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開放、外資開放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來自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的經驗證據

文/倪澤睿（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上海 200433）

一、研究背景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動力變革和效率變革已成為實現“高效、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必由之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特征①余泳澤、楊曉章、張少輝：《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時空轉換特征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年第6 期。，能夠有效克服傳統全要素生產率不能反映資源消耗、生態環境污染等局限，突出了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綠色發展本質。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更好推動開放發展。②王維平、牛新星：《試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良性互動》，《經濟學家》2021 年第6 期。長三角地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已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中，而貿易和投資作為全球分工體系主要載體，是推動經濟開放發展的主要動力，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不容忽視。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開放發展與綠色發展在未來經濟發展布局中的戰略地位愈加凸顯，如何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效益，是當前學術研究熱點。貿易開放與外資開放作為開放發展重要內容，二者及其交互作用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如何？有哪些影響路徑？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目前國內外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基于長三角地區41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實現更高質量經濟發展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現階段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主要有隨機前沿法（SFA）和數據包絡法（DEA）。隨機前沿法用具體生產函數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③王裕瑾、于偉：《我國省際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收斂的空間計量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6 年第11 期。數據包絡法無須設定具體生產函數，在此基礎上有學者進一步利用SBM模型以解決由徑向選擇導致的變量松弛問題。④Tone K.，“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Vol.130，No.3，2001，pp.498-509.學者們利用Malmquist 指數、ML 指數、GML 指數和MML 指數等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⑤崔興華、林明裕：《FDI 如何影響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數和PSM-DID 的實證分析》，《經濟管理》2019 年第3 期。⑥Dong-hyun Oh，“A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ex，”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Vol.34，No.3，2010，pp.183-197.⑦李振洋、白雪潔：《產業政策如何促進制造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基于鼓勵型政策和限制型政策協同的視角》，《產業經濟研究》2020 年第6 期。因為數據包絡法能夠避免具體生產函數和誤差項分布特征導致的偏誤，所以其應用更加廣泛。還有少部分學者用索洛余值法測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⑧汪鋒、解晉：《中國分省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15 年第2 期。

部分學者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貿易開放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從而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有利作用。①Peng Y.，Chen Z.，Xu J.and Lee J.，“Analysi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rend and Its Determinants for The Countries along Silk Roads，”Growth and Change，Vol.51，No.4，2020，pp.1711-1726.對外貿易有利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進口貿易促進作用更顯著。②齊紹洲、徐佳：《貿易開放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 年第4期。一些學者利用跨國面板數據發現，對外貿易對亞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存在抑制性，但是對歐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促進作用。③黃秀路、韓先鋒、葛鵬飛：《“一帶一路”國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時空演變及影響機制》，《經濟管理》2017 年第9 期。還有一些學者利用2006—2017 年中國“一帶一路”沿線18 個省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對外貿易抑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但是抑制作用隨對外貿易水平的提高而減弱，對外貿易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空間異質性。④張建清、董潔明：《對外貿易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影響》，《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9 年第12 期。

研究外資開放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關系的論文，主要有如下四類觀點：一是“促進論”，外資開放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外資開放技術溢出能夠有效促進本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綠色技術進步的提升，并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⑤張偉科、葛堯：《對外直接投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效應影響》，《中國管理科學》2021 年第4 期。二是“抑制論”，外資開放阻礙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支持“污染天堂”假說。發達國家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將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投資國，且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具有壟斷效應，從而產生顯著的環境污染效應，又由于其競爭效應和示范效應的發揮存在滯后性，因而外商直接投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產生抑制作用。⑥Rafindadi A.A.，Muye I.M.and Kaita R.A.，“The Effects of FDI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n Environmental Ppollution in Predomi-nantly Resource-based Economies of The GCC，”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 Assessments，Vol.25，No.2，2018，pp.126-137.⑦Zhou X.，Sun X.，Yang Y.and Chen Y.，“Market Fragmenta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Vol.29，No.4，2020，pp.2969-2980.⑧任保平、呂春慧：《中國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動態勢及其空間分布格局》，《經濟與管理評論》2019 年第3 期。三是“異質論”，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學者們利用2001—2017 年黃河流域65 個城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在不同時期對上中下游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存在差異。⑨趙明亮、劉芳毅、王歡、孫威：《FDI、環境規制與黃河流域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地理》2020 年第4 期。還有學者基于1997—2017 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發現，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存在顯著空間異質效應，對東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最大，對中部地區的作用居中，對西部地區的作用最小。⑩汪朝陽：《外資開放如何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經濟與管理評論》2021 年第1 期。四是“不確定論”。外資開放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即外商直接投資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效應存在不確定性。①Kukulski J.and Ryan M.，“Investment History and Market Orientation Effects in The TFP-FDI Relationship，”The World Economy，Vol.34，No.4，2011，pp.546-567.②Shujing Yue，Yang Yang and Yaoyu Hu，“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Green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s Experience，”Sustainability，Vol.8，No.2，2016，pp.2-14.

綜上所述，在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全國省際層面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層面，從市際層面研究具體區域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的文獻較少；在研究內容上，現有文獻多單獨研究貿易開放或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將二者納入一個研究框架的文獻鮮見。本文的邊際貢獻為：利用DEA-Malmquist 指數方法測得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項，全面把握長三角地區綠色發展的特征。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相結合，研究貿易開放、外資開放以及二者交互項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由于長三角區域不同省市的資源稟賦存在顯著差異，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區域異質性特征。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貿易開放包括進口貿易開放和出口貿易開放。進口貿易開放能夠給進口國帶來綠色產品與先進技術等，通過溢出效應和擴散效應，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調整，外部國際競爭的壓力也會對國內企業產生“倒逼”機制，促使其不斷進行創新，從而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和提高技術轉換率。出口貿易開放往往伴隨市場份額的重新分配，有助于國內企業的空間集聚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干中學效應、競爭效應和規模效應有利于技術知識的傳承與創新，最終有助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貿易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正向促進作用。

外資開放可以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充足的資金，并通過行業內的示范效應和行業間上下游產業鏈的關聯效應等，促進產業集聚和技術擴散，推動當地生產工藝的變革、人員知識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企業生產中污染治理技術水平和資源使用效率，進而促進綠色技術進步。外資開放可以加快人力資本的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推動整個地區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外資開放也會對市場競爭秩序、法律法規的規范性、政府部門的治理效率等提出更高要求。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往往會更加積極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完善市場機制，激發企業活力，進而推動技術進步，最終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正向促進作用。

由于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存在顯著差異，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對經濟發展、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影響存在地域差異，因而二者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可能存在區域異質性。這種效果來自知識溢出效應、學習效應、競爭效應、規模效應和成本依賴效應相互作用的強弱。當知識溢出效應、規模效應、學習效應發揮主要作用時，貿易開放、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正效用較大；當競爭效應、成本依賴效應發揮主要作用時，貿易開放、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效用較大。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

H3：貿易開放、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

四、研究方法

（一）指標選取

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投入指標包括勞動力L、資本存量K 和能源消耗E。本文用2000—2018 年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總人數衡量勞動力L。參照前人的處理方法①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2004 年第10 期。，利用“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K，即Ki，t=Ki，t-1（1-φ）+Ii，t，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Ki，t表示i 城市t 時期資本存量；Ki，t-1表示i 城市t-1 時期資本存量；φ 代表固定資本折舊率，這里取9.6%；Ii，t為i 城市t 時期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以2000 年為基期，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其進行平減處理。能源消耗E，用全市用電量來表示。

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產出指標包括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兩部分。期望產出用實際GDP 進行衡量，具體來說，以2000 年為基期，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將名義GDP 折算成實際GDP。本文用熵值法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和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產出量分別賦予一定權重，得到綜合污染指數，以此衡量非期望產出。

（二）研究方法

1.熵值法

本文用熵值法計算非期望產出各指標權重，并依據權重和指標標準化數值計算綜合污染指數。

為了消除不同量綱對數據造成的不可比性的影響，本文采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非期望產出各指標均為負向指標。

正向指標：

負向指標：

指標信息熵計算：

熵值冗余度計算：

指標權重：

單項指標得分：

綜合指數得分：

上述7 個公式中，Xij為第i 個城市第j 項指標標準化處理后的數值，max{xj}和min{xj}分別為第j項指標最大值和最小值，m 和n 分別為城市數和指標數。

2.DEA-Malmquist 指數方法

DEA-Malmquist 指數模型不需要設定具體生產函數、相關的價格信息和無效率項的分布假設。從t 期到t+1 期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DEA-Malmquist 指數可以表示為：

在公式8 中，（xt，yt）表示t 期的投入和產出向量，（xt+1，yt+1）表示t+1 期的投入和產出向量，dt和dt+1分別表示以t 期技術水平為參考，t 期和t+1 期的距離函數。假設規模報酬不變，DEA-Malmquist 指數可以被進一步分解成：

在公式9 中，等號右邊第一項為綠色效率進步指數，是指決策單元對生產前沿面的追趕；第二項為綠色技術進步指數，是指決策單元的生產前沿面的躍升。

（三）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CEIC 數據庫、EPS 數據庫、搜數網、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臺，以及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歷年的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

（四）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項

本文用DEAP2.1 軟件計算2000—2018 年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綜合環境約束下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①非期望產出可以被看成額外的環境成本投入，非期望產出越多，意味著環境成本投入越多，相應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越低；反之，非期望產出越少，意味著環境成本投入越少，相應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越高。故本文將非期望產出指數列為投入指標，以此計算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將其分解為綠色技術效率（EFFCH）和綠色技術進步（TECHCH）兩部分，如表1 所示。由于中國加入WTO 以后外資規模的增大以及中國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本文在分析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0—2010 年，第二階段為2011—2018 年。

表1 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及其來源分解

在2000—2010 年，上海、南京、無錫、蘇州、南通、溫州、衢州、臺州和合肥等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高，其動力主要來自綠色技術進步。泰州、淮南、馬鞍山、安慶、滁州、阜陽、宿州、六安、亳州、池州和宣城等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幾何平均值均小于1，原因是綠色技術效率和綠色技術進步的下降，說明該期間內，人們對綠色生產技術以及綠色技術轉化的重視還不夠，生態環境問題管控力度較小，特別是在安徽省。在2011—2018 年，受金融危機、經濟結構轉型調整等影響，經濟增速有所下滑，但是除安徽省的城市外，長三角地區的多數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實現了增長，這與各地加快升級產業結構、加強環境規制、重視生態問題緊密相關。以上海市為中心的長三角東部經濟核心區的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長三角地區北部和西部的城市由于自身經濟發展基礎薄弱、研發水平較低和資源能源依賴度較高，更多扮演“產業承接者”和“技術模仿者”角色。環境政策落實不到位，導致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低。長三角地區的綠色技術效率進步總體慢于綠色技術進步，會產生效率惡化現象。由于經濟資源供給有限，僅依靠技術進步勢必會導致資源配置失衡。提高綠色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

五、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為了檢驗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本文設定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下標i 和t 分別為城市和時間；被解釋變量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解釋變量包括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控制變量包括經濟基礎、科技投入、產業結構、人力資本、環保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εit為隨機干擾項。

（二）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本文以勞動力L、資本存量K 和能源消耗E 為投入指標，以實際GDP 和綜合污染指數為期望產出指標和非期望產出指標，利用DEA-Malmquist 指數方法，測得2000—2018 年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解釋變量。①貿易開放（trade）。對外貿易通過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產生“競爭效應”“干中學效應”和“規模效應”等，影響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本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 的比重衡量貿易開放。②外資開放（fdi）。外商直接投資通過示范效應、關聯效應等，對市場機制產生影響，最終影響長三角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GDP 的比重衡量外資開放。

控制變量。①經濟基礎（pgdp）。雄厚的經濟基礎是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保障，本文用人均GDP 表示經濟基礎。②科技投入（tech）。技術進步與創新是區域綠色發展的根本動力，有助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利用，最終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本文用當年政府科學技術支出總額占GDP 的比重衡量科技投入。③產業結構（indus）。產業結構升級意味著生產要素由生產效率低的部門流向生產效率高的部門，傳統的高投入、高污染、低產出的生產方式轉向集約高效、綠色環保的現代化生產模式，從而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本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比例衡量產業結構。④人力資本（humcp）。人力資本決定地區科技創新能力，影響技術擴散和創新的速度，最終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本文用各地區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數與本地區常住人口總數的比值衡量人力資本。⑤環保投入（envir）。環保投入直接影響污染防治成效，倒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最終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本文用政府環保支出總額占GDP比重衡量環保投入。⑥基礎設施建設（infru）。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會提高運輸效率并降低運輸成本，進而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本文用各地區人均城市道路面積衡量基礎設施建設。

表2 呈現的是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全樣本分析

根據豪斯曼（Hausman）檢驗結果，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如表3 所示，貿易開放分別在0.01 和0.05 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假設1 得到驗證。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深化，更多國際前沿的環保知識、管理經驗、綠色產品設計理念被引入國內，通過學習效應和集聚效應，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最終促進長三角地區的綠色發展能力提高。

表3 全樣本回歸分析結果

外資開放分別在0.01 和0.05 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假設2 得到驗證。外資開放能夠加快生產要素流動，通過溢出效應、示范效應和關聯效應，促進當地生產工藝的變革，帶動產業轉型升級；競爭效應可以倒逼企業進行研發投資和綠色技術創新，降低能耗，提高生產效率。外資開放也對當地政府相關部門的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助于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進而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的交互項在0.01 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且回歸系數值明顯增大，說明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之間已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貿易開放能夠拓寬引進外資的渠道，有助于長三角地區出臺環境保護政策，優化外資結構，更多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外資企業進駐該區域，倒逼國內勞動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由外資帶來的先進知識、技術通過學習效應、競爭效應和溢出效應推動企業不斷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降低污染排放強度，企業整體競爭實力不斷提高，最終正向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經濟基礎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除模型（1）外，回歸系數均為正，說明雄厚的經濟基礎為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積累人力資本和保護環境等提供了支持?？萍纪度雽G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原因可能是政府的科技投入會對其他主體的創新投入產生擠出效應，而企業對政府資金的過度依賴也會降低資金利用效率和創新能動性；現階段長三角地區的專利申請多為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對經濟效率影響更大、綠色技術含量更高的發明專利占比較小，同時基礎科學研究的滯后和結構性人才的短缺，使創新性技術進步緩慢，最終導致綠色技術進步轉化率較低。產業結構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正，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使主導產業不斷向以綠色創新和環境友好為特征的新興產業轉移。人力資本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為正，人力資本積累有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環保投入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為正，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大會迫使企業減少資源能源的低效投入和污染排放，倒逼其研發綠色技術和改善運營結構，通過創新補償效應，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進而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A設施建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正，完善的基礎設施有利于降低運輸成本。

（四）區域異質性

長三角地區的不同區域在經濟基礎、資源稟賦、開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果可能存在區域異質性，本文進一步將全樣本劃分為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以上海市為中心的經濟核心區（經濟核心區包括上海、南京、無錫、常州、蘇州、杭州、寧波、嘉興和紹興等城市，這些城市以上海市為核心，是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內核區域），分別進行實證分析，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區域異質性分析結果

貿易開放對江蘇省、安徽省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促進作用，但是對浙江省和經濟核心區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具有負向影響，原因可能是浙江省和經濟核心區是國際貿易產品的主要流入區域，大量國外高附加值產品的涌入對該區域高新技術產業產生沖擊，使其市場空間急劇縮小。技術的落后以及產品質量的劣勢，進一步壓縮了生存空間，其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綠色技術創新。外資開放對蘇浙滬地區均產生顯著促進作用，但是對安徽省產生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是與蘇浙滬地區相比，安徽省在經濟發展、科技創新、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處在落后位置，吸引外資能力較弱。為引進更多外資，地方政府會選擇降低環境保護水平，但是引進的外資多集中在污染密集型產業和低技術產業，使自身成為“污染避難所”，無法有效吸收綠色技術，導致效益的損失和環境污染的加劇。安徽省薄弱的產業基礎使其在與外資企業競爭中處于劣勢，大量市場份額被擠占，本土企業的利潤下滑，從而阻礙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假設3 得到驗證。此外，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的交互項對江蘇省和經濟核心區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這意味著這兩個地區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關系。

（五）穩健性檢驗

為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以解釋變量的滯后期變量為其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歸，如表5 所示?？梢园l現，回歸系數符號和數值與上述的研究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并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驗證了上文的研究結論。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0—2018 年長三角地區41 個城市面板數據，采用DEA-Malmquist 指數方法測算了這些城市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項，在此基礎上，利用固定效應模型檢驗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影響機制及其區域異質性特征。結果顯示：（1）蘇南和浙南地區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高，安徽省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低。以上海市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的東部經濟核心圈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迅速，環保政策落實效果較好，經濟效益明顯；長三角地區北部和西部的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較低且增長緩慢，更多扮演“產業承接者”和“技術模仿者”角色。（2）從總體上來看，長三角地區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二者的交互作用會進一步擴大這種正向影響。（3）分區域來看，貿易開放對江蘇省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作用明顯，對浙江省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抑制作用明顯；外資開放對蘇浙滬地區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對安徽省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存在抑制作用；貿易開放和外資開放的交互作用對江蘇省和經濟核心區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正效應最為顯著。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應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規模，優化對外貿易結構，促進對外貿易綠色發展。減少出口貿易對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和環境污染密集型產業的依賴，采用更加嚴格的能耗標準，倒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產品創新，提高貿易產品附加值。第二，采用差異化引資戰略，優化外資引入結構。上海、蘇南、浙北等地區應著重提高外商直接投資質量，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環保產業的引進力度；蘇北、皖西等地區應提高環境保護水平，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利用自身優勢引進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外資企業，增加資本存量。第三，應進一步增加政府科技投入、環保投入和新興產業投資，構建高質量人才引進機制，差異化、多層次引智與優質化、靶向化育智并舉。通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上海、南京、蘇州和杭州等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互聯互通，充分發揮區域中心輻射功能，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帶動周邊城市發展。對蘇北、浙南、皖西等地區采取傾斜性支持政策，縮小各地區綠色發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