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情境合法性獲得的實踐邏輯與機制分析
——以C 社工站的實踐為例

文/鄭先令 王思敏（.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天津 300350；.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00044）

一、問題的提出和文獻綜述

何為合法性？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將合法性的研究從國家統治類型拓展到社會組織層面。薩奇曼（Suchman）認為，合法性是一種人們在社會建構的規范、價值、信仰和規定的系統中，對某個實體（組織）進行的行動在合意或認同方面的總體性感知。①Mark C.Suchman，“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0，No.3，1995，pp.571-610.斯科特（Scott）從制度的視角提出見解，“合法性不是被處理和交換的商品，而是反映一種與相關規定、法律或規范價值相一致的狀態，或者體現與文化——認知框架之間的契合”②Richard W.Scott，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Ideas，Interests and Identities（Fourth ed）.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2014，p.72.。由此可見，“合法性”既存在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政治層面，權力的正當性和對權力的認同共同構建了權力的合法性③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張博樹譯，重慶出版社，1989 年，第183-213 頁。，也涉及超越法律和政治維度的社會領域，包括符合社會價值和共同體遺傳下來的規范和慣例④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 年第2 期。。

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同樣存在合法性議題，并且意義非凡。從現實情況來看，作為舶來品的社會工作進入中國社會有一個被接受、被許可的合法化過程，這是社會工作在中國發展的立足之本。⑤王思斌：《社會工作實踐權的獲得與發展——以地震救災學校社會工作的展開為例》，《學?！?012 年第1 期。從社會工作專業成長來看：一方面，各類主體廣為接受的規范、價值、互動準則、社區文化，會對社會工作服務形成巨大約束力，這種約束將激勵社會工作者提供更高質量的專業服務。⑥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第74-75 頁。⑦王思斌：《走向承認：中國專業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河北學刊》2013 年第6 期。另一方面，追求合法性，不應該被視為社會工作對自我的貶低和對環境的順從，而是形成與各類場景中多主體良性互動和獲得更多資源及支持的重要途徑。⑧Blake E.Ashforth and Barrie W.Gibbs，“The Double-Edg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tion，”Organization Science，Vol.1，No.2，1990，pp.177-194.⑨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姚偉、王黎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67頁。當然，合法性獲得有利于強化社會工作群體的內在自我承認。

何為社會工作合法性？一般而言，社會工作合法性至少包含三大含義：一是合法律性，即符合現有法律、制度和政策⑩蘆恒、胡真一：《“合法性”之后的“合理性”建設：不同醫療場域醫務社會工作創新思考》，《社會建設》2017 年第3 期。；二是正當性，即專業價值符合共同價值觀和社會道德[11]王曄安、馬銘子：《社會工作專業地位提升的機制——以健康社會工作為例》，《青年研究》2021 年第5 期。；三是有效性，即用專業技能對服務需求和社會問題的有效回應[12]盧瑋、吳文湄：《醫務社會工作多重服務邏輯的合法性路徑研究——以深圳市兒童醫院為例》，《學術研究》2019 年第6 期。?？梢?，學界對于社會工作合法性的認識在深受組織社會學影響的同時，也突出了社會工作注重服務效果和服務使用者評價的實用主義傾向。同時，也就將合法性賦予的主體從政府、法律、公眾拓展到具體群體——服務使用者。因此，不同于組織社會學將合法性分為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的一般認識，王杰等將社會工作合法性分為規制合法性、認同合法性和實效合法性。①王杰、徐選國：《我國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路徑重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2 期。所謂規制合法性即是符合政府政策、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而獲得的合法性；認同合法性是指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深刻認識和接受而獲得的合法性；實效合法性指的是能夠有效回應社會問題、滿足服務需求而體現有效性所獲得的合法性。

有關社會工作合法性的研究深入探討了合法性的豐富內涵、賦予主體以及不同類型，這為社會工作如何嵌入行政體系和福利體系提供了思路，啟發了社會工作在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②張微、盧時秀：《社會工作嵌入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合法性形成與演化》，《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4 期。、重大突發事件③黃紅：《社會工作參與重大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合法性建構——以災害社會工作的角色實踐為例》，《學習與探索》2022 年第8 期。等領域獲取合法性的策略。同時，既有研究也體現出一種不限情境和條件的“橫向”討論取向，容易忽略總體社會和具體社會之間的差異。換而言之，即使按照規制合法性、認同合法性和實效合法性的分類，我們依舊要考慮是哪一層級政府賦予的規制合法，以及服務效果得到哪個層面的政府和大眾認可。即使是國家層面對社會工作認同又能否保證基層政府的認可和支持？顯然，社會工作在各大政策的支持下進入基層開展服務時，入駐社區、融入社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④武靜、周?。骸逗戏ㄐ砸暯窍律鐣M織“進社區”的耦合策略分析——以上海市L 機構為例》，《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3 期。，依舊存在服務項目難落地⑤黃曉春：《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實踐邏輯與制度效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 年第4 期。、難以獲得居民的信任⑥王燊成、岳經綸：《社會起源理論視角下的社會組織與社會服務遞送——以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為例》，《社會建設》2017 年第1 期。、易被行政化⑦朱健剛、陳安娜：《嵌入中的專業社會工作與街區權力關系——對一個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個案分析》，《社會學研究》2013 年第1 期。等問題。因此，研究社會工作合法性的問題，不僅需要有橫向視角，研究合法性的不同維度，也要有區分總體社會和具體社會的縱向視角，研究合法性的不同情境，而不能一概而論。特別是在全國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背景下，既要得到宏觀層面的認可，又要著眼于微觀場景中的合法性問題，在“社會情境觀”的觀照下建立社會工作的合法性。⑧侯利文：《社會工作知識論基礎的再認識——兼論社會工作的實踐轉向》，《學習與實踐》2019 年第5 期。

援引鄧燕華關于合法性的一項研究⑨鄧燕華：《社會建設視角下社會組織的情境合法性》，《中國社會科學》2019 年第6 期。，本研究亦從縱向視角出發將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分為總體合法性和情境合法性。社會工作獲得國家層面和整體社會的認可和支持，是一種總體合法性的獲得，即正式社會組織在一般意義上所具有的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所謂情境合法性，是指已經享有總體合法性的社會工作組織，在具體服務項目落地推進中與服務使用者、基層精英（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社區領袖等）建立關系并獲得的認可與支持。與總體合法性不同，情境合法性反映的是一種具體社會環境中的關系屬性。所以，在情境合法性當中，同樣包含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等“橫向”維度，只不過賦予合法性的主體處于社會工作的具體服務情境之中。未將認同合法性和實效合法性納入社會工作合法性的橫向維度是因為：一方面，如果說縱向分類是為了區分合法性獲得的場景差異（不同社會層面），橫向分類則要凸顯合法性的不同內容，而不是區分獲得合法性的原因，“認同”和“實效”都屬于獲得合法性的原因分析，而且“認同”是合法性獲得的重要標志，作為一種合法性類型是不太合適的。另一方面，認同合法性與實效合法性的區分并非完全獨立，反而具有因果聯系，即服務成效能夠換取認同。

在獲得總體合法性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情境合法性的議題對于社會工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社會工作實踐場域是一張社會網絡，社會工作者與其他主體在復雜的社會聯系中通過占有不同的位置發揮作用，相比之下，社會工作處于更不顯眼的位置，所以社會工作要通過獲取情境合法性改變關系結構，從而更好地發揮回應社會問題的作用。目前缺乏何以獲取情境合法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上述文獻脈絡之下，聚焦社會工作的微觀情境，著重探討社會工作有關情境合法性的問題。具體而言，本文將回答以下問題：社會工作何以獲得情境合法性？獲得情境合法性的深層機制為何？本文嘗試剖析成功獲得情境合法性的C 社工站的經驗回答上述問題。

二、研究設計與案例介紹

（一）分析框架

在既有研究和材料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將社會工作的實踐條件、服務成效及其與合法性賦予主體的關系，作為情境合法性獲取機制分析的三個重要層面，搭建起“正當性—有效性—關系性”的分析框架。

“正當性”是從外部機制來講的。與討論其他社會組織的合法性議題不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是一種直接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的組織，有其自身的服務場景。而缺乏情境合法性的社會工作，進入實踐場景開展服務就需要考慮它的正當性問題，即它的“入場”條件。不過，不同于既有研究對社會工作合法性內涵中“正當性”的理解，在具體實踐場景中的“正當性”，既包含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理念與共同價值觀和公共道德的一致性，也包含社會工作進入實踐場域開展服務是符合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要求的“合法律性”。在國家行政力量大力發展社會工作的背景之下，總體社會給予社會工作的合法性為其在具體實踐場景開展服務提供了這種正當性。相對于具體（基層）社會場域中各主體間的互動，總體社會帶給社會工作的正當性是一種外在力量。

“有效性”是從內部機制來講的。盡管總體合法性給予了社會工作“入場”的條件，但不代表基層社會對它的信任和承認，它需要彰顯出有效性來贏得認同。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關系密不可分，社會工作有效性是合法性的工具性表述，合法性的鞏固和提升往往建立在績效有效性的基礎之上，績效有效性時常需要不同層次的合法性支撐。①吳磊：《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的績效評估研究——基于合法性理論的分析框架》，《社會科學輯刊》2019 年第6 期。②童敏、周燚：《從需求導向到問題導向：社會工作“中國道路”的專業合法性考察》，《社會工作》2019 年第4 期。所以，情境合法性是否成立取決于它能否經得起實踐場景中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規則的檢驗，其核心要義在于某一組織因符合某些標準而取得實踐場景中合法性賦予主體的信任和承認。一般而言，績效表現和組織聲譽是影響合法性賦予主體評定社會組織有效性的兩個標準，也是影響合法性獲取的兩個主要內部因素。③Dingxin Zhao，“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3，No.3，2009，pp.416-433.④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 年第2 期。具體到社會工作發展實際，低社會化代表著社會工作在基層社會無法談論組織聲譽，因此，在有效性層面首要考慮的是績效表現（服務成效）對社會工作獲得情境合法性的影響。這是一種由社會工作內部行動向外界合法性賦予主體彰顯其社會價值的驅力機制，包括社會工作使用何種策略和技術滿足基層政府、服務對象以及社區的需求。

“關系性”是從隱性機制來講的?！瓣P系性”是指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與合法性賦予主體之間的結構性（客觀性）和主觀性關系，它不會直接影響合法性賦予主體的選擇，但會達到與之加強信任關系進而獲取承認的間接作用，是一種貫穿整個實踐過程的隱性存在。盡管“有效性”是獲得情境合法性的關鍵影響機制，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兩個方面：一為服務成效的凸顯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推進服務的前期就需要通過某種關系的建立來獲得初步的信任。二是當我們將實踐場景當作一個場域時，那么“場域結構和運動過程都是以關系為本質特征而存在的”。⑤劉少杰主編《國外社會學理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348 頁。所以，獲取情境合法性的過程附帶著主體間的互動關系，它涉及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向合法性賦予主體的爭取行為，以及合法性賦予主體的反饋。組織間、組織與個體間構建起的良好關系網絡是一種推動社會工作服務有效進行的隱性力量。因此，分析獲取情境合法性的機制需要考慮到主體間互動關系這一層面。

（二）研究方法

在實地研究的邏輯指引下，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研究方法，以粵西的一個農村社工站（C 社工站）的實踐為例，提煉C 社工站在獲得總體合法性后，進一步獲得情境合法性的實踐邏輯，在此基礎上，分析背后的深層機制。具體來說，筆者⑥本文“筆者”指的是第一作者。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法和文本分析法等方式收集資料。一方面，筆者于2020 年7 至9 月參與到C 社工站的日常工作當中，重點關注C 社工站與社區（D 村）村民、個案服務對象、基層政府（C 鎮政府）之間的互動，并記錄與站點社工有關如何駐村、如何建立關系以及個案服務對象和基層政府對C 社工站的評價等方面的對話，本研究的議題便是在這一過程中發現的。另一方面，在參與式觀察的基礎上，筆者對不同訪談主體設計了有針對性的訪談大綱，并對相關主體開展了半結構式訪談，主要包括C 社工站一線社會工作者、協同督導者①C 社工站是廣東社工“雙百計劃”的第一批站點，該計劃采取“師徒制”“傳幫帶”“互為主體”的協同督導模式，強調督導和社會工作者之間的互為主體關系，因此，將督導稱為“協同督導者”“協同行動者”或“同行者”。本文沿用該計劃“協同督導者”的稱謂，以表對該理念的認同和尊重。等，挖掘2017—2020 年間與C 社工站發展過程相關的資料。此外，在社會工作者和服務對象同意的情況下，調研過程中不斷調取個案服務材料、項目檔案、社區調查報告、各年度工作計劃安排以及有關C 社工站發展的檔案材料。

（三）案例簡介

C 社工站是廣東省社工“雙百”計劃②2016 年，廣東省民政廳發布“特急”文件《關于做好粵東西北地區“雙百鎮（街）社會工作服務站”建設運營示范項目的申報通知》（粵民函〔2016〕1862 號）指出，從2017 年到2021 年連續五年資助粵東西北地區建設200 個鎮（街）社工服務站。第一批建設站點，設立在粵西某市的C 鎮D 村，D 村“三留守”、低保戶、五保戶等群體較多，但擁有較好的“孝道”文化底蘊。C 社工站于2017 年7 月正式運行，是廣東省民政廳的重點工作之一，在總體層面擁有規制上、規范上和認知上的合法性（總體合法性），但在C 鎮政府和村民對社會工作專業一概不知的情況下，C 社工站在服務開展初期，備受C 鎮政府質疑和干擾，阻礙了專業服務的開展，其合法性在基層失效，即情境合法性缺失。為贏得C 鎮政府和村民的信任與承認，獲取情境之中的合法性，推動服務順利進行，C 社工站展開了一系列行動，最終獲得了情境合法性。

三、對象化角色建構：C 社工站獲取情境合法性的實踐邏輯

獲取情境合法性就是要得到合法性賦予主體的信任與承認，而關鍵就在于合法性賦予主體對社會組織的角色認同。所以，C 社工站面向基層政府和服務對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通過建構起不同主體心中的角色形象，以符合他們的角色期待而取得信任的方式，從而獲得情境合法性。

（一）順應環境要求：建構規范性形象

低社會化、低聲譽的社會工作（職業）在基層社會往往面臨合法性困境。2017 年7 月，作為廣東省民政廳的重點工作之一，具有省級政府部門賦予的總體合法性的C 社工站在C 鎮D 村運行起來，受制于縱向行政壓力，C 鎮政府承認了其實踐權。但是，在基層社會對于社會工作知之甚少的情況下，這種由總體合法性賦予的實踐權，并不意味著C 社工站得到了基層政府和服務對象的認可，即情境合法性缺失。這讓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處于模糊狀態，并且引起了C 鎮政府對C 社工站服務方式的質疑，以至于存在將C 社工站吸納到政府權力網絡之中的傾向，安排C 社工站幫忙代發傳單、民政系統更新錄入資料、整理和撰寫扶貧資料等行為對C 社工站開展專業服務形成了干擾。

他們（C 鎮政府工作人員）就覺得有些年輕人來了，名義上是社會工作者，實際上覺得和其他合同工沒什么區別。（S-WCY-20201230①文中對援引訪談的編碼規則為“受訪者身份-姓名首字母-訪談日期”。受訪者身份的編碼規則是，S 表示協同者（督導），W 表示一線社會工作者。例如，W-QQX-20200919 表示一線社工QQX 在2020 年9 月19 日接受的訪談。）

我覺得推“雙百計劃”的時候，可能?。裾d會比較重視，但是到了下面其實沒有想象中那么重視這件事情，很多時候可能是省廳下來的政策，到了基層真的是會有很大的變化。（S-WCY-20201230）

面對C 鎮政府的不信任和干擾，C 社工站通過建構規范性角色順應C 鎮政府的規制要求，以此積累在基層的“合法律性”或規制合法性。盡管總體合法性附帶的規制合法性能夠通過行政體系向下傳遞，但具有形式性特征，所以C 社工站依舊要通過遵守當地的相關政策法規來換取實質性的規制合法性。具體行為包括：首先，C 社工站按照國務院《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廣東省《城鄉基層社會組織登記管理辦法》等政策法規的要求，主動在所在縣的民政部門登記、在C 鎮政府備案為社會團體，并將組織運營作為C 社工站四大核心工作之一，按時完成年度檢查工作。其次，遵從政府工作制度，積極向縣民政局和C 鎮分管領導匯報日常工作，包括面對面的口頭匯報，以及利用C 社工站微信公眾號推送服務工作的進度和成效，通過采用故事性案例、視頻等大眾化敘事的方式建立起鎮領導對社會工作的正確認知。再次，以項目化的方式開展服務，展現規范性。2018 年，C 社工站將在D 村開展的服務包裝成項目，成功申報了該縣的公益創投資金。最后，積極學習公文話語體系和行政辦公知識，C 社工站一方面是每周用半天的時間到黨群服務中心向C 鎮政府工作人員學習社會政策知識，另一方面是私下學習公文話語，并用行政邏輯向C 鎮政府分管領導匯報服務情況。

按照政策法規運行社團、運用項目化方式開展服務、積極主動匯報工作，這些達到了政府對于社會組織的規范性行為要求，C 社工站也在這些行為當中建構起了它在C 鎮政府眼中的規范性角色，進而建立起了初步的信任關系。

（二）走進日常生活：建構熟人化角色

贏得服務對象的信任對于建立專業關系至關重要。對于服務對象來說，社會工作是未知和陌生的。而獲得信任是建立關系、獲得合法性、開展服務的重要基礎，也是一個組織在其所處環境中賴以生存并發達興旺的重要前提。聚焦中國熟人社會的實際，信任隱藏在人際關系之中，暗含一定的情感成分，是一種心理距離的拉近。②劉玲：《本土社會工作者與案主關系研究——微觀結構、關系特征和行動依據》，《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4 期。③劉威：《“和而不同”：中國社會工作的實踐分殊與經驗會通》，《中州學刊》2010 年第6 期。因此，社會工作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一種通過“創熟”而獲得人際信任的專業關系。熟人社會不僅有先賦性的地緣與血緣關系，更為重要的是構成一種“自己人”的“親密社群”①陳柏峰：《熟人社會：村莊秩序機制的理想型探究》，《社會》2011 年第1 期。②王思斌：《中國社會的求—助關系——制度與文化的視角》，《社會學研究》2001 年第4 期。，這也正是社會工作獲得人際信任的重要途徑。

去低保戶的家里和他們一起做飯，讓他們感受到溫暖，也能夠更加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習慣呀，生活水平呀，只有這樣才能做好服務。再就是，在吃飯的時候大家都會聊得更開一點，就不像平常走訪，一問一答的那種拿了資料就走了。（W-HLY-20210310）

走進服務對象的日常生活是社會工作者獲得人際信任，進而建構熟人化角色的重要路徑。首先，自C 社工站運營以來，就開始通過“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法走進村民的日常生活，社會工作者們穿上工作服穿梭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主動與村民打招呼、聊天，與村民一起割草、砍柴、插秧、摘豆子、種菜、收割稻谷。正如李僑明所述，“農村社會工作者不跟村民一起坐上飯桌、不與村民一起勞動、不主動了解村民的生活困難，根本不可能與村民建構良好的專業關系”。③李僑明：《社會工作者職業倫理困境與風險：基于實踐場域的多主體分析》，《社會工作》2017 年第3 期。其次，在開展社區調研過程中，C 社工站發現D 村婦女們有“跳廣場舞”的需求。因此，自2017 年11 月開始，C 社工站開始組織廣場舞和露天電影播放等村民喜聞樂見的文娛活動，并邀請D 村小學校長領舞教學，進一步消除村民的心理戒備。最后，C 社工站也不斷努力融入社區文化脈絡，例如參加D 村舉辦的“北帝誕”“觀音誕”等傳統活動，從而走進社區生活世界。

C 社工站的社會工作者通過走進村民日常生活世界的方式，將作為“外來人”的自己扎根在社區當中，通過與服務對象一起參與熟悉性、重復性和基礎性的日常實踐，進而在親切而熟悉的生活世界中逐漸建立起一種“自己人”“熟人”的人際關系，為獲得村民的信任和后續服務的開展奠定了基礎。④童敏：《重拾生活：社會工作的本質回歸與理論重構》，《社會科學輯刊》2021 年第6 期。

（三）扎實推進服務：建構專業化身份

C 社工站想要獲得以基層政府和服務對象為主的合法性賦予主體的承認，就需要通過凸顯專業化服務的有效性來建立起自身的專業化身份。在C 社工站的實踐當中，服務績效是在它扎根社區，堅持需求為本、社區為本的服務實踐中取得的。C 社工站整合C 鎮政府的績效需求、服務對象的生活需求，開展了以下專業服務：

第一，開展政策實踐。C 社工站充分發揮緊密聯動政府部門、熟悉社會政策和“三同”的“在場”優勢，通過“掃樓式”挨家挨戶逐一上門了解村民生活情況，將社會福利政策精準對接到有實際需要的服務對象手中，滿足其基本物質生活需求。這種將黨和國家兜底保障民生政策精準對接到困難群體的做法，既讓村民切實感受到社會工作服務的效用，也分擔了鎮政府的工作壓力。

第二，培育社區社會組織。借助在前期“三同”工作中積累的人氣，社會工作者鼓勵村民從家庭生活的“私領域”走到社區共治的“公領域”，于2018 年上半年在廣場舞隊伍的基礎上成立了D 村第一個社區社會組織——D 村志愿服務隊。此后，該組織成為多項社會工作服務的輔助平臺，有效激活了社區內生動力。在“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如火如荼推進的背景下，C 鎮政府逐漸意識到C 社工站在孵化培育社區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八ㄦ傸h委書記）說，無論是在志愿服務還是在村一些公共事務方面，社會工作者都可以大有作為的?！保╓-HLY-20201216）

第三，打造敬老愛老公共空間。C 社工站基于D 村村民“敬老愛老”的意愿和“崇尚孝道”的文化根基，自2018 年冬至開始，與社區志愿者共同將多年未啟用的“水房”①廣東粵西農村地區常用來辦紅白喜事的地方，一般一個自然村有一個水房。打造成愛老敬老的公共空間，每年冬至②自2020 年5 月改為每月一次。在此舉辦一次“敬老愛心餐”活動。這既能夠達到傳承孝道文化和提升村民們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的目的，也滿足了C 鎮政府“新時代文明實踐”的績效任務。

第四，開發“義田”項目，回應社區可持續發展問題。2019 年年初，C 社工站綜合評估弱勢群體生計、社區土地丟荒、敬老愛心餐運營等問題和需求，在與社區骨干商量后，決定利用丟荒土地種植生態水稻，將盈利按5∶5 分配到社區公益基金和水稻種植者。同時，社會工作者和社區骨干開始發動其他村民，特別是有勞動能力的弱勢群體，比如，具有奉獻精神卻難以融入社區的民政服務對象阿力③阿力（化名），是一個D 村50 歲的低保戶，因小時遭遇車禍造成終身肢體殘疾和語言神經受損，有一個過繼給大伯的大哥，但常年在外，阿力與年事已高的母親相依為命。大哥家庭條件一般，很難給予過多的經濟支持，生活來源主要依靠政府接濟和阿力撿賣廢品，阿力成為村民取笑的對象，內心自卑，不愿交際。但具備樂于奉獻的精神，在參與“義田”項目前，社會工作者多次到他家中和他及其家人交流，并邀請他參與曬谷等志愿服務活動。。在項目推進中，C 社工站將“義田”項目與C 鎮政府的“農民開耕節”和“農民豐收節”相結合，逐步樹立起在C 鎮政府工作人員心中的專業角色。最終，“義田”項目產出約2600 斤大米，贈送村內低保、五保老人約500 斤后，通過“農民豐收節”和其他途徑義賣收入9000 余元。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工作者將個人困苦與社會環境相互影響關聯起來的做法，使阿力樂于奉獻的精神品質得到村民的認可，讓他變得更加自信，更愿意和其他村民交流，社會支持網絡得到強化，還獲得了950 元的生計來源。

“我（阿力大哥）以前都覺得他（阿力）沒有希望了，但是養鴨子之后整個人都不一樣了，精神好了很多，也愛和別人交流了，給人的感覺也好很多?！保ò⒘Υ蟾缗c社會工作者的對話記錄，來源《C 社工站“義田”項目結項申報書》）

從廣場舞這類娛樂性活動到“義田”項目這類專業化服務，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性角色不斷被建構起來，逐漸獲得了情境合法性?？v觀整個服務過程，C 社工站始終是綜合考慮服務對象的個性化需求和社區整體發展需求的，并且努力將政府的績效任務，例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新時代文明實踐、鄉村振興（農民豐收節）等考慮進去，從而實現服務供給、組織發展和政府要求的平衡。C 社工站采取的一系列行動，取得了豐碩的服務成果①自駐村后，C 社工站先后榮獲“‘雙百’計劃優秀團隊”“優秀社工站”“核心示范點”等稱號，以及獲得廣東省社會工作優秀案例三等獎和X 縣優秀志愿服務團隊，副站長獲得“‘雙百’計劃優秀副站長”榮譽稱號。，逐步實現了在服務對象心中從“陌生人”到“熟人”再到“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認知轉變，同樣影響了C 鎮政府對社會工作者從“合同工”到“社會工作者”的認知轉變，建構起了在服務對象和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心中的專業形象。同時，C 社工站也逐步取得了情境合法性。服務對象積極參與C 社工站倡導的服務項目，例如在參與“敬老愛心餐”后又參與到不確定性較高的“義田”項目，本質上是對社會工作專業身份的承認和默許?；鶎诱畬 社工站支持并與之合作，例如C 鎮政府自2019 年開始每年自愿為C 社工站撥款3 萬元用于專業發展②C 鎮政府從2019 年開始每年支持C 社工站3 萬元錢，屬于自愿性質，并非省民政廳或上級政府要求。，并給予臨時服務活動經費支持③C 鎮政府和縣政府有關部門向社工站表示，在活動經費緊缺或所舉辦活動與政府項目緊密相關時可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經費支持。筆者在C 社工站開展的“陽光暑期，安全護你”夏令營活動的經費就得到了該縣婦女聯合會的支持，另外同年10 月份C 鎮政府也支持了C 社工站9000 元開展敬老活動和智慧助老活動。，同時嘗試在社區社會組織培育、社區娛樂性服務活動、鄉村振興等方面進行合作。另外，基層政府工作人員開始閱讀社會工作專業文獻，鎮黨委書記還主動向社會工作專家請教，不斷增進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吸納專業理念和工作思路。這些行為表現以及村民積極參與社工站倡導的社區發展項目，都表明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在基層社會得到承認，即獲得了情境合法性。

C 鎮政府上次轉介了一個個案——叛逆青少年——給我們。他們知道我們在這方面比較專業。還有，鎮婦聯轉介了D 村的一個自然村的家暴受害者給我們，K 鎮長還一直和我們討論這個個案，比較關心個案進展情況。（W-HLY-20201216）

綜上所述，C 社工站獲得情境合法性的時間段在2017 年至2019 年年初之間，這一實踐過程可以概括為：按照有關政策法規運行組織的行為，在基層政府面前建構了規范性形象；又通過走進村民日常生活的方式，建立起與村民的人際信任關系，建構了村民心中的熟人化角色；同時，在平衡服務供給、組織發展和政府要求之間的關系中，以優質的專業服務建構起了專業化身份。透過這一過程，我們發現這是一種“對象化角色建構”的實踐邏輯（見圖1），將合法性賦予主體對象化，通過一系列行動建構起符合他們期待的不同角色形象，凸出專業服務成效，以此獲得合法性賦予主體的信任和承認。這一邏輯具體體現出“分類分步、成效凸顯”的路徑，即社會工作從服務對象和基層權力精英兩大主體出發，首先建立起鋪墊性角色，包括符合基層政府期待的規范性形象和符合村民期待的熟人化角色，以獲得他們的初步信任；其次建立起關鍵性角色，即通過服務的有效性獲得基層政府和服務對象承認的專業化身份。其間，鋪墊性角色與關鍵性角色的建構有遞進關系，但并非絕對分離的，但服務成效卻是情境合法性獲得的關鍵之處。

圖1 社會工作取得情境合法性的“對象化角色建構”實踐邏輯

四、社會工作情境合法性獲得的機制分析

本案例說明，社會工作通過三重機制獲得情境合法性：一是總體社會層面的專業制度建設建構起了社會工作的總體合法性，在“向上負責”的體制運行下，總體合法性賦予了社會工作進入實踐場景的正當性，進而獲得了爭取情境合法性的條件，這屬于外部機制；二是社會工作服務實踐彰顯了其與社會道德標準相一致的價值觀，加之服務有效性日漸凸顯，進而獲得了基層社會中的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這屬于內部機制；三是社會工作與實踐場域中多重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建構，從人際信任關系轉向專業信任關系的過程中，對服務有效性產生了潛在的正向影響，這屬于隱性機制。

（一）外部機制：專業制度與行政體制

各項宏觀政策賦予了社會工作在總體層面上的合法性。在“向上負責”的行政體制運作下，總體合法性通過科層體系的縱向壓力順利轉化為進入實踐場域開展服務的實踐權，即正當性，這些都為社會工作獲取情境合法性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附帶在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上的規制合法性，順利從總體社會傳遞給基層社會。

1.專業制度建設賦予的總體合法性

構建起專業制度體系的各項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是國家從總體上對社會工作合法性的確立。自我國恢復重建專業社會工作開始，政府主導和專業引領就是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兩大明顯特征。①柳拯：《本土化：建構中國社會工作制度必由之路》，中國社會出版社，2012 年，第45 頁。在多年“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和“自下而上”的服務實踐基礎上，國家通過各項政策將社會工作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之中，逐步建立起社會工作本土發展的制度體系，進而賦予了社會工作參與精準扶貧、鄉村振興、基層社會治理等重大領域的總體合法性。具體到C 社工站獲取情境合法性的實踐階段（2017—2019 年），國家層面有關社會工作的政策法律法規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發展專業社會工作”的工作內容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 次、被寫入黨內法規制度或行政法規制度文件23 次。②數據來源于“北大法寶”數據庫。檢索條件為：標題為“社會工作”或者全文包含“社會工作”，制定機關為“國務院”或“國務院辦公廳”或“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布日期為“2017 年1 月1 日至2019 年12 月31 日”。二是國家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方式從以民政部為主導逐漸轉變為跨部門聯合推進的方式。①童敏、周燚：《從需求導向到問題導向：社會工作“中國道路”的專業合法性考察》，《社會工作》2019 年第4 期。2019 年國家衛生健康委、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印發的《關于印發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 年）的通知》明確提出，“支持引導專業社工、志愿者面向社區開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三是“社會工作”再次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四是社會工作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斷被強化?！蛾P于加強鄉鎮政府服務能力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關于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等重要文件都強化了社會工作在鄉鎮公共服務中的重要作用。這些從國家層面構建社會工作發展的制度體系，是從總體上賦予社會工作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認知合法性的集中體現，為社會工作直面民生問題，進入基層社會解決國家重大戰略問題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正當性，即實踐權。

2.“向上負責”的行政體制運行產生的縱向壓力

在“向上負責”的行政體制運行之下，“自上而下”推動社會工作發展的行政任務對基層政府構成了一定壓力，這種壓力帶來的是社會工作進入實踐場域開展服務的實踐權獲得。在以法理權威為表、卡利斯瑪權威為實的混合支配形勢下，“自上而下”的授權與支配是并行的，這建構出“向上負責制”。因此，下級政府必須將上級政府的意志當作自己行為的準則，漂亮地完成考核指標并向上爭取績效獎勵，以爭取更大的權力空間。②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第66-87 頁。在這種受制于權力授予與約束框架的“順從層級迭代”也就形成行政體制中的縱向壓力。

總體合法性附帶的實踐權能夠在基層社會生效的原因就在于“向上負責”的行政體制帶給基層政府的縱向壓力。在C 社工站的實踐案例中，廣東省積極響應國家推動創新社會治理的號召，積極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嵌入社會工作力量，形成了對基層政府的縱向壓力。一方面，2017—2019 年廣東省民政廳陸續印發多項推動“雙百”計劃的文件，將其納入“十三五”期間重點項目，并制定了相應的考核指標和激勵機制。另一方面，針對申報“社工站”建設不積極的或將社會工作服務邊緣化的鄉鎮（街道），廣東省民政廳組建專家團隊，并經常聯合各地市、縣（區）民政干部深入實地開展調研和督查。③周小燕：《社工服務新征程，兜底民生最強音——寫在〈關于實施“廣東兜底民生服務社會工作雙百工程”的通知〉發布之際》，《中國社會工作》2020 第34 期。在“向上負責”的行政體制運行之下，上級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實際舉措，給基層政府造成了工作壓力，它們必須給予社會工作進入實踐場域的空間，即開展服務的實踐權。這也間接承認了社會工作規制合法性在基層社會是成立的，而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在情境中的缺失，表面上是因為社會工作的低社會化，實則體現出基層社會作為一個新的場域，是能夠用自身特殊結構重新構造各種進入其中的關系或力量的，而擁有社會資本最多的基層政府占據著發揮作用的權力。因此，盡管總體合法性帶給社會工作進入服務場景的實踐權，并非代表其擁有了情境合法性，但實踐權賦予了社會工作開展服務的正當性，也為社會工作在實踐場景中爭取情境合法性提供了外部條件。

（二）內部機制：價值實踐與整合服務

獲取合法性賦予主體信任和承認的關鍵在于專業服務的有效性，這是獲得情境合法性的內部影響機制，也是關鍵機制。一方面，社會工作堅持弱勢人群優先與注重優勢視角的價值實踐，在基層社會獲得了規范合法性；另一方面，社會工作通過個案救助與社區共治相協同的整合服務，服務成果日漸凸顯，獲得了情境之中的認知合法性。

1.弱勢人群優先與注重優勢視角的價值實踐

社會工作的核心準則是追求社會公正、人權、集體責任和尊重多樣性。①李曉慧：《社會工作專業的國際新定義》，《中國社會工作研究》2015 年第1 期。自社會工作誕生以來，對社會公正和人權的回應，深刻體現在服務于生理、心理、社會、靈性等層面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上，其實踐過程充分展現出助人性、利他性和福利性的特征。②Jeffrey J.Olson，“Social Work’s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Justice Projects：Discourses in Conflict，”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Vol.18，No.1，2007，pp.45-69.在C 社工站的實踐案例中，社會工作者通過“地毯式”的入戶探訪，將福利政策傳遞到有需要的弱勢群體手中，緩解了他們的生活壓力；另外，與志愿服務隊一起面向村里的五保戶和老年人常態化開展“敬老愛心餐”活動，志愿利他的精神在社區中得到傳承和發揚。這些秉持弱勢人群優先和利他主義的價值實踐，充分發揮了社會工作的社會保護作用。同時，注重優勢的價值理念拒絕讓服務對象將目光聚焦于自己的問題，而是把眼光投向可能性，側重用激發自身及其環境優勢的方式回應弱勢群體遇到的問題。③Dennis Saleebey，“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Extensions and Cautions，”Social Work（New York）Vol.41，No.3，1996，pp.296-305.例如，C 社工站將年久失修的水房和拋荒已久的稻田重新利用起來，以及通過在社區公共項目中展現五保戶阿力甘于奉獻的精神品質，以此讓他獲得其他村民的肯定來確立其在社區中的“成員資格”。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社會，強調以“立人立己”為核心的儒家倫理觀，以及強調“愛人”的性善論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道德準則，“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哲學思想也成了人們的助人方式，它們是中國社會共同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④孫海燕：《儒家倫理是利他主義嗎——兼與王海明教授商榷》，《道德與文明》2014 年第4 期。⑤康曉光：《古典儒家慈善文化體系概說》，《社會保障評論》2018 年第4 期。而社會工作面向五保戶、老年人以及需要政策救助家庭等弱勢群體提供的服務，充分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以及對利他主義和優勢視角的強調，村民在參與和享受服務當中逐漸體會到社會工作的價值取向與中國社會共同價值和道德倫理的內在一致性。同時，社會工作服務營造出關注弱勢人群、樂于奉獻的公共價值氛圍，滿足了村民傳承“孝道文化”和重塑社區互幫互助氛圍的期待，起到了增強社會工作服務有效性的作用。因此，社會工作的價值觀念與道德準則得到了合法性賦予主體的承認，即獲得了具體情境之中的規范合法性。

2.個案救助與社區共治的整合服務

實用主義的社會工作實踐強調服務對象對自身的“社會性”理解，注重關聯其生活經歷、社會結構和社會進程，以消除個體的無力感和增強自我掌控生活的能力。①Julian Rappaport，“Terms of Empowerment/Exemplars of Prevention：Toward a Theory for Community Psyc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15，No.2，1987，pp.121-148.②Ping K.Kam，“From Disempowering to Empowering：Chang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 Service Professionals with Older People，”Hally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Vol.4，No.2，2002，pp.161-83.因此，社會工作否定用割裂和靜態的方式分析服務對象所面臨的問題，注重個體與社區結構的互動和相互影響，堅持個體社會心理支持和宏觀社會發展的雙重介入，打破個體治療和社區發展的邊界，引導個體或群體走進社區，在社區網絡深層互動中實現對服務對象需求的回應和能力的建設，進而推進個體與社區的共同進步。③林萬億：《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145 頁。④張和清、楊錫聰等：《社區為本的整合社會工作實踐：理論、實務與綠耕經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第25-30 頁。以C 社工站的“義田”項目為例，C 社工站系統地考慮社區可持續發展與微觀個體個性化需求，鼓勵民政對象阿力參與“義田”項目，最終他既獲得了生活來源，還重構了其社區關系網絡，實現了個體與社區協同發展。如果將其個人性格孤僻、自卑、被人嘲笑、家庭貧困的困境個體化，歸咎于服務對象能力不足，往往會采取“就問題說問題”的“去社會化”介入方式。⑤李偉、惠筱：《自由主義與社會工作的“去社會化”》，《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 期。這種缺乏“人在情境中”的視角，難以通過“參與”的方式激發服務對象的主體性和對生活的控制感，也難以實現個體與社區的協同發展。

這種整合服務頗有成效的關鍵之一是對“參與”的強調，服務對象不單是服務的接受者，還是服務生產者或提供者，他們能夠提出意見、參與服務規劃（實施、決策）以及影響結構和政策變化。⑥Ping K.Kam，“Strengthening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in Social Work Practice：An EPS Model，”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1，No.3，2021，pp.329-352.正是因為服務對象全程參與其中，能夠切身感受到自我和社區變化的過程，也能更加有效地向外界展現出社會工作的服務成效，特別是對于基層政府來說，既能夠看到社會工作者良好的群眾基礎，又能夠看到共同行動的成果。如此一來，整合的社會工作服務滿足了服務對象的需求又符合基層政府的期待，人們對社會工作的認可度自然得到提升，即在情境之中獲得了認知合法性。

（三）隱性機制：關系先行與互為主體

社會工作獲得情境合法性的關鍵在于有效性的凸顯，而有效性彰顯之中暗含著一股促進社會工作獲得信任和承認的力量，即社會工作者與實踐場域中多重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建構。建立基于主觀性意識聯系的人際信任為社會工作服務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在社會工作者與合法性賦予主體的互為主體關系建構過程中，專業信任的獲取對服務有效性產生了潛在的正向影響。

1.建立基于主觀性意識聯系的人際信任

無論是開展專業服務還是獲取情境合法性，贏得信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信任有不同類型：我們將因為專業服務質量而獲得的信任稱為專業信任，將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熟悉度和情感聯系之上的信任稱為人際信任。前者是基于理性主義判斷的客觀性關系，后者是基于情感判斷的主觀性意識聯系。面對情境合法性的缺失困境，低社會化的社會工作通過服務成效贏得信任和認同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代社會網絡結構盡管受到現代化的影響，但“面子”邏輯、“人情”等熟人社會的人際交往規則依舊是當下社會處理問題的重要選擇，熟絡程度和情感距離是彼此交往取信的重要標準。①田先紅、張慶賀：《城市社區中的情感治理：基礎、機制及限度》，《探索》2019 年第6 期。因此，社會工作者應該首先建立起與合法性賦予主體的人際信任關系。

C 社工站在實踐當中，面向村民開展“三同”工作，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舉辦廣場舞、露天電影等文娛活動，拉近與村民的心理距離；參加諸如“觀音誕”“北帝誕”等社區傳統文化習俗，融入社區文化脈絡。面對C 鎮政府，C 社工站主動匯報日常工作和工作創新，在協助政府工作的同時主動與政府工作人員交流，不斷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C 社工站的社會工作者放下自身的正式身份，拒絕“服務下鄉”和“等人上門”的做法，通過一系列行動發揮“在場”優勢，以非正式身份不斷深入村民日常生活和融入政府工作人員人際網絡當中，產生了積極正向的情感關聯，逐步將陌生關系熟人化，進而建立起基于人際信任的主觀性意識聯系，這潛移默化地建立起了在服務對象和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心里的正向形象，這種信任關系的建立為后續服務開展進而取得成效奠定了基礎。

2.建構互為主體關系中的專業信任塑造

人際信任的建立為開展服務贏得了初步信任、聚集了人氣，而只有獲得實質上的專業信任才能夠換取情境合法性。服務有效性的顯現能夠贏得專業信任，而專業信任的建立往往隱含在社會工作者與實踐場域中多方主體的互為主體關系的建構之中。所謂互為主體關系，是指社會工作在推進服務開展的過程中，與其他組織、群體或個體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學習、交互吸納與合作的關系，既能夠吸納合作方的工作邏輯，也能夠保持自我行動、自我決定、自我組織的自主性。②任敏、鄭先令：《互為主體的社會工作“嵌合”發展及其機制分析——以一個粵西農村社工站的發展歷程為例》，《中國社會工作研究》2022 年第1 期。

實踐表明，C 社工站在建構互為主體關系的過程中逐步獲得了服務對象和基層政府的專業信任。在互為主體的服務關系方面：一方面，C 社工站與村民協同推動社區發展，例如，“義田”項目和“敬老愛心餐”等，協同行動中的社會工作者和服務對象都充分彰顯出各自的主體性。另一方面，C 社工站與村民的服務成效共享得到項目辦、地區中心和各級政府部門的贊揚。同時，建立社區公益基金的方式讓社區村民共享了社區發展成果。在這一過程中，服務對象在協同行動中提升了參與能力和享受到了服務成果，進而強化了對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認可。

在互為主體的政社關系方面：一方面，專業力量吸納行政力量，例如，社會工作結合服務內容有選擇性地執行行政任務①所謂選擇性執行，是指在一定標準的衡量之下對政府要求的任務進行選擇，其標準主要包括任務性質、工作時間、工作體量等。、學習公文話語體系等等；另一方面，行政力量吸納專業力量，隨著服務成效的逐漸顯現和上級政府縱向壓力逐漸變大，基層政府工作人員開始閱讀社會工作專業著作文章，主動與社會工作專家交流，不斷增進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吸納其專業理念和工作思路。由此可見，基層政府對社會工作的信任逐漸強化。

這種基層政府和服務對象的認可超越了基于主觀意識聯系的人際信任，得益于在建構互為主體關系過程中凸顯的專業服務成效，即一種客觀判斷下的專業信任。這在獲得基層政府的支持資源以及激發服務對象的協同行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又會推進服務開展、取得服務成效。因此，不論是基于主觀意識聯系的人際信任，還是建構互為主體關系過程中的專業信任，這種關系建構是在獲取服務有效性的實踐中隱藏的一股力量，它與獲得有效性是同步進行的，但又相互作用。

五、結論與討論

在探討社會工作合法性的議題上，本研究接續合法性分類這一方面的研究，從不同社會層面（總體和具體）區分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將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分為總體合法性和情境合法性，通過引入C社工站的實踐案例，并搭建起“正當性—有效性—關系性”的機制分析框架，嘗試回答社會工作關注微觀實踐場域的情境合法性上的一些理論問題，包括社會工作獲得情境合法性的實踐邏輯是什么、深層機制是什么等，以回應社會工作情境合法性缺失的現實困境。

本文呈現了一個獲得總體合法性的社工站，如何在情境合法性缺失背景下獲得基層政府、服務對象認可、信任和支持的完整案例。我們以社會工作在基層情境中與服務對象、基層政府的互動關系發展為主線來呈現整個歷程，從而得出社會工作獲得情境合法性的實踐邏輯是“對象化角色建構”，具體表現為“分類分步、成效凸顯”的路徑。社會工作獲取情境合法性是面向服務對象（包括社區居民、村民）、基層政府兩大類情境合法性賦予主體，建立起符合他們期待的角色形象，凸出專業服務成效，以此獲得合法性賦予主體的信任和承認的過程。這種角色建構呈現出從鋪墊性角色到關鍵性角色的遞進過程，后者是獲得情境合法性的關鍵，其中專業化服務成效是其關鍵度量衡。研究發現，社會工作獲得情境合法性的機制包括外部機制、內部機制和隱性機制。外部機制是指國家宏觀法律政策建構起來的專業制度，賦予了社會工作總體合法性，在“向上負責”的行政體制下，總體合法性得以順利轉化為基層社會的實踐權，為社會工作進入實踐場域謀取情境合法性提供了正當性。內部機制是指社會工作實踐行動凸顯出的有效性，及其彰顯出符合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專業價值理念。隱性機制是指在社會工作者與合法性賦予主體互動過程中，建立的人際信任關系和專業信任關系產生了對服務有效性的正面影響。

本研究的貢獻在于，突破了長期以來社會工作從橫向視角討論合法性不同維度的局限，強調以縱向視角從不同社會層面（總體和具體）探討一種符合現實情況的分類可能，在縱向視角當中納入橫向分類的維度，進而將社會工作合法性的討論從“平面”過渡到了“立體”。在社會工作探討合法性之初，學者們在組織社會學的合法性分類框架中結合社會工作特性，提出了不同維度的合法性分類。囿于長期的社會工作實踐困境，我們有必要將合法性的討論聚焦到具體的實踐場域中，建立區分不同社會層面的縱向分類框架，并將橫向分類的不同維度作為內容，以此更好地通過理論研究回應現實問題。本研究的另一貢獻在于，建構起了分析情境合法性獲得機制的分析框架，與研究總體合法性關注服務成效和組織聲譽不同，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增添了正當性和關系性的維度，這是對中國社會工作“自上而下”發展和中國社會組織間、組織與個人間關系網絡的特殊考量。

本研究還有后續研究值得探討，如社會工作情境合法性缺失背后的深層原因為何？又如，不同合法性賦予主體之間的關系如何？孰輕孰重？這或將涉及權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