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聯體模式對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基于對湖南省C 市重大疾病腦卒中患者的分析

李 丹，鄧 恩，龔小紅

（1．中南大學湘雅護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8；2．湖南開放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4）

一、研究背景：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的破局之解

近年來，“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重大疾病對居民沉重經濟負擔的影響已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疾病經濟負擔是指患者自付的各類醫療費用占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或支出的比例，過高的自付醫療費用會直接給患者家庭造成沉重的經濟壓力，甚至會引發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的嚴重后果。面對醫療資源兩級分化嚴重、老百姓就醫壓力大的現狀，2009 年至今，我國著力進一步深化醫療行業衛生體制改革。2009 年，國務院發布“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區域醫療聯合體”概念［1］，期望通過新型醫療體系的建設合理規劃現有不均衡的醫療資源，逐步實施區域公共服務共享化的規劃。區域醫療聯合體（以下簡稱“醫聯體”）是指依據醫療機構的地域或行政劃分，在一定規劃區域內建立跨行政隸屬關系、跨資產所屬關系的多類型醫療機構間緊密協作的新型醫療服務體系。通過不同層級醫療機構間的聯合實現分級診療的目標，逐漸形成更優化的醫療格局和就醫秩序，從而滿足人們不斷增長、不同層級的就醫需求。

從社會整體效益的角度分析醫聯體模式的優勢，可以發現：其一，基層醫療機構可以在醫聯體的運行中借助綜合醫院的幫扶、指導逐步提高整體醫療水平，逐步加強對居民健康的專業維護，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經濟收益［2—3］；其二，綜合三級醫院可以借助醫聯體的就醫層級架構緩解目前較大的就診和住院壓力，騰出手來加強綜合醫院的科研、教學，推動醫療行業產、學、研健康發展［4］；其三，患者疾病初期可以在醫聯體中選擇更便利、更經濟實惠、更契合自身需求的就醫場所，在疾病的后期康復中能夠獲得質優價良的基層醫療機構的指導，患者就醫經濟負擔降低、就醫質量提高、康復依從性更高，更有利于疾病的整體康復和病后生活狀態的提高［5—6］。

近年來，全國各地大力發展各類醫聯體模式，具有代表性的醫聯體包括上海市瑞金—盧灣醫聯體、南京鼓樓醫院集團醫聯體、深圳市羅湖醫院集團醫聯體等。通過建設醫聯體，統籌基層醫療機構、綜合醫院、患者三方達成合縱聯盟、共同發力，可以逐步從根源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社會問題。

二、文獻綜述：運用醫聯體降低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理論基礎

疾病經濟負擔是一個涉及經濟學、醫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的綜合課題，國外基于醫聯體發展模式的疾病經濟負擔研究較為成熟，大多數學者支持醫聯體模式對降低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具有積極作用。國外有學者深入分析了英國強制性醫療衛生聯合體模式，通過綜合性醫療服務的供給有效減少了患者支付的專家診斷費、住院費等費用［7］；有學者對日本區域性分級就醫模式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分級就醫有效減少了患者的就醫經濟負擔，特別是減少了因就醫帶來的附加交通、食品的經濟消耗［8］。國內醫聯體模式自2013 年正式逐步推行，目前對于醫聯體模式下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研究還處于摸索階段，研究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有學者認為通過采用醫聯體模式逐步提高基層醫療機構就診能力，患者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的意愿顯著提高，這一就診模式的改變有效節約了患者的醫療費用［9］。有學者分析遂寧市金華鎮醫聯體數據，發現醫聯體中住院天數是影響患者疾病醫療費用支出的重要因素，選擇基層醫療機構為首診醫療機構能有效降低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10］。有學者分析發現鎮江市自2013 年開展糖尿病分級診療以來患者的次均住院費用降低了26%，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次均門診費用降低了24%，88%的患者認為醫聯體的分級診療節約了看病費用，有效降低了糖尿病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11］。當前國外學術界對于醫聯體模式下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影響因素的量化分析比較充分，我國由于醫聯體政策實施還處于早期探索階段，相應實證研究較少，更加缺少計量研究的相關成果［6，12—13］。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居多，主要集中于論證醫聯體建設的理論體系。

本研究以湖南省C 市建立的重大疾病腦卒中醫聯體為研究對象，通過定量實證研究，分析醫聯體模式對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為后續進一步完善和改進醫聯體模式、促進醫療改革良性發展提供實證研究基礎。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疾病經濟負擔影響因素的選取

根據數據易被量化的原則，本研究采用關鍵詞“醫聯體、醫療聯合體、重大疾病、經濟負擔”進行檢索，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得到關聯文獻共計25 篇，并對文獻進行Mate 分析。采納與研究相關的實證分析文獻8 篇，綜合匯總8 篇文獻研究中與醫聯體模式下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具有統計意義（P ＜0.05）的8 個影響因素：醫保政策、患者健康觀念、患者身體狀況、住院周期、患者住院機構類型、患者收入、患者首診機構類型、家中≥65 歲老人數（見表1）。影響因素在影響機制上既包含單向的因果關系（如患者身體狀況越差，疾病經濟負擔越大），也有雙向的互為因果關系（如住院周期影響疾病經濟負擔，反過來疾病經濟負擔也會作用于住院周期），同時某些因素存在共線性特征（如患者健康觀念與患者身體狀況），但在影響醫聯體模式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方面體現了不同的側重點，允許以上關系同時存在。

表1 影響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因素

（二）數據來源

腦卒中是臨床中十分常見的疾病，全球疾病負擔研究顯示，腦卒中是全球疾病種類中影響疾病傷殘壽命的三大原因之一［21］。截至2018 年，腦卒中已成為我國居民疾病致死的首要死亡原因，并且發病人群特征呈明顯的年輕化趨勢。我國14 億人口中，每年新發病例約270 萬人，每6 秒鐘就有1 人死于腦卒中、1 人因腦卒中導致殘疾、1 人新發腦卒中，而全國700 萬腦卒中幸存者中大約75%有不同程度的勞動力喪失［22］。據2010 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公辦綜合醫院腦梗塞住院患者住院期間，直接醫療費用由2003 年的11.7 億元上升為2009 年的81.9 億元，年平均增長117%［23］。

腦卒中由于有顯著的病程潛伏期，在高危害的同時又具備可防、可控、可治的典型特點，目前國內外大量研究表明，通過對腦卒中的相關危險因素進行早期干預能夠明顯減少其患病率、顯著減少其復發率［24］。C 市早在2011 年就建立了腦卒中防治與篩查示范醫院，該醫院以腦卒中患者為服務對象，通過在市級范圍內建立腦卒中醫聯體的形式，實現對醫聯體范圍內居民腦卒中的院前篩查、院內救治、康復管理和家庭監護，其輻射范圍涵蓋C 市Y 區全區及其他三個區的部分區域。腦卒中醫聯體采用多個法人主體的聚合方式，以技術合作的形式連接醫聯體內的核心醫院、社區服務中心和其他醫院，各成員單位行政隸屬關系不變、法人地位不變、原有撥款渠道不變。由醫聯體中核心醫院負責與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其他聯合醫院對接，開展社區腦卒中篩查與防控、健康教育、建立慢病管理協作機制等工作。鑒于此發展背景，本研究選取湖南省C 市腦卒中醫聯體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確保研究對象的同質性，選取湖南省C 市腦卒中醫聯體內2018 年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期間，診斷為腦卒中，ICD 編號為缺血性腦卒中I63、G45 的住院患者信息。選取缺血性腦卒中NIHSS 評分≥12 分且≤42 分范圍內的患者。依據出院時間進行排序，采用隨機抽樣方法調取研究對象。為全面了解重癥腦卒中患者經濟負擔情況，患者直接醫療經濟負擔中門診總費用和住院總費用的數據從腦卒中醫聯體數據庫內調取，該數據庫包含腦卒中醫聯體核心三甲醫院、二級醫療機構和基層醫療機構的患者數據。自購藥費用和直接非醫療經濟負擔的數據則通過對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訪談獲取，兩者結合構成研究對象的醫療經濟負擔。在問卷設計方面，封閉性問題答案選項劃分較為細致，一般為4、5 量度，以分值1 作為中間衡量標準，數據調取及問卷訪談時間為2019 年2月1 日至5 月31 日。

（三）模型構建

Logistic 回歸模型是研究個體行為過程的一種主要的離散選擇模型，從個體行為的因果關系著手，將所有影響行為的因素整合其中，能在特定條件下預測下一階段的行為發生。本研究將醫聯體模式下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影響因素的分析置于重大疾病患者視角下，研究醫聯體模式下可以控制且易觀察到的主要影響因素對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 個因素：醫保政策、患者健康觀念、患者身體狀況、住院周期、患者住院機構級別、收入情況、首診機構類型、家中≥65 歲老人數，建立醫聯體模式下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因素評估Logistic 模型如式（1）：

其中：Yi為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是本研究重點分析的被解釋變量；Ti為醫保政策因素，以醫保報銷比例作為衡量指標；Hi為患者健康觀念因素，以患者自評的抽煙、喝酒、健康狀況狀況作為衡量指標；Di為患者身體狀況因素，以患者年均住院次數作為衡量指標；Gi為住院周期因素，以患者住院周期長短為衡量指標；Ji為患者住院機構級別，以患者住院機構類型為衡量指標；Ci代表患者收入情況；Si代表首診機構類型；Li代表家中≥65 歲老人數；以患者Ui為隨機擾動項。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問卷調查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400 份，收回400 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問卷386 份，有效率為96.5%。本研究對調查樣本分布情況進行了詳細統計（見表2）。

表2 調查樣本分布情況（n=386）

為確保調查的精確性與嚴謹性，問卷進行了信度與效度檢驗。信度是確保研究結果在較小誤差范圍內，以確保設計問卷能夠實際反映現實情況；效度是指研究結果與預測值之間相近的程度，重點用于衡量問卷測量結果的有效性。利用SPSS 軟件分析問卷的信度，結果顯示問卷調查具有內部一致性和穩定性。問卷調查對象分布均勻，樣本結構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戶籍、家庭人口、月收入的個體群，保證了樣本的概率性。從問卷統計結果來看，對于醫聯體模式下各種影響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因素因人而異，可以解釋為不同個體重大疾病患者在儲蓄水平、消費水平、醫療健康認知等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基本上符合相關理論認知，表明本次調查問卷的結果有效。

（二）實證結果

利用Logistic（Y）模型對醫保政策、患者健康觀念、患者身體狀況、住院周期、患者住院機構級別、患者收入、首診機構類型、家中≥65 歲老人數8 個影響因素進行探索性回歸檢驗（見表3），檢驗各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多重共線性。若各變量間具有多重共線性，則需進一步對各變量進行逐一回歸檢驗，確定對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有影響的因素，將符合標準的各類因素整合為綜合因子構建綜合模型。

表3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結果

從模型結果發現，自變量的P 值均大于0.05，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較大，因此，有必要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通過Stata 得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見表4—表11）。

表4 醫保政策因素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5 患者健康觀念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6 患者身體狀況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7 住院周期因素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8 患者住院機構級別因素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9 患者收入情況因素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10 患者首診機構類型因素的相關系數矩陣

表11 患者家中老人年齡≥65 歲情況因素的相關系數矩陣

回歸結果顯示：醫保政策因素系數為負，說明醫療費用報銷比例越高，醫聯體模式下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越??；患者健康觀念因素的每個組成自變量系數為負，說明患者越重視自身健康狀況，醫聯體模式疾病經濟負擔的減輕作用越明顯；患者身體狀況因素中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患者身體健康狀況越好，醫聯體模式下疾病經濟負擔程度越??；住院周期因素的組成變量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住院周期越長，醫聯體模式降低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作用更顯著；患者住院機構級別因素的代表變量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說明患者的住院機構級別高低對降低疾病經濟負擔的作用不大；患者收入情況因素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患者收入水平越高，其疾病經濟負擔越高，但這種影響不大，幾乎可以忽略；首診機構類型分為三級醫院、二級醫院和基層醫療機構，實證結果表明，首診選擇三級醫院則增加醫療支出費用的可能性更大，結果不顯著的原因可能是三級醫院對于重大疾病患者就醫成功率更高，在一定時期內所承擔的醫療支出費用會相對較少；家中≥65 歲老人數對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為正相關，說明家里高齡人數越多，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更高，但因系數不顯著，說明此因素影響作用不大。

（三）模型修正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四類變量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即醫保政策因素、患者健康觀念因素、患者身體狀況因素、住院周期因素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即具有多重共線性。將因變量Yi分別與各自變量進行逐一回歸分析，所得回歸結果與表4、表5、表6、表7 的結果一致，由于篇幅原因，回歸分析結果不在此展示。由于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本研究將對模型進行修訂，調整后公式如下：

Wxi表示自變量醫保政策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得分，bxbl 表示醫保政策因素。

Wxi表示組成H1的各自變量的重要性程度得分，xy、hj、dlcs、jkzk 表示患者健康觀念因素。

Wxi表示組成D1的各自變量的重要性程度得分，zycs、zg 表示患者身體狀況因素。

Wxi表示自變量xr 的重要性程度得分，xr 表示患者住院機構級別。

考慮到各變量的權重之和大于1，故在數據綜合處理之前利用歸一化方法處理了權重。變量T1表示醫保政策對醫聯體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程度；綜合變量H1表示患者身體狀況對醫聯體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程度；綜合變量D1表示患者健康觀念對醫聯體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程度；變量G1表示住院周期對醫聯體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影響程度。因變量log（Y）與自變量T1、H1、D1、G1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式（6），得到模型回歸結果（見表12）：

表12 包含T1、H1、D1 和G1 的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結果

回歸結果顯示，Logistic 模型整體顯著，且通過了檢驗。表明：其一，醫保政策水平越高，患者身體狀況程度越好，患者健康觀念越強和住院周期越長，越有利于醫聯體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其二，在眾多影響因素中，醫保政策水平對醫聯體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效果最為顯著，即醫療費用報銷比例越高，重大疾病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減弱程度越高，這也更加說明了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進的必要性。

（四）結果分析

1．醫保政策對醫聯體模式下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有顯著影響

我國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醫療保險改革，現已完成制度的成功轉型，逐漸建立了包含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全民醫保體系。在此基礎上，2015 年底我國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基本實現全覆蓋，結合部分商業醫療保險，我國居民基本實現政策層面病有所依。

通過對湖南省C 市腦卒中患者的實證分析發現，醫保政策對于患者選擇醫療機構、使用醫療資源具有導向作用?，F階段我國采用醫聯體模式逐步實現分級診療的醫療體制改革，通過醫療保險分級報銷政策引流患者到基層醫療機構就醫，成為醫聯體中的探索性嘗試。湖南省C 市實施“一增一減一免”的醫保引導政策，一增是指通過基層醫療機構上轉到上級醫療單位的重大疾病患者，增加5%的醫保報銷比例；一減是指在基層醫療機構和上級醫療單位間互轉的重大疾病患者，其醫療保險住院門檻費減半；一免是指在基層醫療機構和上級醫療單位間互轉的重大疾病患者，免除28天的住院醫保時間間隔的限制。研究顯示，“一增一減一免”醫保政策顯著影響醫聯體中重大疾病患者的選擇意愿。在基層醫療機構具備腦卒中相應治療的藥物和醫療支持條件下，更多腦卒中早期或康復期患者愿意選擇就近的基層醫療機構看病，病情嚴重的再通過基層上轉到醫聯體中的上級醫院。此外，“一增一減一免”醫保政策中提高醫保報銷比例的政策指引，引導患者選擇基層醫療機構與綜合醫療機構的分階段治療，能較大程度地降低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基層醫療機構與綜合醫療機構間輕重緩急的合理調配，能夠有效引導和分流患者，有力促進分級診療的良性運行。

2．患者身體狀況和健康觀念對醫聯體模式下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有顯著影響

患者抽煙喝酒的習慣、鍛煉次數、自評健康狀態等是患者身體狀況和健康觀念的一個客觀體現。從回歸結果上看，患者身體狀況越好、健康觀念越強，在醫聯體模式下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效果越顯著。這一結果與人們的常識一致，個體的身體狀況越好、健康觀念越強，其罹患重大疾病的幾率越小。即便罹患重大疾病，由于其原有較為良好的身體素質和較好的健康觀念，個體疾病預后和康復狀況一般較好，需要花費的醫療費用相對也會較少。另外，醫聯體中基層醫療機構對重大疾病治療后期和康復期患者提供更為便捷、科學、系統的康復治療和指導，健康觀念較好的患者往往配合度也較高，兩者有機結合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

3．住院周期對醫聯體模式下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疾病經濟負擔有顯著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和健康衛生產業的不斷發展，21 世紀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已由傳染性疾病、突發外傷性損傷逐步轉變為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據統計，我國慢性非傳染性重大疾病導致的死亡占國民總死亡人數的80%，其導致的負擔占總疾病負擔的70%［25］。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節奏的不斷加快，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激增，心腦血管疾病類型中，腦卒中以其發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殘率高、復發率高的四高特征成為威脅居民健康的頭號殺手。

在本研究中，腦卒中患者的治療周期是指從罹患腦卒中到完全脫離醫療機構的治療和康復指導，患者能基本恢復日常生活或工作狀態所需要的時間周期。通過回歸結果反饋，腦卒中患者住院周期越長，其通過醫聯體模式降低患者疾病經濟負擔的效果更顯著。這一結論從常識理解似乎比較矛盾，但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沒有建立醫聯體之前，大量腦卒中患者往往在實力較強的三甲醫院經過急性期治療后就直接出院回家，三甲醫院由于醫療資源較為緊張，無法為重大疾病腦卒中患者提供全周期的治療與護理，導致患者病情穩定后就辦理了出院手續，患者家庭考慮到就醫不便、治療費用等問題，基本讓患者自行在家中康復。由于我國優質醫療資源緊缺，導致大多數重大疾病患者缺乏全周期的治療和康復期專業護理，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腦卒中預后的康復效果，另一方面使得腦卒中疾病的復發率大大提高。預后的不佳、復發率的增高都顯著增加了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采用腦卒中醫聯體模式的新型醫療體系的運營方法，腦卒中急性期的患者在醫療資源充分的三甲醫院治療后可以轉入離患者住址較近的基層醫療機構繼續進行后期的治療和康復，醫聯體內的核心醫院負責對體系內的基層醫療機構進行專業、長期的技術指導和設備支持；患者完全康復回家后，患者所在社區的衛生服務中心會長期對其進行健康指導和定期檢查。雖然從治療周期來看患者的住院時間大大延長了，但是從疾病的治療效果看，通過醫聯體的分級診療，患者在醫療機構得到了全面的照護，其治療效果更好、復發率更低，患者通過醫聯體降低疾病醫療負擔的效果更好。

五、對策與建議

（一）有效利用醫保政策的金杠桿，通過緊跟政策、靈活多樣、合理監管的醫保差異化政策宏觀調控醫療資源和患者就醫趨向

為調和我國大城市、大醫院醫療資源過于緊缺，村、縣、社區等基層醫療資源過于匱乏的醫療市場“倒三角”問題，2016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進一步明確建立不同層級、不同類別、不同舉辦主體醫療衛生機構間目標明確、權責清晰的分工協作機制，不斷完善服務網絡、運行機制和激勵機制，基層普遍具備居民健康守門人的能力。全面建立成熟完善的分級診療制度，形成基層首診、雙向轉診、上下聯動、急慢分治的合理就醫秩序，健全治療—康復—長期護理服務鏈。完善醫療聯合體、醫院集團等多種分工協作模式，提高服務體系整體績效［26］。

如何落實整合各級、各類醫療資源，合理引導患者就醫趨向，成為醫聯體能否預期運行的關鍵。通過20 多年的醫療保險體制改革，我國已基本實現全民醫保，這一突破為構建良性醫聯體運行體系提供了有利條件。2016—2017 年，面對醫療統籌基金大面積入不敷出的局面，將醫保付費方式由之前的按服務項目付費改革性地嘗試調整為按病種付費，這一舉措將醫保與醫療單位捆綁進而共同承擔經濟風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醫?；?，但在管理本質上依然屬于簡單的控費思路，達不到從根源上提高預防保健和促進醫療服務整合的目的。2018 年全國醫聯體建設如火如荼，各地醫保政策也出現了配套調整，如湖南省C 市的“一增一減一免”優惠政策，就比較好地引導腦卒中患者在疾病初期選擇基層醫療機構進行疾病的篩查和預防，在康復期主動選擇就近的基層醫療機構進行專業、全程的疾病康復，顯著減少了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同時也節約了醫?；?。通過醫療保險政策杠桿調整患者就醫流向是近幾年各省市、地區進行醫聯體建設實施分級診療運行機制中經常采用的調控手段。首先，合理加大各級醫療機構之間的醫保報銷比例的差距有利于引導患者到基層就醫，特別是通過合理設定分級就診就醫的差別報銷策略，可以有效刺激居民個體對醫療支出費用的敏感度，引導居民個體接受基層首診和下轉，從而降低患者疾病經濟負擔。其次，嘗試打開醫保門診統籌經費的運用。目前全國范圍內僅有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線經濟發達城市開展了醫保門診統籌運營，門診費用可以納入醫保報銷。但其他很多城市由于經濟差異、醫保經費差異沒有開展醫保門診統籌。為進一步促進患者的有序就醫，可以在基層醫療機構開放門診醫保報銷業務。第三，醫保政策可以探索有利于分級診療的付費機制，如近兩年部分地區嘗試的按臨床路徑付費模式、醫聯體預算分配模式等，都是建立在降低醫療費用減少患者疾病經濟負擔、調控疾病合理就醫基礎上的有益嘗試。

（二）落實、鞏固三級預防體系，立足根源，構筑有效的醫聯體健康管理和疾病維護良性循環

隨著國民經濟收入、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國民所患疾病主要是以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為主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由疾病導致的經濟負擔已逐步傾向于重大疾病的高昂醫療消耗。世界衛生組織早在2002 年就建議采用三級預防體系構建慢性疾病的醫療防御，這也是公認的健康促進的首要手段和有效手段。一級預防（又稱“病因預防”）是在疾病尚未發生時針對可能的致病因素或危險因素采取干擾措施，預防疾病的發生；二級預防（又稱“三早”預防）即通過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的干預方案防治或減緩疾病的發展；三級預防（又稱“臨床預防”）是借助各種臨床治療方法及時治療各類疾病，防止病情惡化、促進早日康復、減少疾病不良作用，預防并發癥和傷殘?！暗谷恰贬t療模式下核心醫院資源緊張、分身乏術，廣泛分布的基層醫療機構在多年的市場激烈競爭下是名存實亡，無論是醫療設備、醫療技術還是健康管理方法、醫療人才儲備等方面，都基本無法實現疾病的三級預防。而近年來構建的區域醫聯體方式則向基層醫療機構大量“輸血”，政府通過投入資金鞏固建設基層醫療單位的硬件設施、設備，地區核心醫院負責轄區內基層醫療單位的技術支援和指導，2011 年國務院全科醫生制度［27］的建立和逐步落實、完善又為基層醫療大力輸入人才。這些“三位一體”政策的綜合目標都是為了構建三級預防體系。醫聯體模式是構建三級預防體系的有效探索，在湖南省C 市建立的腦卒中醫聯體中，基層醫療單位特別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已經實現定期為區域內的居民進行腦卒中篩查，不定期為區域內居民舉辦各類腦卒中健康防治講座。通過增強人們的健康觀念，從源頭上改變人們不良生活習慣和影響健康的行為方式，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增強自我衛生保健意識。社區服務中心為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實施第三級預防，專業指導患者及家屬進行家庭康復和監測，降低腦卒中的復發率、縮短患者康復期的適應周期，通過有效三級預防顯著降低腦卒中患者的疾病經濟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