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文化身份下的原鄉書寫
——評北喬散文集《遠道而來》

○晏杰雄 曾楚喬

新世紀以來，“文化散文熱”的降溫及中國文化語境的改變，推動散文創作進入了多元化、大眾化的創作道路。經歷了全媒體時代的探索，散文創作也偶有具備影響力的潮流出現?！啊挛幕笊⑽摹啊翘摌媽懽鳌呐d起，促使當代散文格局發生了新變?！盵1]祝勇、穆濤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寫作，突破流行的散文創作方法，以自由創作的態度開展綜合性的散文寫作，擺脫模式化寫作回歸散文“散”的本性。2010年《人民文學》開辟“非虛構”欄目，推出《瞻對》《中國在梁莊》等一系列作品，強調寫作者的在場，主張進入生活及歷史的細部和深處，切中了散文介入現實的創作需求，這股文學熱潮也迅速擴展到散文創作中?！靶挛幕笊⑽摹焙汀胺翘摌嫛鄙⑽亩挤Q得上對“文化散文”的破體，北喬散文集《遠道而來》在吸納“新文化大散文”綜合寫作及“非虛構”在場性寫作的基礎上，秉持忠實生活本身、洞悉文化真相的寫作理念，開出了一條非極致化寫作之路。

《遠道而來》收錄了北喬客居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時創作的散文。因臨潭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文化傳統——地處高原卻浸染江淮文化，對生長在江南地區的北喬來說，既帶著熟悉的江南色彩，又伴隨著全然陌生的高原風物。這讓北喬在刻畫臨潭時，既能與其精神之源共振，又保留著外來者的清醒，以自身獨特的文學氣質跳出歷史敘事的宏大陷阱。以自由的姿態，憑借個體的經驗進入日常生活的細部與深處，進入歷史的縫隙末微之處，進行有溫度的書寫，發掘歷史和生活的本相。當下某些流行散文呈小說化、戲劇化傾向，它們往往在一個極端化、高度濃縮的空間里展示人的痛苦與黑暗，實際上是抽離生活，消解了日常生活細小的美好，以營造打擊讀者感官的銳利心理反應。北喬的非極致化寫作讓散文回到本身，參與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讓文學真正回到人的狀態，讓人在巨大的困境中依然能看到光亮。同時，在日常維度上回歸文化母體，對高原文化進行凝視與對話，發掘自已和臨潭共同擁有的文化基因。

一、“高原上的小平原”之雙重文化鏡像

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近經驗”針對文化土著而言，“他可以自然地、不費吹灰之力地用于說明他和他的同伴看到、感受到、想到、想象到……的是什么東西的那些概念”[2]。而“遠經驗”則就行業內的專家而言，“用來達成其科學上的、哲學上的和實踐上的目的的那些概念”[3]。簡單來說，對于本民族文化土著而言，長期浸淫于本土文化使他們對于該種文化有天然的熟識感，在群體間形成某種共有的默契，能夠以親歷者的“近經驗”對該種文化的生活方式做出恰當闡釋。其他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是以第三視角站在一旁觀看的人，難以進入文化土著所感知到的世界。他所能做的，就是將該文化的“近經驗”概念融合自己的理解后，聯結到社會生活的普遍性特征塑造出“遠經驗”概念。細讀《遠道而來》可以發現，北喬在進入臨潭時持有的文化身份，不單是只以“遠經驗”觀察的外來者，同時也是對當地文化懷以天然親近感的本地土著，北喬同時以“近經驗”和“遠經驗”兩種文化理解視角在介入臨潭。

北喬出生于江蘇鹽城東臺市朱灣村，文化生命的主要來源是江南地區的江淮文化。帶有神秘色彩的高原文化，不在其了解范圍之內。他進入臨潭首先依據的是非文化土著的“遠經驗”方式。對于本地人來說，“海拔”是他們熟悉的“近經驗”概念，臨潭兩三千米的“海拔”已經與它所傳達的現實緊密自然地貼合在一起?！昂０巍笔桥R潭人難以覺察的日?；?，在高原上下移動，對于臨潭人來說如同吃飯喝水一樣平常自然。對于初到高原的北喬，近三千米的海拔生活超出了他此前的人生經驗。在他接受的文化近經驗中，“海拔”一詞是缺失的，臨潭的“海拔”是北喬只能依靠抽象的感知來描繪的“遠經驗”概念?！哆h道而來》的多個篇幅都提到海拔帶來的影響，散文中對海拔的時刻敏感關注也是對北喬外來者身份的強化。初到臨潭他常有看海拔變化的習慣，“我就是一個具有生命特征的海拔計量儀。風景、方向、天色，在我面前黯然失色，我的生活完全被海拔左右”[4]。北喬出身軍旅，曾計劃到高原上參加強化訓練，在抵達高原后恐懼海拔不敢貿然運動；對海拔下意識的防備，讓他能察覺臨潭與合作市之間一兩百米的海拔差。正因為異鄉者的身份帶來的陌生，“海拔”給散文帶來了更敏銳視角，去發掘被本地人的“近經驗”埋沒的世情。當地人雖然漠視高原海拔的影響，但十分關心客人的感受，這是以外來者的視角才能發現的高原溫情；來高原僅僅三個月，北喬的兩鬢就長出了白發，失眠更是習慣到已不成困擾，外地同事也有血壓升高、痛風等身體問題，海拔的高度以潛移默化的形式侵害著人的身體，這對本地人來說已習以為常。北喬在高原上學著放慢生活節奏，一切行動皆慢了下來，這是臨潭的高原文化對北喬持有的沿海文化的“涵化”?！啊幕侵竷煞N或兩種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對方文化特質，從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斷增加的過程和結果”[5]。屬于不同文化的個體在進入集體性的直接接觸后，會促使其原有的文化形式發生變遷。涵化現象對遷入文化來說，是獲得對新的生活條件的過程，是兩種文化形態相互適應的過程?！哆h道而來》中調整生活節奏的情節，正是北喬懷有的江南文化進入高原后發生的涵化現象。高原迫使外來者隨著它的律動調整生活的節奏，以“海拔”作為無形的推手同化著外來者。對于本地土著來說，海拔以及與其并發的種種現象，作為“近經驗”已經習慣被動地承受。對于外來者北喬，“海拔”屬于人生概念的“遠經驗”范疇，他主動選擇與臨潭“海拔”造就的現實共處，從而有了重新發現“高原”海拔的新契機。

在“海拔”的高壓下，作者意外與臨潭的文化血脈相通了?！哆h道而來》中《重逢》一篇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北喬與整個臨潭的相遇都能用“重逢”來概括。這既與臨潭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在動輒三四千米海拔的高原地帶，臨潭縣的平均海拔只有兩千多米，可以稱得上是高原上的小平原。更深層的原因還在于臨潭除了濃厚的高原地域文化外，還在歷史的變遷中繼承了江淮文化。臨潭的江淮遺風沒有作為文物喪失活力，而是真切地融入了日常里，這在無形中與北喬的精神之源產生共振。臨潭的江淮文化隨數千年前內遷西北的移民一同移居高原，是江南文化在遷徙過程中形成的異地變體。江淮元素包含在臨潭的高原氣韻中，與北喬熟識的江淮文化“近經驗”實現接軌。在《遠道而來》中北喬憑借對江淮文化的“近經驗”從內部視角感知臨潭、貼近高原。

臨潭的江淮文化底色，在高原與北喬之間搭建起精神聯結的橋梁。北喬常由臨潭的大街小巷回想起故鄉風物，這與臨潭建筑中的江淮風有著莫大的關聯。布魯諾·賽維說：“建筑就是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自傳?！盵6]城市的建筑風格是文化內蘊的外在體現，風格的形成不是建筑元素的簡單組合相加，而在文化審美的指導下尋求外化形式。對于文化土著而言，即便面對不同形制的具體建筑，也能一眼辨別出獨屬自身的文化風格。因為長期在文化熏染下被賦予的“近經驗”，不需繁雜專業的語言來解釋說明，文化基因會自主地受到同源體的吸引。得益于對江淮風格的“近經驗”，北喬以當地土著的身份自然地受到臨潭的江淮風格建筑的吸引。干溝兒河旁白墻青瓦的房子、西大街仿江淮風格的商鋪以及大坡橋佇立的馬頭墻，都是建筑中孕育著的江淮氣質，“小小的門樓，青磚砌出向外挑的檐腳，頂上覆瓦，刻有花鳥魚蟲”[7]，尋常人家的住宅也能在細節中發現江淮文化的元素?！哆h道而來》顯示出，江淮文化不是本地人刻意表演的姿態，而是自然固化的生活一般形式?？梢哉J為，江淮遺風就是臨潭的“文化硬核”?！坝埠耸俏幕蛭幕睦碜钌顚拥暮诵牟糠趾捅举|或根本性的東西，它決定著文化的存在，制約著文化的發展”[8]。文化硬核憑借積極作用獲得文化成員的認可，并結合起來形成文化集合體。其內部成員會共同遵守文化硬核的基本因子，以維持文化的剛性?！哆h道而來》中蘊藏在臨潭日常細節中的江淮文化，就是“近經驗”者們集體維護的“文化硬核”。這一文化硬核也作用在北喬身上，在散文中體現為臨潭的現實往往突破時空界限，與北喬的江南故鄉生活取得一致性。以倚靠在沒開門的店鋪前的動作類比小時候爬上村頭草垛的動作；用商業街古樸傳統的牌匾隱喻安詳寧靜的家鄉；借新城鎮隍廟的戲臺類比朱灣村演出的曬場。臨潭的文化氣質與北喬的文化基因實現了對接，這份聯結讓他暫時取得了臨潭此地文化土著的身份去接近臨潭。他作為一個外來者，憑借對江淮的這份“近經驗”拉近了與高原的距離，也成就了他擁抱高原，與高原互為對方的機緣。

由此來看，在《遠道而來》中，北喬實際以雙重身份在詮釋臨潭高原。他既是客觀事實上外來的陌生者，臨潭生活對他來說充滿了未知和挑戰。在諸多現實問題上，他只能以外來者的“遠經驗”旁而觀之。同時臨潭因特殊的歷史背景保留的江淮文化底色，又牽動著北喬內在的文化基因，讓他能暫時代入當地人的文化視角，以對江淮之風的“近經驗”為介質去探索臨潭風貌，體味高原風情。因此北喬散文中對臨潭的書寫，實際上是以雙重文化身份在介入。 既是只能以“遠經驗”觀察的異地外來者，也是暫借江淮“近經驗”參與內部生活的文化成員。這兩重身份的復雜交疊，造就北喬進入臨潭、探索生活細部的全新而獨特的視角。

二、歷史敘述退場后的此在世界

臨潭早在漢代就與中原地區來往密切，宋朝時是“茶馬互市”的重要路線，明朝大量西征的江淮軍士及親眷定居于此，中原文化及藏區文化在這里交匯融合，留給探尋者的歷史資源是豐富充沛的。翻看《遠道而來》中的各篇散文，無論是寄情自然風光的《山，就在那里》《水之冊頁》等篇，還是著眼于歷史建筑的《消失與聳視》《堅硬里的柔軟》等篇，抑或是專注于人文風情的《花兒令》《弦外音》等篇，抒寫重心都不在發掘臨潭亙古久遠的歷史故事。這與作者文化身份之外的現實身份相關的，北喬是以下派干部身份去掛職的，而不是觀光的，肩負責任與使命，其文化、文學活動不由得隱含撬動現實的力量；與此相關，更與作者的綜合在場性寫作觀念相契合。北喬拒斥那種把某一點放大到極致的流行散文寫法，不對某處歷史文化懷古探幽，而是把落腳點放在如何看待生活、如何進入生活現場，用一種當下我們生活的狀態去寫作與思考，考察全身在場時的真實想法，只有在低處才能看到世界的真實面目。

例如，對于牛頭城遺留的土城墻，《消失與聳視》一篇以對其人文價值的思考取代了對其歷史價值的挖掘，以闡釋土城墻帶來的深刻思想意義替代重述歷史功績。以土墻為切入點思索歷史興亡權力湮滅、自在的無用之用以及人遭受的輪回不息的代際之苦。文中的土墻作為打通人的感知與萬物真理的“內勁”存在，它起到將讀者的一點思緒引向千千萬萬點思緒的原點作用。至于土墻本身，其輝煌的建造歷史在文中被刻意地簡略了，篇中只簡述一句：“西晉永嘉末，吐谷渾占據洮州今舊城、古戰等地。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五年，吐谷渾在洮州修筑了牛頭城和洮州城等?！盵9]在明朝建筑紅堡子面前，文章也盡可能壓縮客觀史實的講述，以一兩百字簡要交代。對于建成紅堡子的重要人物劉氏父子的經歷，也不以復述的形式展開，而是深入劉氏父子的內心世界，刻畫他們不得不遵守圣命扎根異地的矛盾悲涼心境?？梢娢恼聼o意敘述紅堡子的輝煌歷史，而著眼紅堡子以及紅堡子里老劉他們存在本身這一客觀現實，即薩特所說的“存在先于本質”[10]。人自身并不存在著預設好的本質，他在自己生存的活動中顯現自我的存在，沒有強制性或是規定性的人的本質存在，自由是存在著的人的本質屬性。文中對老劉其存在本身的關注，超于外在強制賦予他的歷史遺留物的性質。紅堡子的過去是歷史給予它的規定性，也將老劉束縛在物的特質中，即文中提到的拜訪老劉的人總想聽他講紅堡子的歷史、見文物圣旨。老劉自身作為存在著的人，反被物的性質遮蔽了。盡管紅堡子在書中單獨成篇，但是敘述要點不在紅堡子輝煌的過往，在于至今仍在的紅堡子以及紅堡子里生活的老劉帶來的原點效應。為臨潭作文是北喬早已計劃的，他預先的設想就是不創作一般通行的歷史散文，不做陳舊的歷史資料的宣傳者，不在文章中做無意義的歷史信息的搬運者。顯然，在《遠道而來》中北喬身體力行地實踐著他的散文創作觀，即便臨潭為他提供了豐富可供書寫的歷史資源，也不以掉書袋式的歷史敘述講述臨潭故事?！哆h道而來》盡力避免陷入宏大的歷史敘述的圈套，避免回到20 世紀“文化散文”鋪設的游記式的“歷史+感悟”的沉疴舊路。

如有的學者言：“真實性與客觀性總是被人們當作一對共生共存的概念，在傳統歷史學中，它們都是歷史敘述獲得權威性的根本標準?！盵11]真實性既是歷史敘述的評判標準，也是歷史敘述的內在要求。歷史敘述以真實性確保符合不同主體價值判斷的一致性，采用歷史敘述的方式能較輕易地取得閱讀主體的認同?！哆h道而來》對歷史敘述的刻意規避，既是北喬出于散文創作觀的主動選擇，也是遠離本地生活的“外經驗”者的無奈之舉。與臨潭江淮文化遺留之風的血脈相親，無法彌補他作為外來者缺失的現實生活的經驗。在臨潭歷史面前，北喬既不是親歷者也不是傳承者，而是外部進入的窺探者。要想詳細系統地了解臨潭的歷史，以達到能信手拈來的地步，對于“外經驗”者而言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書籍資料中翻找古事。這樣雖然保留了歷史敘述的真實性，但不可避免地淪為歷史資料的傳聲筒，作為文學創作喪失了基本的審美屬性。因此，《遠道而來》中歷史敘述的缺失既是作者主觀意愿的選擇，也是在“外經驗”者的書寫下無奈的被動退場。

《遠道而來》中歷史敘述的退場是北喬限于“外經驗”視角的自我選擇，與臨潭江淮遺風的血脈相連，則提供了另一重獨特的視界，將文章視角拉入了臨潭生活的內部，融入當地真實的日常中。本地文化土著們所懷有的“近經驗”，其顯著特點在于因切身的參與感無需專業的語言來描述?！皻v史”這一宏大的概念在當地人的“近經驗”中同樣退場，留下來的是內化為群體共同生活方式的部分。因而在文章的敘述中可以發現，臨潭人從歷史中收獲的并非“外經驗”者觀察到的歷史景點或是歷史故事。對于本地土著來說，他們從歷史中繼承了內化于日常中的普世生活方式。歷史的“遠經驗”概念在臨潭日常中是虛化的，“近經驗”歷史被具象化為有血有肉的人的現實生活。于是《遠道而來》中描繪的臨潭生活，就與海德格爾提到的“此在”取得了內在的聯系。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提出“此在”概念，用以指稱：“本體論意義上人的存在，即人在某一有限時間內的個人存在，亦即指活生生的有喜怒哀樂的人的‘客觀存在’，是‘支撐著意識’的‘現實存在’?！盵12]根據海德格爾的闡釋，只有人意識到了自己存在而感知到自我本質，以自我存在彰顯自己是無需言說的。此在意義上的人是活動著的動態的人，他通過在世界中展開其生存活動來獲取自身的生命價值。至于歷史性這個不是建立在流俗的時間概念基礎上的概念，它并不同“此在”一樣以自身的存在彰顯自身，而是通過“此在”生存的時間性顯現自身，即歷史是屬于“此在”的歷史?！哆h道而來》通過江淮文化與臨潭產生聯結，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書寫著臨潭的“此在”與“此在”歷史的共在狀態。

臨潭的過去封存在寨子、堡子等一眾古跡之中，作者通過深入臨潭人樸素的日常中重新發掘它們鮮活的生命力。海德格爾說過：“一個時代只是因為它是有‘歷史性的’，才可能是無歷史學的?！盵13]人不以歷史學的意義獲取歷史性，歷史性建立在對時間性演繹的建構上。以“外經驗”視角來說，臨潭的“歷史學”在名勝古跡之中，但臨潭人的“歷史性”恰恰就在流轉不息的此在世界之中。因此在《遠道而來》中可以發現，作者將對于外來者而言的大事紀，放置在臨潭人不斷生成著的“此在”中作平淡化、生活化處理。明朝遺跡紅堡子，至今仍有劉家后人居住，還留存著朱元璋封賞劉貴父子二人的文物圣旨。史學賦予了紅堡子重要的歷史價值，文中卻將敘事視點對準老劉夫婦?！皵⑹乱朁c不是作為一種傳遞情節給讀者的附屬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觀點創作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14]。視點的集中排除了冗雜的干擾部分，將讀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創作者設置的重要內容中，以強化表現效果?！冻聊暮恿鳌吠ㄟ^將視點對準老劉，以達到模糊紅堡子的史學價值，聚焦老劉此在世界的目的。紅堡子只是老劉從父輩那里繼承來的，又將繼續傳承下去的居所而已。老劉的“此在”就是紅堡子的歷史。歷史不是通過回望追溯而取得自身的合理性，而是由作為“此在”的人持續地生成著。紅堡子能取得如今的重要地位是因其在時間線上的歷久進程，而歷史性來源于時間性，無論是紅堡子還是老劉都以同一種方式在時間線上運動，在時間中歷史的存在。即便沒有歷史這一概念，老劉和紅堡子依舊具有時間性。歷史只能是人的歷史，紅堡子的歷史同樣如此，它不是被定格的概念，而是隨著人的線性流動不斷向前發展。

《菩薩蠻》有些特別，像一篇原生態、紀實性的非虛構作品。它以抒情的筆觸講述了一位女人在丈夫鋃鐺入獄的情形下，站出來支撐飄搖中的家庭十一年。丈夫出獄后，夫妻二人憑借加工旅游帳篷，在政府和鄉親們的幫助下蓋起了新房，實現了脫貧致富。它讓歷史敘述完全退場，深入臨潭人的此在世界，寫他們的人生變故與小人物內心的堅持。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選派的扶貧干部，北喬掛職臨潭縣，意在深度挖掘臨潭文化，發掘脫貧攻堅中的人物事跡。掛職三年正值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重大的歷史節點為他挖掘臨潭脫貧故事提供了絕佳的時機。與不創作通行意義上的歷史散文一樣，北喬的散文創作觀自我要求不作歌功頌德式的時政性散文，不以宏大的歷史口吻去講述臨潭人的生活故事。這樣一個苦盡甘來“大團圓”式結局的故事，《菩薩蠻》以女人的書信為線巧妙地采用了雙聲性的敘事模式，同時將一個脫貧干部身份“講述”的聲音削弱，把“她”細數自己十一年歷程自我“展現”的心境強化。在講述脫貧故事時如何避免淪為直白淺顯的頌歌，《菩薩蠻》這篇散文給出了較好的范式，即關注具體而真實的人，關注人的“歷史性”而非“歷史”，關注流動超越著的“此在”。具體在散文中表現為：現實世界中的脫貧攻堅戰被隱去，此在世界中“她”的心緒情思成了作者的重點刻畫對象。文中大量的篇幅集中于描繪“她”的生存狀態，刻畫“她”以堅強面對苦難的普通勞動女性形象，而非憶苦思甜式地復述脫貧攻堅的英雄故事。在描寫這一人物形象時，將重大歷史時刻隱藏在“她”家蓋新房政府補貼了十多萬塊錢的細節中，將對臨潭本真之態的書寫蘊藏在了細微之處。捕捉生活細節中流出的美好瞬間，重新發現人性堅韌的品質，對現實進行有溫度的書寫，《菩薩蠻》講述“她”的故事時的溫情敘事，正體現了北喬對極致化寫作的抗拒?！镀兴_蠻》不僅暗含了《遠道而來》關注此在世界的創作觀念，也是彰顯北喬整體散文創作觀的代表性作品。

《遠道而來》中的歷史敘述的退場是主客觀條件共同造就的結果。作為事實上與臨潭相遇不久的外來者，對臨潭歷史不甚了解的客觀情況不能解決。且出于對自身文學性的追求，北喬不愿做史實資料的搬運工。對江淮風情的“近經驗”成就了《遠道而來》暫借文化土著的視角發現臨潭“此在”世界的機會?！啊嗽凇皇且粋€抽象的存在者，他是進入日常生活世界，生存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他不能脫離日常生活世界而存在”[15]?！按嗽凇钡氖澜缡蔷唧w、扎實、日常的世界，人是生存于此的人。這部散文沒有以懸浮者的姿態“觀察”臨潭，而選擇以底層的姿態融入臨潭的日常。文章不將臨潭歷史作為虛化的概念去復述，而將之具現化為生動的人的現實生活，回歸到最本真的現實維度。作為“此在”的人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依存于“此在”的歷史，同樣處在動態發展的流動之中?！按嗽凇迸c歷史共同在時間性中充實的演歷著?！按嗽凇钡臍v史性是一個不斷超越自身的概念，人每時每刻都在創作屬于自我新的歷史，此刻的現實在流動著的時間中也不過是“此在”的刻度與痕跡。當文章落腳在對“此在”世界的表述時，也就在對日常性的強調中實現了對人性溫情面的關注。人文情懷關照下對“此在”世界的書寫，也成就了北喬在散文創作中尋求“此在”的現實作為階段性歷史微觀表達的可能性。

三、在生活本相中尋求精神棲息地

在《遠道而來》的附錄里，北喬這樣形容他與臨潭、與高原的互動關系：“來到臨潭，來到高原，我才發現，高原一直在我身體里，一直在期待我打開?！盵16]這部作品的集名“遠道而來”就是這種關系最凝練的概括，兩者的相遇是相互的“遠道而來”。定居北京的北喬因工作前往西北，于臨潭高原，是千里迢迢到來之人。作為一個生長在江南水鄉的外來游子，臨潭陌生的景物、全新的生活體驗超出了他以往幾十年的人生經驗。人到中年與陌生的高原相逢，高原歷經半生才走進北喬的生命之中，也謂“遠道而來”?！暗馈?，是北喬與臨潭為彼此相逢走過的長途跋涉。對北喬來說，“道”還有另一層含義。高原之上的臨潭，是北喬凝視自我、打撈自我之“潭”；臨潭之地的高原，是北喬以疏闊心境對話生活、對視生命之“原”。老子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盵17]“道”即是萬物派生的原點，混沌宇宙以此為原始，因而不受到外物的同化或異化，“道”只表現它自身未被遮蔽的本真之態?，F代社會中外物的世界紛雜悵惘，人的生存狀態卻愈顯焦慮。在物質世界高度發達的同時，現代人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特別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引發20 世紀九十年代全社會大討論?，F代社會對外在世界的極致化追求恰恰是脫離了原初的“道”?！埃ㄒ徽撸┦侵^無狀之狀，無物之象”[18]?！暗馈笔遣豢裳哉f之“無”，“一”則是稍可感知之“有”，由“道”生出的“一”是天、地、人三者融合的共生狀態?！暗馈辈徽蔑@于萬物的外在形式上，它蘊藏在人與天地自然渾然一體的生存狀態上。在高原臨潭，這種生存狀態就是人質樸而本色的日常情態。在這個意義上，“遠道而來”的“道”，是北喬在臨潭“此在”日常中發掘出的生活本真之道?！斑h道而來”，是長久被忽視的生命純粹之道，在邊遠臨潭的日常中款款而來。與其說北喬是在高原臨潭上體悟到了生活本身之道，不如說高原上的臨潭給了北喬向內打撈自我、尋求內在寧靜之道的機遇。

臨潭的江淮遺風，將散文的書寫身份由遠觀者轉變為生活內部的在場者。但必須注意的是，北喬在創作中能夠借助本地土著的身份介入臨潭現實，依靠的是自身對江淮文化的“近經驗”，而不是基于在臨潭長期濡染造就的天然親近感?！懊恳环N文化都是關系的復合體，都是既有序且相關的部分的多重體”[19]，組成文化的各部分雖然具有抽象的可分性，但是從實際來看構成文化的多重關系復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具有現實的可分性。故而不能將江淮文化從臨潭文化的整體中剝離出來，自然也就不能因北喬對江淮文化的親緣關系，認定他與整個臨潭文化的血脈聯系。從文化成分上看，江淮文化是北喬故鄉文化的主體部分，但其在臨潭文化中只作為文化復合體中的一部分存在。因此在《遠道而來》從文化土著身份展開的敘述只是暫時的，只有在江淮文化濃厚的語境中，文章的表述才會略從外來者的視角中脫離出來。況且，深植于文化內部的基因尚且不足以彌補現實因素造成的客觀疏離：“那個叫‘異樣’東西，總還是不斷挑戰我，我學習語言的能力相當差，這導致我到如今，都聽不懂地道的臨潭話?！盵20]《一個人的高原》中的自述正是北喬和臨潭間隔膜的直接證據。臨潭作為江淮文化的異地變體與高原文化結合后已自成一脈，是區別于正統江淮文化的他種文化?！哆h道而來》中許多細節指明北喬和臨潭之間現實的鴻溝：難以克服的高原反應、差異巨大的飲食習慣、陌生的臨潭方言。這些細微生活的點滴暗示，臨潭作為千里之外的他鄉并不是屬于北喬的“此在”世界。雖然借助文化土著的“近經驗”，北喬暫時窺見臨潭進行著的日常，但是客觀現實注定他無法融入臨潭的“此在”之中。北喬將臨潭視為他故鄉的一部分，在當地文化中尋覓江淮遺風，其實是在寄托對故園舊日的追憶。

北喬與真正的故鄉小鎮朱灣村事實上的聯系，隨著老屋的拆除、親人們的不斷離世以及舊式生活方式的遺失已經被斬斷了。從客觀現實看，他與故鄉僅維系著單方面的精神聯系?？傆[《遠道而來》中零散的故鄉敘述可以發現，北喬對故鄉的書寫并不是完全寫實的，他刻意略去了有關故鄉與童年苦難經歷的敘述。散文中借助幼年記憶代入的鄉村生活，整體以溫情色彩為基調，呈現出兒童視角下特有的天真浪漫、無拘無憂。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是北喬回憶鄉村生活的主要素材。詹妮弗·弗洛伊德認為：“信息與意識之間的阻礙，可能依賴于選擇性注意機制，在這種機制中，盡管有一定程度的無意識處理信息，仍可以從意識中阻斷?！盵21]也就是說，具有主體意識的人會主動將一些不愉快的壓抑到潛意識層面，動機性遺忘會控制個體自主加工不想要的記憶信息，通過遺忘和遮蔽來維持個體良好的生存狀態。這解釋了《遠道而來》中對朱灣村的美化?？梢园l現，散文中塑造的鄉間生活整體而言洋溢著閑適淡然的氣息，即便是父親的嚴厲與威壓，經過時間的沉淀也作為如山父愛的化形出現。最原始的故鄉歷經時間的被動遺忘和北喬主動的動機性遺忘兩重篩選后，遺留下來的多是美好愉快的部分，喪失了其真實的形態?！哆h道而來》中的故鄉書寫是失真的，是作者借助記憶為自我營造的美好世界。真正的故鄉已經淪為虛幻，只不過這份虛幻不經意間與臨潭現實的具象重疊了。高原上的臨潭，讓北喬得以重新走進舊時江淮文化的實處，重回生活現場，在日常微小的幸福中獲取靈魂的滿足與救贖。因而無論記憶中的小鄉村還是眼前的臨潭高原，都只是北喬渴求的精神棲地的現實投射，都是他試圖深入現實的生活本相中尋求的精神原鄉。

在《山，就在那里》中，作者說：“我的眼前就是一座座村莊，就像我在異鄉想象生我養我的村莊，更像那些我從未進入，只是草草張望過的村莊?！盵22]這一段文字說明將故鄉村莊進行理想化并非北喬創作的終極追求。臨潭將江淮生存方式重新帶回北喬的散文創作視野后，他重回生活的底部尋求具有普世意義的精神原鄉。在這個意義上《遠道而來》的書寫無關江淮，更無關臨潭，是為了塑造一個精神棲息的“澄明之境”。海德格爾說：“事物的本質喜歡躲藏自己?！盵23]眾多事物總是在其行動中克制自己，遮蔽自我。而澄明之境中，事物的本質會實現自我解蔽，展示其本質。澄明之境賦予事物顯示本質的可能性?！哆h道而來》通過對現實中臨潭“此在”世界的深入挖掘、對記憶中童年故鄉的美化書寫來構建這個澄明之境。北喬散文中塑造的澄明，以現實為根基，卻解構了現實的瑣碎繁雜回歸其溫情的生活本質。海德格爾的哲學理念以“無”為最高境界，“無”意味著單純的在場被永恒取代，有形之實消散為無形之象?！俺蚊鳌奔纯諢o一物，事物恢復其本質，從外物賦予的規定性中解放出來，回歸到最本真的狀態。對人來說，意味著擺脫遮蔽狀態回歸本源純粹性，獲得生命敞開的自由之態。澄明之境也成了北喬實現靈魂棲息的詩意樂園、精神原鄉?！哆h道而來》中整體對臨潭此在世界的再發現，以及對故鄉“烏托邦”式的敘述，都可以看作是這一精神原鄉由內向外的投射，是一次遠行后的精神還鄉。

行走于甘南高原，凝望歷史在當下的點滴，北喬展開與心靈的對話，審視著自我的靈魂?！敖涷灐闭吆汀斑h經驗”者的雙重身份，讓他既保持著外來者的清醒意識俯瞰臨潭高原的全貌，也能暫借文化土著的身份深入臨潭文化內部。獨特的文化視角將創作角度重回生活現場，以同行者的身份發掘生活的本相，進入臨潭的“此在”世界，發現日常生活的詩性審美，體會“此在”與歷史共同流動的共在狀態。無論是高原上的臨潭還是記憶中的故鄉小鎮，都寄托著北喬對精神原鄉的追求。在隱秘而深邃的隱喻中，臨潭和朱灣村共同搭建起了滋養北喬文化心神的精神原鄉，成為他靈魂深處的慰藉。烙印進北喬生命的原鄉意識，也成為了其文學書寫的內在氣質。在藝術上，這部散文語言質樸深沉、暢然平和，筆調平易樸素。文字漫散視點多變的同時，內在以智性思考為支柱展開，在平實的語句中蘊藏明晰透徹的哲學思辨。以西部臨潭高原作為散文創作的主體，以非極致化的創作姿態進入生活現場，實現了與日常的對接。整部散文沉浸在歷史的氣息中而跳出歷史敘述模式，超出了對歷史或是現實的摹寫式創作，也意味著一種北喬式的新的散文范式的出現。這不是待在書房中進行文體實驗得來的，而是扎根特殊樣本的生活自然催生的，體現了藝術與生活的同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