兩幅子圖：下圖一直處于負值，說明貿易摩擦在低信心階段對我國的出口造成了更穩定的負面影響。實證檢驗的結果與數理建模的結果吻合，顯示出信心的受損放大了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了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傳導機理，創新之處是引入信心因素，分析貿易摩擦的信心傳導渠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貿易摩擦會惡化貿易環境對中國經濟造成直接的負面影響，會削弱中國的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放大對中國經濟的傷害?；诩夹g結論，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一）提振經濟信心，支持國內企業發展

模型推導與實證檢驗的結果顯示：貿易摩擦可能會削弱中國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放大對中國經濟的傷害?；谘芯拷Y果建議：政府應當采取系列措施提振企業家信心與銀行家信心，防范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首先，積極與公眾溝通，充分展示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與韌性，穩定經濟發展的預期，其次，出臺紓困政策，幫助困難企業渡過難關。再次，健全完善信用體系與激勵約束機制，保障依規有序、公開透明、誠實守信的市場環境，提高企業家投資的信心。最后，合理引導商業銀行的投資行為，對受損較為嚴重的行業與企業提供定向支持，提高銀行的投資信心。

（二）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與美國博弈的底氣

模型推導與實證檢驗的結果顯示：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和高科技產業的主動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容易受到發達國家所謂的“貿易制裁”的影響?；谘芯拷Y果建議：政府應當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科技水平，增加與美國博弈的底氣。進一步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讓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瞄準產品的尖端進行科研，掌握核心技術。把注重投資規模向注重投技規模、投智規模和對社會貢獻規模轉變，引進高科技人才和高素質管理人才。鼓勵企業與科研院所、高?？蒲胁块T聯合攻關，努力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和企業的競爭力。

（三）堅持貿易自由與精準反制相結合，增加贏得正當貿易權利的信心

模型推導與實證檢驗的結果顯示：貿易摩擦對中美兩國是雙輸，中國的反制措施能夠一定程度地對沖貿易摩擦造成的負面影響?；谘芯拷Y果建議：政府應當繼續堅持實施貿易自由化政策，與美國政府反復磋商、明辨得失，爭取合理的貿易環境。在此過程中，對話、談判與努力消除分歧是主流方向，但是如果美國政府仍然變本加厲地傷害中國企業并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那么需要采取必要和適當的反制手段捍衛我國的正當權利。建議精確測算反制規模，明確反制的產品與領域，既達到反制的目的，又不會對我方造成太大傷害。

（四）發揮一帶一路業務的替代效應，保持貿易增長的信心

模型推導與實證檢驗的結果顯示：由于美國的經濟體量強于中國，目前在部分高科技與高端制造領域的比較優勢較為明顯，因此能夠通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谘芯拷Y果建議：政府應適當調整進出口貿易結構，充分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的替代效應，通過調整貿易的地區結構，維持貿易的總體增長，保持貿易增長的信心。同時，充分總結“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所取得的成就與經驗，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繼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高質量發展，通過積極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構建動態調整和多元穩定的國際經貿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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