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有機銜接：內在邏輯與策略思考

李瑞華 丁春艷

（青海師范大學，青海 西寧 810016）

前 言

教育脫貧攻堅作為“脫貧攻堅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充分發揮了基礎性、 先導性和全局性作用。 通過實施一系列脫貧攻堅舉措，2020 年底如期實現了教育脫貧工作目標。 根據教育部的相關統計，教育脫貧工作開展以來，學前兒童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8.1%， 基本實現了覆蓋城鄉的學前教育網絡； 累計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10.8 萬所， 極大改善了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辦學條件；2020 年貧困縣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4.8%， 貧困家庭學生輟學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每年惠及4000 多萬人， 累計6.41 億人次貧困學生得到教育資助， 數千萬貧困家庭學生通過接受職業教育培訓實現脫貧。[1]

在開展脫貧攻堅工作的同時， 黨中央即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2018 年8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 中要求“統籌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2]同年9 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再次提出，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 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統籌鄉村教育事業發展。[3]頂層設計與目標要求越來越趨于明晰化。隨著脫貧攻堅行動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上日程， 鄉村教育振興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隨之同步展開。

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相銜接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對兩大戰略的有機銜接以及促進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做好二者有機銜接研究，既有利于建立教育脫貧的長效機制， 又有利于促進鄉村教育的健康發展,進而以高質量教育賦能鄉村振興，更好地為鄉村建設服務。 隨著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 學術界對于兩大戰略相銜接的研究日益增多， 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大戰略有機銜接的宏觀理論方面。[4][5]關于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相銜接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研究成果還非常有限， 主要是基于教育脫貧實踐的邏輯推演與分析。[6][7]本文從鄉村振興戰略出發，以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相銜接的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為基本分析框架， 厘清二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同時結合對青海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田野調查結果， 進一步思考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的銜接策略， 助力民族地區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一、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的內在邏輯解析

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有機銜接研究是對二者邏輯關系的雙向思考。 一方面是在當前鄉村教育振興背景下對教育脫貧攻堅的再思考， 即如何利用鄉村教育振興所明確的政策措施來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 另一方面需要從教育脫貧攻堅出發對鄉村教育振興進行再認識，明確當前和今后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和發展問題。因此，在教育脫貧攻堅的基礎上統籌推進鄉村教育振興，必須明確二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把握好目標方向和政策著力點。

（一）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的理論邏輯

總體而言， 教育脫貧攻堅是鄉村教育振興的首要任務， 鄉村教育振興是教育脫貧攻堅的邏輯延續，二者在目標規劃、政策措施、體制機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性、繼承性與發展性，有些是一體兩面、有些是相互補充和相互建構。

其一，目標的相通性與發展性。從長期目標來看， 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都是從國家發展戰略出發， 為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的戰略部署和全面規劃，其出發點都是教育強國，助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二者具有共同的長期戰略目標。從中期目標來看， 二者都是為建設美麗鄉村提供人才支撐，塑造鄉村建設新主體，提供發展新動能，滿足廣大鄉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因此二者在中長期的戰略目標上相融互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從具體目標來看， 教育脫貧攻堅的主要目標是加強貧困地區教育基礎設施建設， 全力進行控輟保學，努力實現“讓貧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的扶貧目標，為鄉村教育振興提供學生基礎和物質保障，具有階段性的特點；鄉村教育振興即是在此基礎上， 從鄉村教育的整體和全局性出發，以提升鄉村整體教育水平為基本目標，并與鄉村文化建設、 鄉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目標相整合、相協調，具有戰略宏觀性和長遠性的特點，是教育脫貧目標的發展與延續。

其二，政策的連續性與互補性。貧困教育和貧困學生主要出現在農村， 因此無論是教育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教育振興， 其政策對象是農村教育和農村學生，因此二者在政策上具有一定的連續性。2021 年4 月30 日教育部等四部門發布了《關于實現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 提出設立5 年的教育脫貧鞏固期，“到2025 年，實現教育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農村教育普及水平穩步提高， 農村教育高質量發展基礎更加夯實， 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教育幫扶機制愈加完善，城鄉教育差距進一步縮小，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升， 鄉村教育振興和教育振興鄉村的良性循環基本形成。 ”[8]從政策來看， 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成為鄉村教育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政策上有5 年的鞏固和延續期。同時，從鄉村教育的整體出發謀劃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同步展開， 其局部的幫扶政策與整體性發展政策構成了一定的互補性。

其三，內容的交織性與遞進性。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在內容上有一定的交叉。 例如鄉村學校的建設、 義務教育的鞏固和困難學生的幫扶等工作都作為重點內容， 但又具有一定的遞進性。 教育脫貧攻堅更多關注貧困地區的教育和貧困學生群體，主要提供基礎性的物質幫扶，其內容的實施具有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定性。 鄉村教育振興更多地關注鄉村整體教育質量的提升以及與鄉村教育發展相關的鄉村文化建設等多個方面。 在這一過程中，局部、個別的教育幫扶工作與整體教育的持續發展相輔相成，形成良性的發展循環，其內容在空間與時間上都具有一定的拓展性和遞進性。 從當前的教育實踐來看,相關內容的銜接得以持續進行并不斷得到優化。以青海為例，雖然民族地區已整體脫貧， 但是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活動一直在延續并進一步擴大資助范圍。 從2021 年開始，在原有建檔立卡貧困學生的基礎上，擴大到非建檔立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包括低保家庭學生、邊緣易致貧家庭學生，脫貧不穩定家庭學生等，資助政策更加完善，覆蓋范圍更廣。

其四，體制機制的互通性與協同性。脫貧攻堅行動中，在體制機制上實行的是“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和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領導責任制， 為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和組織保證。 2021 年教育部等四部門發布了《關于實現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要求在鄉村教育振興工作中做到“一盤棋、一體化”推進。要求“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要求，建立統一高效的實現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議事協調工作機制， 形成責任清晰、各負其責、執行有力的鄉村振興領導體系，實現政策體系、制度體系和工作體系的平穩過渡。 ”[9]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作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大組成部分， 同樣體現為體制機制上的互通性與協同性，為二者在目標、內容與措施上的銜接提供有力保障。當前，從教育部到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門， 已同步將教育脫貧攻堅領導機構改換為鄉村教育振興領導機構， 以利于更好地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有效銜接。

（二）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的實踐邏輯

從實踐邏輯來看， 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二者之間既有時間維度上的先行后續關系，又有空間維度的交叉重疊關系。 這種雙重維度的繼承發展關系體現為二者一定程度的共性與差異性，同樣體現出政策著力點的不同。

其一，先行任務與邏輯延續。教育脫貧攻堅是實現鄉村教育振興的先行任務， 鄉村教育振興是教育脫貧攻堅的邏輯延續。 教育脫貧攻堅具有時間上的緊迫性和實施目標上的階段性特點。 2016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的《教育脫貧攻堅“十三五”規劃》，目標要求“到2020 年，貧困地區教育總體發展水平顯著提升， 實現建檔立卡等貧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 保障各教育階段從入學到畢業的全程全部資助， 保障貧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學，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困難而失學。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職業教育、 高等教育或職業培訓實現家庭脫貧， 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顯著增強。 ”[10]這一目標指向特定的群體和特定對象，主要目的是解決貧困地區的教育貧困問題，著力補齊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短板， 同時截止時間為2020 年底， 體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和緊迫性特征。比較而言，鄉村教育振興是在教育脫貧攻堅的基礎上對鄉村教育的頂層設計， 是在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統籌謀劃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在目標與內容維度上都體現出一定的先行后續關系。

其二，特惠幫扶與普惠支持。教育脫貧攻堅是對特定區域的特惠幫扶， 其實施范圍主要限定在“貧困地區”，尤其是“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主要幫扶對象是現行標準下的農村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學生。 2018 年教育部、國務院扶貧辦聯合下發了《深度貧困地區教育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 年）》，要求到2020 年，“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教育總體發展水平顯著提升， 實現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11]財政部、教育部同步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財政投入管理，深入推進“三區三州”教育脫貧攻堅的指導意見》，強調中央財政加大對“三區三州”的教育支持力度，其他相關教育轉移支付資金將“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作為重要因素考量向“三區三州”所在省份傾斜， 重點支持深度貧困地區的教育脫貧攻堅。[12]這些政策為深度貧困地區的教育脫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與資金保障，“特惠” 的特點尤為突出。 鄉村教育振興則是通過普惠性支持促進鄉村教育的全面發展，與鄉村振興行動一體統籌，惠及所有的鄉村教育?！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中強調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機制、繼續堅持財政優先保障、 加大金融支農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13]為鄉村振興提供資金保障。

其三，微觀施策與整體謀劃。教育脫貧攻堅最大特色在于堅持教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強調從貧困地區和貧困學生的具體實際出發，制定傾斜性和差別化的支持政策。 首先是根據現行貧困標準劃定貧困地區與深度貧困地區， 對貧困人口進行建檔立卡， 建立建檔立卡貧困教育人口底數臺賬，精準定位每一個貧困學生，于每年春秋兩季進行建檔立卡貧困教育人口信息核查，并建立教育資助狀況年度報告制度， 為精準實施教育扶貧政策、精準投放教育扶貧資金提供依據。二是建立教育扶貧臺賬。 以縣為單位建立各級各類教育統計數據臺賬，摸清現狀和需求，測算基本建設、設備購置、教師隊伍建設、學生資助等方面缺口，完善各類教育扶貧項目儲備庫。三是建立教育扶貧財政投入年度報告制度， 及時掌握各地財政教育扶貧相關經費安排情況。[14]總之，教育脫貧攻堅是因人因地施策，下足繡花功夫實施靶向治療。鄉村教育振興更多地強調鄉村教育的協同發展和整體推進，有計劃、有步驟地通過政策支持和持續改進，統籌推進農村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具有整體性、協調性和前瞻性的特點。

二、民族地區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銜接中的問題分析

基于以上對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銜接關系的理論闡釋， 結合對青海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結果，對二者銜接中存在的問題做如下梳理。

（一）思想認識上的滯后性

對于民族地區的教育脫貧攻堅， 從各級政府到學校，從學生到家長，在思想認識上形成高度共識。在青海省的教育脫貧攻堅行動中，除教育部門以外，包括統戰、婦聯、民政、民宗、公安、司法等部門聯合參與，全民動員、合力攻堅。 對于與此相銜接的鄉村教育振興， 在其意義功能等方面的認識存在明顯不足?！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強調，鄉村教育既承載著傳播知識、塑造文明鄉風的功能，更為鄉村建設提供人才支撐，在鄉村振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因此，在頂層設計上把包括公共教育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在鄉村，優先發展鄉村教育事業，著力改變鄉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現狀， 逐步縮小城鄉差距，最終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用優質教育為鄉村振興注入更多發展動能。 對此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尚缺乏正確的認識， 其思想認識仍停留在教育脫貧攻堅階段，尚未形成戰略意識與前瞻性思維，由此產生的動力不足問題也較為突出。

（二）目標規劃上的模糊性

在教育脫貧攻堅階段，脫貧目標較為具體，如對學前教育的入園率、 義務教育的鞏固率都有明確目標要求。對于貧困學生的資助，如何精準識別貧困學生，如何進行有效幫扶，其行動目標清晰可見，容易進行精準施策。 相對而言，鄉村教育振興的目標是以提升鄉村整體教育水平為基本目標，并與鄉村振興的其他方面相整合、相協調，因地施策，促進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因而在具體目標上不具有整齊劃一的清晰性?！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指出：“進一步提升脫貧地區公共服務水平，繼續改善義務教育辦學條件，加強鄉村寄宿制學校和鄉村小規模學校建設。 加強脫貧地區職業院校（含技工院校）基礎能力建設。 繼續實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在脫貧地區普遍增加公費師范生培養供給， 加強城鄉教師合理流動和對口支援。 ”[15]這一政策體現了對教育脫貧攻堅的鞏固與延續。結合5 年的脫貧鞏固期，各地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制定鄉村教育振興目標。 從調研情況看， 目前各地仍在延續教育脫貧攻堅階段的目標任務， 均缺乏對鄉村教育發展的整體謀劃，亦缺乏具體明確的階段性目標規劃。

（三）內容實施上的刻板性

從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的具體內容來看，二者既有一定的聯系也存在一定的區別。教育脫貧攻堅的內容相對具體， 而鄉村教育振興的內容較為彌散，存在著操作性強與弱的問題。教育脫貧攻堅的內容大體包括學前教育的發展與鄉村幼兒園的建設；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與辦學條件的改善；貧困學生的資助與幫扶；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餐的供給與改善； 義務教育階段的控輟保學及鞏固；鄉村教師隊伍的建設與素質提升；教育信息化2.0 行動計劃的實施與推進；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普及與推廣等幾個方面，內容上容易把握，相關評價也易于操作實施。 而鄉村教育振興實施范圍上的整體性與目標的宏觀性決定了內容的多樣性與彌散性。在我們的實地調研中，對于鄉村教育振興內容的認識基本停留在教育脫貧攻堅內容上。例如對困難學生的補助、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的營養餐供給、義務教育鞏固率的提升等，從政策到制度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續并持續得以優化。 對于鄉村教育振興如何進行整體推進， 哪些內容需要補充調整， 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尚缺乏應有的思路與規劃。

三、民族地區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有機銜接的策略思考

根據以上分析， 結合當前民族地區鄉村教育實際， 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提出銜接策略以及在實施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理論維度的思考

基于對民族地區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有機銜接的理論邏輯解析，綜合來看，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銜接工作。

其一，強化思想觀念的銜接。觀念是行動的先導， 要實現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的有機銜接，首先要有持續奮斗的心理準備，不能因為教育脫貧任務的完成而有所懈怠， 應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教育脫貧工作是基于低標準下的教育實踐而提出的教育脫貧目標，距離“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還有較大的差距，因此教育脫貧攻堅目標的達成不是終點，而是新征程的起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貧困縣摘帽后，不能馬上撤攤子、甩包袱、歇歇腳，要繼續完成剩余貧困人口脫貧問題，做到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 這就要求我們要有長期奮斗的心理準備。打贏教育脫貧攻堅戰后，要在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持續推進鄉村教育整體發展，并與鄉村文化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鄉村振興行動相結合，協同推進，促進鄉村文化教育事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為鄉村振興提供人才基礎與智力支撐。

其二，推進目標規劃的銜接。 廣大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相對滯后、教育基礎總體薄弱，教育扶貧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各種問題也會長期存在。 例如當前民族地區鄉村的學前教育尚未實現全覆蓋， 義務教育的鞏固率仍有待進一步提高，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仍需進一步改薄，師資力量、教育信息化水平仍有待進一步提高，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能力相對不足等等， 因此完善農村教育基礎設施建設， 提升農村教育公共服務水平和教育信息化水平， 提高鄉村教師專業素質等，這既是脫貧攻堅戰略的基本要求，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石。 首先應將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納入鄉村教育振興總體規劃， 并逐漸將部分教育扶貧項目納入鄉村教育振興戰略的常規貧困治理軌道，建立起教育扶貧長效機制。 其次，各地方應從自身教育實際出發， 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鄉村教育振興目標規劃，明確階段性目標，分梯次推進， 實現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目標有機銜接。

其三，力促方針政策的銜接。方針政策銜接是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銜接的重點內容。在教育脫貧攻堅階段， 教育扶貧政策主要是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學生而制定的扶持政策。 鄉村教育振興階段， 應通過完善鄉村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政策，實現鄉村教育振興政策從“特惠”到“普惠”的轉變。 需要全面梳理教育精準扶貧政策，實行分類處置。具體而言，一是將現有鄉村教育發展、職業培訓、教育產業扶貧等政策納入鄉村教育振興常規政策中；二是對過渡期的教育扶貧政策繼續沿用一段時間，確保平穩過渡；三是取消那些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政策措施， 出臺持續促進鄉村教育振興的政策措施，例如優先發展農村教育政策、鄉村振興的人才回歸政策、鄉村就業促進政策等，需要確立新的質量標準和衡量指標。

其四，做好體制機制的銜接。體制機制銜接是兩大戰略能否落地的保障性措施。 鄉村教育振興需要借鑒教育脫貧攻堅的成功經驗來健全鄉村教育振興的體制機制。 首先是參與主體及其動員機制的銜接。 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均離不開外部支持和內生動力的雙重支撐。 雖然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的實施主體都是政府，但是鄉村教育振興要在政府的引導下發揮社會力量和市場的主體功能， 因此為推進參與主體的有效銜接，既要運用行政機制，充分利用政府資源，還要充分動員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 廣泛吸收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在鄉村教育振興中的作用。其次是工作機制銜接。 鄉村教育振興以總結教育精準扶貧經驗，將“扶貧與扶智相結合”“輸血與造血相結合”的教育脫貧工作機制轉化為以“扶智”和“造血”為主的鄉村教育振興長效機制。 再次，具體措施銜接。 借鑒教育脫貧中的有效做法與“精準”經驗，將鄉村教育振興長遠目標與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經濟振興充分結合，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的鄉村教育振興扶持措施， 探索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有效路徑。

（二）實踐維度的思考

基于對民族地區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教育振興有機銜接的實踐邏輯解析提出以下銜接策略，以期對未來的銜接實踐提供啟示。

第一， 處理好鞏固教育脫貧成果與提高鄉村教育質量的關系，在“鞏固”與“提高”上雙重用力在教育脫貧攻堅階段， 主要任務是補齊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短板，做好基礎教育鞏固工作。在一系列精準扶貧措施與教育幫扶政策的實施下， 有效保障了貧困地區的教育機會公平，基本實現了“人人有學上”的普惠目標。通過全面改薄建設，鄉村學校的基礎教育教學設施與以前相比有了極大的改善。

對于民族地區鄉村而言， 由于民族地區教育基礎薄弱，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民族文化的影響，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任務還很艱巨。 一是貧困家庭學生的幫扶問題。 雖然已經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相對貧困現象將會長期存在。以青海涉藏地區為例，由于地處高寒，常遭遇風災、雪災等重大自然災害， 造成牲畜死亡和草場銳減的物質損失和高海拔牧區多發肺結核等高原性疾病，很容易造成藏族群眾的因病返貧。 基于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 對相對貧困家庭和返貧高風險家庭學生的教育資助也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二是義務教育的鞏固問題。 目前義務教育的鞏固率達到95%以上，但仍存在失輟學反彈的風險，同時隱性失學現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控輟保學”的任務也將在相對較長的時間內得以繼續存在。 相較于教育脫貧攻堅成果的鞏固， 在提高的問題上也需要精心謀劃。 如進一步提高各級各類學校的師資水平和教育質量， 提高教育保障能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鄉村基層治理能力， 是當前鄉村教育振興中的重要任務， 因此在民族地區鄉村教育振興進程中，需要在“鞏固”與“提高”上雙重用力。

第二，處理好“輸血”與“造血”的關系，完成從外部支持到增強內生動力的轉變。 在教育脫貧攻堅階段，教育的幫扶主要以外部支持為主。一方面提供資金支持， 加強民族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辦學條件；一方面大力開發教師資源，通過東西部協作支援、 大學生頂崗支教等手段補充教師隊伍。在鄉村教育振興的實施過程中，需要逐步完成從外部支持到內生性發展的轉變，即從“輸血”與“造血”相結合轉變為以“造血”為主。要實現這一轉變，一是要構建新型的鄉村基礎教育體系。對于民族地區來說，不宜固守“鄉辦小學、縣辦初中、州辦高中”這一基本教育格局，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構建鄉村基礎教育體系， 擺脫傳統的鄉村教育弱勢地位。 二是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擺脫目前的依靠外援狀態。目前民族地區普遍存在教師缺編問題， 包括絕對缺編和結構性缺編。 目前解決這一問題主要靠東西部對口支援和大學生頂崗支教等方式來解決。 這種短期效應的解決辦法不能解決鄉村教育的根本問題， 同時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使鄉村教師隊伍長期處于不穩定和“邊緣化”狀態，因此需要從政策、制度上保障鄉村教師隊伍的穩定性， 增強鄉村教育發展的內生動力， 才是促進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之策。

第三，處理好培養人才與吸引人才的關系，實現從“鄉村教育振興”到“教育振興鄉村”的歷史性跨躍。 鄉村教育振興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教育振興鄉村，即為鄉村振興提供人力資源保障。為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穩定鄉村教師隊伍政策，如《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等，通過提高工資待遇、創造優惠條件來吸引人才，穩定教師隊伍。在當前的鄉村教育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 需要具有前瞻性思維，加強政策性的支持與保障，既要“培育人才”又要促進“人才回流”，進而完成教育振興鄉村的任務。為此，一是要構建以“育人”為核心的鄉村教育觀。 即在鄉村振興背景下，以培育“鄉村建設主體”為目標，重塑鄉村教育對象的鄉村文化認同，建立鄉村文化自覺， 為扎根鄉村提供心理文化基礎。二是加強鄉村的基礎教育供給側改革。要準確把握民族地區鄉村基礎教育需求變化, 動態調整供給機制,兼顧均等化與差異化,提高鄉村教育的供給能力。[16]三是加強鄉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公共文化體系建設。 鄉村富裕、鄉風文明、交通便利、生態宜居是吸引人才的前提和基礎，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是吸引高質量人才的重要保障。 因此，發展鄉村經濟，促進鄉村的經濟繁榮與文化繁榮，同時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增加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才能吸引高質量人才落戶鄉村、扎根鄉村。

結 語

教育自身所具有的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促進教育公平、傳承優秀文化、培育人力資本等功能特質決定了其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作為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 教育脫貧攻堅與鄉村教育振興在頂層設計上具有一定的承繼性、 兼容性和內在契合性。要實現二者有機銜接，在理論上要明確二者的戰略定位與任務轉換，立足長遠，從思想觀念、目標規劃、政策措施、體制機制等方面著手進行無縫對接；在實踐層面，需要明確政策的著力點， 在鞏固教育脫貧攻堅成果與提高整體教育質量上雙重用力， 積極培育新型的鄉村教育發展主體，實現從扶助式發展到內生性發展的轉變。同時鄉村教育振興要與鄉村文化建設、 鄉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鄉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等相結合，并與當地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 文化特色等相協調，形成良好的教育與文化生態格局，實現鄉村教育的健康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