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無身體”到“類身體”：AI虛擬主播的身體演進

姚宇航　黃勇軍

【內容提要】AI虛擬主播作為人工智能的衍生物，憑借高擬人的語態和神態，受到視聽行業的追捧。通過對AI虛擬主播的身體呈現方式進行梳理，發現AI虛擬主播的身體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無身體”“身體化”和“類身體”階段。本文從這三個階段出發，探究AI虛擬主播在身體演化的進程中呈現的具身傳播邏輯。

【關鍵詞】AI虛擬主播? 身體傳播? 具身傳播? 人工智能主播

伴隨著智媒技術的不斷發展，自2018年新華社聯合搜狗推出世界第一個全仿真AI虛擬主播后，AI虛擬主播的身體便朝著具身化、擬身化的方向不斷演進，當AI虛擬主播呈現出愈發清晰的身體機制后，人機耦合度便因之遞進，人類不斷將自己的身體上載，作為“他身”存在的擬真身體儼然成為人類具身化的“第三持存”。梅洛-龐蒂認為身體是與世界聯結的媒介途徑，“擁有一個身體，對一個生物體來說就是介入一個穩定的環境，以便參與某些計劃或繼續置身其中?！盵1]因而不斷有學者重回物質空間中的身體，從“具身傳播”“身體哲學”角度討論AI虛擬主播未來的可能。如從“離身”與“具身”角度認為，AI虛擬主播未來的發展道路應該是具身與離身相互融合的高階交互；[2]或者從“建構與馴化”角度分析AI虛擬主播的技術生成路徑，指出“智能體設計”應當作為馴化智能技術、維持人主體性地位的手段。[3]

劉明洋、王鴻坤以身體參與傳播活動的完整度為標準，將媒介形態的演變劃分為“身體媒介”“無身體媒介”“身體化媒介”及“類身體媒介”四個階段。[4]“身體媒介”的傳播主體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肉體在場是此階段傳播活動的必然要求；“無身體媒介”的傳播主體是機器與生物學意義的人，“肉體不在場”的傳播在這個階段成為現實，媒介物作為傳播介質進入傳播活動之中；“身體化媒介”的傳播主體是機器和以“數字身體”形式存在的人，傳播者借助“數字身體”形成“虛擬在場”的傳播活動，肉體雖依舊隱退，但“數字身體”在傳播活動中發揮其作為完整的動態平衡系統的作用；“類身體媒介”的傳播主體是機器人與“技術身體”形式存在的人，真正具有智能和自我調節能力的機器人在傳播活動中扮演主體角色。依托于此，本文將AI虛擬主播的身體呈現方式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無身體”階段、“身體化”階段以及“類身體”階段。通過考察不同階段AI虛擬主播的代表性載體，對AI虛擬主播的身體演進歷程及呈現方式進行梳理，獲取AI虛擬主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身體理念與哲學反思，以助推AI虛擬主播更好地服務于人類自身，同時對人類未來以“數字身體”參與活動進行展望，以期探討作為“他身”的擬真身體未來發展之可能。

一、“無身體”：作為“模擬”的身體

21世紀初，英國報業聯會媒體公司在互聯網推出虛擬主持人“阿娜諾娃”，這被學界廣泛認為是AI虛擬主播的源起。作為新聞業的“新玩意兒”，“阿娜諾娃”以人類身體為參照，對人類頭部仿真化模擬，盡管現在看來，“阿娜諾娃”在外貌、動作等方面都遠遠落后于當前的AI虛擬主播，但在當時“阿娜諾娃”不僅被譽為“一個可播報各種內容的虛擬播音員，堪比一個有血有肉的主播”[5]，更是被英國報業聯會看作“秘密武器”，以期減緩經濟危機對其新聞業務的打擊。從技術原理看，“阿娜諾娃”通過數字技術制作并模擬真人影像，利用二進制代碼進行數據處理、記錄，傳遞矢量數字文本，從而產生人類身體機制的替代功能。[6]從這一角度出發，虛擬主持人似乎大有替代傳統主持人的趨勢，尤其是與“阿娜諾娃”類似的虛擬主持人“小龍”已成功主持央視電影頻道欄目。但由于當時的數字虛擬技術并未成熟，虛擬主持人表情呆板、聲音機械，在音、容、笑、貌等方面均無法與傳統主持人媲美，此階段的AI虛擬主播出現不久，受眾便由起初的新鮮感轉而因其機械、呆板的內容播報產生無聊之感。以“阿娜諾娃”為代表的虛擬主持人尚不能完美替代傳統主持人，只能作為輔助進行傳統主持人所不能及的播報行為，虛擬主持人與傳統主持人共同成為這一階段的傳播主體，且傳統主持人在傳播中仍占據較大優勢。虛擬主持人能力的不足必須用高昂成本進行維持，AI虛擬主播熱潮出現不久便因諸多因素相繼擱置，隨著“阿娜諾娃”在2004年黯然退場，AI虛擬主播的發展也陷入長達十余年的低潮。

早期人工智能受第一代認知科學的引導，始終強調意識在技術的調節下可脫離身體獨立存在。受此影響，初代AI虛擬主播的設計也被用以嘗試在傳統認知和交流中身體可以保持多大程度的離場。因而“阿娜諾娃”出現時，其背后操縱者便一再強調其對傳統主持人的替代性，它從外形到動作均以人類身體為參照進行數字模擬，甚至被設計出比傳統主持人更加出色的新聞制作與播報能力，這種對人類身體甚至是意識的技術性延伸，呈現了身體存在的另一種方式，攪動了人類的感官平衡。正如麥克盧漢看到報紙、電視、廣播對身體的技術化演進提出著名的“媒介延伸論”，聲稱媒介改變了人類身體及其感官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也逐漸改變了人類感官與世界的關系。[7]而AI虛擬主播的出現推動了人類對自己的“物質身體”進行重新思考，重塑了人類對物質身體的認知，“身體在技術上銘寫了人的屬性，技術也將其獨特的結構和邏輯鐫刻在具身性個體的感知、行動上”[8]?！鞍⒛戎Z娃”讓“物質身體”在賽博空間呈現技術態延伸，盡管模擬得尚顯粗糙，但已為后人類主義者對身體的想象提供了現實支撐。后人類主義者不禁發問，意識可以上傳嗎？思維可以脫離身體存在嗎？

斷言“阿娜諾娃”可成為身體存在的新路徑，似乎有些落入“虛無主義”的窠臼。盡管“阿娜諾娃”某些特點可以改變人類衰老、困倦的肉身缺陷，成為對人類不完美身體的補償機制，但其作為脫胎于人類身體的媒介便不可避免地擁有了人的屬性，并在人類心中形成感知形象的擬人化。由于初級階段的AI虛擬主播只是基于預先設定的語言指令播報新聞的一道程序，無法與人產生對話和交流，一旦進行更深入的傳播活動，“阿娜諾娃”就無法越過程序這道圍墻，與對話者進行正常的傳播與交流。倘若將“阿娜諾娃”感知為“人”，前后強烈的效果反差難免會使人類陷入“恐怖谷”之中。在此種效應之下，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不斷提高，“阿娜諾娃”機械僵硬的動作、似人非人的外貌等缺點被無限放大，人類對“阿娜諾娃”的“同體情感”急轉直下，由共情轉變為驚恐、厭惡，雙方間的交流也便無法有效協同。因此身為初代AI虛擬主播的“阿娜諾娃”受制于當時人工智能的認知與發展水平，只能作為“技術化存在”提供身體呈現的幻想，遠不能作為真正的介質承載人類意識。

二、“身體化”：作為“映射”的身體

Web2.0時代，基于語音合成、3D建模而出現的二次元虛擬歌姬異軍突起，作為非人的虛擬歌姬卻憑借甜美的聲音與外貌成為現象級的“符號存在”，在全球收獲一眾擁躉。受此影響，此階段AI虛擬主播的身體呈現也朝向二次元形態發展。2016年伴隨著人工智能領域獲得重大突破，一位自稱超級AI的虛擬主播“絆愛”出現在YouTube，與“阿娜諾娃”不同的是，“絆愛”的外貌并沒有一味苛刻的仿照真人外形，而是以二次元這一亞文化形象進行賽博空間的身體展演?！敖O愛”的動作、神情均由“中之人”穿上動捕設備以將其物質身體映射，在幕后操控其面部表情及身體動態，進而開展直播或錄制視頻。而在自我呈現上，“絆愛”通過“造客之術”糅合了人類的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和技術因素，最終被賦予虛擬的“人設”特質，以梅洛-龐蒂所指稱的“意識存在”與人類形成通感。這使得“絆愛”的追逐者在物性與人性的對立之間，轉而從AI虛擬主播這一“物性存在”尋求心理慰藉與情感寄托，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作為人的主體性也就此消解。[9]但此階段AI虛擬主播的身體始終受“中之人”操控，動作展演完全依賴真人提取，在邏輯層面上更像是“人—技聯結體”，其展現的身體屬性、動作隱喻如同安德魯·芬伯格所提出的“從屬之身”，僅僅是以人類身體為參照所產生的復刻和模擬。

從笛卡爾的機械身體論來看，身體與意識是完全對立的存在，“人類身體中的骨骼、血管、神經、器官等就是人類身體之中的機器，即使意識不在其中，也不會影響它與正常身體一樣行動”。[10]這一時期以“絆愛”為代表的AI虛擬主播，身體依靠真人穿戴動捕裝備展演動作，但話語表達卻通過人工智能程序予以維持；同樣作為“中之人”的人類將自己的“物質身體”數據化，并映射至AI虛擬主播的“賽博身體”，其意識卻停留在現實世界，身體與意識的雙重脫節似乎更加印證了“機械身體論”的殘酷事實，這種呈現方式所引起的不僅僅是加深人類對身體泛在化的認同，更是觸動了身體的異化。動捕設備如同屏障物一般，隔絕了現實空間中身體與意識的勾連，又如同連接物一般，成為人類進駐賽博空間操縱虛擬身體的聯結中介。辯證地看，“媒介延伸了人體，強化了感知能力，另一方面也癱瘓了被延伸的肢體”[11]。倘若人類為融入賽博空間而一味的接受技術具身的影響，這無異于會增強技術對人類的蒙蔽，使人類產生漸趨麻木的技術依賴心理。信息時代，若要在社會求得生存，或者說維持社會性，就必須依靠具身化的移動終端，這就導致肉身與技術的耦合度隨之提升，尤其是在擁有AI意識的虛擬主播出現之后，現實中的身體和意識似乎皆可全然拋棄，成就真正的賽博人。在技術不斷嵌入人類身體的同時，我們難免會猜測：未來人類身體結構會是怎樣？人類是否會從身體異化走向精神異化、人格異化？

有學者指出，技術與人的融合昭示一個顛覆性的事實，即傳播的主體已經從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轉變為技術嵌入身體的“賽博人”，媒介融合進入了重造主體的階段。[12]但倘若我們把“絆愛”作為真正嵌入社會互動的“人格主體”看待時，就會發現處于社會互動中的“絆愛”只能是以“非人行動者”存在，一旦進入更為復雜的交流環境，其作為人工智能程序的本質就會暴露無遺。這是由于作為人工智能的AI虛擬主播并不具備人類的主觀能動性，盡管“絆愛”能夠憑借人工智能程序產生流暢的交流行為，但無法理解人類文化的情感表達與社會倫理，因此其在傳播過程中注定缺乏精神厚度與思想廣度，難以觸達更深層次的交流活動，甚至會在不同語境中產生負面傳播效果。由此觀之，AI虛擬主播不僅僅需要身體的“形似”，還需要精神的“神似”，這樣在進行傳播活動時才能使人的身、心、物以及環境無分別地、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從而致力于維系傳播活動的操持。[13]

三、“類身體”：作為“具現”的身體

人工智能專家威諾格拉德認為，程序不在于模擬人類意識的內在運作，而在于人與變動環境的交互。[14]經此思考轉向之后，AI虛擬主播背后的技術提供商再次啟程，結合神情、動作等多模態信息對AI虛擬主播交互訓練，并通過相應技術手段為AI虛擬主播嵌入“虛擬人格”。人格化的賦予讓AI虛擬主播向著真正的“人”進化，人類和技術他者之間的關系在此種條件下發生改變，“社會人”這一概念在人工智能技術作用下進一步解構，這標志著人工智能領域進入“塑造主體”階段。在此階段，不少“人格化”的AI虛擬主播相繼誕生，2018年搜狗與新華社推出基于新華社主持人邱浩的外形，生成全球首個全仿真智能AI主持人“新小浩”。湖南衛視則以CG技術為基礎，分析上百位受歡迎女性外貌，最終推出唱歌跑調、酷愛追星的虛擬數字人“小漾”。它們的身體姿態從空間限制、動作固定走向行動自由、實時互動的全真人形象，具有擬真化、人性化的性格人設，其傳播內容也不再局限于簡單的信息播報，而是擁有了具身化、交互化的內容。憑借高擬真化、人性化，“新小浩”“小漾”等新一代AI虛擬主播具現了現實空間中的人類身體，同時人格化趨勢使得它們也因此作為賽博空間中的“人格主體”與人類交流，其所進行的傳播活動已猶如肉體在場一般重回“身體媒介”階段，并借此產生新的“身體在場”方式，即“賽博身體”的在場。

唐伊德在《技術中的身體》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個身體理論：“人分別有三個身體，即作為人類生存基本條件的生理意義上的‘物質身體；由社會、文化、宗教所建構出具有社會性的‘文化身體；穿越物質身體與文化身體，在與技術的關系中通過技術或者技術化的中介建立起來的‘技術身體?！盵15]無論是“阿娜諾娃”還是“絆愛”都受限于技術中樞，在傳播活動中仍需要物質的、現實的身體作為本體與技術共生，始終無法完全以技術身體的姿態存在于世，而“新小浩”“小漾”等新一代AI虛擬主播從外貌、動作到聲音、語調，均遵循身體機制應有的規則，盡管仍有所束縛，但已可憑借高仿真的身體姿態與人格特質達到傳播中肉體回歸的交流語境，這使得AI虛擬主播處于賽博空間的技術身體得以與現實空間中的物質身體、文化身體分離，成就出基于二者的“數字孿生”。這也正如保羅·萊文森所預測的那樣，盡管人類的傳播媒介歷經了印刷、廣播、電視等媒介形式，且傳播中人類的缺場越來越成為常態，但在媒介不斷演進的趨勢下，傳播元素中的人性化趨勢終將回歸，但這時人類的物質身體與文化身體均已消彌，唯有以數字形式存在的技術身體成為傳播中的媒體中介。

AI虛擬主播愈發強大的技術具身能力，整合了肉體與技術的雙重邏輯，創造出人類嶄新的在場方式——賽博空間的虛擬在場，它甚至可以憑借各種技術模仿人類的神態、語態，為人類提供深入的人機交互，營造出身體在場的真實感覺?！暗呱聿皇呛唵蔚募夹g或情感加諸于身體，當然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移情，而是人在某一活動中達到一種與周圍環境相融的物我合一?！盵16]

盡管AI虛擬主播的身體呈現已與“社會人”無異，但社會情境瞬息萬變，如果用“情境認知”來衡量當前的AI虛擬主播的具身能力，我們就會發現，AI虛擬主播難以根據社會情境的變化做到及時更改交流內容。它如何面對直播時所遇到的語言攻擊、水軍霸屏？在面對緊急性、突發性情境時，AI虛擬主播如何感知、思考？它是否能夠流下人性的“仿生淚”？在交流時，它如何用動作、眼神等身體符號傳遞情緒、感情？梅洛-龐蒂對于情境與身體的關系這樣看待，情境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具身的情感受制于情境的約束，因此認知互動必須觀照情境的流動，而不是對情境的單向映射。[17]因此，AI虛擬主播仍需遵循“人性化趨勢”將“情境認知”“社會認知”融入內在，走向更高級的認知交互，如情感進化、身體符號等具身能力，以此實現肉體與心靈的雙重在場。在擁有人格和情感之后，AI虛擬主播便不僅僅是彌補人類肉體缺陷、傳達社會信息的工具化存在，而是一個有溫度、有性格的“人”，能夠作為人類文化實踐的結構要素，嵌入既有的社會情境之中。

四、結語

第一代認知科學受身心二元論的影響，不斷嘗試離開人類肉體進行精神交流，因此產生了所謂的“計算主義”，即意識可單獨存在，或者心靈可被計算，但不論是意識抑或心靈與計算機皆有著本質差別，因而受第一代認知科學引領的AI虛擬主播始終無法突破生理上的身體，達到意識在場的“離身傳播”。而在經過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轉向之后，“具身認知”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新思潮，計算主義轉而關注人機傳播中的交互作用，進而產生“新計算主義”?！靶掠嬎阒髁x”不再倡導認知可被計算和唯算法論，而是開始思考系統底層的交互邏輯，這也引導著人工智能領域更加重視技術的具身性和交互性。[18]因此AI虛擬主播也重新走向具身傳播、人機交互這一新進路，從“新小浩”到“小漾”無一不是沿此進路設計，這使得人與技術之間不斷消除傳播隔閡，從中建立起信息的流動與聯結，達成賽博空間的“異質網絡關系”。但就目前現狀來看，AI虛擬主播仍有諸多不足存在，AI虛擬主播還需沿巡人性化趨勢完善其社會與情境認知，統籌物質與心靈，從而以“絕對主體”的身份打破“現實世界”與“賽博世界”的博弈與對抗，成為真正的“社會行動者”。

【本文系重慶市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課題重點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數字教育推動重慶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1-GX-112），重慶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AI虛擬主播賦能紅色教育的功能向度與實踐路徑研究”（項目編號：YZH2301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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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姚宇航，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黃勇軍，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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