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檢驗

周 慧, 孫 革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在現階段,受到勞動力供給短缺、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出口受阻等因素的疊加沖擊,傳統投資驅動與要素驅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下滑,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v觀世界歷史,歷次工業革命均帶來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實現了生產力的跨越式進步。當前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歷史機遇期,數字經濟催生出“新技術-經濟”范式,通過質量變革、效率變革與動力變革,推動資源配置方式、生產組織方式與創新模式變革,對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21》顯示,2005—2020年數字經濟規模從2.6萬億元增長到39.2萬億元,GDP占比從14.2%提高到38.6%,數字經濟處于高速擴張態勢。隨著“十四五”規劃的不斷推進,數字經濟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新引擎”。當前數字經濟得到初步釋放,服務業數字化快速發展,但實體經濟數字化應用仍相對不足,產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居民信息利用能力及數字基礎設施完善程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我國數字經濟的比較優勢與發展潛能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數字經濟發展速度快、輻射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革,成為重組要素資源、重塑經濟結構、改善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因此,在新一輪信息革命的機遇期,以及新舊動能轉換與經濟效率變革的關鍵期,探究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 文獻綜述

梳理現有文獻發現,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兩個角度:

(1) 要素配置角度。要素配置視角的研究焦點主要在于勞動力配置,即數字經濟能否通過改善勞動力配置,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學者從緩解信息不對稱、市場分割,提升就業靈活化等角度出發[1],解釋數字經濟有助于優化勞動力配置。但居民信息利用能力存在差異,同時受制于區域經濟水平、受教育水平、數字鴻溝等因素制約,數字經濟的勞動力配置效應存在顯著異質性[2]。劉軍[3]納入空間交互影響分析指出,數字經濟會產生負向溢出影響,加劇周邊地區勞動力錯配。

(2) 技術進步角度。從宏觀層面來看,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變革創新配置方式、改善創新要素錯配、提高人力資本水平,進而促進技術進步與創新[4-6]。另一方面,王宏鳴等[7]認為傳統教育模式無法滿足數字經濟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創新難以演化為關鍵性技術進步,數字經濟無法通過改善創新要素錯配進而促進技術進步。從微觀層面來看,一方面陳劍等[8]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能通過消弭“產學研”隔閡、提高技術創新精度、形成數據驅動創新模式,促進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劉然等[9]認為數字經濟因其自我膨脹性,企業數字化轉型極易引發數字壟斷,鄧洲[10]認為企業壟斷的形成會阻礙其他企業主體創新效應發揮,而技術、勞動與資本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強行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引起“破壞式創新”,數字化轉型不足會阻礙生產技術突破[11]。

綜上所述,學界就數字經濟能否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觀點并不統一,研究的焦點在于能否改善勞動力錯配、促進技術進步兩個方面,其原因在于區域“數字鴻溝”與數字技術應用能力差異會阻礙數字經濟的配置效應發揮,而數字經濟自我膨脹性會誘發數字經濟發達區域產生“虹吸效應”,同時可能誘發區域間發展的“馬太效應”?；诖?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在于:①對數字經濟進行了組成分解,分析不同的數字闕值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②傳統計量模型基于樣本獨立與同質的假設,忽視了樣本相關與異質性的典型事實,本研究納入空間交互影響,分析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③對是否存在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收斂性進行了識別,為縮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提供經驗證據。

二、 理論分析

1.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知識溢出與人力資本積累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所在,但“技術-經濟”范式理論指出,重大技術革命需要依靠其產生的“技術-經濟”范式激發創新潛能,而“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需要新關鍵要素產生、新主導性通用技術形成與應用、新基礎設施涌現、新興產業爆發、新組織形式與制度變革五個條件,且相互聯系?；跀底纸洕鷺嫵?分析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

(1) 數字基礎設施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具有較強的外部性與公共性,有助于知識、技術的廣泛傳播與使用,提高全社會人力資本水平與知識密度。數字基礎設施有助于創新資源的集聚與整合,釋放社會創新潛能,推動技術進步。

(2) 數字產業化有助于提高要素回報率、優化要素配置,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根據梅特卡夫定律,數字產品的價值創造與網絡連接用戶數量密切相關,在既定要素投入下獲取利潤最大化。數字產業發展水平與數字技術水平密切相關,一方面,數字技術降低信息搜尋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為勞動力配置開辟“數字通道”,克服了傳統就業渠道單一、連續性不足等弊端。另一方面,數字通信技術增強了資本的即時轉移交付能力,拓寬了金融服務范圍,有效解決領域錯配、屬性錯配和階段錯配。此外,數字技術通過變革教育供給結構、管理方式、制度機制,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欠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居民信息利用能力。

(3) 產業數字化通過提升效率、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技術有助于降低企業內部信息獲取與溝通成本,提高企業內部信息傳播效率及企業管理效率。產業數字化轉型有效擴大組織邊界,推動生產的社會分工,有效整合供應鏈資源,有助于消弭“產學研”隔閡,提高創新資源的成果轉化速度,從而有效推動技術進步。

2.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知識溢出對技術創新的空間分布產生影響,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數字基礎設施有助于知識溢出。數字基礎設施打破了知識溢出對地理空間的依賴,加強地區間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但數字基礎設施的知識溢出效應,會因區域知識吸收能力差異,使得率先取得技術創新突破的地區產生“虹吸效應”,進而擴大區域創新能力差距。

(2) 數字產業化促進要素跨區域流動。數字技術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要素流動性,加速要素跨區域流動,促進跨區域要素整合,從而產生空間外溢。

(3) 產業數字化通過知識和技術溢出、促進要素跨區域流動,進而產生空間溢出效應。企業數字化轉型拓展企業邊界,使得先進生產模式、知識和技術,在社會協作生產中得到廣泛傳播,同時提高區域間企業的關聯度,緩解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促使生產要素在不同區域企業之間充分流動。

3. 數字經濟縮小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機制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技術的廣泛傳播是實現經濟收斂的兩個關鍵因素。①數字經濟顯著提高要素流動性。數字經濟能憑借數字基礎設施實現不同時空主體之間的互聯互通,為要素流動開辟“數字化通道”。同時數字技術的技術優勢,能顯著降低信息不確定性,確保要素能向欠發達地區的高效率部門轉移。②數字經濟有力助推技術傳播,一是數字基礎設施能打破時空限制,有效促使知識與技術向欠發達區域下沉。二是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分工協作,欠發達地區能通過產業鏈,獲取來自發達地區的技術援助。三是數字技術能實現關鍵生產技術的數據化保存與運用,有助于缺乏高端人才的欠發達地區也能在標準化生產流程中大規模運用關鍵生產技術。

三、 研究設計

1. 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高質量發展采用全要素生產率(Ffp)描述,利用Deap 2.1軟件測得Malmquist指數,將基期TFP2012設為1,則TFP2013=TFP2012×Malmquist2013,后續年份TFP計算依次類推,其中勞動投入采用全社會從業人數進行表征,產出采用地區生產總值進行表征并以2012年為基期對其作平減處理,資本投入采用如下的永續存盤法估算:

Ki,t=Ii,t/Pi,t+Ki,t-1×(1-δ)

(1)

式中:I代表固定資產投資;P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平減指數;K代表資本存量;δ為折舊率,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同時借鑒周慧[12]研究中的處理方法,固定資產投資平減指數通過以2012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換算得到,基期資本存量通過以2012年為基期平減后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除以10%得到,折舊率設為9.6%。

解釋變量:數字經濟,采用數字經濟綜合得分(de)進行表征,學界對數字經濟概念尚沒有統一,本研究參照《“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對數字經濟的界定,同時借鑒相關學者的做法,構建綜合指標評價體系,見表1,采用熵值法對數字經濟綜合得分進行測度。

表1 數字經濟的綜合指標評價體系

控制變量:參考已有研究結果,引入如下控制變量。政府作用(Gov):采用地區政府財政支出占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表征;外商直接投資(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生產總值比重進行表征;金融發展(Fin):采用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占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表征;基礎設施(Inf):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積進行表征。

2. 數據來源

由于數字經濟相關指標統計時間晚、年限少,為了遵循數據可得性與科學性,本文選取我國2012—2019年30個省市自治區數據。數字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統計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軟件篇)》《中國統計年鑒》,其余指標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通過線性插值法補充,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3. 模型構建

數字經濟具有技術特性,不僅能促使要素跨區域流動,而且能產生知識溢出效應,此外為了使模型更具直觀的經濟意義,構建模型如下:

lnFfpit=α0+ρWlnFfpit+β1lnDeit+β2lnXit+θ1WlnDeit+θ2WlnXit+μi+λt+εit

(2)

式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lnFfp、lnDe為省份i在t時刻經濟高質量與數字經濟綜合得分;X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μi與λt表示個體與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當θ=0時退化為SLM模型,當θ=0且β=0 時退化為SEM模型。α0為常數項,ρ表示全要素生產年空間回歸系數,β1表示數字經濟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β2表示控制變量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θ1表示數字經濟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回歸系數,θ2表示控制變量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

四、 實證分析

1. 空間相關性分析

經濟地理矩陣和地理距離矩陣下的全域莫蘭指數如表3所示,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兩種矩陣下,均通過5%以上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數字經濟在經濟地理矩陣下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而在地理矩陣下大多數年份仍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兩者均具有空間正相關性。

表3 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域莫蘭指數

采用局部莫蘭指數對特定區域及周圍區域之間的空間差異進行分析,以2014年和2019年為例,繪制全國范圍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局部莫蘭散點圖。結果表明:在兩種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大部分觀測值均分布在第一、三象限,表明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并非隨機分布,而是呈現高水平集聚與低水平集聚特征,因此,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分析較為合理。

圖1 2014年與2019年數字經濟的局部莫蘭散點圖(W2)

圖2 2014年與2019年數字經濟的局部莫蘭散點圖(W1)

圖3 2014年與2019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局部莫蘭散點圖(W2)

圖4 2014年與2019年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局部莫蘭散點圖(W3)

2. 空間計量模型選擇

LM檢驗在鄰接矩陣下,除R-LMLag外,其余指標均在5%水平下拒絕原假設。進一步通過LR檢驗空間杜賓模型(SDM)是否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SEM)或空間誤差模型(SAR),結果表明顯著拒絕原假設,驗證SDM無法退化為SEM或SAR。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固定效應優于隨機效應,而聯合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在兩種不同矩陣下均應選擇雙向固定的SDM模型,見表4。

表4 LM、LR、Hausman與聯合顯著性檢驗

3. 回歸檢驗

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均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從橫向對比來看,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最大,西部次之,東部最小。全國及東中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回歸系數為負,可能的原因在于通過外商投資形成的企業多為中低端企業,不僅缺乏技術密集型企業,也導致中低端企業陷入低效率的“同質化”競爭,抑制了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之相反,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回歸系數為正,其原因在于西部地區整體經濟水平較低,產業結構相對落后,通過外商投資形成的中低端企業促進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國及東中部地區金融發展回歸系數為負,該項指標無法準確地反映資本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大量金融資金閑置降低了資本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機構為了確保資金的安全性與逐利性,非閑置資金多集中于房地產、制造業等加劇了資本錯配,從而抑制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之相反,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回歸系數為正,其原因在于流向西部地區的信貸資金較少,而促進西部地區金融發展,有助于改善區域資本錯配,從而緩解西部地區資金不足的現實困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國及東中部地區道路基礎設施回歸系數為正,完善道路交通基礎設施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流動性。與之相反,西部地區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回歸系數為負,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區是勞動力流出地區,伴隨西部地區道路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加劇了勞動力向東中部地區轉移,而勞動力流出又具有明顯擇優選擇性特征,因此抑制了經濟高質量發展。

表5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杜賓回歸結果(W1)

表6報告了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分解結果, 從系數方向來看, 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直接效應均顯著為正, 而間接效應為負且不顯著, 表明本地區數字經濟水平提高僅能促進本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而抑制周邊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本地區數字經濟水平提高不僅為本地區提供大量高端就業崗位, 而且會形成更好的發展前景,從而“虹吸”周邊地區的人才;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會因其自身的自我膨脹性, 產生壟斷, 導致周邊地區的生產要素與技術向本地區流動。 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直接效應最大, 西部次之,東部最小。 與中部地區相比, 西部人力資本水平較低, 而信息利用能力作為現階段主要的“數字鴻溝”, 導致西部地區個體從數字經濟中的獲益低于中部地區。

表6 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分解(W1)

為進一步考察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期作用,本文納入空間交互影響,構建條件β收斂模型進一步檢驗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收斂性,相關回歸結果見表7。由表7可得:①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均存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收斂,其收斂速度分別為0.851 4、0.682 8、0.254 8與1.461 9,東中部地區收斂速度低于全國水平,西部地區收斂速度高于全國水平,而橫向比較來看,西部地區收斂速度最快、東部次之,而中部最慢;②全國與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發展數字經濟有助于加快全國與東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收斂速度。與之相反,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回歸系數為負且并不顯著。其原因在于:一是產業數字轉型化不足阻礙了跨區域分工協作,制約了生產要素與技術的流動;二是東部地區的“虹吸效應”阻礙了數字經濟的配置作用發揮,生產要素與技術不斷向東部聚集,并未流向中西部地區的高收益部門;三是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偏低,居民從數字技術產生的知識溢出中獲益低于東部地區。

表7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條件收斂性的空間杜賓回歸結果(W1)

4. 穩健性檢驗

為確?；貧w結果的可信度,將經濟地理矩陣(W1)替換為地理距離矩陣(W2)進行穩健性檢驗。表8與表5對比可得:所有變量的系數方向均一致。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的顯著性水平雖有所下降,但依然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橫向對比來看,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影響最大,西部次之,東部最小的結論依然成立。與經濟地理矩陣相比,地理矩陣下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值更小,表明加強地區間經濟交流,有助于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影響作用。表9與表6對比可得: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直接效應系數值方向均保持一致。橫向對比來看,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直接效應最大,西部次之,東部最小的結論依然成立。經濟地理矩陣下直接效應的系數值大于地理距離矩陣。

表8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杜賓回歸結果(W2)

表9 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分解(W2)

表10報告了地理矩陣下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條件收斂性的回歸結果,由表10和表8對比可得: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依然均存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收斂性,同時西部地區收斂速度最快,東部次之,中部最慢的結論仍然成立。全國與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正,表明發展數字經濟有助于改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收斂速度。

表10 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收斂性系數(W2)

五、 結論與建議

研究分析了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并進行了收斂性檢驗,主要研究結論包括:①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水平提高,均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但影響效果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影響最大,西部次之,東部最小。此外,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直接效應均顯著為正,也呈現中部地區最大,西部次之,東部最小的特征。②完善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數字產業和推進產業數字化均能顯著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三者的直接效應也均顯著為正。③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均存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收斂,但僅全國和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全國和東部地區數字經濟水平提高有助于改善經濟高質量收斂速度。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①強化政府引領作用。數字基礎設施具有先導性,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注重提“質”?！傲俊?。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網絡全覆蓋,加快5G網絡建設,加速推動“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充分發揮出數字基礎設施的“乘數效應”。強化政府引領作用,數字基礎設施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需要政府彌補市場失靈,聚焦民生領域和產業需求,做好數字基建的頂層設計。②大力發展數字產業。數字產品具有高附加值、低邊際成本的特點,在環境資源約束趨緊的條件下,發展數字產業有助于實現集約化生產,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技術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產業應用數字化技術提升效率的大小。不斷提高對區域經濟高質量增長的貢獻度,要聚焦關鍵性數字技術的突破,從而提升數字技術水平,強化數字賦能能力。③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生產效率提升,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引進智能數控等數字硬件設備對生產流程進行數字化升級,提高生產效率,引進先進工業數字軟件以提高“算力”水平,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與消弭效率損失。通過數字技術緩解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企業關聯度,促進跨區域的分工協作形成,發揮各區域的比較優勢。④因地制宜地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政策。對東部地區而言,一方面發揮“龍頭”示范作用,推進全國范圍的產業分工協作,逐步將生產、制造等部門向低成本區域轉移,保留研發等高技術部門,形成總部經濟模式。另一方面發揮創新優勢,推動創新模式向數據驅動型轉變。對中部地區而言,充分利用數字產業低投資成本的特點,推動中低端數字產業發展,主動融入由東部地區領頭的分工協作,加強與東部地區的經濟聯系,學習效仿東部地區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模式,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的中低端產業轉移,加快推進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對西部地區而言,大力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擴展金融服務范圍,推動金融服務向西部農村下沉,提升金融資本的可達性,推動信息化教育發展,破解優質教育資源匱乏的困境,有助于消弭區域“數字鴻溝”,提高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效率。