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征管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分析
——來自金稅三期工程準自然實驗的證據

文/吳斌 舒竹語（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1189）

一、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逐漸難以維持，高質量發展模式已經成為經濟社會建設的主導思想。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能夠有效地反映資源的利用水平和生產效率狀況，被眾多學者所采用。全要素生產率不但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有非常突出的貢獻①李平：《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路徑及影響因素——增長核算與前沿面分解視角的梳理分析》，《管理世界》，2016 年第9 期。，還揭示了國家內部特定行業的比較優勢②Federica Saliola and Murat Seker，“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World Bank，No.68273，2011，pp.1-8.，可以用于評價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精確分析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能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稅收作為企業支出的一部分，不僅影響企業的生產效率，同時也是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調節社會資源在不同經濟成分間合理分配、保障國民經濟生產運行的職能。中國的稅收政策也在不斷進行改革，其中金稅三期工程作為稅收征收管理方式轉變的一個載體，提高了稅收征管能力，增加了進項稅和銷項稅數額，改善稅負公平，減小企業逃稅的可能性，使企業所得稅支出增加。①李艷、楊婉昕、陳斌開：《稅收征管、稅負水平與稅負公平》，《中國工業經濟》2020 年第11 期。②張克中、歐陽潔、李文?。骸毒壓巍皽p稅難降負”：信息技術、征稅能力與企業逃稅》，《經濟研究》2020 年第3 期。在市場表現上，政策實施讓稅務機關更輕松地獲取可能存在避稅行為的企業信息，顯著減少企業避稅逃稅的機會，降低了企業股價暴跌的風險。③李春濤、王悅、張璇：《激進避稅行為與股價暴跌風險——外部監管視角與因果識別策略》，《財貿經濟》2021 年第6 期。從整體表現上來看，金稅三期工程可能會加重企業的稅收負擔，使企業減少生產資金。高稅收征管強度使企業留存收益減少，抑制企業技術發展，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④燕洪國、潘翠英：《稅收優惠、創新要素投入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經濟與管理評論》2022 年第2 期。?？梢娖髽I如果存在過重的稅收負擔，就會縮減生產過程所需資金，進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

本文從稅收負擔的角度，以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為準自然實驗背景，建立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探究稅收政策變化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金稅三期工程這一準自然實驗驗證了稅收負擔會抑制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這種抑制作用在國有企業、東部地區企業和非制造業企業中更為明顯。本文以金稅三期政策上線為研究變量，避免了內生性問題的發生，發現稅收負擔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影響企業研發創新和融資約束來實現的，豐富了稅務領域內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為國家進一步進行稅收征管改革提供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金稅三期工程系統的應用，我國將建立健全稅收征管標準體系，從而有效提高各級稅務部門征管行為的規范化水平，有利于實現稅務有關信息的監督管理。金稅三期工程將改善稅收征管服務質量，為企業提供更加優質的涉稅服務，確保有關納稅主體及時掌握政策信息。

在稅務領域內，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因素有政府行為特征的稅收競爭、稅收結構差異、政策治理效應和企業稅負強度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稅收征管目標不一致。雖然加大稅收征管力度能提高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會隨之下降，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⑤張明：《稅收征管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非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7 年第1 期。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通過影響企業在地區間的遷移和動態成長，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⑥彭馨：《稅收競爭、地區生產率增長與異質性企業出口》，《經濟科學》2019 年第4 期。流動性要素競爭產生規模效應，不同地區全要素生產率也會產生不同結果。⑦王文甫、張彤：《稅收競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研究》，《財貿研究》2022 年第9 期。稅收的主體稅種、稅制結構可以改善生產資本、勞動力的錯誤配置程度以及提高技術效率，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①李香菊、高錫鵬：《稅制結構競爭優勢與全要素生產率：影響機制與比較分析》，《經濟學家》2022 年第8 期。省市之間收入差異大，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向經濟性支出傾斜，降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②薛鋼、付夢媛：《稅收分成、地方政府行為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273 個地級市的檢驗》，《經濟問題探索》2022 年第9 期。企業間增值稅有效稅率的差異會導致資源錯誤配置、產品價格扭曲，抑制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③陳曉光：《增值稅有效稅率差異與效率損失——兼議對“營改增”的啟示》，《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8 期。④劉柏惠、寇恩惠、楊龍見：《增值稅多檔稅率、資源誤置與全要素生產率損失》，《經濟研究》2019 年第5 期?！盃I改增”政策營造了更加公平的經濟環境，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降低企業負債水平，能夠促進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⑤馬金華、林源、費堃桀：《企業稅費負擔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析——來自我國制造業的證據》，《當代財經》2021年第3 期。企業納稅信用評估的新政策實踐，促使消息及時披露，降低納稅成本，提高企業投資效率，提高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⑥冀云陽、高躍：《稅收治理現代化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企業納稅信用評級準自然實驗的研究》，《財經研究》2020 年第12 期。綠色稅收政策改善了環境質量，促進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⑦牛歡、嚴成樑：《環境稅收、資源配置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世界經濟》2021 年第9 期。

大部分研究認為，增加稅收會抑制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減稅和稅收優惠會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稅務檢查作為稅收征管環節，會加重企業的實際稅負，減少企業在生產中的資源投入和留存收益，抑制企業生產效率提高。⑧于文超、周雅玲、肖忠意：《稅務檢查、稅負水平與企業生產效率——基于世界銀行企業調查數據的經驗研究》，《經濟科學》2015 年第2 期。高稅收征管強度使企業留存收益減少，創新驅動力降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稅收優惠對企業技術發展的積極作用。⑨燕洪國、潘翠英：《稅收優惠、創新要素投入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經濟與管理評論》2022 年第2 期。減稅會導致人力資本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并激發更多的創業活動，提高公司的生產力，⑩吳輝航、劉小兵、季永寶：《減稅能否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基于西部大開發準自然實驗的研究》，《財經研究》2017年第4 期。更多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均衡價格水平上漲產生選擇效應，市場對現存企業進行選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11]Petr Sedlacek and Vincent Sterk，“Reviving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Tax Reform and Business Dynamism，”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105，2019，pp.94-108.稅收減免可以增加企業現金流或稅后收益，提高要素產出彈性。[12]韓仁月、馬海濤、張晨：《減稅、要素產出彈性與全要素生產率》，《財貿經濟》2022 年第8 期。財政激勵政策通過降低成本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增加值率，促進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13]張同斌、高鐵梅：《財稅政策激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研究》2012 年第5 期。

金稅三期工程作為大數據稅收征管發展的一項重要改革，提高稅收稽查的威懾力度，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了稅負。①樊勇、李昊楠：《稅收征管、納稅遵從與稅收優惠——對金稅三期工程的政策效應評估》，《財貿經濟》2020 年第5 期。②唐博、張凌楓：《稅收信息化建設對企業納稅遵從度的影響研究》，《稅務研究》2019 年第7 期。涉稅信息監管能力的提高，壓縮了企業的逃稅空間，進而推高了企業所得稅負。③張克中、歐陽潔、李文?。骸毒壓巍皽p稅難降負”：信息技術、征稅能力與企業逃稅》，《經濟研究》2020 年第3 期。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1：金稅三期工程規范了稅收流程，使稅收負擔增加，從而抑制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征稅效應使企業內部留存資金減少，企業對創新生產活動決策會更加慎重，這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效率。④Abhiroop Mukherjee，Manpreet Singh and Alminas Zˇaldokas，“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124，No.1，2017，pp.195-221.企業會因為高政策性負擔展開尋租行為，企業家對非生產性行為產生過度關注，創新產出減少。⑤于博、王云芳：《政策性負擔、企業尋租與創新擠出》，《軟科學》2022 年第10 期。金稅三期工程增加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僅導致企業創新的成本變高，還導致企業的自由盈余變少，這二者均會減少企業的創新投入和產出。⑥吉赟、王貞：《稅收負擔會阻礙企業創新嗎?——來自“金稅工程三期”的證據》，《南方經濟》2019 年第3 期。規范的納稅環境會給予市場更健康的競爭環境，稅收優惠政策會促進企業積極地進行創新研究。高效的稅收戰略管理可以提升稅收風險管理的精準度，有效地保護企業利益。⑦劉奇超：《我國新一輪稅收征管改革的制約、重點與實現路徑——以國外稅收征管發展新趨勢為借鑒》，《經濟體制改革》2015 年第1 期。企業辦稅成本隨著優質的納稅服務變得更低，規范執法能使市場環境更加公平，進而激發企業主體的創新活力。⑧徐建斌、朱蕓：《稅收營商環境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稅務研究》2020 年第2 期。由于稅收征管強度的增加，管理層減少對企業資源的侵害，降低了公司稅收籌劃的激進程度⑨Jeffrey L.Hoopes，Devan Mescall and Jeffrey A.Pittman，“Do IRS Audits Deter Corporate Tax Avoidance？”The Accounting Review，Vol.87，No.5，2012，pp.1603-1639.，因而企業將更多的精力投入更有效的創新生產活動中。⑩唐瑋、趙星竹、周暢：《稅收征管與企業創新：抑制或激勵——A 股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證據》，《數理統計與管理》2022 年第6 期。對于企業而言，生產產品和生產技術的研發創新投入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決定因素。[11]Ping Feng and Shanzi Ke，“Self-sele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R&D Input of Heterogeneous Firms：Evidence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China Economic Review，Vol.41，2016，pp.181-195.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2：金稅三期工程通過影響創新水平進而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加強稅收征管，將增加企業稅收負擔，減少留存利潤和企業現金流，削弱企業內部融資能力，使企業融資難度加大，增加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12]于文超、殷華、梁平漢：《稅收征管、財政壓力與企業融資約束》，《中國工業經濟》2018 年第1 期。企業減少避稅行為，負債率上升導致信用評級等級降低，債務成本提高。[13]Youngdeok Lim，“Tax Avoidance，Cost of Debt and Shareholder Activism：Evidence from Korea，”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Vol.35，No.2，2011，pp.456-470.在實行稅收減免政策時，企業研發活動效率提高，將帶動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資產增長，總體上具有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效應。①江笑云、汪沖、高蒙蒙：《研發稅收減免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基于微觀企業數據的實證研究》，《財經研究》2019 年第9 期。稅收征管加強會增加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政府加強稅收征管，對企業運營形成有效監督，降低企業的管理層對股東利益的侵占，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②蔡昌、林高怡、王卉喬：《稅收征管與企業融資約束——基于金稅三期的政策效應分析》，《會計研究》2021 年第5 期。稅收征管力度較強地區的企業，債權人的監督成本更低，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更低。③潘越、王宇光、戴亦一：《稅收征管、政企關系與上市公司債務融資》，《中國工業經濟》2013 年第8 期。融資約束公司持有現金敏感性更強，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動性資產。④連玉君、彭方平、蘇治：《融資約束與流動性管理行為》，《金融研究》2010 年第10 期。在融資約束情況下，企業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向快速收益領域，這限制了企業更換先進設備，減緩了生產設備的更新換代，抑制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被抑制。如果企業面臨的外源融資約束程度越小，那么企業生產率水平的增長會越明顯。⑤項松林、魏浩：《流動性約束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統計研究》2014 年第3 期。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3：金稅三期工程通過影響融資約束的渠道來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變量設計和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測算出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目前計算全要素生產率使用最多的是OP法⑥G.Steven Olley and Ariel Pakes，“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Econometrica，Vol.64，No.6，1996，pp.1263-1297.和LP 法⑦James Levinsohn and Amil Petrin，“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0，No.2，2003，pp.317-341.。由于OP 法以企業的當期投資為生產效率的代理變量，可能存在投資額不為整數或數據缺失狀態，從而導致樣本出現較多的損失。LP 法以企業中間品投入為代理變量，減少樣本量的損失，估計結果比OP 法準確。本文用LP 法測量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OP 法、固定效應法（FE 法）和OLS 法。

2.解釋變量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為金稅三期改革虛擬變量TD。金稅三期工程采用漸進式的推廣模式，自2013 年開始在重慶、山西、山東等地試點實行，2014 年在廣東、河南、內蒙古等地實行，2015 年在河北、寧夏、貴州等地實行，到2016 年年底在遼寧、江西、福建等地全面實行。如果企業所屬省份在當年并未實施金稅三期工程，那么取值為0；如果企業所屬省份在當年實施了金稅三期工程，那么取值為1。

3.中介變量

本文對企業研發投入經費取自然對數，將其設為企業創新，以此作為中介變量。計算企業SA 值，將其設為融資約束，以此作為中介變量。參考以往的文獻①Charles J.Hadlock and Joshua R.Pierce，“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Vol.23，No.5，2010，pp.1909-1940.，以企業存在的年數和規模計算SA 的值，值越大說明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嚴重。

4.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以往的文獻②郭健、劉曉彤、宋尚彬：《企業異質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與全要素生產率》，《宏觀經濟研究》2020 年第5 期。，控制了與公司財務相關的一系列變量，包括資產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財務費用率（Fincost）、固定資產比率（Fixed）、盈利能力（Roa）、現金流量（Cash）、企業存在的年數（Age）、政府補助比率（Grant）、托賓Q 比率（Tobin）、股權集中度（Top），以及外部宏觀的省級行政地區經濟特征控制變量，包括財政情況（Gove）、人均GDP（lnGDP）、第二產業比率（SecInd）、GDP 增長指數（GDPIndex）。各變量定義如表1 所示。

（二）模型設計

為檢驗金稅三期工程改革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本文構建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檢驗。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在式（1）中，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核心解釋變量為金稅三期工程TD，Controls 為控制變量集合，下標i 和t 分別表示企業和年份。本文模型均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Firm 和年份固定效應Year，控制公司差異和時間變化趨勢。

為進一步驗證稅收征管技術進步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中介機制，本文建立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在式（2）、式（3）中，中介變量A 分別為企業創新（Inrd）和融資約束（SA），控制變量與式（1）一致。在式（1）的基礎上，如果β1和δ2顯著，那么表明A 具有中介效應，即金稅三期工程會通過影響企業創新或融資約束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如果β1和δ2至少有一個不顯著，那么需要進行Sobel檢驗。

（三）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0—2020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參考以往文章對數據進行以下處理：（1）金融行業較其他行業具有特殊性，故本文剔除所有屬于金融行業的樣本公司。（2）剔除了樣本中帶有ST、*ST 字樣的上市公司。（3）剔除數據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4）為盡量規避極端值所帶來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0.01 水平的上下縮尾處理。經過上述處理后，一共得到17743 個樣本量。本文所有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和Wind 數據庫。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 呈現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金稅三期工程TD 的均值為0.545，說明有54.5%的樣本受到了政策影響。從全樣本來看，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均值為9.001，最小值、最大值分別為7.067 和11.247，標準差為1.008，離散程度差異比較明顯，各企業間全要素生產率差異較大。整體而言，其余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與已有文獻較為一致。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N=17743）

（二）基準回歸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第2 列為僅控制公司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第3 列為進一步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金稅三期工程與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為-0.0278，在0.05 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稅收征管技術進步，使企業逃稅漏稅的現象有所減少，增加了企業實際稅收負擔，進而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結果驗證假設1。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結論，本文進行以下兩種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如果沒有外界沖擊，處理組與控制組需要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本文構建檢驗模型如下：

在式（4）中，policyn代表企業所屬城市開展金稅三期工程的時間，αn是平行趨勢檢驗中的解釋變量系數。圖1 顯示了平行趨勢檢驗結果，橫軸表示距離金稅三期工程上線運行的年份，縱軸為系數值。結果表明，政策實施前系數過零點，處理組和控制組擁有相同的發展趨勢；政策實施后系數為負，政策有相應作用。模型通過平行趨勢檢驗。

圖1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圖

2.替換被解釋變量

本文分別使用OP 法、FE 法和OLS 法計算全要素生產率。表4 為全要素生產率替換后的回歸結果。替換后的回歸系數與基準回歸系數相近，且依然在0.05 水平上顯著為負，與基準回歸結果較為一致。證明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表4 變更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度量方式

（四）異質性分析

1.企業性質異質性分析

不同企業性質可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差異性影響。本文根據產權性質類型，將樣本劃分成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樣本回歸結果如表5 第2 列、第3 列所示。結果顯示，國有企業樣本回歸結果在0.05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非國有企業樣本回歸結果在0.1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國有企業樣本作用更明顯。其原因可能是，國有企業有需要額外承擔的社會責任，在這種職能較強的預算約束作用下，以降低自身發展的最優化運作為條件，產生更明顯的征稅效應。①陳林：《自然壟斷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自然實驗與成本函數的分析》，《經濟研究》2018 年第1 期。國有企業往往內部信息更復雜，企業內部交流更加困難，導致企業資源冗余，阻礙企業整體效率②張濤、劉寬斌、熊雪：《中國國有和民營制造業企業生產效率對比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 年第6 期。，降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同時，在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生存壓力往往低于非國有企業，出于更強的存活意愿，非國有企業會更積極地保證企業生產效率不降低而獲取更大的收益，保住持續經營的資格。③簡澤、張濤、伏玉林：《進口自由化、競爭與本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基于中國加入WTO 的一個自然實驗》，《經濟研究》2014 年第8 期。

表5 異質性分析

2.地區異質性分析

企業所屬地區不同，可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差異性影響。本文將樣本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進行分析。分樣本回歸結果如表5 第4 列、第5 列、第6 列所示。結果顯示，東部地區樣本回歸結果在0.1 水平上顯著為負，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結果不顯著，即金稅三期工程實施效果在東部地區企業中對全要素生產率有更明顯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則并不明顯。其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產業較為成熟，擁有更高的平均生產率。④魯曉東、連玉君：《中國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估計：1999—2007》，《經濟學（季刊）》2012 年第2 期。與東部成熟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相比，中西部地區產業技術水平較低，產品經濟附加值相對較低。⑤劉紅光、王云平、季璐：《中國區域間產業轉移特征、機理與模式研究》，《經濟地理》2014 年第1 期。受到外界政策沖擊，中西部地區產業可調整變化的范圍較小。對于中西部地區，國家有更多的政策扶持項目，在發展過程中新進入的企業較多，提升生產效率的動力較大，愿意以其他方式補充全要素生產率可能降低的效果。

3.行業異質性分析

企業所處行業不同，可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差異性影響。本文根據行業類型，將樣本劃分為制造業企業和非制造業企業。分樣本回歸結果如表5 第7 列、第8 列所示。結果顯示，非制造業企業樣本回歸結果在0.01 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制造業企業回歸結果不顯著，即金稅三期工程實施效果在非制造業企業中對全要素生產率有更明顯的抑制作用，在制造業中則并不明顯。其原因可能是，非制造業企業資金流轉不確定性大，更容易出現融資困難等問題。制造業行業發展較成熟，生產經營較穩定，資產規模大，融資能力強，在外部環境變化時，更容易維持原先的生產狀態，即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程度較小。

五、影響機制分析

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金稅三期工程對企業創新系數、融資約束系數的兩個中介變量都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表6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6 第2 列、第3 列呈現了企業創新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表6 第2 列顯示金稅三期工程對企業創新產生抑制作用，表6 第3 列顯示在0.01 的水平上，企業創新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Sobel 檢驗說明，此中介變量模型在0.01 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創新的中介效應顯著，表明金稅三期工程可以通過降低企業創新水平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抑制作用，假設H2 得到驗證。

表6 第4 列、第5 列呈現了企業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表6 第4 列顯示金稅三期工程會提高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表6 第5 列顯示在0.01 的水平上，融資約束水平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負相關影響。Sobel檢驗說明，此中介變量模型在0.01 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顯著，表明金稅三期工程可以通過加大企業融資約束程度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產生抑制作用，假設H3 得到驗證。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對稅收征管技術進步可能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進行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以2010—2020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借助金稅三期工程這一準自然實驗，構建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通過對實證結果的分析，驗證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并且分析了稅收政策變化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1）實施金稅三期工程會抑制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并且回歸結果在進一步添加更多控制變量以及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顯著。（2）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稅收征管技術進步對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比非國有企業更顯著。在東部地區企業和非制造業企業中，金稅三期政策實施會顯著降低全要素生產率。（3）中介效應機制分析表明，金稅三期工程會通過影響企業的研發創新和融資約束條件，進而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回歸結果表明，稅收征管技術的進步，導致了企業生產運營效率的降低，從而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結果，為有效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在智慧稅務建設中，應適當降低企業名義稅率，保證市場合理化運行。由于稅收征管技術能力的提高，稅收征管制度的不斷改革，企業實際稅負增加，實際稅率提高，因而政府在獲得稅收收入增長的同時，應適當下調企業的名義稅率，緩解企業稅收負擔，避免經濟陷入低迷階段，維持市場整體運行穩定。第二，不同企業特征會使政策實施呈現不同成效。不同的企業，應當合理做好針對性規劃。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實現有序競爭，提高企業的管理質量。

第三，改善金融生態環境，提倡企業進行技術研發。適當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增加企業的信貸可得性，通過合理減少冗余流程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問題，優化科技創新獎補政策，促進企業創新，提高經濟活力，促進產業發展。

第四，深化稅收征管改革，創造公平的稅收征管環境。智慧稅務建設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精準監管和執法，保證流程的透明化，營造公平公正的大環境，促進管理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