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接觸對中老年人數字技術適應的影響研究
——基于對湘西開放大學的調查分析

北愈安

（湘西開放大學，湖南 吉首 416000）

一、問題的提出

2022 年8 月發布的第50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網民整體規模達10.5 億，50 歲及以上網民群體占25.8%，規模超過2.7 億［1］，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上線”，客觀上達到了彌合數字鴻溝、享受數字紅利的效果［2］。而在現實中依然存在諸多問題：中老年人在數字世界中上當受騙或沖動消費的行為層出不窮［3-4］；年輕群體作為網絡社會的原住民，對中老年人使用新媒體的方式和能力表示懷疑；中老年人并未因積極學習數字技術而使家庭氛圍變得和諧，不同代際群體對數字技術的不同理解反而加深了彼此的撕裂；不同中老年群體存在區域差異、接受能力差異、技術基礎差異。國內相關研究聚焦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以期總結經驗并進行實踐推廣，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研究對象關注較少?；谶@些現實問題，本研究從媒體接觸［5］角度出發，基于湘西開放大學的社區教育品牌項目——湘西老干部（老年）開放大學的智能手機培訓項目，考察新媒體與家庭成員在數字技術上的差異化傳播對中老年群體技術適應意愿的影響，以及對中老年群體與外界關系、環境感知、自我改造等行為的影響，試圖探尋驅動中老年群體試圖跨越技術鴻溝的深層原因，解釋促使中老年群體掌握基本數字技能、完成技術適應、探索數字世界的影響因素。

二、相關研究述評

隨著技術迭代的加速及其對個人影響的加深，中老年人的技術適應問題在眾多老齡化社會問題中日益凸顯，中老年人在技術適應方面受到內部動因和外部環境的影響。

（一）身份認同：邊緣與向上的拉扯

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資源聚集效應造成區域人口結構失衡，導致出現大量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谶@一現實，中老年人在與家庭成員的協調分工中往往承擔照顧孫輩的責任，更多地占據了幼兒園和小學校門口、菜市場、廚房等地點。中老年人本應享受人生，在理論意義上與人生圓滿的境界最為接近，但是家庭內部分工和代際矛盾疏離了中老年人本該享有的自我圓滿，且中老年人作為勞動者很難主導勞動成果的分配。

人們將老化看作不可避免的生理與心理的衰減與退化［6］。不同媒體對中老年人身份的話語構建存在兩極化，使得中老年人的思想常在年輕與衰老之間徘徊。有學者指出：報刊在正向引導的敘事框架中報道老年話題，而微博則多從負面角度塑造老年人身份［7］。隨著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的不斷進步，中老年群體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趨于年輕化，主流話語傳遞出的年輕態對中老年人的自我認同有著積極正向引導。正是由于兩極化的外界認知，中老年人一方面不愿因自己的快意人生而不顧家庭，另一方面也不愿被家庭所束縛而淪為麻木的工具人。在兩種心理狀態之間游走的中老年人發現通過提升數字技能可以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會，通過更積極的媒體接觸態度可以使外界媒體的話語構建對自身更加有利。有學者對社交網站使用對老年人抑郁的影響進行了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使用社交網站能有效降低和緩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緒［8］。

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來自湘西老干部（老年）開放大學。相較于其他中老年群體，其在社會資本占有、受教育程度、養老保障等方面更具優勢，對外界變化的感知更加敏銳，應對變化的方式也更加多元、理性。該群體的子女基本上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的父母往往會跟隨子女遷移，流向大城市［9］。對于本研究對象而言，退休導致的精神落差、社會地位相對穩定、向上遷徙的外部基礎，共同造就了其學習需求。

（二）信息貧困：個人與媒體的矛盾與權利讓渡

社會認知理論中的自我效能感作為不可或缺的主體先行認知因素，對中老年人開放式學習過程中的諸多行為產生積極影響。有學者基于社會認知理論設計有效量表，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對在線學習中心理環境作用的忽視問題［10］。有學者探討社交媒體使用者的媒介信任和自我效能對其自我展示的影響，發現自我效能與線上自我展示呈顯著正相關［11］。

媒體是個體感知的鏡子，人對事物的想象越依賴于媒體的象征環境，媒體對人的影響就越強［12］，這種影響貫穿了中老年人自主上網的全過程。媒體通常選用形象俊俏、身材姣好、在年輕群體中知名度高的明星作為代言人，這種信息傾斜現象［13］使年輕人更習慣于以數字資本富有者的姿態對信息匱乏的中老年群體進行指點，并作為意見領袖更主動地對接收的信息進行再框架與再傳遞［14］。這種數字反哺加劇了傳統家庭內部權力的解構，許多年輕人在收到父母轉發的網絡信息時要么沉默，要么對其媒介素養進行批評。

信息貧困人口是指被剝奪了獲取知識、信息的能力與機會的人們［15］。自從關于貧困因素研究結果［16］發布后，不斷有學者指出媒介接觸與信息貧困之間的關系。媒體傳播目標受眾的選擇性偏移加劇了中老年人的信息貧困。

本研究中的學員群體目前并未陷入信息貧困，但不可否認其在媒體偏見中也存在被迫反應甚至抗爭的行為。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中老年群體被迫心態下的媒體接觸行為實際上暗含了諸多風險和隱患。媒體差異化傳播與對中老年群體的選擇性忽視都體現了技術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制造了分歧。而不同群體爭論的焦點最終都落在了自身對信息駕馭的主導權上，一旦主導權被削弱，陷入信息貧困的風險就會增大。

（三）代際關系演變中的認知失調

權力更替的一大誘因來自媒介發展對社會潛移默化的改造。技術的發展不斷豐富媒體的內涵和外延，傳播渠道和傳播頻率的急劇增加造就了適合年輕人進行文化生產的新場域。年輕人在孩提時代的電子玩具在父輩看來并不起眼，而如今數字技術的普及則讓父輩無所適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家長對媒體的感知停留于信息傳輸載體的器質性變化，忽視了技術對文化的改造。這種因與現存觀念不相容而規避信息的行為傾向被稱作選擇性曝光，逐漸擴大的數字技術影響使衰老中的人們發現自己在做與認知不相符的事情，開始產生與之前的不一致的新觀念［17］。

認知不協調理論詮釋了外界壓力下的驅動力，不管中老年人技術適應的動機是主動還是被迫，外界的影響都是客觀存在的。中老年人正是基于已有人生經歷建構的自我效能感才會在社會的改變中更加深刻地體會到認知失調。而刺激他人轉變態度的最佳方式是提供恰到好處的誘因以消除對立行為［17］。智能手機剛開始普及時，通信運營商采取開通業務送手機的策略，應用提供方則采取下載App 送生活用品之類的方法，讓尚未主動接觸智能設備的人群被動嵌入數字世界的鏈接。有學者通過調查發現，即使基礎薄弱，但愿意在行為上作出改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得到年輕人的數字反哺［18］。還有學者在對農村家庭微信反哺情況的訪談中發現家庭氛圍和親子關系對微信反哺的進行存在較大影響［19］。

基于以往中老年人技術適應的相關研究，本研究針對互聯網移動媒體適應進行實證分析。有學者把與媒體接觸的時間、頻率、動機、偏好作為媒體接觸的主要指標，并將對媒體的評價設置為效果評價指標［20］。有學者把老年人使用新媒體的影響因素劃分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從老年人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維度設置自變量［21］。有學者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上海市老年群體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問卷調查，以老年大學的學員為主、普通市民為輔，控制了性別比1 ∶1［22］。有學者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把媒體接觸情況作為自變量考察媒體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響［23］。有學者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把老年人的人力資本作為因變量，從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方面編制量表，其中非認知能力包括情感、性格、心態等與后天環境密切相關的因素［24］。在分析方法上，采用相關分析或回歸分析檢驗媒體接觸與中老年人技術適應之間的關系。

本研究基于研究對象現狀，在量表設計上參考以往研究，將網絡直播、短視頻以及社交平臺等新媒體形式、新媒體商業形態和產業生態對中老年人行為及認知的影響，一并納入媒體接觸和技術適應的指標體系，以使新媒體環境作用于中老年人技術適應的效果更為直觀，同時也能更深刻地展示中老年人的技術指導需求得到回應后的成效。

三、研究假設

無論是獲取身份認同，還是爭取信息主導權的均衡，抑或是抵抗認知不協調，當中老年人想要通過技術應用獲取生活便利時，人際關系不再處于競爭狀態，后輩成為其學習和模仿的對象，此時媒體對中老年人的影響是中性或積極的；當中老年人獲得的反饋與自身認知相悖，其所接觸的媒體內容往往成為中老年人與家庭成員發生代際沖突的直接誘因。這種極端化的現象與數字世界二元結構相似，表現為中老年人的技術適應意愿是否強烈，以及影響這種意愿的外界態度。而態度則被數字世界劃分為非褒即貶，在日常數字生活中表現為點贊、點愛心或留言回復等數字化反饋。其他學者關于中老年群體學習的動因分析揭示了媒體在建構個體與外界的意義關聯中的影響和作用。

媒體接觸和中老年人技術適應意愿之間的關系及其誘發機制起源于意義關聯的建構。本研究聚焦于中老年人的日常媒體接觸場景，通過具體的使用行為發現可能影響其適應意愿的關鍵數字媒體設施，并提出如下假設：中老年人媒體接觸越頻繁，其技術適應程度越強。

四、研究設計

（一）調查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包括湘西老干部（老年）開放大學學員、湘西社區大學合唱藝術團團員、“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千課進社區學員。他們大多為當地離退休或臨退休人員，或是對智能設備感興趣的中老年人。這類群體擁有相對可靠的生活保障，希望通過繼續學習緊跟時代、融入環境、避免被過早邊緣化，繼續教育在其日常時間安排上占據了相當比例。

（二）調查方式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收集數據，借助問卷星平臺設計調查問卷。于2021 年9 月起通過湘西開放大學終身教育和系統辦公室在下轄各業務微信群和QQ 群進行定點投放，共回收問卷163 份，剔除年齡低于40 歲、回答不完整和答案單一的39 份不合格問卷，最終收集有效問卷為124 份，有效率為76%（見表1）。

表1 調查樣本統計

（三）問卷設計

問卷涉及三個部分：個人基本信息、媒體接觸情況和技術適應程度（見表2），共設計70 個問題。媒體接觸情況部分的問題采用李克特量表5 度計量法表示，1 分表示“從不”，5 分表示“每天都有”；技術適應程度部分的問題采用李克特量表5 度計量法表示，1 分表示“完全不同意”，5 分表示“完全同意”。

表2 問卷的維度指標

（四）調查指標

篩選調查問卷中的問題，共得到與媒體接觸相關的問題23 個，如：最近一年，您是否經常在空閑時間上網等。與中老年人數字適應意愿相關的問題7 個，如：微信已經取代電話和短信，成為自己主要的社交聯系方式等。分別對媒體接觸以及數字適應程度相關的統計數據進行處理，建立評價模型并對三者的正相關性進行證明。

媒體接觸程度影響中老年人數字適應意愿，本研究將媒體接觸程度的具體表現作為自變量，技術適應程度的具體表現作為因變量（見表3）。由于涉及的指標較多，且各指標之間的重復性高、相關性大，故采用R 型聚類分析的方法對變量作降維處理，提取出關鍵指標進行評價和證明。

表3 自變量與因變量

從自變量媒體接觸程度的R 型聚類分析結果（見圖1）可以看出，二級指標2、4、5 之間的相關性較大，因此最先被聚到一起。接著二級指標6 和7、1 和3 分別被聚到一起。將每一類中的指標數據取平均值作為一個新的指標，用以評價研究對象的技術適應程度。

圖1 自變量媒體接觸程度的R 型聚類分析結果

從因變量媒體適應程度的R 型聚類分析結果（見圖2）可以看出，媒體接觸的指標可分為五類，分別表示媒體接觸過程中的社交行為、觀看網絡直播、發朋友圈或微博、進行休閑娛樂和其他行為。將每一類中的指標數據取平均值作為一個新的指標，用以評價研究對象的媒體接觸程度。

圖2 因變量媒體適應程度的R 型聚類分析結果

（五）指標權重

熵權法衡量指標的重要性，數據的離異程度（方差）越大，說明這個指標蘊含的信息量越大，也就越重要。通過熵權法計算聚類后的各個指標的權重，作為判斷每類指標重要性的依據。權重越大，重要性越顯著。本研究對自變量媒體接觸程度的五類行為進行重要性判斷（見表4），對因變量技術適應的三個表現進行重要性判斷（見表5）。

表4 自變量媒體接觸表現熵權

表5 因變量技術適應表現熵權

（六）評價模型

采用Topsis 法衡量媒體接觸程度和中老年人互聯網生活適應程度，即通過計算指標與最優解、最劣解的距離得到其評價分數，媒體接觸和技術適應程度越大，評價分數越高。將相關調查數據分別代入Topsis 法中進行計算，得到部分評價得分（見表6）。

表6 部分媒體接觸與技術適應關系

（七）信效度檢驗與前測

KMO 與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結果表明，樣本數據的KMO 值為0.711（P=0.000），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實測問卷的克隆巴赫Alpha 系數是0.876，KMO 值為0.772（P=0.000），對問卷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共提取出10 個特征根值均大于1 的共因子，且旋轉后累積方差解釋率達到 70.733%。說明提取出來的10 個公因子可以提取出原先30 個項目中 70.733%的信息量，綜合說明問卷效度較好，具有較好的結構效應（見表7）。

表7 信效度檢驗

五、數據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研究對中老年人媒體接觸和技術適應表現進行統計（見表8），結果表明：參與非學歷繼續教育的中老年人關于媒體接觸程度和技術適應程度的自我感知普遍較好，特別是在互聯網信息接受和創作方面的自我感知分值均大于3.95，據此推測受訪者被動進行媒體接觸的幾率較低。受調查者在技術適應程度方面的分值顯示，軟件使用的自我感知顯著高于硬件應用的自我感知，這進一步驗證了已有文獻發現的老年人的自身局限。

表8 中老年人媒體接觸和技術適應表現統計

通過計算皮爾遜相關系數證明“媒體接觸與老年人互聯網生活的適應呈正相關”的假設。經過計算，最終得到R ＝0.539 ＞0，P ＝0.000。因此可以證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上，老年人的媒體接觸程度與其技術適應程度呈正相關（見表9）。

表9 中老年人媒體接觸和技術適應相關分析結果

六、結論與討論

在媒體接觸行為中，觀看網絡直播、發朋友圈或微博、進行休閑娛樂的權重顯著較高，這解釋了外界反饋對中老年人技術適應意愿的影響。當按下語音搜索時屏幕產生的震動，當瀏覽信息時指尖滑動屏幕呈現的內容切換效果，當所發動態收到點贊回復時手機發出的通知音效等，這些實時呈現和再現的感官化反饋，以及擺脫了時空約束的關系用戶之間的互動行為，成為影響中老年人技術適應意愿的主要因素，而媒體對呈現信息的排序及其算法依據在這一主要因素中占主要地位。從過去的留言評論變成了現在的點贊打賞，信息的反饋及其所形成推送隨著技術進步由可視文本演變成非文本行為，在節省冗余的同時提升信息傳播的效率，為技術迭代升級提供更精簡、更可靠的數據支撐。在此媒介生態下，個人認知和心理情緒受到影響。人們關注的重心由反饋的內容變為完成點擊動作后的視覺特效，其背后蘊含的豐富情緒也被收窄過濾。由于視覺特效呈現虛擬性，這種對情緒的負面影響容易被忽略。與技術反饋帶來的負面影響相比，人際反饋是影響中老年人技術適應的根本原因。通過媒體接觸行為權重計算不難看出，中老年人通過技術適應想要獲取的絕非算法和技術生成的虛擬內容，而是內容背后與其存在聯系的人給予的正向反饋。

由于中老年人受到心理和生理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在開放的環境下接受系統學習比較困難。在實際學習情境中，教學者往往根據現實案例和實際需求設計教學內容。因此無論從宏觀政策還是微觀教學要求，鼓勵中老年群體積極接觸新的媒體技術應用已成為共識。應進一步提升中年人老智能手機培訓的規模和深度，擴大覆蓋面，提高普惠性，圍繞激發中老年群體的媒體接觸積極性開展教學。

囿于網上填寫問卷的形式，受訪者在作答時可能存在干擾因素，再加上問卷題目內容和數量設置恐超當地中老年人的認知水平，使得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還可以從教育程度、行業與地區分布、養老保障等因素入手進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