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的動態關系

劉建民　羅雙　吳金光

［摘要］ 基于PVAR模型，考察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協調關系存在區域異質性。東部地區減稅降費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正向影響明顯，但受限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邊際效應遞減，產業結構升級對減稅降費和經濟質量的影響有待強化；中部地區減稅降費和產業結構升級能夠有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增長質量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作用有待增強；西部地區減稅降費和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驅動效應，持久性不足。

［關鍵詞］ 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質量；區域異質性；P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 F124［文獻標識碼］ Ａ［文章編號］ 1008-1763（2023）06-0044-09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nd Fee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VAR ModelLIU Jianmin LUO Shuang WU Jinguang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41011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79;China;

3.Finance and Economics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41020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VAR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nd fee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nd fee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PVA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nd fee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obvious， but limited by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tax and fee reduction and economic quality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tax and fee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needs to be enhanc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ustainable.

Key words： tax and fee redu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PVAR model

一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減稅降費與產業結構升級已經成為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驅動力，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也會反作用于政府稅收與產業結構升級。根據國內發展條件和發展階段的變化，我國通過加大減稅降費力度不斷強化經濟調控，2013年至2021年，辦理新增減稅降費累計8.8萬億元，2022年全年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4.2萬億元。但是，減稅降費的傳導機制不暢及其造成的地方財政風險將會抵消一定的政策效果，產業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這些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瓶頸因素。在此背景下，厘清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邏輯關系，探索其內在影響機制，對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有關減稅降費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研究，已有文獻一方面基于不同收入占比變化檢驗減稅降費對產業結構的動態影響，結果表明，減稅降費下所得稅占比的提高、社會保險基金占比的減小加快了產業升級進程，而增值稅占比變動的影響不顯著[1]。另一方面基于總體宏觀稅負水平的角度進行考察，有研究發現，較高的宏觀稅負有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但不利于產業結構高級化[2]，并且宏觀稅負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非線性效應，低閾值內宏觀稅負提高將阻礙產業結構升級，高閾值內則會產生正面影響[3]；從特定地區看，總稅負和所得稅稅負對產業結構升級呈抑制作用，流轉稅稅負無顯著影響[4]。

關于減稅降費與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一是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呈現顯著的倒U形關系，且存在地域異質性。但是，稅收負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并不具有時間異質性[5]；二是不同稅種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存在差異，增值稅比重提升不利于經濟增長質量提高，但全面營改增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企業所得稅比重提升存在明顯正向效應，而個人所得稅的負向效應不顯著[6]；三是稅收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沖擊效應，會因經濟增長質量所處的階段有所不同[7]。還有學者從微觀基礎入手，認為減稅降費能夠有效推動經濟增長質量[8，9]。

就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而言，一方面在經濟增長質量提升過程中，產業結構變遷會產生顯著促進作用，但時段差異性較為明顯[10]；在環境規制下，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會由初期的抑制影響逐漸轉變為促進高質量增長[11]。另一方面從產業集聚層面看，產業結構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的經濟效應因城市規模等級而存在明顯的異質性，且具有空間外溢效應[12]；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會顯著提升本地經濟增長質量，但對臨近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產生抑制作用[13]；保持較高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推動信息技術產業集聚，有助于提升經濟增長質量[14]。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對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已進行比較成熟的研究，但仍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一方面，已有文獻對三者中的兩兩關系研究較多，缺少將三者納入同一框架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評價經濟增長質量時，現有指標多以單一指標替代，而經濟發展質量的考量范圍應拓展到教育醫療、自然生態等關系人民福祉的社會領域，在滿足發展需求的同時，保持福利水平持續穩定[15]。因此，本文以省級面板數據為基礎，建立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構建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研究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三者的動態關系及其區域異質性。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一）PVAR模型

相關研究表明，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和時間滯后效應，因此需要考慮變量的內生性與誤差項的序列相關性問題。由于PVAR放寬所有變量為內生，并能反映變量間的動態影響，本文構建PVAR模型如下：

（二）變量選取

1.減稅降費

目前相關文獻多基于減稅降費與財政收入之間的邏輯關系，從稅收增速下降率[8]、稅收收入比行業增加值和行政事業性收費[16]等角度，構建減稅降費指標?？紤]到指標應盡可能包含“稅”和“費”信息及數據可得性，借鑒尹李峰等[17]的方法，采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地區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減稅降費的指標，指標值越小說明減稅降費力度越大。

2.產業結構升級

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一般從產業合理化或產業結構高級化來度量，借鑒干春暉等[18]的研究，將重新定義的泰爾指數作為從產業結構合理化維度度量產業結構升級的指標，該指標既反映出各產業部門生產率水平，同時考慮到產業部門在地區的相對重要程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3.經濟增長質量

（1）測度指標體系。

經濟增長質量是一個量和質有機結合與統一的綜合概念。因此，構建評價視角豐富多樣、測度指標各具特色的指標體系，改善利用單一衡量指標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成為近年來綜合評價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水平的研究焦點。本文基于“五大發展理念”[19-21]，最終構建由5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組成的經濟增長質量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2）指標權重和綜合得分測算。

（三）數據來源

研究樣本為我國30個省份（包括自治區、直轄市。因數據可得性，不含西藏、港澳臺地區）2009-2019年的面板數據，同時將樣本按區域分成東、中、西部，總計330個觀測值。將2009年設為初始年份，是因為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結構性減稅后，我國出臺大量減稅降費政策，2019年設定為結尾年份，是因為不考慮疫情外部沖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涉及價值量的經濟數據以2009年為基期通過CPI、GDP指數剔除價格變化因素的影響。為緩解異方差性，將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指數進行對數化處理。個別缺失數據采用平均增長率插值補齊。變量描述性統計見表2。

三結果分析

（一）變量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問題，在PVAR模型估計之前，需要進行變量平穩性檢驗?？紤]到檢驗的準確性，將采用LLC檢驗和IPS檢驗兩種方法，對減稅降費（ln RF）、產業結構升級（ln TL）與經濟增長質量（ln EG）進行單位根檢驗。表3檢驗結果表明，一階差分后的三個變量均在10%顯著水平下拒絕非平穩的原假設，絕大多數通過1%顯著水平，因此可以得出三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能夠構建PVAR模型。

（二）模型滯后階數選取

通過AIC、BIC和HQIC信息準則來確定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結果顯示三種準則下，東、中、西部的PVAR模型最優滯后階數應為一階（見表4）。

（三）GMM估計結果

采用廣義矩估計法（GMM），選擇一階滯后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得到PVAR模型的GMM估計結果（見表5）。

以減稅降費為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產業結構的系數在東、中、西部為負且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TL指數減?。óa業結構升級）會使減稅降費變量數值增大（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增加），即產業結構升級會增加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反之，則會減少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滯后一期的經濟增長質量系數在三個區域顯著為正，說明經濟增長質量與減稅降費存在同向協調趨勢。

以產業結構為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減稅降費的系數在中、西部顯著為正，說明減稅降費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在東部這種正向影響不顯著。滯后一期經濟增長質量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系數都為負值，但均不顯著，表明經濟增長質量提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作用較弱。出現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東部地區大多數省份的產業結構布局已處于相對均衡狀態（在描述性統計分析中，明顯可以看出，東部地區TL指數包括均值、最小值、最大值都比中、西部要?。?，產業結構合理化出現提升瓶頸問題；中部地區經濟增長質量對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模型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沒有達到優化產業結構的效果；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總體水平偏低，難以形成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助力。

以經濟增長質量為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減稅降費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減稅降費助力地方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效果明顯。滯后一期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提升在中部有顯著影響，影響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為-0.2259，說明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雖然在東部和西部的系數為負值，但不顯著，說明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經濟效益不明顯。

（四）脈沖響應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的動態關系，本研究嘗試將沖擊滯后期設定為10期并通過蒙特卡羅200次模擬得到東、中、西地區關于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質量的脈沖響應圖（見圖1～圖3），橫軸表示滯后期數，縱軸表示沖擊響應度，中間線表示沖擊變量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對響應變量的脈沖響應，邊線為蒙特卡羅模擬的95%置信區間上下限。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GDP衡量減稅降費，減稅降費力度增大意味著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減小，即減稅降費指標屬于負向指標，反映在脈沖響應圖中則是減稅降費對其他變量的負向沖擊實際是減稅降費力度增大的沖擊影響，反之亦然。對于同為負向指標的泰爾指數，脈沖響應分析將會做類似解釋。圖1東部地區脈沖響應

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質量受到減稅降費沖擊的脈沖響應。減稅降費在受到自身沖擊時，均會形成一個正向且漸趨收斂于零的響應。東部相比中、西部有一個相對緩和的下降趨勢，于第6期趨于零，表明東部具有更穩定的財政收入自給能力。產業結構升級在受到減稅降費的沖擊時，東、中、西部呈現出先增大后減小的正向影響，說明減稅降費通過激勵供給端市場主體來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效應已逐步顯現，經濟增長質量在受到減稅降費的沖擊時，中、西呈現出先增后減的正向影響，而這種正向影響在東部明顯要更為持續，可能原因是東部地區擁有相對寬泛的減稅額規模以及更強的消費能力，導致政策效應更為持久。

第二，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質量受到產業結構升級沖擊的脈沖響應。減稅降費在受到產業結構升級沖擊時，東部地區的影響衰減最快，于第2期趨向零，中、西部地區呈現先增大后減小的影響，這可能是由于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邊際收入遞減，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安排使得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不斷提高，支撐財政收入增長。產業結構合理化在受到自身沖擊時，東、中、西部均表現出相對的正向經濟慣性，東、西地區自身慣性維持期較短，可能是由于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已處在一個較高水平，而西部地區在資源承載力的約束下，調整適合自身發展的產業結構模式的能力不足。經濟增長質量面對產業結構升級沖擊時，中、西部呈現出類似趨勢，東部地區的趨勢相對平緩且于第2期趨近于零，這說明調整產業間要素配置對經濟增長質量相對落后地區的影響效果會更為顯著。

第三，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質量受到經濟增長質量沖擊的脈沖響應。減稅降費面對經濟增長質量沖擊時，東、中、西部均呈現出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可能是由于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帶動與經濟運行密切關聯的稅基增長，市場主體效益改善因而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因而個人所得稅增長。產業結構升級在受到經濟增長質量沖擊時，東部呈現出逐步減少的負向效應，而中、西則呈現出先增大后減小的負向效應，可能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會提升對產業結構升級適配性的需求，從而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促進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但這種需求激勵對東部影響較小。經濟增長質量在受到自身沖擊時，在東、中、西部均表現出明顯的正向經濟慣性，且東部的慣性趨勢相對持續，可能的原因是東部地區的實體經濟不斷向中高端傾斜，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內生力量強勁，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穩步提升但受制于產能過剩和城市等級規模，中長期發展驅動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五）方差分解分析

由于系統內各變量間的方差貢獻度波動到第8期便趨于穩定，本研究選取第8期及以前為滯后期區間來分析變量方差分解，見表6。

就東部地區而言，減稅降費方差分解，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質量在第1期對方差的貢獻度分別為0.018和0.013，第8期分別為0.021和0.081，減稅降費（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主要依靠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帶動，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增收效果有限。產業結構方差分解，滯后1期時產業結構方差主要由自身解釋，經濟增長質量對滯后1期產業結構的方差貢獻度為0.004，滯后期到第8期，減稅降費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方差貢獻度分別為0.015和0.008，這說明產業結構合理化依靠自身慣性維持，減稅降費和經濟增長質量的驅動力很小。經濟增長質量方差分解，自身對滯后1期的方差貢獻度為1 ，減稅降費對滯后2期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0.076，存在明顯影響，隨著時間推移，其貢獻度增速放緩但能持續到第8期的0.152，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貢獻度于第2期固定在0.005，減稅降費能夠持續有效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但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推動力有限。

就中部地區而言，減稅降費方差分解，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經濟增長質量對滯后1期方差的貢獻度分別為0.022和0.002，對滯后8期的方差貢獻度為0.084和0.029，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均存在增收效應，兩者對比發現，產業結構升級是促進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增長的主要因素。產業結構方差分解，滯后1期的方差貢獻主要來源于自身，貢獻度為0.999，減稅降費和經濟增長質量對方差的貢獻于第6期趨于穩定，分別為0.079和0.013，減稅降費是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有效方式，而來自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驅動則有待增強。經濟增長質量方差分解，滯后1期時經濟增長質量對自身的方差貢獻度為1，減稅降費和產業結構升級對其方差貢獻影響于第2期顯現，分別為0.045和0.061，之后減稅降費的方差貢獻度保持平穩，在第4期為0.046，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差貢獻于第6期達到0.074，減稅降費和產業結構合理化能夠有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就西部地區而言，減稅降費方差分解，產業結構合理化對其滯后1期的貢獻度為0.011，經濟增長質量的方差貢獻度在第1期便達到比較明顯的0.034，滯后8期貢獻度分別為0.038和0.046，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夠提高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但兩者的增收效果有待進一步加強。產業結構方差分解，減稅降費對其第2期方差貢獻度為0.037，逐步增加到第8期的0.045，經濟增長質量對其滯后1期的貢獻度為0.004，隨后緩慢增長，直到第8期貢獻度為0.008，減稅降費能夠有效帶動產業結構升級，而經濟高質量發展難以促使產業結構合理化。經濟增長質量方差分解，滯后1期主要受自身的影響，滯后2期減稅降費和產業結構升級對其貢獻度為0.056和0.034，滯后4期固定為0.064和0.038，減稅降費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均能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但這種驅動效應的持續性不足。

四 結論與啟示

基于2009-2019年中國30個?。ㄗ灾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構建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權法計算綜合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建立PVAR模型分析了減稅降費、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的互動關系。結果表明：其一，減稅降費存在自我慣性，且東部地區具有更強的財政自給能力。減稅降費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經濟增長質量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長期效應有待強化。從方差分解結果來看，在中西部地區，減稅降費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在東部地區，減稅降費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效果相對持久，而產業結構升級主要靠自身慣性維持。其二，產業結構升級對減稅降費和經濟增長質量有正向影響，但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已較高，由于邊際收益遞減，東部的正向影響相對較弱。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慣性維持期較短，同樣是因為產業結構漸趨完善，而西部地區的維持期較短，則是受制于調整產業結構能力不足。其三，經濟增長質量對減稅降費的影響，東部最強，西部次之，中部最弱。經濟增長質量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于東、中、西部，均呈現出相對較弱的促進作用。從脈沖響應圖來看，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長期自我增強特性，而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慣性維持力較弱。

基于上述結論，本研究得出如下政策啟示：一是東部地區稅費支持政策重點應放在提升關鍵核心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前沿領域，對于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的稅費政策有序退出。依托創新要素集聚和優勢產業基礎，聚焦支持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發展，培育壯大未來產業，突破產業結構轉型的瓶頸制約。二是中部地區應聚焦于減輕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重要市場主體的稅費負擔，進一步加大支持先進制造業的稅費政策力度，提升重點產業鏈韌性；通過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重點發展現代物流、金融服務、信息技術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加快向專業化和價值鏈中高端延伸發展，充分釋放“創新、開放”新動能，為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提供有力支撐。三是西部地區稅費政策應配合支持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礎產業發展，豐富針對西部地區的區域性稅費優惠政策，加大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稅收優惠力度，吸引培育優質稅源；依托自然資源豐富和人力成本優勢，結合產業發展方向，延長以支柱產業為中心的地區特色產業鏈，逐步推進資源型產品深加工，積極推動資源型經濟轉型，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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