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居民養老福利態度影響因素研究

宋琪

摘要：隨著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我國養老壓力正在逐漸增大。居民養老福利態度是影響相關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了解居民養老福利態度及其影響因素，對于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本文通過CGSS2017數據來研究影響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因素，發現居民養老福利態度會受到居民自利因素影響，其中，大學本科受教育程度、基本養老保險、兒子數量和孝道觀念這四個因素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具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養老；福利態度；CGSS2017；自利因素；影響因素

一、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生育率顯著下降，離婚率也在不斷攀升。國家與社會都在作出一些嘗試來應對老齡社會的到來。三胎政策的提出、退休年齡的延長、養老模式的探索都是對這種趨勢的回應。隨著 “4—2—1”結構的核心家庭在社會中成為主流家庭模式，現代家庭中的養老壓力也在不斷增大。研究居民對養老福利的態度是制定有效政策的關鍵因素，深入分析這些態度及其影響因素，將有助于制定出更加積極合理的養老福利政策。因此，文章基于CGSS2017的數據，深入探討了影響居民對養老福利態度的各種因素，以及他們對養老責任的認知，并分析出其背后的原因。

二、文獻回顧

福利態度通常指的是國民對于國家為保障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穩定與社會公平而實施的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的態度與評價。福利態度反映了公眾對政府提供福祉的認可和贊賞，它體現了公眾對政府職責和作用的全面認知。

關于福利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西方學界主要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在宏觀的社會層面，福利模式對于不同國家的福利制度產生重要影響。福利模式不同，民眾的福利態度也不同。有學者將社會福利國家模式分為三種類型，即自由主義、保守—合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這三種社會福利國家模式中，國民對政府的福利態度呈現出從低到高的變化。[1]在微觀個體層面上，自我利益是影響居民福利態度的重要因素。自我利益假設認為，那些能夠從社會保障制度中得到好處更加依賴社會福利政策的群體對福利制度的態度更加正面與積極。[2]

西方學者關于福利態度的研究，對于國內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關于福利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國內學者主要側重于從個體自利因素出發，通過各種調查數據來探究居民的福利態度。黃葉青通過研究發現在不同的社會福利模式的國家，人們普遍認為政府應該承擔福利責任。[3]楊琨通過研究發現老年人更加關注生活基本保障這一方面的政府福利責任；同時，在影響老年人福利態度的因素中，自利因素影響較大，制度因素影響較小。[4]李芬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具有以下屬性的群體更加支持政府來承擔養老福利責任，這些屬性包括女性、年齡越大、社會權利觀越強、子女數量越多以及養老觀念越傳統。[5]通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以往學者研究了性別、年齡、子女數量、養老觀念等自利因素對福利態度的影響。本文創新之處在于研究社保項目的參與、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與孝道觀念等新變量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

根據以上文獻梳理，本研究提出以下六個研究假設。

假設1：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會影響其養老福利態度。

假設2：居民兒子數量越少，越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

假設3：居民女兒數量越少，越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

假設4：越是支持孝道觀念的居民，越不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

假設5：越是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的居民越不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

假設6：越是擁有基本養老保險的居民越不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

三、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文章所使用的數據來自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以下簡稱CGSS2017）。2017年的問卷共有12 582個樣本，除缺失值后最終得到3 929個樣本。對于文章中的自變量和因變量來說，CGSS2017的數據是目前可以得到的最全面的數據，包括社保項目的參與、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孝道觀念、養老福利態度，該數據為探討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因素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

（二）變量選取

文章主要研究社保項目的參與、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與孝道觀念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詳見表1。

1.因變量

文章的因變量為居民養老福利態度，數據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c4“您認為在我國主要應該由誰照顧老人”。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1代表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0代表居民不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這樣處理后形成二分類的虛擬變量 “taidu”，即居民養老福利態度作為本研究的因變量。

2.自變量

文章的自變量包括社保項目的參與、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孝道觀念。社保項目的參與這一自變量包括基本醫療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這兩類?；踞t療保險這一自變量主要源于CGSS2017問卷中問題a611“您目前是否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生成變量 “yiliao”，1代表參加，0代表沒有參加?；攫B老保險這一自變量源于CGSS2017問卷中問題a612“您目前是否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生成變量 “yanglao”，1代表參加，0代表沒有參加。

受教育程度的數據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a7a“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什么”。先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jiaoyu”，分為六個等級，1代表小學及以下，2代表初中，3代表高中及相當，4代表大學?？?，5代表大學本科，6代表研究生及以上。

兒子數量的數據來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a681“請問您有幾個兒子 （包括繼子、養子在內）”。先將答案進行賦值，考慮到生育規律及中國收養規定，剔除掉兒子數據大于21人的個案，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erzi”。女兒數量的數據來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a682“請問您有幾個女兒 （包括繼女、養女在內）”。先將答案進行賦值，剔除掉女兒數據中不合理數據，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nver”。

孝道觀念的數據來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c131“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成年子女有照顧父母的義務這一觀點”。先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xiaodao”，1表示同意，0表示不同意。

3.控制變量

本研究控制變量選擇人口學變量中的戶籍身份、性別和身體狀況。

1955年實行的戶籍制度導致了城鄉二元結構產生，城鄉的差別也會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影響。關于戶籍身份的數據來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a18“您目前的戶口登記狀況是什么”。先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hukou”，1代表農業戶口，0表示城鎮戶口。

關于性別的數據來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a2“您的性別是什么”。先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girl”，1代表女性，0代表男性。

關于身體狀況的數據來源于CGSS2017問卷中的問題a15“您的性別是什么”。先將答案進行賦值，對選擇無法回答的樣本進行剔除后，對剩下的樣本進行重新編碼，最終得到變量 “shenti”，0代表不健康，1代表健康，2代表一般。

受調查的限制，所選變量只是在某種程度上簡單加以反映，文章重在考察研究假設是否得到驗證，在這里并不強調模型的解釋力。

（三）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進行分析，主要由于因變量屬于二分類虛擬變量，符合二元logistic回歸的方法要求。由于根據一次調查很難判斷因果關系，再加上變量選擇上存在局限，所以文章并不試圖考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僅僅分析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相關是否顯著，探究自變量每變化一個單位對因變量發生概率的影響。

四、研究主要發現

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可以得出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表 （詳見表2）。

模型1只加入控制變量，模型2是自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全模型，模型3是在觀察到模型2中城鎮戶口這一控制變量顯著的情況，所以具體來看當居民為城鎮戶口時，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從模型1可以看出，控制變量中的健康的身體狀況、城鎮戶口都會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產生顯著影響。

從模型2可以看出，大學本科受教育程度、基本養老保險、兒子數量和孝道觀念這四個因素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具有顯著的影響。第一，當受教育程度為大學本科時，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會降低36%。也就是說受教育程度越低，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就越高。這驗證了假設1的觀點。第二，在社會保障項目的參與中，基本醫療保險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不顯著，基本養老保險對居民福利態度的影響顯著。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更高，比沒有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高20%。假設5沒有得到驗證，假設6被推翻，得到相反結論。第三，在子女數量方面，兒子數量對居民養老態度具有顯著影響，兒子數量越多，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就越低，比兒子數量少的居民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低12%，假設2得到支持。女兒數量對居民養老態度的影響不顯著，假設3未被證實。第四，孝道觀念會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產生顯著影響。居民越是同意成年子女有照顧父母的義務這一觀點，其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的概率越會下降，數據顯示比不同意傳統孝道觀念的居民下降了49%。假設4得到驗證。

由于模型2中顯示健康的身體狀況和城鎮戶口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具有顯著影響，因此筆者按照戶籍類型作出模型3和模型4。模型3代表當居民為城鎮戶口時，其他自變量對其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其中，大學本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養老保險、兒子數量這幾個變量對養老福利態度具有顯著影響。模型4代表當居民身體狀況為健康時，其他自變量對其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數據顯示，大學本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養老保險、孝道觀念和城鎮戶口對養老福利態度具有顯著影響。

五、討論

文章通過對CGSS2017數據進行分析，來探究社保項目的參與、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與孝道觀念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證實了一些研究假設。居民養老福利態度會受到居民自利因素影響，其中，大學本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養老保險、兒子數量和孝道觀念這四個因素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具有顯著的影響。居民受教育程度為大學本科時，接觸的文化資本更多，接收的信息也更多，其思想可能會更加多元化，可能越傾向于通過多種途徑進行養老，而不是僅僅依靠政府。擁有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更加了解國家相關政策，越信賴政府，可能就更傾向于政府解決問題，其中包括了養老。兒子數量越多的居民會更加相信 “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傾向于選擇由兒子承擔養老責任。孝道觀念中居民越是同意成年子女有照顧看成父母的義務，那么更有可能依賴子女養老，而減少對國家養老的期待。文章驗證了以往研究中性別、年齡、子女數量、養老觀念會對福利態度產生影響的觀點，同時研究發現基本養老保險、大學本科受教育程度也會對福利態度產生顯著的影響。

通過以上結論，可以得到一些啟發。第一，個體由于孝道觀念而產生的養老方式的差異，國家可以完善養老服務模式。一部分人還是依賴家庭養老，伴隨著老齡化社會到來、家庭結構趨于核心化，子女承擔養老照料的壓力也會增加，這就需要國家完善相關法律，給予政策與經濟上的支持。第二，國家近些年也在不斷探索養老模式，養老事業與養老產業也逐漸出現，這也需要健全養老產業相關法律，維護好市場秩序，加強對提供養老服務機構的監督。與此同時，也要繼續實現多種養老模式并存的新局面，考慮到多種群體因經濟、文化等原因存在的差別，提供相應服務。第三，政府通過多種媒介向居民傳播關于養老福利政策的觀點，拓寬居民對于該領域的認知，以期養老觀念多樣化。第四，積極汲取發展型福利政策的理念，重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關注社會福利政策對于經濟發展的積極貢獻。經濟發展對于提高生活標準至關重要，同時社會服務也可以反過來促進經濟發展。

六、結束語

文章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大學本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養老保險、兒子數量和孝道觀念這四個自變量可能對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解釋不充分，還存在一些未被考慮到的自變量也會影響居民養老福利態度；二是文章僅以CGSS2017數據為例探究居民養老福利態度的影響因素，數據單一。未來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理論框架來深入研究福利態度，同時通過更新的數據來驗證我國居民的福利態度實際狀況。

參考文獻：

[1] 鄭春榮，鄭啟南.新世紀以來德國民眾福利態度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公共行政評論，2018（3）：82，85.

[2] 楊琨.我國老年人個體—家庭福利態度的影響因素及特征研究[J].西北人口，2018（1）：80.

[3] 黃葉青，余慧，韓樹蓉.政府應承擔何種福利責任？：公民福利態度的影響因素分析[J].公共行政評論，2014（6）：88-106，165.

[4] 楊琨.我國老年人個體—家庭福利態度的影響因素及特征研究[J].西北人口，2018（1）：79-86，94.

[5] 李芬，趙冠群，王章佩.誰更支持政府承擔老年照護責任？：基于CGSS2017居民福利態度的考察[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40（03）：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