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技能為本：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形成過程與生產轉向

文/吳佳峻 徐選國（.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 300350；.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 0037）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要大力發揚勞模精神和工匠文化，樹立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2021 年10 月12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建設技能型社會，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國工匠，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撐。黨中央、國務院對技能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肯定了技能人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21 年數據顯示，全國技能勞動者超過2 億人，占就業人員總量的26%；高技能人才達5000 萬人，占技能人才總量的比例達到28%。未來10 年內，我國對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將繼續保持不斷增長的趨勢，因此加強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建設人才強國任重道遠。

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專業助人的科學，有其自身的專業化進程與職業化發展道路。1987 年馬甸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我國社會工作專業的恢復重建。30 余年以來，社會工作在我國得到較快發展。一方面，社會工作技能人才在扶危濟困、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公益慈善、社會治理、公共衛生以及增進民生福祉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黨和政府越發重視的社會力量，尤其是2023 年3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提出，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指導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統籌推進黨和國家發展的各項重大事業，進一步彰顯社會工作在黨和國家發展戰略中的結構性位置。因此，對社會工作技能人才的培養勢必關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等宏大命題。另一方面，從社會工作技能人才職業化的政策制定來看，2006 年人事部、民政部聯合頒發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暫行規定》和《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實施辦法》可以被視為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的發端。2018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印發的《高級社會工作師評價辦法》標志著中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評價制度的日臻完善。2021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了《國家職業資格目錄（2021 年版）》，社會工作者名列其中。2022 年7 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將社會工作劃分為第二大類專業技術人員，第七中類監察、法律、社會和宗教人員，第十小類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這是在國家層面對社會工作者職業身份的細致分類與闡釋，也意味著社會工作將在職業化發展的道路中更加走向精細化、專門化和合法化。因此，足可見黨和政府對社會工作技能人才培養的關注與重視。

30 余年來，社會工作雖然在制度實踐、專業教育和職業發展等方面取得顯著成績，但社會工作的專業實踐與職業發展也暴露出很多問題，比如當前很多聲音言及社會工作者的技能可替代性高、專業性不強、服務有效性不足，質疑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考評效力等。①王思斌：《客觀認識社會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社會工作》2019 年第19 期。陳蓓麗指出，中國社會工作發展在資金、機構和社會工作者隊伍規模上獲得增長的同時，逐漸產生了專業性不足、行政化嚴重、社會認同度低、人才流失嚴重等問題。①陳蓓麗：《上海社工機構發展之制度困境及發展路徑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4 期。曾守錘則轉向技能形成的另一維度，通過對2008—2019 年助理社會工作師考試真題的實證性分析，進而對助理社會工作師的考評效力提出疑問。②曾守錘：《中國助理社會工作師職業水平考試有效性研究——基于2008-2019 年國家真題的分析》，《社會工作》2020年第5 期。換言之，他指出中國助理社會工作師職業資格考試難以與社會工作技能人才實際所需的有效技能相適應。這引起筆者的研究興趣，即社會工作技能人才在技能形成過程中緣何會遭到上述質疑？由此本研究以S 市為例，通過對四家不同類型的社會工作機構進行調研，以擁有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證書且從事一線社會工作服務的專職社會工作者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職業技能的形成過程，并進一步探究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與發展應該出現何種生產轉向？這是本文的研究旨趣。

二、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

（一）知識、能力、技術與思維：技能的理論意涵及其界定

技能（skill）在英文中的表達是用來指代能力。但無論是從古代工匠還是現代職業者來看，單純地把技能視為一種能力，顯然是不足以解釋的。對于技能內涵的研究，楊子舟、荀關玉認為技能是練習與經驗的產物，是勞動者指向一定預期成果的能力。③楊子舟、荀關玉：《技能何以形成：類型探討與模式分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9 年第5 期。也有學者認為，技能是勞動者在工作中所運用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④王毅杰、董鵬：《制度文化認知與職業發展——對勞動者獲取專業技能的社會學分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1 期。國外學者認為熟練的技能需要后天的不斷學習與實踐，強調技能的學習過程是一種通過實踐行動不斷獲得經驗的過程。⑤Dreyfus H.L.and Dreyfus S.E.，Mind Over Machin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6.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前對技能的界定主要體現在能力、技術兩個層面，通常以動作的熟練程度作為衡量技能水平高低的標準。雖然技能源自勞動過程中長期的經驗積累，然而從能力維度定義技能的本質，難逃資本主義“去技能化”的殘酷現實，發生技能溶解與技能異化；若從技術維度定義技能的本質，則是把技能作為技術理性下改造客觀事物的中介，使技能成為技術的工具，實際上技能的發展應該包括技術維度以及妥善地運用技術而非技能的技術化。⑥Winch C.，Dimension of Expertise.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0.基于此，有學者提出要對技能本質進行重置，在原有動作的維度上，增加思維維度，重構新時代的工匠精神。⑦葉龍、王蕊、唐偉：《以“思”為生：技能的本質與新時代工匠精神的重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4 期。綜上所述，筆者將技能定義為勞動者在從事某一領域的工作時所具備的知識體系、能力素養、技術方法和能動性思維四個維度，而職業技能就是上述四個維度在職業環境中的靈活運用。行文至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專業技能與職業技能進行一定的詮釋。英文中的profession 既可以譯成“專業”，也可以譯成“職業”，但從中文的語境來理解，專業化側重于學科建設、學術發展以及作為一門專業應該掌握的知識素養與技術能力，職業化側重于某一職業團體的發展環境、制度規范、職業評價體系等。在此意義上而言，筆者認為專業知識的學習與技術的錘煉需要作用于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學習者經過長期的專業教育之后，需要歸屬到某一職業團體進而投身于工作實踐，因此筆者所用的概念為職業技能而非專業技能。事實上，也有學者對教育學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的報告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做了文本性的再分析，認為20 世紀早期，社會工作的主要目標是把志愿服務發展為職業活動，而不是強調要成為一門專業。①趙玉峰：《專業化還是職業化：重述社會工作發展史——基于職業社會學視角的考察》，《社會工作》2017 年第1 期。

（二）可信承諾、互構生成、戰略構成與精神氣質：技能為本的理論命題

何謂技能形成？王星將技能形成界定為通過理論學習、實際操作以及在事件經歷中獲得工作能力的過程，它包括技能知識的學習和技能經驗的累積兩個環節，其中技能知識的學習、技能經驗的累積分別是在學校和車間里完成的。技能知識學習與技能經驗累積是一個前后聯系的緊密序列，只有知識學習的學校和經驗累積的實訓車間之間有機互動才能促進有效的技能形成。②王星：《走向技能社會：國家技能形成體系與產業工人技能形成》，中國工人出版社，2021 年，第21 頁。因此，技能人才是聯結科學知識與生產實踐的樞紐，其能夠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科學技術實踐創新以及社會治理的高質量發展。筆者認為，技能形成是勞動者獲得知識、能力、技術與思維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制度安排，受到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等因素影響，要探索勞動者的技能形成，應將其放到具體的行動情境當中，并融入技能實踐共同體的社會文化中，從而尋求技能形成的社會基礎及其特定要求。③Lave J.and Wenger E.，Situated Learning：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以往關于技能形成的研究成果更多論述的是產業工人技能形成的相關問題，鮮有研究涉及將技能/技能形成理論應用于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過程的分析?？v觀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還是職業化進程，都不離開政府、高校和職業三個核心主體，而這三大主體究竟是如何影響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的，則是本文重點研究的內容?；诖?，筆者將“行政吸納”“教育發展”“職業培育”作為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分析性概念，同時提出邁向技能為本的職業技能生產轉向，如圖1 所示。筆者認為，技能為本應包括以下幾個理論命題：第一，技能是聯結政府治理、專業教育、職業培育的原點，政府、高校、職業三者之間需要圍繞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達成一種可信承諾，多元化主體對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行動要與社會工作的專業初衷與職業本質不斷發生耦合。第二，技能是勾連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理論與實務的紐帶，能夠彌合理論、實務與研究的墮距，推動理論和實務以及社會工作專業高質量發展與人才培養之間達至一種互構性生成的關系。第三，技能既是勞動者謀生的工具，也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既是勞動者社會地位獲得的載體，也是國家獲得競爭優勢的驅動力。①王星：《從技能經濟學到技能社會學：技能形成研究的多元面向》，《社會學評論》2022 年第4 期。就這個意義而言，社會工作技能人才是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和社會治理創新的中堅力量，更是服務于國家“五位一體”戰略的制度性安排。第四，社會工作者應具備大國工匠的行為習慣與精神特質。

圖1 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過程與生產轉向結構框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所謂質性研究指的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中釆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的一種整體性研究，根據所獲取的文本資料等，對其進行歸納分析，進而形成概念或理論。它是在與研究對象互動的過程中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②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 年，第7、12 頁。

1.文獻分析法：一方面，本研究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技能、技能形成、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等期刊文獻以及相關著作，以期更好地了解現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圍，分析既有研究的貢獻與不足，進而在整個學術脈絡的背景之下找到本文所研究的問題的結構性位置。另一方面，筆者還分析了S 市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以及調研取得的相關文本材料。

2.深度訪談法：首先，本研究圍繞社會工作職業技能形成擬定了訪談提綱，并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行調研；其次，對不同類型的社會工作機構進行區分，選擇高校教師領辦機構、服務特殊群體機構、街道辦事處領辦機構、樞紐型的社會工作機構等，主要訪談對象為擁有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證書的機構負責人、高校教師和相關社會工作一線人員（尤其是接受社會工作相關學科教育的工作人員）等，詳見表1。

表1 訪談對象基本信息表

三、行政主導、教育引領與職業培育：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形成過程

（一）行政主導下的技能吸納

從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來看，行政推動一直是其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我國社會工作從改革開放以來呈現出的是以民政為主導的行政性、半專業性的社會工作專業形態。實際上，社會工作發展到今天，為了獲得體制內的承認，“體制嵌入”依然是社會工作發展的主流路徑，即要與政府主動聯結或被政府吸納，嵌入原有的行政性事務中，因此具有邊緣性行政化的特征。①李棉管、岳鵬燕：《專業認同的悖論：社會工作專業實習的意外后果——職業社會學的解釋視角》，《社會工作與管理》2020 年第2 期。對此，有學者對改革開放40 多年來社會工作的發展脈絡進行審視并指出我國社會工作總體上呈現出從依附式嵌入、有限自主性探尋再到共享發展的宏觀結構轉向，展現了社會工作與國家治理演進之間的復雜糾葛圖景。②徐選國、趙陽：《邁向共享發展：改革開放40 年我國社會工作實踐的結構轉向》，《新視野》2018 年第4 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工作的技能形成與政府意志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尤其是自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實施以來，項目制的運作邏輯對社會工作者的技能形成帶來巨大挑戰。有學者指出，行政化中的“家長式保護”與具有傳統單元制主義色彩的“項目管理”，導致社會工作機構“全能化”、社會工作者“技工化”、社會工作服務“精致化”。③吳耀健、陳安娜：《行政化與專業自閉桎梏：廣東D 區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的內卷化》，《社會工作》2017 年第5 期。新傳統主義下的家長庇護制、科層制下的政府購買社會服務抑或項目制的治理形式，使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形成遵循于合同文本中的規定性任務，其特點是程序化、模式化、文書化、去技能化。對于此，YJ 機構一線社會工作者講道：

“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是有第三方評估的，整個評估過程其實是特別煩瑣的，我們要做很多文書性工作，不是說做了一個電子版的材料就可以了，而是要帶著很多（裝滿材料的）檔案盒子。我們機構人數不多，但花在整理文書上的時間很多，這樣我們就沒有更多的精力去把項目做好，就陷入了一個死循環。你要知道，我們的條線是很多的，不同的政府部門要求不一樣，我們就要針對不同的要求準備不同的材料。有時候上級部門為了應對檢查，也會突然要求我們去做其他事情，提供其他的材料?！保?0220519ZXL）

但從現實來看，很多社會工作機構不得不接受上述事實，由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機制，社會工作機構的資金源于政府委托方，社會工作機構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受限，社會工作機構若想獲得生存發展，則需要依附于委托方的資源供給并采取靈活專業主義①孫斐、黃銳：《靈活專業主義：政府購買服務項目背景下社會工作者核心能力——來自上海的質性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 期。以及選擇性服務的行動策略②文軍、何威：《社會工作“選擇性服務”現象及其反思》，《學習與探索》2016 年第7 期。，其造成的結果是社會工作服務只能維持表面的虛假繁榮而不能進行深度的實踐與反思。雖然，政府以入戶積分、崗位津貼的方式，鼓勵社會工作從業者參加社會工作師考試，取得初級、中級、高級社會工作師職業資格，名義上是崗位的一種篩選機制，實際上只是崗位職業形象的一種象征符號。據此，LZ 中心的一線社會工作者LC 講道：

“我們現在每年都考社會工作師，其實考的東西和我們用的東西不是很相關，我們也不想費勁去學，但是你有這個證書就證明你是專業的，而且每個月還有一定的獎勵?，F在，上級部門都在統計各個機構的持證人員數量?！保?0220531LC）

綜上所述，職業資格證書只是落戶積分、額外津貼合理化的證據而非技能水平的體現。行政吸納技能是對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一種異化，即政府通過支持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并給予其一定的發展空間，使其能夠提供社會服務，從而成為政府的“幫手”。而當這種缺乏社會工作專業素養的“體制內”的工作者指導著具有一定專業性的“體制外”的社會工作者時，就會使得社會工作喪失其原本的專業性。③鄭廣懷、張若珊：《價值理念的本土化：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反思》，《中國研究》2020 年第2 期。也有學者在探討社會工作與街區權力關系時發現，專業社會工作被吸納到基層權力體系過程中導致了外部服務行政化、內部治理官僚化、專業建制化等問題。④朱健剛、陳安娜：《嵌入中的專業社會工作與街區權力關系——對一個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個案分析》，《社會學研究》2013 年第1 期。

（二）教育引領下的技能發展

西方國家的社會工作經歷了先有實踐、后有教育、再有理論的發展路徑，而我國自社會工作恢復重建以來，呈現的是一種“教育先行、實踐后發、理論闕如”的發展樣態。⑤張威：《生活世界為本的社會工作理論思想——兼論構建社會工作基礎理論的戰略意義》，《社會工作》2017 年第4期。就學科意義上而言，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常被其他學科質疑與挑戰，認為理論知識分類與體系建構存在邏輯混亂問題。⑥鐘耀林、王篤強：《超越邏輯混亂：重識社會工作專業的實務智慧與致用性》，《社會建設》2019 年第3 期。不僅如此，社會工作實務界普遍認為社會工作并非以探究學理為目的的基礎學科或理論，而應該是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的一種應用性的專業。⑦李迎生：《也談社會工作的學科定位》，《社會建設》2017 年第4 期。因此，理論與實務、實務與研究通常被割裂開來，難以培養高質量的社會工作技能人才。筆者認為，此種錯誤的認識正是造成當前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發生偏離、社會工作者技能失效的癥結所在。與此同時，高校中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實習過于機械化，致使在實習過程中部分同學原本對社會工作的“一腔熱血”，轉變為“情感斷裂”與“認同度降低”，就像YX 機構一線社會工作者所說：

“本科期間，我們對理論的學習是非常不重視的，在校實習更多呈現的是一種純粹為完成任務而做事情的狀態，我們并沒有感覺到課堂上學的東西能夠真正地被用到現實的實習環境中，我更加覺得我們的專業存在一種病態的現象，所以我到我們機構來的時候，并沒有覺得我在學校里學到的東西可以直接被用在我的工作上?！保?0220523WX）

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是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核心要素。換句話來說，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畢業后從事社會工作職業實踐所具備的技能源于其在學校里所受的專業教育與訓練。但反觀當前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總體上呈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特征：第一，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各自“鐵板一塊”，理論對實踐的解釋有限，實踐對理論的貢獻不足，甚至國內很多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高校在本科階段沒有社會工作理論課程。第二，西方社會科學的“科學化”進程以及新自由主義、新公共管理主義導致了社會工作專業化與技術化的浪潮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工作“去社會變革化”。①李偉：《社會工作何以走向“去社會變革化”？基于美國百年社會工作史的分析》，《社會》2018 年第4 期。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社會工作出現了教育降維現象，其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的缺失。②鄭廣懷：《教育引領還是教育降維：社會工作教育先行的反思》，《學?！?020 年第1 期。第三，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與專業實習發生脫節，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實習過于“活動化”，缺乏反思性與研究性，同時教育體系與職業標準的建立聯系得不夠緊密，致使教育與職業之間存在區隔。據此，LH 機構的負責人談道：

“我們現在機構有很多項目，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的學生提供了社會工作實踐的機會，但是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比較側重于方法、技術層面，也就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能夠更好地為案主服務，相對而言，我們的研究性確實不足，提煉、建構、概括的能力極為欠缺，這是我們的痛點?！保?0200526LY）

筆者認為，此種技能培養體現的是一種科技理性模式，而專業教育就是把個人的專業技巧、方法嵌入具體應用的知識體系中，從而提升職業活動的科技理性程度。③郭偉和：《從鏈式學科關系到職業能力為本的知識整合模式——再論社會學與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學科的關系》，《社會政策研究》2021 年第3 期。因此，社會工作逐步趨向于醫學、精神病學等領域，其結果是社會工作脫離了社會行動成為“墮落的天使”④Harry Specht and Mark E.Courtney，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淪為一種物化的工具。而對于教育與職業之間的關系，YJ 機構負責人這樣說道：

“教育與職業兩者關聯相當緊密，甚至是行業共生關系，簡單來說，體現在以下兩點：一要引導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長期深入參與社區、機構工作和項目實踐，促進理論聯系實際，增強專業本領，擴大專業教育在行業中的影響力，同時也提高對口就業率。二是有關高校要為本地社會組織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高質量專業力量，同時有計劃地分批次做好專業人才梯隊建設?！保?0220519WSR）

上述現象的發展勢必會導致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產生實用專業主義傾向。①雷杰、黃婉怡：《實用專業主義：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的界定及其邏輯》，《社會》2017 年第1 期。因此，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無法對社會工作者技能進行更好的生產。

（三）職業環境中的技能培育

職業技能培育是社會工作者從事社會工作職業實踐后，在其職業化的發展道路中整個社會工作職業環境對其技能的一種培育。培育職業技能人才是提高勞動者工作能力、解決技能人才短缺結構性矛盾、提高就業質量的重要措施。實際上，社會工作者在其職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期待，但同樣存在著諸如勞動價值感低、經濟收入不高、社會聲望較低等很多問題。②閆金山：《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對口就業困境與應對策略——基于職業分層視角的分析》，《中州學刊》2021 年第5期。LZ 機構負責人講道：

“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而高效、準確、專業、分工細致是職業要求的大勢所趨。社會工作者未來年輕化、職業化、專業化甚至是高學歷化趨勢會越來越明顯。但還存在一定的困境：一是待遇偏低和社會認可度仍然相對不足的問題；二是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和專業化、職業化的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三是工作職能短時間內仍難以完全分開，因此基層工作壓力依舊很大，客觀上再一次導致精力不足、專業性不強、工作不細致、需求匹配不精準、服務效率和水平低等問題。我們特別希望能夠不斷地有一些高質量的培訓可以參加，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水平?！保?0220531NCX）

在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背景下，過于指標化、效率化致使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服務專業性較低，具體表現為吹拉彈唱的活動化、游戲化以及文字資料整理的程式化、文書化。盡管目前S 市會開展一些社會工作專業培訓，但是這些培訓一方面比較形式化，很難被運用到具體工作中；另一方面，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各個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成熟度不同等，致使培訓的效果并不明顯。與此同時，我們在社會工作職業環境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本應以專業服務、人才培養為主要任務的社會工作機構，現如今將更多的精力投放在項目投標、維持與政府的關系以及對社會工作者勞動關系的管理上，社會工作機構變成向基層政府機構提供人力支援的勞務派遣公司③徐選國、楊君：《社工機構的“勞務派遣公司化”：動因、風險及治理策略——基于對南方某省M 市Y 機構的調研》，《中國社會工作》2016 年第25 期。，這無疑鉗制了社會工作者的技能形成?；谏鲜霈F象，有學者認為社會工作機構勞務公司化的形成根源是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委托—代理關系。④鄭廣懷、朱苗：《生態因素如何影響循證實踐在社會工作專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學?！?，2021 年第3 期。正如LH 機構負責人YLY 談道：

“我們機構承接了S 市的禁毒社會工作服務，雖然這些禁毒社會工作者不是由我們主要負責招聘，但是百余人的勞動關系卻是由我們主要負責，我們的壓力是比較大的，承擔的風險也是有的。有時候我也想不通，我們社會工作機構為什么要做這個事情，但你又沒辦法不做，你不做你就沒錢，此外你還得花很多精力去處理和政府的關系?！保?0220528YLY）

另一方面，在職業環境中，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多以是否考取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證書作為衡量職業水平的標準，因此很多機構要求一線社會工作者參加職業資格的考試。對此，H 大學的社會工作者專業教師、LH 機構督導CD 說：

“關于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我覺得應該還是圍繞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考試來談，職業技能體現在社會工作綜合能力與實務這兩個方面。綜合能力主要是指社會工作者應該具有的價值觀、理論和工作方法等。這些價值觀、理論基礎和工作方法應該按照通用過程模式被應用在各個實務領域當中。如果要讓我給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做一個界定，我就從職業資格證書考試的內容方面去界定。但是由于當前社會工作者還沒有成為一個非常專業化的職業，有時從業者即使取得了職業資格考試證書，也不見得就能夠很好地在實踐場所當中去應用，也就是說只會考試，不會應用。另外也是由于現實情境中的一些復雜因素導致沒有一個很好的外在環境能夠讓社會工作者去發揮和實踐這些職業技能?！保?0220602CD）

由此，不難看出，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的等級認定無法成為衡量社會工作者實際技能水平的有效指標，并且也沒有一個很好的外在制度環境去促進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有效形成。職業資格證書制度是人才考評選拔、勞動力市場規范、維護基本就業的一種制度體系。①彭振宇：《我國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歷史回溯及述評》，《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1 年第19 期。然而，自2014 年以來，因種類繁多、供給效率低下且泛濫（市場化運營）、社會認可度不足等，共有319 項職業資格證書被刪減取消，這恰恰反映出一些職業難以禁受住知識有效性與勞動力市場的檢驗，致使職業資格的合法性基礎被削弱，而其背后是國家的公信力在為職業資格進行背書。職業資格證書體系的無序擴張致使其合法性式微，無法反映勞動者的技能素養與水平，弱化了技能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因此，我們有必要審視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或職業資格證書的效力問題。參加過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的YX 機構一線社會工作者WX 這樣說道：

“學的內容不太能和實踐匹配得上，能用到20%到30%就已經很不錯了。大多數實踐工作還是對自身所學知識的一個整體的運用，考取職業資格證書只是對理論知識積累和薪資待遇提升有一定的幫助，對于實際工作能力的提高還是感覺幫助不是很大?！保?0220523WX）

總的來說，筆者基于對S 市四家社會工作機構的調查發現，政府吸納、教育引領、職業培育是影響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三大因素，而正是這三大因素為我們勾勒了S 市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圖景，筆者將其概括為一種“未完成的技能形成”。這種技能形成樣態，具體而言表現為：政府對技能的吸納與異化、教育未能對技能進行有效生產以及缺乏良好的社會工作職業環境。更進一步來說，外在的制度環境與體制的強大力量使得高校、職業與政府之間就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這一議題尚未達成一種共識，缺少跨界整合的實踐機制?；诖?，筆者進一步提出邁向“技能為本”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生產轉向。

四、邁向技能為本：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生產轉向

筆者認為，造成上述“未完成的技能形成”的技能樣態，源于三個因素，即知識的制度化與專業的建制化、教育異化、證書系統的功能異化?；诖?，筆者提出邁向技能為本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生產轉向，具體而言，要營造職業技能長期積累的穩定環境、推動社會工作專業高質量發展與人才培育建設、強化技能證書體系的質量建設、弘揚職業技能中的工匠精神。

（一）可信承諾的達成：營造職業技能長期積累的穩定環境

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的形成問題，某種程度上就是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如何培養的問題。從基本的發展路徑來看，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是從在學校里接受的專業教育到工作環境中的職業培育的一個整體性過程，但在此過程中涉及多方主體的聯結與互動。因此，職業技能長期積累的穩定環境取決于多元化主體對技能培養的共識。政府層面應出臺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培養的政策文本和人才隊伍建設綱要，為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提供合法化依據、規范化標準。專業教育層面應引導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理論與實踐并重，發揮社會工作的想象力①徐選國：《從社會學的想象力到社會工作的想象力——社會工作學的邏輯起點初探》（“社會工作理論：哲理反思與文化自覺”筆談），《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6 期。，以宏觀視角透視微觀實踐，在闡釋社會問題的發生機制的基礎上開展專業助人的科學活動并為社會工作職業化發展輸送專業化人才。職業環境層面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應為社會工作者建立良好的職業技能培育機制，并且為社會工作者職業發展提供晉升通道和相應的薪酬機制，社會工作者個體應加深對專業技術崗位的認識。行業協會應通過積極搭建平臺、鏈接資源、定期開展培訓、組織研討會等來推動社會工作行業標準化、專業化、職業化的良善發展。技能是大國工匠的立足之本，促進社會工作者技能的形成需要營造職業技能長期積累的穩定環境，使多元化主體之間達成可信承諾。

（二）互構性生成：推動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與人才培養建設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作為一門專業與學科，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常常受到其他學科的質疑與挑戰。社會工作實務界普遍認為，社會工作不是一門以探討學理為宗旨的基礎學科或理論學科，而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宗旨的應用專業。因此，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理基礎被大大削弱，社會工作教育、研究與實務發生斷裂，不利于社會工作技能人才的培養。筆者認為，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內涵式發展與高質量建設以及社會工作技能人才培養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付出更多努力。首先，在制度與政策文本的學習解讀上，要充分把握黨和政府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社會工作所面臨的發展機遇。換言之，社會工作要積極服務于我國重大發展戰略，將社會工作事業作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①李迎生：《黨的領導與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21 年第5 期。其次，在教育層面，恪守社會工作社會性的本質屬性，建立適合本土情境、具有本土理論智識的課程體系，加強社會工作與新技術的結合②何雪松、劉仕清：《社會工作教育高質量創新發展的挑戰與應對》，《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3 期。，將社會組織、行業協會、有關企業等實習單位共同融入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以及整個育人實踐的過程中。再次，在研究層面，注重社會工作理論的在地化生產，注重實證性知識與實踐性智慧的有機結合③郭偉和：《專業實踐中實證性知識和實踐邏輯的辯證關系——以循證矯正處境化實踐為例》，《社會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不是割裂的關系而是一種共生性關系。最后，在實務層面，社會工作者應注重實務過程的反思性、處境化實踐能力的培養，以及理論與實務的對話，避免出現“去專業化”與“反理論”傾向。④文軍、何威：《從“反理論”到理論自覺：重構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社會科學》2014 年第7 期。因此，互構性生成在專業內部體現為社會工作理論、實務與研究之間的一種共生關系，從更大的范圍來說，則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的互構共生。

（三）戰略性構成：強化技能證書體系的質量建設

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發現一個社會事實，即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崗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他認為知識的商品化、盛行的技術管制意識形態以及正式知識生產機構的過度膨脹帶來的教育擴張是導致“文憑通貨膨脹”并由此進入“文憑社會”的癥結所在。⑤蘭德爾·柯林斯：《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VI 頁。有學者進一步將文憑社會概括為依賴文憑證書系統組織社會結構的一種社會樣態。⑥王星：《走向技能社會：國家技能形成體系與產業工人技能形成》，中國工人出版社，2021 年，第372 頁。但總的來說，文憑主義一方面導致文憑泛濫以及文憑認證系統的擴張，產生文憑貶值的現象；另一方面也使技能培訓成為文憑證書獲取的副產品。因此，我們需要對學歷證書、技能證書有著更高質量的建設要求。2008 年，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正式啟動，標志著社會工作正式開啟職業化道路。目前，全國共有73.7 萬人取得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證書，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進了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結構的優化和素質的提升。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2021 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2 年8 月26 日。但由此也產生了一些疑問，即通過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并取得證書的社會工作者就真的具備相應的職業能力了嗎？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有學者提出由于全國各地應試者的實際能力差異較大、從事的工作范圍差異較廣以及科班出身與非科班出身的差別等，難以用同一份試卷做出精準的衡量。①何平：《我國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職業資格認證制度設計研究》，《社會工作》2013 年第2 期。曾守錘等發現助理社會工作師的考試通過率（2008—2017 年）像過山車一樣變化劇烈，這可能意味著該考試的效度與信度存在一定的問題。②Shouchui Zeng，Xiao Li and Wei Chen，“China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Level Examination Pass Rates：Chronological Chang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30，No.3，2019，pp.344-352.朱健剛等通過調研發現，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證書將長期從事社會服務卻難以拿到職業證照的從業者逐漸“邊緣化”。③朱健剛、童秋婷：《反思社會工作的“證照化”》，《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3 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倘若持證者不能實踐專業服務，那既是專業能力的閑置與浪費，也不利于服務效能的提高。④王思斌：《發揮持證在崗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中國社會工作》2022 年第13 期。因此，這恰恰需要我們警惕文憑證書、技能證書的過度膨脹所帶來的證書貶值以及證書在勞動力市場中信號失靈等問題。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證書雖然目前沒有泛濫，但現有的初級、中級、高級社會工作師考試僅僅是一種通用型技能人才認定，未來需要探討的是社會工作專用型技能人才認定體系。此外，我國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考試面向的是專業社會工作者與本土社會工作者這兩類人群，這種社會工作的“二元市場結構”⑤劉正峰、王九洲、劉亦為：《社會工作“二元市場結構”與注冊社會工作師立法》，《社會工作與管理》2020 年第5 期。也就意味著應制定不同的社會工作者的認定標準與認定辦法?？偟膩碚f，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認定應強調主體多元化參與，換言之，企業、社會組織、行業協會、高校、政府等主體均應在技能人才認定方面發揮作用。因此，強化技能證書體系的質量建設，提高技能證書與技能水平之間的匹配程度，從而提高證書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信號有效性，使社會工作技能人才能夠更好地融入勞動力市場，這應被視為一項重大的議程予以推動。同時，技能既是勞動者謀生的工具，也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既是勞動者社會地位獲得的載體，也是國家獲得競爭優勢的驅動力。因此，強化技能證書體系的質量建設更是推動技能強國戰略、助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創新以及服務于國家“五位一體”戰略的制度性安排。

（四）精神氣質：弘揚職業技能中的工匠精神

“工匠”在古代指的是手工藝人，如木匠、鐵匠、鎖匠等，意為熟練掌握某種手工技藝并賴以為生的人。⑥周菲菲：《試論日本工匠精神的中國起源》，《自然辯證法研究》2016 年第9 期。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匠”的指向范圍也不斷擴大，逐漸延伸到生產制造領域以及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領域中。這些匠人不但技術精湛而且具備嚴謹、細致、專注、負責的工作作風以及強烈的認同感、責任感、榮譽感和使命感，而從工匠本身所折射出來的本質與價值則是工匠精神的彰顯。工匠精神是一種超越工匠技藝層面的價值關懷，“道技合一”“心物與外物的合一”是工匠的最高追求與理想。⑦夏燕靖：《斧工蘊道：“工匠精神”的歷史根源與文化基因》，《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5 期。國外尤其是德國與日本對于工匠精神的釋義可以追溯到宗教傳統上。首先，德國的工匠精神來源于新教倫理的天職觀，所謂“天職”即是上帝交給的任務。質言之，世俗工作被賦予了濃厚的宗教色彩。同樣，日本也有其宗教的傳統，日本對工匠有一個專門稱謂叫“職人”，日本的神道教主張萬物有靈。因此，他們將能夠改變物質形態的技藝視為有神秘力量的咒術，職人群體在創作中更是懷著賦予被制作物以靈魂的信仰。①杜連森：《轉向背后：對德日兩國“工匠精神”的文化審視及借鑒》，《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6 年第21 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德國和日本的“匠人”在進行實踐的過程中，超越了技藝本身，具有一種精神修行的強大感召，實際上這與我國工匠對“道技合一”的追求，具有相似相通之處?；诖?，有學者將工匠精神界定為勞動者在特定行業的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氣質和行為習慣②王星：《精神氣質與行為習慣：工匠精神研究的理論進路》，《學術研究》2021 年第10 期。，它是嵌在社會制度結構中形成并發生作用的，屬于生產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筆者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是，這里的工匠精神不單單指的是個體層面，更是社會的一種價值取向與國家的時代追求。

對于社會工作者自身而言，他們需要把自己視為一個“工匠”進而沉浸在自己的專業實踐當中，去促進社會工作者恪守專業價值與倫理，對職業技能進行反思，形塑社會工作者的工匠精神。第一，基于證據為本的實踐模式提升社會工作服務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并對服務使用者的問題做風險評估，總結實證性知識。第二，基于不同的情境引導不同服務使用者覺察、反省自身處置問題的方法與能力。第三，整合實證性知識與實踐性智慧，這對社會工作者而言將是一項漫長的技能形成過程。社會工作者應當從他們的實踐中進行學習，并學習如何利用和發展他們的技能來更好地完成科學的助人實踐，與此同時需要從知識體系、價值判斷、專業的自我沉淀等多個方面進行長期的訓練。綜上所述，社會工作者是推動媒介系統變革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項目服務質量的提高、本土理論的革新、專業與職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工匠精神的融入。

技能為本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生產轉向詳見圖2。

圖2 邁向技能為本的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生產轉向

五、結語

本文的分析表明，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區別于以往僅受個體因素的影響，呈現的是一種以政府、高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等多元化結構主體共同形塑的過程，而行政吸納、教育引領和職業培育或許可以成為當前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基礎性理論的分析框架。筆者認為，技能是鏈接政府治理、專業教育和職業培育的原點，政府、高校和職業三者之間需要圍繞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形成達成一種可信承諾。社會工作技能人才是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和社會治理創新的中堅力量，更是服務于國家“五位一體”戰略的制度性安排。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鮮有涉及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這一議題，而較多涉及的是社會工作專業化、技術化與職業化的宏大命題抑或社會工作微觀化、臨床化的實務研究，而技能是勾連宏觀與微觀的中間概念。筆者認為，對于社會工作者技能形成的研究與關注，不僅能夠提升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技能，更為重要的是對社會工作專業地位的提升、合法性的獲得①王曄安、馬銘子：《社會工作專業地位提升的機制——以健康社會工作為例》，《青年研究》2021 年第5 期。、職業自主性的獲?、趨羌丫?、徐選國：《共生性自主：第三方評估本土實踐的理論范式——基于對上海H 區婦聯項目評估實踐的歷時性考察》，《中國社會組織研究》2023 年第1 期。、政社關系的信任建構③陳濤：《公共治理視角下政社合作關系的構建》，《行政科學論壇》2018 年第1 期。、社會工作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人才培育、踐行技能強國戰略等起到巨大的促動作用。

吉登斯認為結構具有二重性，結構既是限制又是資源條件。因此，結構是變動性的，而行動者可以通過策略突破結構限制，獲取結構資源。對于社會工作者而言，可以憑借自身的技能充分利用結構性機會，進而創造新的社會結構。④何雪松：《改革開放40 年與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結構-行動”的視角》，《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2 期。因此，社會工作者在其職業技能形成的過程中，應不斷地反思自身的實踐過程與實踐成效，進而把更多的結構化要素納入進來，獲得職業發展的空間。未來，我們可以圍繞社會工作者職業技能形成的過程性機制以及技能形成體系做進一步的闡釋，深化技能為本的生產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