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綠色金融現狀和實踐路徑

張旭軍 杜歡政 陸莎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綠色發展，注入綠色金融活力，是實現此目標的重要內容。梳理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歷史根源，總結綠色金融面臨的資金、制度、監管等問題，提出夯實頂層設計、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完善綠色金融市場、促進國際間合作等實踐路徑。

關鍵詞：綠色金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路徑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3）36-0001-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3.36.001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并強調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的綠色發展?！巴苿泳G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論述不僅闡明了綠色發展的意義和目標，也為我國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方向。綠色發展所帶來的成本和效益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如何將其內化，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綠色發展所需的資金缺口巨大，據各主流機構測算，“碳達峰、碳中和”所需的年度平均資金需求在3.75萬億元至7.5萬億元。因此，綠色金融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抓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于綠色金融系統的提升提出了具有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戰略性訴求，為全方位促進金融業的發展奠定重要基礎。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環境保護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印發《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成為我國綠色金融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同時，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思想指引下，我國綠色金融的體系建設不斷完善，階段性發展成效卓著，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在內的綠色金融產品增勢顯著[1]。綠色金融不置可否地成為綠色發展進程中的強大推動力，但也要清楚認識到目前面臨的困境，厘清“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歷史根源，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的綠色金融實踐路徑，全面完善綠色金融體系。

1?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歷史根源

1.1?探索萌芽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等領導人提出并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植樹造林辦法》等一系列保護自然資源的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中國自然資源緊缺的現實，積極推進植樹造林、興修水利、土壤改良等建設，加強對自然資源的管理。而后，黨中央將重點轉至維護生態平衡，側重于對自然資源的高效利用。同時，面對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破壞、資源浪費等問題，黨中央不斷汲取經驗教訓，提出并實施了全面發展的理念。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以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然觀為基礎，以變廢為寶、轉害為利的總體思路來推動可持續的工農業生產，從而使中國的資源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得到有效的協同。由此，“綠色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理念進入萌芽階段。

1.2?深化發展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推動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深化。改革開放時代，黨中央采取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將經濟發展推向了高潮。一系列的環境問題也在這一時代凸顯，大氣、水體、土壤污染問題頻發。面對這些危害人民健康的挑戰，鄧小平等領導人提出了協調發展的理念，即在秉承“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同時，反復提倡經濟發展需要遵循客觀自然規律，以適度為原則確保經濟發展的質量，并推進了環境保護的法制化進程。1991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對浦東新區金融先行的做法給予了積極評價：“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边@不僅說明了現代經濟與金融之間的內在關聯，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對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以江澤民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于可持續發展，不斷深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緊密聯系國際形勢，響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倡議，推進《中國21世紀議程》。而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規劃和2010年長期目標綱要》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列為國家發展戰略，旨在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中國于1998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成為最早響應和參與全球綠色發展倡議的國家之一。其中，綠色金融作為綠色轉型的重要機制，離不開各國的共同參與，以此來完成全球綠色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于科學發展，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格局的形成。黨的十六大提出，“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胡錦濤同志特別強調，必須正確把握人口、資源、環境等因素之間的平衡，堅決摒棄落后的發展思維，實現可持續的繁榮昌盛。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政府積極探索、深入研究、積極推進“兩型社會”建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制定出一套完善的、系統的、長期的、符合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觀。他同時強調：“要充分發揮金融服務功能，更加注重發揮金融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服務發展的功能，更加有效地運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觀調控，推動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引導之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日趨成熟。

1.3?成熟升華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不斷增長，傳統粗放的發展模式已超出了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人民的需求也由“求溫飽”逐步轉為“求生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致力于推進包括“綠色”在內的新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大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將綠色發展作為“十三五”發展規劃的基本理念，并升華為執政方針和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理論”已成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基本方針?！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內涵可以理解為經濟和生態的深入融合，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社會財富，還是經濟財富。一方面，賦予經濟發展生態的屬性，即摒棄以生態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短期經濟增長模式，推動經濟的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另一方面，賦予生態保護經濟的屬性，即通過經濟和金融手段，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將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人與自然的內在聯系。2016年，在中國的倡議下，G20設立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共同主持，成為綠色金融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經歷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的變化，但仍面臨“三個沒有根本改變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以公路貨運為主的運輸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污染排放和生態破壞的嚴峻形勢沒有根本改變；生態環境事件多發頻發的高風險態勢沒有根本改變?！?。針對系列困境，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具體包括：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在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路上，目標更為明確，路徑更為清晰。

2?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綠色金融發展的現狀和困境

綠色金融在“綠色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思想的不斷深化進程中應運而生，近年來得到了飛速發展。例如：綠色信貸余額由2017年的54112.78億元增至2020年的90451.97億元，年均增速為18.68%。綠色債券發行額由2018年的2337億元增至2020年的5508億元，累計發行規模達11000億元，累計發行數量為1097只，涵蓋了綠色金融債、綠色公司債、綠色企業債等[2]。然而，快速增長的背后，依然存在以下五方面問題。

第一，資金尚存缺口。資金缺口是我國綠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制約因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數據顯示，我國綠色發展總投資與預計財政收入的占比達到14%以上[3]?！?019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研究報告》測算，2019年綠色金融的總需求量為2.5萬億元[4]。2015—2020年，綠色金融的需求量連年增長，這是亟須填補的一個缺口[5]。

第二，制度體系不完善。在綠色金融的制度層面，分領域制度層出不窮，但存在“零散”和“缺失”的漏洞。零散是指在《民法》《侵權責任法》和《銀行法》所列條款中存在的較為分散的相關法律規定；缺失是指在綠色金融領域缺少宏觀戰略和配套政策，缺乏有效的激勵和監督機制[6]。

第三，監管體系未建立。由于發展周期短，我國還處于綠色金融監管的早期階段。綠色金融監管的重合和缺位問題同時存在，影響了行業的整體發展。例如，2018年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發布了多項有助于綠色債券發行的政策，這些政策在投向、支持力度、發行認證等方面存在差異，給市場帶來了不確定性。對于綠色金融的管理，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對資金流向和風險評估有著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國尚未完全建立起綠色財務審計體系等應對措施。并且，全球范圍內以財務核算為代表的金融監管體系滯后，且不能滿足不同國家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訴求。截至目前，我國在綠色項目的規劃、審批、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還缺乏監督制度。若僅僅是依賴金融機構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其難度不言而喻。

第四，環境法律責任及信息披露模糊。首先，環境責任及相關信息的披露并未進入強制性階段，導致企業采用“避重就輕”的信息披露方式，造成了信息不對等的現象。其次，披露的標準并未統一，國內外指標存在較大差異，使得外國投資者不能真正了解中國公司的全貌，造成了評價結果的偏差。最后，環境信息披露的第三方監管機構缺位，使得部分信息披露的準確性存疑。

第五，綠色金融市場發展不均衡。一是資本市場構成不均衡。來自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的資金占比超九成，其他綠色金融產品總占比極低。二是區域發展不均衡。相較于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綠色金融人才、資金等的供給量差距甚大。三是資金投向不均衡。綠色金融的投向集中于資質較好的大型企業，對于中小型企業和個人的扶持力度仍較低，如何將綠色金融融合到普惠金融中是未來研究和實踐的重點之一。

3?綠色金融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實路徑

3.1?夯實頂層設計

為了推動我國綠色金融的高質量發展，亟須完善綠色金融的基本標準。在國際方面，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與國際接軌，踐行“走出去”和“引進來”并行的戰略方針，既要不斷加強國際間綠色經濟、金融的合作交流，又要充分利用雙邊和多邊合作政策，讓中國的綠色產業更好地吸引外資投入，推動國內的金融產品走向國際；在國內方面，應盡快統一、規范綠色金融標準，避免內容上的交叉和不相容；加強監管，引入第三方評級機構，完善綠色金融相關認證和監管標準，以確?？刹僮餍院图嫒菪?；規范信息溝通和披露原則，協同評價體系；加強風險管理，完善配套措施，有效引導綠色投融資。

從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加強法律體系的建設。在國家層面，拓寬相關法律政策的覆蓋面、增強針對性和法律效力。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住建部、生態環境部、自然資源部等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機制，以確保金融機構以及各部委之間工作的有效配合；在地方層面，依據自身區域特點，建立健全綠色金融工作領導決策機制、執行機制、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等；出臺扶持綠色項目相關的細化金融政策，如綠色產業基金、綠色稅收優惠政策等，不斷提高金融機構的參與度，激發綠色市場活力。

3.2?創新綠色金融產品

綠色金融產品創新是支持綠色發展的首要動力。我國現階段的綠色金融市場以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為主，產品功能較為基礎。建議在風險可控范圍內，貼合綠色訴求，適度創新綠色金融及其衍生產品，提升市場供給，優化供給結構。

第一，充分考慮綠色客戶的訴求，直擊需求痛點。綠色金融產品設計首先要考慮的是核心特征，如成本、收益、周期、服務等。除基本金融屬性外，針對可量化的綠色指標設計獎懲措施，如調整利率、審批周期、授信額度等，讓客戶的綠色行為與融資收益呈正比。

第二，注重復合型人才培養，優化產品研發隊伍。綠色金融產品設計的另一個痛點是開發隊伍的單一性，現有的研發團隊仍以金融專業的人才為主，熟知綠色環保等領域的人才并不多，具有交叉背景的人才更為缺乏。這導致了產品指標的設計和評價缺少多維度專業支撐，鮮有突破。應加快“綠色”和“金融”交疊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或者加大外部人才引進的力度。

第三，優化金融產品供給，破解部分綠色項目及中小綠色企業的投融資瓶頸。首先，綠色金融產品的應用行業和范圍應盡可能擴大，如綠色債券、綠色保險和綠色基金仍局限于某些龍頭企業、行業和領域，推廣性和示范性較弱。應分層次構建綠色金融產品的投向，部分產品應重點解決中小企業的綠色融資難問題。其次，鑒于部分綠色項目需要長期運營，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收益，而綠色融資需要考慮風險和回報，這類項目就會很難獲得資本的青睞。因此，基于生態環境治理的公共屬性，這類產品在設計上需要借助政府進行擔保，來幫助金融機構降低風險，獲得合理收益。再次，創新“光伏貸”“碳排放權配額質押貸款”“排污權抵押貸款”等綠色金融產品，增加企業的現金流，進一步提升綠色市場的流動性。最后，加快針對個人用戶的綠色產品創新進程，促進碳普惠相關的金融產品的研發，將綠色金融市場延伸至個人用戶。

3.3?完善綠色金融市場

針對我國綠色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不高的問題，筆者提出三個改進方向：一是深化激勵機制。目前綠色金融缺乏自我造血能力，因此，綠色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幫助。通過提供多種措施，以提升市場活力，包括改進獎懲措施、提供財政支持、提供稅收抵扣等。二是完善約束機制。約束機制的不完善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法律風險，也是導致企業參與度低的主要因素。應加大對環保信用、環境責任、監督機制的投入，構建一套有效的管理約束機制。三是提高信息披露程度。逆向選擇的出現就是信息披露不完全的表現，這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應持續改進披露政策，確保準確度；優化披露機制，拓寬信息披露的覆蓋面；建立健全政府、企業、社會三方的信息交流渠道，有效防止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進一步激發綠色企業的市場活力。

此外，通過借鑒國際先進的碳金融模式，逐步推動碳金融產品的創新和應用，建立碳金融市場。一是要推動現貨產品的種類多元化發展，促進現貨市場的流動性；二是分階段推進衍生品市場，建立碳金融衍生產品體系。在發展初期，鼓勵碳遠期等衍生金融工具；在發展后期，鼓勵碳期貨等衍生金融工具，形成現貨和衍生產品雙管齊下的碳金融市場。此外，還要配套相應的交易清算、監督管理、法律法規和風險管理等體系。

3.4?提升國際綠色金融地位

為了更好地促進“一帶一路”的發展，國內金融機構應積極采取多種包括提供信貸、股權、債權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為沿線國家提供更多的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為了擴大海外投資者的投資力度和廣度，我國應通過協同ESG、審計、綠色標準等國內外制度，打破國內外投資壁壘，不斷提高我國綠色金融市場的開放水平。

碳金融的發展與國際貨幣發行權之間呈現十分密切的關系?！栋屠鑵f定》實施后，碳金融隨之呈現快速發展態勢，碳交易不斷擴張，碳信用貨幣也逐步普及，已然成為影響全球碳市場的重要因素，或將超越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地位。因此，中國碳市場若要接軌國際碳市場，就必須加快國內和國際碳交易機制的協同，完善制度設計和運行機制，不斷強化中國在國際碳市場中的話語權，深度參與和引領全球碳市場體系的構建。

參考文獻：

[1]溫來成，莫鈺杰.中國財政投融資2021年年會綜述[J].經濟研究參考，2021（24）：105-111.

[2]經濟觀察網.財政部北京監管局：綠色金融發展階段性成效顯著[EB/OL].[2022-04-06].http：//www.eeo.com.cn/2022/0406/529136.shtml.

[3]單國俊.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執行標準、市場狀況與政策演進[J].商業經濟，2018（10）：156-159.

[4]王海蘊.多維度聚焦綠色金融發展?2019年綠色金融總需求量為2.5萬億元[J].財經界（學術刊），2019（16）：16-18.

[5]彭剛，聶富強，萬興淼.貨幣統計視角下綠色金融核算問題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20，33（3）：3-15.

[6]王波，董振南.我國綠色金融制度的完善路徑——以綠色債券、綠色信貸與綠色基金為例[J].金融與經濟，2020（4）：8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