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控槍看美國政治極化與總統話語

郭子凡　謝韜

【關鍵詞】 美國 政治極化 總統話語 槍支管控

【作者簡介】 郭子凡，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電子郵箱：gzf_bfsu@163.com 謝韜，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電子郵箱：xietao@bfsu.edu.cn

一、 導論

美國日益頻繁的槍擊事件，不斷威脅著無辜民眾的生命安全，已成為公認的社會頑疾。當地時間2022 年5 月24 日，得克薩斯州尤瓦爾迪市（Uvalde）一所小學發生槍擊案，造成包括19名兒童在內的21人死亡。這次襲擊是近十年來美國最嚴重的校園槍擊事件，傷亡人數僅次于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① 2023年1月，加利福尼亞州又接連發生了兩起涉及亞裔的槍案，共造成11人死亡。② 駭人聽聞的槍擊事件屢次發生，美國政府卻長期無法拿出有效的槍支管控政策，政治極化是造成槍支暴力頑疾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民主黨總體上支持加強對槍支的管控，而共和黨則以憲法第二修正案確立的持槍權利為由，不斷阻撓民主黨控槍。兩黨總統關于槍支管控問題的爭論曠日持久，幾乎貫穿政治極化的發展全過程。③ 因此，槍支管控作為美國社會長期飽受爭議的熱點話題，為觀察總統話語規律提供了合適窗口。

美國總統是唯一由全國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始終處于政治舞臺的中央。作為輿論目光的焦點，總統的話語內容既是其個人政治觀點的表達，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驅動民意的力量，在政治博弈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偨y話語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是政治極化的重要反映，有待學者進一步探究。

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在政治極化的背景下，總統話語是否也呈現極化現象？ 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首先通過理論推理提出假設，認為總統話語會受到政治極化的影響而發生極化;然后，收集20世紀中期至今兩黨總統有關槍支管控的話語材料;接著，以內容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話語文本，通過計算機文本處理與人工編碼相結合的方式，測量語料的內容、情緒和立場三方面指標;最后，以所得的數據驗證假設，并對結果進行討論。

二、 研究現狀與問題

縱觀國內外研究現狀，關于美國政治極化的研究浩如煙海①，而關于美國總統話語的政治學研究也有一些成果。政治極化現象作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各類政治活動的底色，一直是熱點學術話題。然而，學界對國會兩黨的極化關注頗多，而關于總統與總統話語極化的討論相對較少。20世紀80年代至今，圍繞總統話語的研究已逐漸成為美國總統研究的重要分支。正如圖里斯（Jeffrey Tulis）在其經典著作《修辭總統》（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中認為，自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伍德羅·威爾遜（ThomasWoodrow Wilson）執政以來，針對民眾的修辭話語已成為美國總統影響民意的重要工具?？偨y經常繞過國會，直接向廣大民眾尋求對其立法提案和其他議程的支持。② 總統什么時間說話，說什么話，怎樣說話，并非隨意而為，而是深思熟慮的戰略考量結果，其背后存在著較為復雜的動因。美國總統話語作為研究對象，長期以來獲得國內外多個學科的持續關注，但從政治學角度對總統話語的考察主要見于國外，研究主題多聚焦于兩個方面，一是總統話語的本質特征與演變，二是其對民意、國家治理的作用。就前者而言，研究對象并非具體的話語內容，而是將其作為一個觀察視角來理解總統話語本身。例如，林（Elvin Lim）認為，20世紀開始，總統話語呈現出了反智、抽象、堅持己見等5個特征，成為現代總統話語的重要表達方式①;扎里夫斯基（David Zarefsky）則通過案例分析，指出總統話語的核心功能是定義社會現實②。在扎里夫斯基的理論基礎上，有學者考察了小布什在“9·11”事件后的一系列話語，進一步說明了總統如何通過話語定義現實、構建戰爭威脅、左右民眾對恐怖主義問題的觀點。③ 亦有研究者另辟蹊徑，將目光轉向講話“之前”，即探究總統話語的產生過程，闡釋了白宮工作人員如何影響總統話語。④

總統話語政治學研究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探究其對民意和社會治理的作用。話語對民意的影響作為一個熱門話題，90年代至今持續有學者發表高被引研究，圍繞具體的影響機制與影響力強弱也多有爭論。例如，針對總統國情咨文演講對民意的影響，科恩（Jeffrey E.Cohen）考察了5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國情咨文演說，發現總統在國情咨文中高度關注的領域也會吸引很高的公眾關注⑤;但亦有研究指出，隨著有線電視等其他視聽手段的普及，總統講話的關注度受到沖擊，因而國情咨文對民意的影響力在減弱⑥。另有文章討論了總統如何通過話語影響民眾對其魅力的感知與歷史學家對其偉大性的評價①，以及總統話語如何影響民眾支持度的高低②等。除民意研究外，關于總統話語對社會治理的作用也有較多探討。伍德（Wood）等通過內容分析發現，總統話語顯著影響民眾對經濟新聞的感知，從而間接影響了美國經濟增長和失業率③;另有專著探究了美國總統如何利用話語，塑造并維護民眾對美國的國家認同④。相比于國外數量眾多、選題廣泛的總統話語政治學研究，國內在這一方向上尚有不足。國內關于總統話語的分析多來自語言學、傳播學等學科，政治學研究較少。國內的政治學研究具體包括從話語角度分析總統為發動伊拉克戰爭而進行的戰爭動員⑤，以及闡釋總統敗選演說作為一種政治傳統的形成與發展⑥等。

除上述兩方面選題外，總統話語與政治極化研究一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學者視總統話語為總統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極化的重要反映，而總統層面的極化則是政治極化研究待開發的子領域。既有的極化背景下的總統研究不僅數量較少，內容上也多局限于政治極化對府會關系的負面影響。⑦ 然而，政治極化對總統的影響不僅在于日益緊張的府會關系，而且深刻影響著總統與媒體、司法機構、官僚機構等各個方面的互動①，總統是否會隨著政治極化也越來越走向意識形態兩端，值得關注。觀察總統話語是測量總統極化的主流路徑之一，多項研究均將話語要素加入到測量框架當中。例如，劉易斯（Jeffrey Lewis）等通過考察總統公開的立場表態，假設他們參與了國會投票，并在“意識形態數據庫”DW-NOMINATE Scores中添加了相關數據②;科恩通過內容分析法，對總統國情咨文演說進行了逐句編碼，以測量總統意識形態③。相比于DW-NOMINATE數據庫等通過記名投票測量國會議員意識形態立場的方式，總統話語無疑是極化現象的間接反映，但由于總統不實際參與投票，其話語便理所當然成為最合適的觀察途徑之一?？偨y意識形態的極化雖非本文主要關注點，但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通過直接測量總統話語的極化情況，可為學界探索總統極化這一極具潛力的領域提供新的有力依據。

此外，就本文關注的槍支管控問題而言，國內外除政治學研究以外，涉及的學科主要包括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④ 而在政治學領域內，亦少有研究從政治極化或話語角度探討槍支管控議題。國外受到較多關注的研究包括利益集團、民意、各國槍支政策比較和政策的影響等，例如，探究槍支游說對國會議員投票的影響⑤，調研民眾支持控槍政策的原因①，研究美加槍支政策立法的民意基礎②，美國控槍政策對自殺行為的影響③，美國槍支政策對墨西哥販毒活動的影響④等。而國內的政治學研究集中于從利益團體、槍支文化、聯邦制度等角度出發，評析美國槍支暴力問題與控槍政策。⑤ 現有槍支問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視角不夠豐富、對槍支泛濫問題背后的美國政治宏觀規律關注不足的問題。

綜上，在美國國內政治研究中，政治極化、總統話語，抑或是槍支問題，各自單獨作為研究主題均有較為豐碩的成果積累，但幾個議題之間鮮有互相關聯的研究。學者所探討的政治極化主要指的是國會議員投票的極化，對美國總統的極化以及總統話語的極化少有聚焦，使得對該問題的探究仍然不夠全面，總統層面的政治極化問題值得關注。半個世紀以來的各種政治活動與現象，大多無法避免地受到極化的影響，總統的活動也不例外。在美國總統選舉的過程中，總統往往需要代表某一黨派參選，并擔任該政黨名義上的領袖。政治極化現狀之下，總統很難獨善其身并超脫于極化的大趨勢之外。與此同時，總統話語一直是學者觀察總統極化情況的重要窗口，根據既有文獻的研究思路，本文通過直接測量總統話語的極化程度，在揭示總統話語規律的同時，亦可為總統意識形態和政策的極化研究貢獻一些新依據。就本文的核心關切——總統話語的極化而言，國內政治學界由于對美國總統話語的研究尚有不足，鮮有學者涉獵;而國外學者雖對總統話語的關注較多，但極化現狀之下對美國總統話語特點和規律的探索仍處于起步階段，僅存在少量討論，包括探討美國總統跨黨派話語的變化趨勢①、從負面用詞數量看總統候選人互相厭惡程度的增長②等，本文擬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上述空白。以作為美國社會熱點的槍支管控問題為案例，通過考察歷任總統對該話題的持續辯論內容，嘗試測量政治極化之下的總統話語極化情況，并提供一個新的角度理解政治極化問題與當前的槍支管控問題。

三、 理論假設

在提出假設之前，需厘清總統話語極化概念的具體意涵。本文將總統話語極化理解為，在一定時間內，兩黨總統話語在內容、情緒、立場等指標上的差距?？疾炜偨y話語是否極化，就是探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兩黨總統話語是否在相關指標上的差距越來越遠。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大背景之下，兩黨總統及其話語也理應受到影響而發生極化。需要說明的是，美國政治極化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2000年之后的小布什政府時期才進入高度極化的狀態，半個世紀以來整體情況持續惡化。因此，本文假設，在受到政治極化的影響后，兩黨總統的話語也會呈現出類似的極化過程——大致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且在2000年前后逐漸達到高度極化的狀態。本文選擇槍支管控這一獲得持續關注的社會熱點議題，主要通過3個維度觀察總統話語的極化情況———內容、情緒和立場，從而得到以下3個假設。

第一，話語內容方面。本文對總統槍支管控話語語義的考察集中在詞匯和語句兩個層面，目的在于了解兩黨總統長期談論槍支話題時具體內容的差異。通過分析，可捋清雙方槍支管控論辯的基本邏輯，兩黨總統談話的側重點存在何種差異，也可發現兩黨總統對控槍問題關注程度的差別。對于話語內容的考察，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 長期以來，民主黨總統更支持控槍，致力于改變現狀;共和黨總統更支持擁槍，致力于維持現狀。

需要說明的是，假設1是關于話語內容的描述性假設，構成了后續討論的基礎，有必要首先得到驗證。多年來，輿論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民主黨總統長期支持控槍，共和黨總統則支持擁槍，但這種印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 若情況屬實，兩黨總統在談論槍支管控問題時，又以何種話語傳遞了己方主張？ 需要用數據回答上述問題，從而確定后續討論的必要性。只有先證實兩黨總統的話語具有持續的差異性，才有可能討論他們的話語是否發生了極化。

第二，話語情緒方面。情緒測量是政治學話語研究的慣常方法之一。本文參考既有研究當中較為成熟的測量方法（詳見后文），對收集到的總統槍支管控話語進行正負面情緒分析?；陬A定義的字典對語料進行編碼，通過對比正負面詞庫，計算語篇的正面或負面用詞數量，來測量該語篇總體情緒多大程度偏向正面或負面，從而增強話語分析的客觀性、全面性。若總統話語受到了政治極化的影響，則主張控槍的民主黨總統在談論該問題時，話語情緒應隨著極化的日益嚴重而愈加走向負面;共和黨總統面對美國人民的死傷，其話語總體上必然也呈現出負面情緒，但不會隨著政治極化而進一步走向負面，因此可得到如下假設。

假設2： 兩黨總統話語的正負面情緒差距逐漸擴大。具體表現為民主黨總統對槍支管控問題的話語情緒走向負面，而共和黨總統則保持不變或走向正面。

第三，話語立場方面。為了從更多維度評估總統話語的極化水平，本文引入了立場的“強調程度”變量，旨在反映總統在某次涉槍談話當中，明確強調己方立場的次數（相反則是模棱兩可地陳述客觀情況或其他類型的泛泛而談）。以句子為單位，強調句的占比越高，則被視為語氣越強烈，立場也越堅定。例如，林登·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在寫信敦促國會通過控槍立法時稱：“聯邦調查局的埃德加·胡佛局長（John Edgar Hoover）剛剛匯報，在各種危險的犯罪活動中使用槍械的情況越來越多了?！痹谛诺暮蟀氩糠?，他又說道：“我呼吁國會服務于公眾利益，迅速通過這項關鍵的控槍立法?！雹偕鲜鰞蓚€語句，前者是一般的情況陳述，而后者則被標記為“強調己方立場”，即對持槍權的削弱（具體測量方法與編碼表見后文）。本文通過人工編碼的方式，統計并計算總統對己方立場的堅定（強調）程度，并放在政治極化以來半個世紀的時間尺度之下觀察，可得到第三個假設。

假設3： 在對各自立場的強調程度上，兩黨總統對己方立場的強調程度不斷加強。

四、 數據與研究方法

20世紀60年代，在林登·約翰遜執政期間，槍支管控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熱點話題，美國總統話語也在同一時期展現出對這一話題的高度關注。雖然一般認為本輪政治極化的趨勢從70年代開始逐步顯現②，但本文選擇將收集語料的起始時間點提前到林登·約翰遜就任總統的1963年，既能囊括政治極化全過程，又能提高數據的全面性與準確性。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內容分析法，在提取高頻搭配做共現分析后，通過基于詞典的計算機輔助編碼與人工編碼相結合，在定性編碼基礎上進行定量分析，從而測量出歷任總統相關話語的內容特征、正負面情緒水平以及立場強調程度的變化趨勢，以驗證假設。下文將詳細介紹本文的數據來源與數據篩選方法、計算機文本處理方法與人工編碼方法，以及信度測試的情況。

（一） 數據來源與篩選

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接連遭到槍殺，極大沖擊了民眾情緒，美國社會掀起了一場反對槍支暴力的大潮。而后，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力推通過了重要的控槍立法，即1968年的《槍支管制法》。① 在林登·約翰遜之前，美國總統較少發出關于控槍的聲音。因此，本文語料收集的起始時間為林登·約翰遜接替肯尼迪就任總統的1963年11月22日，截止日期為2022年6月1日，共涉及11名總統，其中5名屬于民主黨，6名來自共和黨，黨派分布較為平均。

本文的語料來源為“美國總統計劃”（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數據庫。該數據庫收錄了自開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到現任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的各類話語資料，包括總統的演講、備忘錄、聲明、媒體采訪以及新聞發布會的文字版等。② 數據庫網站頁面提供關鍵詞和篩選條件（可篩選具體總統任內、時間段內、某些類型的文獻等）組合搜索。經過多個關鍵詞的試驗性比對，筆者選擇英文單詞“gun”并在其結尾添加通配符星號*的組合③作為關鍵詞，方能夠盡可能全面地收錄目標文本，這一檢索方式也成為本文選擇槍支管控議題作為案例的優勢——相比之下，諸如性少數群體平權等其他爭議話題的內容更為繁雜，將對數據搜索與收集工作構成不小的挑戰。此外，考慮到計算各類數據占比的需要，總數據量（即分母）盡可能精確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獲得全部搜索結果后，筆者并未直接全部收錄，而是通過人工閱讀進行逐一篩選排除，以定性分析的方法選擇長度合適、主題明確且出自總統本人的書面或口頭話語。① 最終，本研究確定的樣本量為254篇語料，單詞數量127021個，句子數量7082個。

（二） 計算機輔助的自動化文本處理與人工編碼方法

在數據收集完成后，本文借助計算機進行了語料內容分析，并通過基于預定義的字典完成了語料的情緒測量。具體而言，使用R 語言的quanteda包②提供的相關組件，將收集到的總統話語文本導入語料庫，并對語料庫內的文本進行分詞處理。根據需要，分詞后的語料可選擇進一步去除停用詞和標點符號，并使其詞根化，便于根據語義識別并整合不同形式的單詞。做上述處理后的結果可用于包括共現分析在內的各項操作，以展現文本內容的特點。而情緒分析采用的則是一種計算機自動編碼的內容分析法。內容分析法的操作步驟一般包括研究設計、確定分析單元、編碼、推理和驗證，編碼工作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編碼即“按照事先選定的分析框架對記錄單位進行描述或分類的步驟”③。相比于人工編碼，計算機自動編碼在編碼準確性與編碼效率方面具有極大優勢。情緒測量采用的計算機自動編碼方法需基于預先編制的情緒詞典，即預先定義的正面用詞和負面用詞詞庫。本文選用專為政治學文本構建的情緒詞典“Lexicoder Sentiment Dictionary”（LSD）①，該詞典包含2858個負面用詞和1709個正面用詞，借助于quanteda包提供的相關組件，根據用戶指定的詞典，對導入語料庫內的文本進行自動編碼和統計，得出正負面用詞的數量。本文通過計算某一語篇所包含的正負面用詞數量與總詞匯數的比值，來量化該語篇的正負面情緒水平。

考慮到計算機自然語言處理的相關方法在語料理解的深度和準確性方面不盡如人意，因而本文同時采用人工編碼來彌補不足。在人工編碼過程中，編碼員通過綜合考察話語的文化背景與上下文內容，能夠更加精準地判別內容話題及說話人所持的立場。人工編碼首先需要構建編碼表?；趯φZ料的初步理解，本文利用定性分析專用軟件ATLAS.ti②，以語句為基礎，建立了26個具體的內容編碼（詳見表1“判定標準”部分）。為使分散的意義標簽進一步抽象化，方便分析對比，在綜合理解語料的基礎上，從26個細化的編碼中提煉出5個更具概括性的編碼（即表1的“編碼名稱”部分）。③ 內容編碼即說話人在談論槍支管控時所涉及的具體主張，例如有關槍械、子彈的技術細節，呼吁話語的聽眾接受某些觀點或采取某些行動，對民眾持槍的現狀進行描述或評論等。然而，在測量總統話語立場的強調程度時（表2），則不需要進一步提煉整合，只需根據“判定標準”的定義，用人工識別的方式逐一判斷每個句子的立場，判斷該句是否明顯帶有立場，并將其標記為“削弱持槍權”或“維護持槍權”中的一項，用于進一步統計分析。根據編碼表的劃分，本研究各類人工引用共計2654處。詳見表1。

（三） 信度測試

編碼員間信度測試一般針對兩名或兩名以上編碼員同時參與的研究項目，目的是保證獲得的編碼結果不是來自個別編碼員的主觀判斷。① 而本研究的人工編碼活動均由單人完成，面對這種特殊情況，一般認為，即使研究項目的負責人自己完成了所有的編碼工作，也有必要邀請第二名編碼員進行獨立的信度測試。② 為此，筆者邀請了一名具有相似英語水平，并對研究話題較為熟悉的編碼員③參與測試。在充分溝通編碼表的具體判定標準后，受邀編碼員就涉及人工編碼工作的內容（表1）和立場（表2）兩項任務分別進行了信度測試。④ 內容編碼的Holsti信度系數為0.936，Kappa值為0.849;立場編碼的Holsti值為0.969，Kappa值為0.880。上述結果顯示，編碼員間信度較高，表明兩名編碼員在充分溝通后按照編碼表進行語料判斷時，具有較強的一致性，編碼表的編制邏輯較為清晰、易于理解，編碼操作過程中的主觀因素較少。

五、 研究結果

在美國半個世紀的政治極化過程中，政治精英的對立日益尖銳，普通民眾也隨之走向分化。① 本文嘗試回答的核心問題是：總統在受到政治極化大環境的影響后，其話語是否展現出了極化的特征?；诖藛栴}，上文提出并分別驗證了3個假設。通過分析大量語料，本文獲得了政治極化以來總統槍支管控話語的內容、情緒、立場3個維度的數據，下文將詳細闡釋相關結果。

（一） 兩黨總統關注槍支問題的內容差異

圖1、圖2是利用R語言可視化組件展現的民主黨、共和黨總統話語共現（co-occurrence）情況。本文語料庫的樣本量較大，為便于突出重點，此處選擇對關鍵詞前后5個單詞范圍內，共同出現總次數大于10次的單詞進行統計，從而凸顯兩黨總統話語中最重要的上下文語義關聯。共現分析的結果總體上符合對兩黨總統控槍話語內容的預期。結果顯示，民主黨總統較多使用動詞“keep”并在前后5個單詞的范圍內搭配“gun”“hand”等，對應控槍主張話語“keep guns out of the hands of…”或“keep guns away from…”（讓槍支遠離那些不適合持槍的人）;“pass”“get”和“bill”等搭配，很容易使人聯想到“pass the bill”或“get the bill passed”（敦促法案通過）;“background”（背景）和“check”（審查）的組合則意味著屢次談論以背景審查為代表的具體控槍措施。同理，共和黨總統話語的共現網絡里也出現類似的規律，例如，圖2出現了一些與民主黨話語截然不同的高頻詞，比如強調持槍權的“right”（權利）一詞，以及首字母大寫的“Amendment”（修正案），該詞在槍支話題語境下專指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如果僅憑計算機自動生成的共現網絡來觀察極化60年來總統的槍支話語內容，未免有隔靴搔癢之感。如上文所述，根據編碼表（表1），筆者對全部12萬余詞的語料進行了人工編碼，以句子為單位對語義做了定性標注，而后計算與語篇句子總數量的比值，再統計某黨總統所有語篇的均值，從而測量出兩黨總統在具體話題上的不同側重。在5項指標當中，經過獨立樣本t 檢驗，3項的差異具有顯著性，2項不具有顯著性，其中有顯著差異的指標如圖3所示。通過對比發現，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的差異均比較符合長期以來公認的兩黨話語內容預期。具體而言，民主黨總統在談及槍支問題時，比對方黨派總統更傾向于表達對現狀的不滿（t=1.985， p<0.05），更傾向于抱怨國會的立法活動與自己的議程相悖，抱怨擁槍利益集團從中作梗，敦促國會盡快與其相向而行，或呼吁選民團結起來向立法者施壓（t=4.2， p <0.001）;相反地，共和黨總統更強調法律與秩序，即對現行控槍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懲罰犯罪人而不是禁槍等（t=-6.238， p<0.001）。在談論槍支暴力對未成年人和校園的影響（t=-0.831， p=0.407）以及具體技術措施（t=1.097， p=0.274）的問題時，兩黨總統的話語差異不具有顯著性。也就是說，無論哪個黨派的總統在談論槍支話題時，均對未成年人槍支暴力問題展現出了類似程度的關心，也均會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兩黨之間有一項差別十分明顯——民主黨總統熱衷于抱怨國會立法行為，抱怨游說集團，敦促國會行動起來，并呼吁選民向立法者施壓，而共和黨總統長期以來對此幾乎絕口不提。這一特殊現象很可能是政策陷入僵局，民主黨總統長期無力改變現狀的體現。圖4展示了歷任民主黨總統出現此類表態的情況以及每個語篇對此話題的側重程度。① 圖4顯示，林登·約翰遜執政期間經常談論這一話題，而后則較少提及。民主黨總統頻繁抱怨對方政客及游說集團，或呼吁選民向立法者發聲，主要始于克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執政中后期，奧巴馬（Barack HusseinObama）和拜登政府期間則幾乎是總統的“口頭禪”了。從約翰遜到拜登時期，該話題所占的比重也呈現了微弱的上升趨勢。

此外，通過計算某位總統任期內有效話語的條目數在該總統談論所有話題的條目總數的占比，可測量該總統對槍支管控話題的關注度。結果顯示，共和黨總統對相關話題關注度的中位數約為0.0045，而民主黨總統則約為0.0014，民主黨總統對槍支話題的關注度比共和黨總統高約3.21倍。也就是說，民主黨總統更喜歡談論槍支問題，并且這一規律不受任期內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影響①，詳見表3。

上述結果一方面證實了兩黨總統堅守各自立場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極化現狀之下雙方圍繞控槍之辯的基本邏輯——力求改變現狀或維持現狀，因此為假設1提供了支持。共和黨總體上支持小政府，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減少干預憲法規定的持槍權，因而共和黨主張的政治觀點往往表現為阻撓民主黨的控槍立法、維持現狀。值得強調的是，數據顯示，共和黨總統并不主張解除現有持槍權的限制，或是主張控槍政策退回到20世紀90年代甚至60年代之前。他們通常強調對現有法律的嚴格執行，也就是以“維持現狀”為基本的辯論邏輯，維持現狀不意味著主張回到過去。而民主黨則希望推動聯邦政府進一步規范美國民眾的涉槍行為，也就是在現狀的基礎上增加關于持槍的各方面限制。通過對數據的初步分析，我們還獲得了總統對槍支話語的關注度數據（表3），民主黨總統數據大約是共和黨數據的2倍，這說明執政的共和黨總統普遍不愿在槍支問題上多費口舌，而民主黨總統則更喜歡引導輿論目光聚焦于槍支問題。共和黨總統避而不談控槍話題，也是降低話題熱度、維持政策現狀的最好辦法。

（二） 兩黨總統談論槍支問題的情緒差異

如前文介紹，本文利用LSD情緒詞典對收集到的樣本進行情緒測量，量化了全部254篇語料的正負面情緒水平。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兩黨總統對槍支管控問題的關注程度不同，在情緒和立場強調程度的折線圖當中（圖5、圖6、圖7、圖8），兩黨數據點數有較大差異?？疾斓拿裰鼽h總統總執政天數約為9700天，收集到有效語篇（即數據點個數）共有178篇;共和黨總統執政天數超過11000天，而有效語篇數量僅有76篇。經計算①，民主黨總統負面語篇占比為53.37%，正面占比為41.01%（其余情緒水平為0，即中立），負面與正面語篇數量之差為12.36%;在共和黨總統的語料中，負面語篇占比48.68%，正面語篇占比44.73%，負面比正面多出3.95%?？傮w上看，由于槍擊暴力話題本身帶有負面屬性，兩黨總統在執政期間談論槍支管控相關話題時的平均情緒均呈略微負面的傾向，兩黨總統都在大約半數的場合發表了關于槍支的負面言論。但是，民主黨總統的負面傾向更明顯，較少發表正面言論。

為探究美國政治極化60年來兩黨總統的情緒水平是否呈現某種趨勢，圖5和圖6將時間變化納入了考量。圖5顯示，自20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執政以來，民主黨總統的情緒水平在多數情況下處于負面狀態，且變化較為平穩。在克林頓和奧巴馬執政時期則開始逐漸轉為正向?？傮w而言，極化背景之下的民主黨總統的情緒水平線性擬合略呈上升趨勢，但該趨勢較為微弱，應審慎解讀。而共和黨情緒水平在老布什（George HerbertWalker Bush）執政期間開始轉向正面，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時期的涉槍言論正面情緒較多，使得線性擬合的結果保持在了y=0之上，上升趨勢更為明顯。綜上，民主黨總體話語情緒比共和黨更負面，但長期而言，未能體現出進一步負面化的趨勢，測量結果與假設當中受到極化影響的預期情況不符。長期來看，兩黨總統的言論情緒水平均是逐漸上揚的，但民主黨幅度較為輕微，共和黨上升速度更快。該結果說明，雖然惡性槍擊事件發生頻率越來越高，不斷沖擊著民眾的底線，但是總統談論槍支問題的話語情緒卻緩慢地趨向于正面（諸如憤怒、恐懼、悲傷等情緒占比減少）。因此，情緒測量未能為假設2成立提供足夠支持。

（三） 兩黨總統談論槍支問題的立場堅定程度

為測量總統在多大程度上強調己方和對方黨派在控槍問題上的對立立場，筆者繼續采用人工編碼的方式（詳見表2），以句子為單位，對全部有效語篇做了定性判斷和比例計算。結果顯示，民主黨總統對削弱持槍權的強調占比平均為37.24%，相比之下對維護持槍權的強調僅占比2.86%;共和黨削弱持槍權話語占比5.05%，維護持槍權占比29.07%。圖7展示的是政治極化發生以來，民主黨總統對本黨派固有立場（削弱持槍權）以及對方黨派立場（維護持槍權）強調程度①的變化趨勢。圖7顯示，民主黨總統在約翰遜和克林頓執政時期，強調己方立場的訴求較多。然而，大致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總統對己方立場的強調開始在較低水平波動。同時，民主黨總統針對對方立場的強調程度自始至終都在低位徘徊。由此可以看出，民主黨總統對削弱持槍權的訴求全程明顯強于對維護持槍權的強調，但從長期來看，未發現民主黨對己方立場的強調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圖8表明，與民主黨正相反，共和黨總統高度強調維護持槍權的立場，但長期來看，亦未發現這種強調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同樣，共和黨總統強調對方立場的程度也始終處于極低水平，較為穩定，未能發現任何明顯的變化趨勢。綜上所述，對兩黨總統立場堅定程度的測量未能證明假設3成立。

上述數據揭示了一些“反常識”的規律——在槍支管控問題上，總統話語似乎并未明顯受到政治極化大環境的影響。任何政治現象背后的動因都是十分復雜的，而決定總統話語策略的重要因素，便是動員選民的戰略考量。有學者指出，紅州和藍州的選民雖然分別是以保守派和自由派為主體，但其中仍存在著相當數量的中間派選民，這些選民在很多問題上都有調和的余地。② 中間派選民或者黨派認同度較差的選民可能更支持那些展現出跨黨派傾向的政客③，他們對無窮無盡的黨爭感到失望。因此總統有意愿在恰當的時刻展現出緩和的姿態，以動員這部分選民。另有研究指出，奧巴馬認為民眾厭惡小布什時代的黨爭，導致他在話語上努力尋求超越黨派分歧、合作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①。執政初期，奧巴馬就曾在多個場合表示希望推進跨黨派合作，整個執政期間也一直朝著這個方向而努力。但事與愿違，這一時期民主黨總統的緩和態度并沒有換來與共和黨新的合作機會———在醫改等多個議題上，共和黨議員認為民主黨誠意不足，仍然堅定地投下了反對票，奧巴馬所實現的主要政治成就大多仍然需要依靠黨內支持以及行政命令等單邊手段。②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上文中奧巴馬時期民主黨總統較為明顯的積極情緒和立場的不堅定。因此，雖然兩黨政治精英走向了更高水平的極化，但或許出于動員選民等原因，兩黨總統尤其是民主黨總統卻會時常選擇跨黨派話語，導致有關槍支議題的話語展現出不符合預期的緩和趨勢。

六、 結語

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美國政治極化相關話題高度關注，但少有學者探索政治極化背景下的美國總統及其話語的極化問題。本文聚焦于總統研究的重要分支——總統話語研究，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政治極化背景之下，總統話語是否也出現極化趨勢？ 根據邏輯推斷，總統及其話語難免受到政治極化環境的影響，因此本文從話語的內容、情緒和立場強調程度3個方面提出假設并進行了實證研究。本文以美國熱門社會議題——槍支管控相關話語為案例，收集了近60年來政治極化背景下11名美國總統談論該話題的大量語料，采用以內容分析法為主的研究方法，通過計算機文本處理與人工編碼相結合的方式，對假設涉及的3個方面情況進行了驗證。

本文發現：兩黨總統均能按照預期，就如何解決槍支暴力問題的議題進行長期論戰。民主黨總統更愿談論槍支話題，且內容始終圍繞改變現狀這一邏輯;共和黨總統則更少討論槍支話題，致力于維持現狀;從正負面情緒上看，在政治極化逐漸加劇的過程中，沒有證據表明兩黨總統的情緒也在逐漸極化——主要體現為民主黨總統的情緒并未明顯負面化，與共和黨總統情緒水平的差距也未明顯擴大;從立場的強調程度上看，兩黨總統對自身立場的強調程度均未有明顯上升趨勢。

除了探究極化對總統話語的影響外，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以分析總統話語為切入點，為理解當前美國的槍支管控僵局提供了新的視角。眾所周知，由于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模棱兩可的規定，加上美國悠久的槍支文化歷史，控槍作為解決槍支暴力問題的一條必由之路，在美國社會長期遭受巨大阻力。近年來，控槍政策困局隨著政治極化變得更加難以化解。① 民調顯示，過去20年兩黨選民在槍支問題上的分歧正在明顯擴大。② 同時，以美國步槍協會（NRA）為代表的擁槍利益集團實力雄厚，多年來積極活動，也是控槍政策無法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數據表明，擁槍利益集團每年為游說活動投入的資金通常為控槍利益集團的幾倍到幾十倍不等。③ 一般認為，自從1993年克林頓執政時期通過《布雷迪手槍暴力預防法案》（Brady HandgunViolence Prevention Act）和次年的攻擊性武器禁令（assault weapons ban）之后，近30年來，美國國會未通過其他實質性的控槍法律。④ 直到2022年6月，在部分共和黨議員的支持下，總統拜登才簽署生效了一項新的法律，但其關鍵主張仍然落空（如限制大容量彈夾、提高購買自動武器年齡等）。① 本文通過觀察總統話語發現，恰好從克林頓執政中后期開始，也就是控槍立法陷入反復拉扯的長期僵局時，總統話語的情緒和立場并未變得更加強硬，反而均出現了“反常識”的緩和。恰恰由于民主黨是控槍舉措的推動者，民主黨總統的這種變化尤其值得注意。當民主黨總統態度沒有變得愈加強硬時，控槍政策的推進顯然會更加艱難。此時，在需要談論槍支問題的場合中，民主黨總統的話語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某種“例行公事”的泛泛而談，數據暴露的是民主黨總統推動解決控槍問題的真實意愿或許正在減弱?？梢哉J為，如果民主黨總統控槍主觀意愿并不強，而擁護持槍權的立場則受到利益集團的強力支持，美國槍支暴力問題在一段時間內想要得到解決仍將希望渺茫。在三權分立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下，導致槍支問題辯論陷入僵局的原因，既可以是美國憲法存有爭議的修正案，也可以是政客出于個人利益的戰略考量，還包括擁槍利益集團的大力阻撓，唯獨不需要認真納入考慮的因素也許是無辜美國國民的生命安全。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槍支暴力頑疾再一次顯示出美式民主制度的失效。

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僅從總統槍支管控話語的單一視角出發，考察了政治極化之下兩黨總統話語的極化情況，然而這種考察是不夠全面的，必然有管中窺豹之嫌。槍支話題作為最有可能顯現出極化趨勢的案例之一，雖討論熱度高，持續時間長，作為問題研究切入點的合理性高，但終究只是總統全部話題的一方面。為了更準確地探究政治極化時代美國總統話語的極化情況，還應觀察多個社會熱點議題是否普遍存在上述緩和的趨勢。此外，從方法論來看，本文主要選用了話語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內容分析法，但是這一方法在構建編碼表和編碼過程中，難以絕對排除筆者主觀因素的影響。即使對于相同的語料，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通過構建更合理的編碼表，或采用更巧妙的測量方法，從而更好地證明或證偽本文得到的結論。在未來，相關規律有待其他研究進一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