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廉政文化建設中的輿論監督

【內容提要】《紅色中華》作為中央蘇區發行量、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作為中央蘇區的“喉舌”，對“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進行了系列報道，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發揮了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都t色中華》的輿論監督有以下顯著特點：語言的多樣性；群眾的廣泛性；批評的尖銳性?！都t色中華》的輿論監督不僅對當時黨內的廉政文化建設大有裨益，而且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強輿論監督工作提供了鞭辟入里的啟示。

【關鍵詞】《紅色中華》? 中央蘇區? 輿論監督

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報黨刊的宣傳報道，一方面嚴厲抨擊官僚主義、貪污腐化、鋪張浪費等不良行為，另一方面大量刊載思想理論、革命模范等新聞。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黨內滋生腐敗的源頭，逐步探索出一條廉政文化建設的新路。而《紅色中華》作為當時輿論監督的重要載體，對中央蘇區的廉政文化建設所起到的重要貢獻不言而喻?！都t色中華》的內容豐富、主題多元、形式多樣，能為新時代輿論監督提供重要借鑒，理應深入挖掘、全面學習。

一、中央蘇區時期《紅色中華》輿論監督的邏輯生成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起便注重黨報黨刊在輿論宣傳方面的重要性，并充分發揮其在輿論監督、政治動員、發動群眾、壯大力量等方面的一系列作用。因此，革命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后，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創建了第一張中央鉛印大報——《紅色中華》。

（一）《紅色中華》的創設依據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隨著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相繼創立，為了鞏固各革命根據地，提高黨內的純潔性與凝聚力，發揮黨報黨刊對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宣傳教育作用，各級黨組織高度重視黨報黨刊的創立與運行。1929年12月古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案指出黨內還存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些思想的存在對革命是極其不利的。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必須注重黨內教育，而黨內教育的首要方法便是黨報。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黨報的決議》和《關于加強黨報領導作用的決議》，這兩項決議對“立三路線”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和黨報宣傳報道的實踐缺陷作了評述；強調黨報應起到領導作用，成為黨的工作和群眾運動的領導者；強調黨部負責人要總結經驗寫文章，擔起建立通訊網的責任等。同年1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進一步指出：“黨報是領導全黨的斗爭，組織廣大群眾在黨的政治主張周圍的一種最重要的武器，要消滅過去黨一貫忽視黨報作用，在全黨樹立對黨報的正確觀念。建立完善的黨報，應看成是黨的建立工作重要的一部分?！盵1]據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創辦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五份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

（二）《紅色中華》的內容概述

《紅色中華》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創刊，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張中央鉛印大報，最多發行到45000份，影響力一度超過《大公報》?！都t色中華》自創刊至更名為《新中華報》這5年中，共出版324期，可以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從1931年12月11日到1933年2月4日是屬于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時期，這是探索時期，這個時期新聞報道占多數；1933年2月7日到1934年10月3日是屬于聯合機關報時期，這是過渡期，主要以反對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為主要目標進行政治宣傳和戰爭動員；1935年11月5日到1937年1月25日是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這是成熟期。這里必須指出在中國共產黨到達陜甘寧時并不知道瞿秋白在中央蘇區曾堅持出版了《紅色中華》24版，后在瓦窯堡復刊的《紅色中華》仍沿用原來的刊號，所以在1934年冬到1936年春，同是《紅色中華》的報紙有著兩個不同的版本。

（三）《紅色中華》的輿論監督概況

《紅色中華》輿論監督功能的實現，一方面是通過設置專欄報道批評性文章?！都t色中華》創刊后相繼設立了“蘇維埃建設”“突擊隊”“鐵棍”“鐵錘”“黨的生活”等欄目，這些欄目不定期刊登專題性的批評稿件。欄目和批評稿件的相繼設立與發表，對當時輿論監督主體，即政府工作人員及相關人士起到了正風肅紀、戒貪止欲等正面作用。據統計，“《紅色中華》在中央蘇區出版共240期，平均每期刊文二三十篇，其中，刊發揭露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消極怠工等方面的批評性文章524篇，約占全部刊文總量的1/10?！盵2]另一方面是對蘇區思想理論、革命模范的大量報道，這些報道不僅使馬克思主義在蘇區得到了廣泛傳播，而且使蘇區政府工作人員和民眾端正了思想，進而塑造出一個風清氣正的中央蘇區。

二、中央蘇區時期《紅色中華》輿論監督的主要舉措

“蘇區的喉舌”的自身定位，是《紅色中華》開展輿論監督的基礎。在中央蘇區廉政文化建設的實踐中，《紅色中華》通過對貪腐浪費案件、官僚主義作風、鋪張浪費事件、革命模范人員、思想理論的報道宣傳，建構了獨特的輿論監督路徑。

（一）對貪污腐敗案件的報道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初，受限于當地的舊風俗、舊習慣，加之制度及法制并不完善，致使貪污腐敗現象頻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指出：“貪污是蘇維埃政權下，絕不準許有的事”，貪污腐敗分子“是蘇維埃政府的恥辱”。[3]為此，《紅色中華》對貪污腐敗現象進行了深入報道，對貪污腐敗分子進行了無情諷刺與批判，表現出中國共產黨壯士斷腕的堅定決心?！都t色中華》對貪污腐敗的報道主要分為蘇區民眾、地方干部、高級官員三部分。蘇區民眾方面，《紅色中華》先后刊登了《貪事貪錢的耕田隊》《富農把持合作社》《賭錢打牌的突擊隊》等文章，這些文章主要對蘇區民眾的投機、吃喝享樂等問題進行了批判。地方干部是《紅色中華》重點報道對象。如丹楓在第86期發表的《貪污腐化分子滾出去！》用詞犀利，無情揭發了江西省木船工會委員長彭士諄和蘆汗魁貪污行徑，直言“一切貪污腐化的分子滾出工會去！”[4]《紅色中華》除了發表地方干部的批評文章，還對高級干部的重大貪污腐敗案件進行報道，如140期的《人民委員會對于中央總務廳與瑞金縣蘇貪污腐敗案的處分》，該文揭露了趙寶成等人的貪污腐化行為，對中央總務廳長趙寶成、管理處長徐毅、瑞金縣財務部長藍文勛等人所獲處罰進行了公示；“雩都縣集體腐敗案”是當時影響比較大的集體貪污案件，《紅色中華》全程跟蹤報道，揭露他們的罪行，公開透明宣布對他們的審判。

（二）對官僚主義作風的報道

官僚主義作風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嚴峻問題。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往往和貪污腐敗聯系在一起，反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就是反貪污腐敗。

中國共產黨對于官僚主義的危害有明確的認識，并對官僚主義行為進行了界定。第107期刊載的《官僚主義與政治動搖》，指出官僚主義就是脫離群眾，不敢擔責，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遺留下的余毒，他（應為‘它，引者注）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民主政權是絕不相容的”[5]。第9期刊載的《反對忽視上級命令和敷衍塞責的惡習》，指出“下級政府不注意上級政府的命令和決議‘完全是舊的官僚惡習”[6]，并對各地蘇維埃政府此種行為進行了批判與教育?！都t色中華》除了對各地政府人員進行批評報道外，還有黨內人士進行的自我批評，如第92期刊載了傅祿的《粉碎貪污腐化官僚主義》，這是傅祿對自己在三月所犯官僚主義的自我批評，是從個人角度進行的自我檢討，對蘇區政府工作人員反官僚主義作風有一定的借鑒之處?！都t色中華》對官僚主義批判直截了當，文章題目諷刺到位。如《好安樂的民警局長》《官僚腐化的永豐縣財務部長》《好威風的小松羅鏡鄉蘇》等文章。此類文章數目繁多，其目的在于發動群眾和政府工作人員關注此類現象，使中央蘇區民眾及黨內人士知曉此類現象的現狀及危害，借以形成黨內黨外監督合力，共同致力于蘇區廉政建設。

（三）對鋪張浪費行為的報道

中央蘇區初建時，國民黨對蘇區進行封鎖禁運，造成蘇區物資供應緊缺。因此，要取得“反圍剿”的勝利，要維持紅軍戰士和蘇區群眾的物質供給，要肅清各地政府的貪污腐敗分子，嚴禁鋪張浪費便刻不容緩。針對各地的鋪張浪費情況，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在第12期上發表了《反對浪費嚴懲貪污》，指出：“這個時候，誰要浪費一文錢，都是罪惡，若是隨意浪費，那實際是破壞革命戰爭”[7]，強調興國的許多政府鋪張浪費情況非常嚴重，要對屢教不改者建議用革命紀律待之。此篇文章的發表，說明黨中央對鋪張浪費危害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報道鋪張浪費現象也隨即成為《紅色中華》的主要任務之一。如第20期刊登了《好闊氣的小岔鄉蘇》，文章揭露小岔鄉的花銷極大，用了“闊氣極了”一詞，可見小岔鄉蘇鋪張浪費的嚴重性。之后，《紅色中華》相繼刊載了《好一個浪費的俱樂部主任》《貪食貪錢的耕田隊》《財政支出中另一種浪費》等文章，借此對中央蘇區各種鋪張浪費行為進行揭露與批判。

（四）對革命模范的報道

張聞天曾指出，蘇維埃的報刊在對蘇區腐敗現象進行揭露的同時，“還必須從正面大量宣傳和表揚先進典型、先進模范”[8]，樹立學習的榜樣?！都t色中華》以此思想為中心，對先進典型、先進模范進行了大量報道。如第46期刊登了《追悼張人亞同志》，文章評論張人亞“刻苦耐勞，在共產黨內始終是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之下與一切不正確思想作堅決斗爭”[9]；第195期刊登了《追悼顧作霖同志！》，評價中央執行委員顧作霖同志“艱苦卓絕的為工農蘇維埃民主政權而奮斗”[10]。此外，《紅色中華》對蘇區民眾模范進行了報道，如第91期報道了借谷運動中成績優秀的公略富田區中洞鄉；第132期報道了周成福同志“對經濟動員工作，非常積極，他將自己所有的工資，都節省起來，于十月份自動送來大洋三元繳交工會，為幫助戰爭的經費”[11]的光輝事跡?！都t色中華》還設有“紅板”專欄，主要對蘇維埃模范人員及事跡進行報道，借此達到鼓勵、激勵的效果。

（五）對思想理論的報道

思想為行動之先導，單一宣傳效果并不理想。中央蘇區輿論監督的完善需要《紅色中華》加強無產階級思想和教育體系建設的報道，這是構建中央蘇區輿論監督體系的重要路徑。

首先，進行無產階級思想的傳播與普及，應認識到“報紙應當把活的發展著的革命理論之宣傳灌輸于群眾之中，同時使這個宣傳和目前的實際情形，和為新制度的斗爭密切的聯系起來?！盵12]在當時主要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學習對象。1933年《紅色中華》連續刊載了《紀念馬克思與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紀念科學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三月十三號開學》《列寧語錄》《毛澤東語錄》等多篇文章，中央蘇區還相繼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江西分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文化研究組等，以此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與學習?！都t色中華》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報道，將無產階級理論宣傳貫穿于蘇區建設之中，這提高了蘇區民眾和政府工作人員無產階級理論水平，奠定了蘇區廉政建設的思想基礎。

其次，“教育是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13]。在蘇區開展教育，可以極大地提升蘇區民眾和紅軍戰士的文化素養，進而傳播革命思想。因此，《紅色中華》在“小學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部隊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大量報道。在《紅色中華》的報道下，各地蘇維埃政府紛紛設置并完善了從孩童到成年人的系統教育體系，為革命培養了一批忠于馬克思主義的黨內骨干分子，此舉不僅改善了蘇區民眾文盲情況，而且對于黨內廉政文化的長期、穩定建設大有裨益。

三、中央蘇區時期《紅色中華》輿論監督的主要特點

《紅色中華》是中國共產黨溝通群眾的重要途徑，更是聽取群眾觀點的重要平臺。在推進中央蘇區廉政建設的過程中，《紅色中華》的報道形成了語言的多樣性、廣泛的群眾性、批評的尖銳性等特點。

（一）語言的多樣性

《紅色中華》的主要受眾是蘇區民眾和紅軍戰士，由于他們文化程度不高，因此《紅色中華》在語言的運用上獨具風格。首先，《紅色中華》對官僚主義作風的描寫上具有直白細膩的特征，將蘇區官老爺形象描繪得栩栩如生，將抽象的官僚主義作風具體化，便于蘇區民眾理解。如《官僚式的何田鄉蘇主席》寫道：“長汀縣河田區河田鄉主席，他素不注意群眾工作。有一次醫院要幾名洗衣隊到醫院去洗衣，他不發動群眾，只打張條子來命令群眾，不來的就處罰”，文章最后指出這種主席可謂“是十足的官僚主義”。[14]文章用直白細膩的語言描繪何田鄉主席的行徑，并借此向蘇區民眾解釋官僚主義一詞的含義，可謂是一舉兩得。其次，《紅色中華》在對貪污腐敗案件報道時多用辛辣犀利的語言，如《合伙瓜分公款》寫道會昌羅塘區蘇工作人員“因為伙食費分錢不多，便把土豪罰款之零數，拿來當作伙食尾子來瓜分”“羅塘區蘇的財政部長和主席領導這個瓜分辦法，真不愧一個貪污模范”。[15]《剝削群眾的妙計》在文后指出：“這位粱主席想出這種剝削群眾的妙計，真是頂括括（應為‘呱呱，引者注）的貪腐腐化分子！”[16]報刊用犀利的語言對貪污腐敗分子的行徑進行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眼球，引人關注，用輿論的方式杜絕了貪污腐敗發生的概率?！都t色中華》的報道，不只使用文字一種形式，在多數文章旁都設有漫畫、圖文，以此激發讀者閱讀興趣。同時《紅色中華》使用語言通俗化，引用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方言，并采取多種修辭手法，既生動活潑又不失文章主旨。因此這樣一個強政治性、思想性的報紙被蘇區民眾所接受和熱愛，不僅激發了他們的監督熱情與責任，而且對中央蘇區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廣泛的群眾性

《紅色中華》立足于人民群眾，堅持走群眾路線，在《發刊詞》中便指出：“要求閱讀本報的同志們，將他對于蘇維埃的意見與工作經驗多多寫來在本報發表，使本報成為蘇維埃運動的指針?！盵17]1932年12月11日《紅色中華》刊載了《本報一周年的自我批評》，提出：“我們說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工農貧苦群眾自己的政權，那么，《紅色中華》便是中國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報紙?！盵18]此外，1933年8月10日，《紅色中華》刊載了張聞天的《使紅中更變為群眾的報紙》，再次明確《紅色中華》“是蘇維埃政權下千百萬工農勞苦群眾的喉舌，它是同群眾的生活不能片到分離的”“它是領導與組織蘇維埃政權下千百萬工農群眾為擴大與鞏固蘇維埃而斗爭的報紙”。[19]為了使之真正成為一份群眾性的報刊，《紅色中華》組織了一批數百人的工農通訊員隊伍，博采眾議，刊登了大量基層單位通訊員的來稿。報刊還設置了“突擊隊”等專欄，刊登大量貪污腐敗、官僚主義、鋪張浪費的文章，后來此專欄更名為“鐵棍”“鐵錘”“無產階級鐵錘”。據統計，從第5期到第137期，《紅色中華》相繼刊載了150多篇群眾批判性文章。正是由于群眾的廣泛參與，《紅色中華》才更具有活力、生命力、說服力，為蘇區建設提供強大的輿論引導。

（三）批評的尖銳性

首先，《紅色中華》對不良行為的批評具有人員范圍廣的特征?！都t色中華》堅持公平、公正原則，從蘇區民眾到高層官員的各種不法行為，都給予公開批評。發刊詞明確指出《紅色中華》“要指導各級蘇維埃的實際工作，糾正各級蘇維埃在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20]，這就要求《紅色中華》應對違法犯罪行為一視同仁，發揮其作為機關報的作用，進而鞏固與發展中央蘇區。在《紅色中華》實際運行中，不僅大量報道了蘇區民眾的貪污腐敗，而且對蘇區政府官員的不法行徑予以無情揭穿。如《好排（擺）威風的一位中央女同志》中指出，中央政府錢希均女同志喜歡包庇商人私販貨物，覺得此事很光榮，那蘇維埃的法律“對于這位擺威風的女同志，就不能包庇容許呵！”[21]《好大膽的連副政治委員》諷刺政治委員趙九茍“還怡然自得不知道已是犯了蘇維埃的法律了?。?！”[22]可見，《紅色中華》在對貪污腐敗、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批評時，堅持干群平等、一視同仁，對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央蘇區民眾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

其次，《紅色中華》對中央蘇區不良行為的批判具有言辭強勁的特征。如《不看上級政府命令的長汀縣蘇主席》直言長汀縣蘇主席“真是該打的主席”[23]，《兩個腐化的醫生滾出去！》《貪污腐敗分子滾出去》等文章則直接在題目使用“滾”字等粗話，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略失禮貌，但反映出《紅色中華》對中央蘇區不良行為、不良風氣的堅決反對?！都t色中華》還設有“光榮的紅板”和“可恥的黑板”專欄，“紅板”主要刊登黨內清正廉潔、擁政愛民人員的先進事跡，“黑板”主要是對敷衍塞責、營私舞弊人員的嚴厲批評?！凹t板”與“黑板”相對應，模范人員受人敬仰，違法亂紀分子受人鄙夷。在《紅色中華》的監督下，中央蘇區人民為成為模范而努力，為防止犯錯誤而不斷學習。由此，極大地增強了該報輿論監督的戰斗力、凝聚力、引領力。

四、中央蘇區時期《紅色中華》輿論監督的當代啟示

《紅色中華》對“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如今進入新時代，隨著經濟社會和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輿論監督在廉政文化中的作用愈發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盵24]基于此，對《紅色中華》的輿論監督進行研究，有助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黨報黨刊的新聞輿論監督工作，推進新時代輿論監督的發展。

（一）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新時代輿論監督的前提條件

在《紅色中華》創刊100期時，張聞天強調《紅色中華》這100期：“是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總路線而堅決斗爭的歷史。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將是黨的路線的堅決擁護者?！盵25]《紅色中華》在中央蘇區反腐敗斗爭中，堅決擁護黨中央路線，制造反腐敗的輿論氛圍，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在反腐敗斗爭中輿論導向和監督作用，對中央蘇區起到了重要的凝心聚力作用，從而塑造了一個“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進入新時代，隨著經濟和科技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然進入新媒體時代。在新聞傳播媒介的變革下，中國共產黨要深刻認識到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新時代輿論監督的重要前提，輿論導向正確就能齊人心、聚人力，推動事業的發展；反之，就會動搖人心，瓦解斗志，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業。因此，中國共產黨要貫徹黨管媒體原則，同時通過多種媒體將中國共產黨反腐敗的政策、各地的反腐敗實踐和成果向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公示，促使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圍繞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進一步奪取反腐敗斗爭的偉大勝利。

（二）堅持人民監督的主體地位是新時代輿論監督的基本保障

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憲法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盵26]同時黨和蘇維埃政府設立了控告局，還在《紅色中華》上開設“蘇維埃建設”“突擊隊”“鐵棍”“鐵錘”“黨的生活”“輕騎隊通訊”“生活批判”等眾多監督欄目，賦予了人民對黨和蘇維埃政府的監督權，促使人民致力于蘇區建設。1975年7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律的“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盵27]進入新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這一著名談話，高度重視人民監督的主體地位，在多個方面著力保障人民對權利的監督。其一，要保障人民有效的監督權利，前提要使政府權利置于陽光下。因此，完善公權力監督要以法律為基礎，以法治方式反腐敗，進而推動國家機關權利運行公開透明；其二，網絡技術和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社會信息傳播的途徑和效率，突破了以往行政權利對信息的壟斷，使更多人民獲得政治參與和表達的權力，這帶來了社會多元主體權利意識的萌發，呈現為人民價值訴求和利益表達的多樣性。因此，需要提高政府信息公開質量，開創人民政治參與與權力監督的新渠道，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三）堅持黨報黨刊的自身建設是新時代輿論監督的重要載體

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紅色中華》進行輿論監督，充分體現了黨報黨刊的“喉舌”作用。理應清楚黨報黨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改革、建設過程中起到了媒體引領、輿論監督、輿論引導、社會動員等獨特作用。進入新時代，網絡技術和新媒體的高速發展，顛覆了傳統媒體的傳播形式，給黨報黨刊的影響力帶來一定影響。因此，亟需加強黨報黨刊的自身建設，使之成為新時代輿論監督的重要載體。一方面，黨報黨刊要走出思維誤區，以內容取勝。這就必須改變宣傳觀念，打破原有思維模式，在內容設置上要堅持反映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相統一，堅持正確引導與社情民意相統一，堅持正面宣傳為主與強化輿論監督相統一。黨報黨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擺脫思維誤區，搞好黨報黨刊內容建設，提高內容的親和力、參與性和可讀性。另一方面，創新黨報黨刊的傳播方式和發行手段。比如在新媒體的推動下，大力發展網站、微博、微信、手機報和網絡電視等媒體，做到黨報黨刊的二次傳播，做到全方位覆蓋新聞傳播、全天候延伸、多領域發展，促使黨的聲音直達各種用戶終端，擴大黨報黨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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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孫于麟，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編輯：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